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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内心深处,有一片空地——柏琳《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读后感

华文好书
2024-09-02

 


文 / 你好阿唐



《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收录了柏琳与22位作家的对话,这些作家来自不同国家,在当代文坛均可称得上首屈一指,其中包括与君特·格拉斯齐名的马丁·瓦尔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帕慕克、阿列克谢耶维奇,令人沉迷的阿摩司·奥兹等等。书的副标题是“与西方文学的对话”,但在序言中,柏琳又说这是“不像文学对话的对话”。


每位作家对文学的理解均不相同。文学是什么,文学能做什么,文学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社会……这些问题造成的分歧与差异,与柏琳对自己文学记者这个角色的疑惑形成呼应。她在序言中坦诚地抛出了疑惑:


作为对话者,究竟该关心文学本身,还是该关心文学关心的问题?


最早读的柏琳的文章是关于贝尔格莱德和萨拉热窝的。令人耳目一新,你很难用游记、历史评论去定义,她总是走得更深远。她书写巴尔半岛的苦难与纷争,但视角并没局限于宏观的政治历史概念,而是细致地描绘苦难中具体的个人并与之对话。所以,回想起她文章,总会听到贝尔格莱德的年轻人唱歌,闻到令人垂涎的波斯尼亚炖锅。同时,柏琳也写书评,约翰·契弗、雷蒙德·钱德勒、D.H.劳伦斯……面对文学作品,她似乎极少关注写作和文学理论,而是将目光锁定在作家所关心的世界,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与强烈的个人体验令人百读不厌。


柏琳关注的是“文学的社会问题”,她想成为“文学局内的外人”。她体会到,在这些当代作家身上,都存在一种‘双重时间’——‘大时间’和‘小时间’。‘我们’在二十世纪大事件的河流中,被动接受了宏大的时间;同时,‘我’用迥异的‘文学方法’主动把宏大的时间切碎,产生了‘我’的‘小时间’。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总以文学作品开始,以社会议题结束:马丁·瓦尔泽认为,坏小说才会去改良社会,作家应该先描绘自己,建立自己与历史的关联;奥尔加·托卡尔丘克通过对“小写”的私人生活的还原,关注波兰民族文化和历史纷争;在时代洪流中,还原如此困难,以至于斯捷潘诺娃认为我们生活在一场旷日持久的“记忆大战”中,并质疑“后记忆”的语言;阿列克谢耶维奇书写社会议题,但关注的却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的爱与痛……


每位作家,或从内部世界向外扩展,或从外部世界向内寻找,最终留下的痕迹都是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他们始终在回应着世界,不断拆解宏观概念,挖掘个人体验。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文学该怎样介入,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始终难以用语言说清,只能在对话与行动中求索。与其说柏琳通过提问来索取答案,不如说她通过提问来寻找和确认文学的意义何在。


每篇访谈开头,都有柏琳对作家的速写。这些速写生动有趣,寥寥几笔就描画出作家与世界的关系,它让作家不再是媒体上的符号,而是活生生的人,可感可亲。


在采访结束后,他(瓦尔泽)拒绝了别人的搀扶,一个人拄着拐杖踱步离开。走了两步,他突然回过头,对我轻轻挥了挥手,和我告别。


这两句话我读了十几遍,有些感伤。


彼得·汉德克聊得渐入佳境,脱鞋表演,这与汉德克披头士的发型、戴墨镜、“骂观众”的“反叛”标签相映成趣。柏琳写道:


看到那个场景,你也许会觉得,到了七十四岁这个年纪,孤独的汉德克不过是想找一个知音。


马利亚什·贝拉顶着酷暑,去瞻仰毛主席遗容,结果弄丢了手提包,弄坏了衬衫,反而高兴得不得了。米哈伊尔·波波夫像一头大熊,动作很迟缓;奥兹苍老的脸像红苹果放久了泛起皱纹,眼睛像一口深井;埃特加·凯雷特长着大门牙……


面对凯尔曼尼对社会议题的回避,柏琳一顿“轰炸式”的追问。在对凯尔曼尼的速写中,她用了“但我也不能强人所难,毕竟,他把自己看作一个纯粹的作家,而非政治家……”、“尽管如此,他还是要被迫回答这些问题……”等极具幽默感的话,凯尔曼尼在柏琳诚挚又毫不退让的追问下,回答了一句“好吧……”,随后便说出了自己的态度,问者与答者都无可奈何又萌感十足。


阿摩司·奥兹先生


书中对奥兹的访谈篇幅最长,也最动情。这篇可看作全书的钥匙,读多少遍都不算多。还要说一句,仅仅当做访谈读就太可惜了,它甚至可以当作一篇优秀的小说。奥兹、奥兹的女儿范妮亚、采访者柏琳,他们聊文学聊历史聊社会议题,随后话题又回归到奥兹穷其一生书写的主题——家庭与爱,最终回到人的内心。在柏琳笔下,奥兹和他的小说一样,温柔,深情,深邃,洞穿一切,又宽厚可亲。奥兹鼓励人哭泣,他说:在你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片空地。在那里,你柔顺而多愁善感。


历史学家、奥兹的女儿范妮亚转述奥兹的话:请让我们讲述彼此的故事,走入幽深的历史隧道中,请让我们深深地了解彼此,请让我们用讲故事的方式,治疗狂热。


这句话针对的是巴以冲突,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奥兹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时评,同时,还与范妮娅讨论历史问题。这些角色不论通过哪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现实,都是奥兹。故事中不幸的家庭与现实中纷乱的世界并非决然割裂,同样,个人与时代也只是范畴不同而已,如同水分子与水、水滴与大海的关系,在奥兹那深邃如井的眸子里,文学就是放在柏琳掌心的白砂糖,这里蕴含着人们被爱的渴望。


在阅读过程中,我一直在想,需要多么深厚的文学和历史素养才能撑起这样的对话。读完又想,需要对生活有多鲜活多强烈的体验,才能滋润这些文学和历史的积淀。合上书,摘抄的片段都不再重要,每句话只有在对话中才有足够的生命力,这体现于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之中。因而,阅读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迪,就是让人清醒地认识到文学对世界的作用,文学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对世界有着深切的关注与回应,同时,谈及社会议题的时候,又能免于让文学沦为政治的俘虏,而丧失掉对人内心深处的洞察。


最后,忍不住说一下,这本书的设计非常惹人喜爱。目录是22位作家的五彩肖像,像一张电影海报,随书附赠的书签上,这些作家的照片像一张微型胶卷排成两行,非常漂亮。书的纸张轻巧硬实,是我最爱的一手握开本,能随身携带,躺卧坐趴阅读皆适宜,读毕随手就能插进兜里。书很厚实,即便不读,握在手里也能感到平静有力。


二零二一年五月九日



(本文为柏琳所著《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一书书评,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


华文好书选读

《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

柏琳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1年4月



与奥兹先生喝咖啡,进入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让“扮演”作家的彼得·汉德克卸下伪装,寻找托卡尔丘克“小我”里的精神神话。一场场锐利的对话,在柏琳的手上开刃,涵盖五大洲,二十三个国家,在地域与人物的交织下,柏琳用语言形成一个主题的闭环:从欧洲精神、宗教信仰在新时代的嬗变,到新一代旅行文学、全球化的争议、巴以冲突,等等。它们各自成因又彼此相关。为认识当下世界的“所以然”提供了一次“窥探”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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