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帝国将倾（十）
云中好茶说旧事
台北故宫博物院里有许多奇珍异宝，游览观赏的人们在赞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华文物的精美绝伦的同时，大概不会想到，有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同样沉睡在这座艺术宝库里，比如带给亿万中国人沉重历史耻辱感的《南京条约》中方文本。
签订《南京条约》的场景
《南京条约》签订于1842年8月29日，共十三条内容。《条约》其一，双方停止战争，保障对方在本国的人员安全；其二，同意开放广州等五个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带家属寄居；允许英国人在口岸设立领事馆，处理商务事宜；英国人在华经商要按本条约第十条规定交税；其三，大清国同意把香港岛给予英国；其四，大清国出资600万银元“精神损失费”，弥补广州“双规”英国人给其造成的伤害；其五，废除广州十三行，允许自由贸易，十三行的欠款三百万银元由清政府赔偿；其六，因大清钦差“不公强办”，双方开仗，中方赔偿英方军费一千二百万元，此款项可用已经付过的“赎城费”抵顶；其七，以上款项，共计二千一百万元，分四年期付清；其八，释放在中国羁押的英国军民；其九，皇帝“恩释”与英国人来往以及被关押的中国人；其十，关税由两国协商确定，交纳关税后，英国商品可通行各地，不得再征税；其十一，两国确立平等外交关系，规定英国不同层阶人员向清国外交官及高级官员的通信文体，英国高级官员可使用“照会”，英国属员须用“申陈”，英国商贾只准用“禀贴”；其十二，清帝国开始履行条约始，英军从各占据地退兵；其十三，本条约由两国君主批准后，盖章生效。
条约文本
按照中学历史课本的解释，《南京条约》是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史料记载，道光帝在接到签约《南京条约》的消息和内容后，又惊又喜，惊得是万里之外的“蛮夷”之邦居然要和堂堂中华上国平起平坐；喜得是英国人开出的条件远远低于预期，只要一个南海边上的荒岛，再加上平均每年五百万银元的赔款，撒撒水、毛毛雨嘛！其他通商、居住、外交等等，在道光帝看来都是不可理喻的谋利之求，交给奢英他们去敷衍一番就是了。被英国人折磨许久的道光帝给自己找了一个心安理得的台阶，“朕以民命为重”、“朕因亿万生灵所系”，所以不得不向不开化的野蛮英夷低一下下头，尽管夹杂着耻辱、羞愧、胆怯、自卑等复杂情绪，道光帝还是认可了条约。
据说，同意签订《南京条约》后，道光帝宣布退朝，60岁的他“俯首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乎顿足长叹”。此一说不知出自何处，不过确与道光帝的性格颇符合。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必一直忽悠？痛定未必思痛，道光帝没有直面残酷现实的勇气和毅力，国内恶劣的经济形势、遍地的造反起义、河患地震、灾民饥荒已经让他焦头烂额，能挺一天是一天吧！不干事不要紧，不折腾，不出事，不惹事，保证大清帝国的和谐运转才是正事。
皇帝如释重负，下面的官员却仍是大伤脑筋。大清帝国的签约代表之一是“大清大皇帝特派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太子少保镇守广东广州将军宗室耆英”。他签订完《南京条约》之后，越看越觉得这份条约不顺眼，就向大英帝国签约代表“大英伊耳兰等国君主特派全权公使大臣英国所属印度等处三等将军世袭男爵璞鼎查”提出照会，要求细化《南京条约》的条款，提出了12项修改内容。两国谈判，居然不经最高层授意，耆英就有这样为国分忧、为君分忧的惊人胆量和担当精神！不久，中英在香港签订了补充的《五口通商章程》，除了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外，其中第八项规定：“如有与内地人效颦案件，应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自理，内人由内地惩办”，耆英自作聪明地认为，只要谁的孩子谁抱走，就可以省去许多司法上的麻烦事。孰不知，此条款为外国人在华做恶不受惩罚埋下了祸根。
此时的耆英俨然是帝国官场最高级别的“夷务”专家，他费尽心思与璞鼎查拉近关系，不仅互换两者夫人的照片，还提议与璞鼎查结“干亲”，让璞鼎查的儿子认自己做干爹，并准备给其改名：弗雷德里奇.耆英. 璞鼎查。给英国人当干爹，谁说我大清的官员思想不解放？
璞鼎查
各国在中英战争的硝烟当中嗅出了利益的味道。1844年2月，美国议员顾盛听说中国人傻钱多便速速赶来，他提出要享受与英国同样的权利，同时表示愿意进京觐见天颜。8月，法国代表拉萼尼带着8只军舰来到澳门，提醒中国应当重视欧洲大国法兰西的国际地位。已经升为两广总督的耆英认为不可怠慢诸国，必须一视同仁，马上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这两个条约基本以中英条约为蓝本，同时应法国的要求增加了允许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内容。
建于1703年的西什库教堂
说起传教，必须要想当初。康熙初年，外国来的大袍子神甫在中国还挺受欢迎，像汤若望、南怀仁这些掌握着天文、火器等先进技术的传教士与中国官场相处很愉快，也深受帝王家欢迎。康熙后期在华外国传教士之间爆发了“礼仪之争”，有些传教士根据教义，禁止中国人祭祖、尊孔等习俗，教皇克雷芒十一世甚至派专人到中国宣布“禁行中国礼仪”。这一举动，成功惹怒了康熙大帝，康熙五十九年（1720），皇帝批示“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道光元年（1821），《大清律例》更是明确把禁止天主教写入法律。所以，在清中期我们只能听到被当做宫廷画师、建筑师的传教士郎世宁的名字，此后天主教在中国基本绝迹了。为了使道光帝同意传教，耆英编了一个超级谎话：他把康熙帝赞扬天主教的碑文拓片送给朝廷，说是法国人飘洋过海扛过来的古老相传的宝贝，苦于不通中国文字，请求中国人当场翻译；翻译出来后，法国人集体赞叹大清国圣祖皇帝真是圣明！一百多年前就鼓励传教，怎么到了现在反而就禁止了呢？法国人表示想不通，而且扬言如果不公开宣布没有禁止传教，他们将进京上访。如此，道光帝的心理台阶有了，天主教解禁了。结局圆满，皆大欢喜，帝国的皇帝和官员都没有预想到，传教将是比开禁鸦片还要大的巨坑。
意大利人郎世宁
此后，欧洲诸国纷至沓来，大清帝国无一例外地痛快签约。对英国人而言，他们希望中国按照英国的法治精神开展国际间的贸易，如果中国人不答应，那就用武力使其就范，用野蛮的方式教给他们文明。对大清的皇帝和官员而言，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都一个样，都是不给糖就捣乱的主儿，只要下力气去笼络羁糜一番，“民夷相安”便是极好的。两国在理念相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不断衍生出更多祸端。
按照诸多条约规定，外国人是可以进入通商口岸的城市里与中国人一起居住的。但是，偏偏这个要求是中国官员万万不愿接受的。中夷混杂，不知要生出多少事哩！在福州，闽渐总督刘韵珂“明示德意，阴为钳制”，他明确要求各地必须设置车匪路霸，阻扰外国人采购茶叶，什么铁观音、大红袍、正山小种统统不许卖给外国鬼子；同时，他还禁止福州城内商家与外国人做生意，把来福州采购的外商差点饿死。在广州，鸦片战争带来的不愉快始终停留在人们心中，不断有外国人和中国人因为一点点小摩擦而大打出手。比如，英国人嫌卖水果的中国商贩嗓音扰民，殴打商贩，引发全城骚乱，多名中国人被打死；英国人在商馆里无聊，到郊区去找农家乐，被恕不接待的爱国群众当场打死，诸如此类。
遇到这种问题时，中方的处置十分简单迅速，抓人、充军、斩首，反正中国从来不缺人，杀几个贱民无所谓；英国人则按照条约，直接由自己来审理案件，该杀的罚款，该罚款的经上诉变为无罪。类似事件越来越多，一向能干的耆英在道光帝心中的形象渐渐不好了起来。道光二十八年（1848）他安排徐文缙担任两广总督、叶名琛担任广东巡抚，期待两人在广州能够有不一样的作为。
不久，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公使商务监督文翰揣着耆英许下的“两年后可自由进入广州”诺言来兑现。徐广缙亲自到英国人的船上拿道光帝的敕谕给文翰看，徐大人说广州城里的群众不喜欢你们，不可违反公意，不然群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云云。英国人马上“愉快地”不提这碴儿了。对了，当时河岸上有十几万“自发”围观的吃瓜爱国群众在摇旗呐喊、壮我国威，所以，你懂的……
被神化了的三元里抗英
如此外交上的大胜，让道光帝喜不自胜，“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中外绥靖，可以久安，实深嘉悦”；他颁旨嘉奖广大爱国群众，“我粤东百姓素称骁勇，乃近年深明大义，有勇知方，固由化导之神，亦系天性之厚。”为广东群众点赞的皇帝根本不会想到，用不了几年广东的天地会就会成为帝国的心头大患，群众还是这拨群众，天性怎么这么快就变了呢？
英国外相巴麦尊听闻后大怒，写了封《致中国外交大臣书》，让文翰送到中国外交大臣手里。可惜，他并不知晓中国并没有像他这样的外交大臣。文翰乘船达到天津，向清国官员递交信件，新接班的咸丰帝根本不予理睬，原封退回。这年底，洪杨太平军起事，战事打乱了英国人的工作节奏，也影响了帝国官员的情绪。外国人进入广州一事被搁置起来，无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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