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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院刊︱陈丽新:也谈叶家山曾侯墓葬的排序问题

陈丽新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1-09-15


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曾侯墓葬排序问题,学界多有讨论,并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本文通过分析墓地出土“曾”“曾侯”铭文青铜器与墓葬的关联、曾侯墓葬与其他贵族墓葬的位置排列以及墓主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等,认为三组曾侯墓葬排序由早到晚应该是M65→M28→M111,也说明墓地布局是由北往南渐晚。

也谈叶家山曾侯墓葬的排序问题

陈丽新




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是近年商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墓地经过两次发掘,揭露墓葬140座、马坑7座,出土了大批铜器、陶器、玉器和原始瓷器等。随葬器物属于西周早期的年代特征明确,青铜器多带有“曾”及“曾侯”铭文,墓地曾国的性质也是明确的。叶家山墓地布局颇有规律,M65、M28、M111等出有“曾侯”铭文青铜器的墓葬规模最大,以南北走向排列并构成墓地的中轴线,这些无疑是等级最高的曾侯墓葬。规模稍小的中型墓葬多分布在曾侯墓的近旁,而小型墓葬多分布在墓地外围,随葬品也较少。显然,墓地的布局是以曾侯墓葬为核心,其他墓葬依墓主与曾侯关系的亲疏排列,较近密的中型墓的墓主应该是曾侯夫人或其他高级别贵族,外围稀疏的小墓则属于曾国普通平民。这处包括不同阶层的曾国公墓地保存较好,几乎是最为完整的西周早期诸侯国墓地材料。

梳理叶家山墓地布局特别是曾侯墓葬的排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通过不同曾侯铭文以及体现与周王室关联的青铜器铭文,可观察到周初周王朝对南方的政治控制与经营,以及周王室贵族与曾国的关系;通过曾侯墓葬排序,可研究西周早期曾国的社会关系和发展,讨论西周早期诸侯国埋葬习俗和出土青铜器的器用制度发展和形制演变等。因此,随着墓地考古资料陆续被公布[1],学界对叶家山墓地布局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饶有趣味的是,学者们虽然对于叶家山墓地的年代、性质等诸多问题基本达成共识,但对墓地布局、曾侯墓葬排序形成了截然相反的观点:或者认为曾侯墓葬的排列是自北向南,M111最晚;或者认为排列是自南往北,M111最早。

笔者因为参加过叶家山墓地发掘资料的整理,一直关注与研究曾国青铜器等资料,对墓地曾侯墓葬的排序问题也有所思考,并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草成此文,以就教于大家。






学者们讨论叶家山墓地布局基本上是围绕墓地中心的核心曾侯墓葬进行的〔图一〕。如果曾侯墓葬的名、次排定,则相对应的夫人墓、墓地的布局就大体确定了,学界对此有明显相左的两种认识。

〔图一〕叶家山墓地墓葬分布图

第一种,认为曾侯墓葬是按从北往南的次序排列,即M1→M65→M28→M111,M111最晚。张昌平先生认为,墓地最北的M1随葬器物年代最早,墓主是一代尚未封爵的曾侯,而M111随葬器物年代最晚,据此他最早提出曾侯墓葬从北往南排列,并认为M65 与M2的墓主为曾侯谏夫妇,M28 与M27为另一对曾侯夫妇[2]。朱凤翰先生基本赞同张说,认为M111出土编钟,是年代较晚的标志之一,他明确反对M28墓主为曾侯谏,因为如果M28为曾侯谏墓,其他由此确定的曾侯墓及夫人墓所出青铜礼器的情况,则明显有悖于西周礼制,如M2作为曾侯谏的儿媳,就随葬有公公婆婆的青铜器了[3]。发掘者黄凤春先生也认为墓地由北向南布局,北部墓葬早于南部墓葬,M2、M27分别是M65、M28的夫人墓,同时他也提出了M46、M50可能是M111夫人墓的看法[4]

第二种,认为曾侯墓葬是按自南向北的次序排列,即M111→M28→M65,M65最晚。张天恩[5]、任雪莉[6]二位先生根据M65、M28所出“曾侯谏”铭文青铜器数量的多寡,判断M28是曾侯谏墓。张天恩先生认为,M111所在位置是墓地最高亢地段,出土青铜器也略早于其他曾侯墓葬,“犺作烈考南公”铭文表明M111墓主犺为南公之长子,始封于叶家山所在的曾国,因此M111是墓地最早的曾侯墓,M28墓主曾侯谏为其子。任雪莉先生分析了叶家山“曾侯”铭文青铜器在墓地大中型墓葬中的“分器”现象以及青铜器的时代特征,同样认为M111最早。张、任两位先生都认为墓地布局是南早北晚。关于曾侯及夫人墓,张天恩先生认同M65与M2、M28与M27是夫妇墓,而任雪莉先生则提出M65与M3、M28与M2、M111与M27 是夫妇墓,这一点不同于一般学者的观点。

由于叶家山墓地考古资料还没有完全公布,目前学界对叶家山墓地布局的讨论,主要依靠已发表简报中的大中型墓葬及其重要出土器物,尤其是那些“曾”、“曾侯”铭文青铜器等。墓地年代、墓葬早晚关系等问题的讨论一般是基于墓葬出土资料的时代特征,上述诸位学者在讨论叶家山墓地布局、曾侯墓葬排序时,都具体分析了这些墓葬出土器物特别是随葬青铜礼器的时代特征。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曾侯墓葬之间青铜礼器有一定的早晚区别,然而,考虑到作为上层阶级专属的青铜礼器发展变化较陶器缓慢得多,而叶家山墓地仅属西周早期且时间跨度不长等因素,可以认为这种早晚特征的变化是有限的。正如张昌平先生所指出的,“叶家山大部分青铜器器类,包括一般与墓主有直接关联的鼎、甗、鬲、簋等食器,都难以从形制变化上排出早晚关系”[7]。同时,由于青铜礼器持久传承,叶家山大中型墓葬中早晚青铜礼器并存现象普遍(各位学者对此也都有所论及),因此,在探讨叶家山曾侯墓葬排序及由此反映的墓地布局时,可能需要从更多的方面去分析。






叶家山墓地“曾”、“曾侯”铭文青铜器及其与墓葬的关联,是讨论曾侯墓葬排序、墓地布局的关键。这些铭文青铜器主要有“曾侯谏”器、“曾侯谏作隗”器、“曾侯犺”器及不带私名的“曾侯”器,以下进行梳理以便于观察分析。

1. “曾侯谏”器

“曾侯谏”青铜器共有16件,都属于曾侯谏自作,铭文的辞例也只有一种,均为“曾侯谏作宝彝”。张昌平等先生曾对“曾侯谏作宝彝”鼎簋等器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些器物铭文的排列、字形都完全相同,纹饰特征、制作风格上也很一致,因此应属于曾侯谏同一批次制作的青铜器[8]。不过这些青铜器的分布却较为分散,见于M28、M65、M2、M3等四座墓葬〔表一,图二〕。这四座墓葬位置相近,应该都与曾侯谏相关:M65与M28应该是上下两代曾侯,其中之一为曾侯谏;而M2、M3分布接近M65,两座墓葬的墓主可能为曾侯谏夫人或近臣,从这个关系看M65为曾侯谏的可能性更大。

[表一] “曾侯谏作宝彝” 铭文青铜器统计表


2. “曾侯谏作隗”器

“曾侯谏作隗”青铜器共见9件,应该是曾侯谏为其夫人隗所作之器。铭文辞例有几种不同的形式。“曾侯谏作隗”器只出于M28、M2两座墓葬〔表二,图三〕,M28已明确是曾侯墓,隗器又仅见于墓地女性墓M2中,因此基本可确认M2为曾侯谏夫人墓。

[表二] “曾侯谏作隗” 铭文青铜器统计表

3.“曾侯犺”器

3件(曾侯)犺”铭青铜器为曾侯犺自作器,仅出于M111。铭文辞例有两种:“曾侯犺作宝尊彝”簋2件〔图四:1〕,“犺作烈考南公宝尊彝”方座簋1件〔图四:2〕。曾侯犺器与M111的关系具有唯一性,因此M111墓主为曾侯犺没有异议。

4.“曾侯”器

叶家山墓地多座大中型墓葬出土只有曾侯不见私名的铭文铜器铭文辞例也较多样〔表三,图五,图六〕情况较为复杂其中小方鼎有两套曾侯作宝尊彝鼎曾侯作宝鼎器主应该不是同一位曾侯曾侯用彝铭文器M111有尊辞例相同字字形也完全一致可能是同一位曾侯所作;甗出自M28字字形与前者明显不同应属于另外的曾侯1出于M65原简报公布的铭文是侯用彝今整理发现应为曾侯用彝字上半部被器鋬压住了;M111出有1侯用彝依据M65所出盉推断该铭可能也为曾侯用彝

[表三] “曾侯” 铭文青铜器统计表







据前文统计,叶家山墓地出土曾侯铭文青铜器的墓葬包括M28、M65、M111、M2、M3、M26、M27,其中的前三座墓葬规模最大、居墓地核心位置,学者们公认为三位曾侯墓葬;后四座墓葬规模较大,位置靠近曾侯墓葬,且其随葬品一般多印纹硬陶器而不见兵器,墓主很可能是曾侯夫人。这些曾侯及其夫人墓葬的排列关系、铭文关系,是观察曾侯墓葬排列最为重要的因素。因为如果确定了曾侯夫妇墓葬关系,结合曾侯铭文则可推定相关曾侯墓葬的排序。

(一)曾侯及曾侯夫人墓

过去所见西周时期公墓地多为南北向国君夫妇墓葬并穴排列但叶家山墓地墓葬均为东西向三座曾侯墓葬南北的两侧均没有在规模位置上合乎配偶的墓葬相反在曾侯墓葬之东不远则有身份可能为曾侯夫人的墓葬分布M28之东有M27M65之东有M2M27M2与其西的主墓位置东西相对中间没有其他墓葬的阻隔基于这样的考虑学者们比较多地认为M28M27M65M2是曾侯夫妇墓笔者也赞同这样的认识

M3和M26也可能和这种东西并列的夫妇墓布局相关。两座墓葬从随葬品构成看应该都是女性墓,青铜器分别出有“曾侯谏”圆鼎和“曾侯作旅彝”簋。M3位于M65东北部,规模与M2相当,但与M65间距稍大,墓主或可能为M65曾侯的一位如夫人。M26位于M27之北,规模较M27要小,亦出土“曾侯”铭文器,且不见兵器同时该墓与M28之间亦无其他墓葬,故推测其可能为M28如夫人墓。

按照东西并列的布局思路,黄凤春等先生还认为,M111之东的M50、M46可能为M111夫人墓。不过,M111与M46、M50的距离过远,其间还分布有多座小墓,这与M28、M65的那两组曾侯夫妇墓情况完全不同,也与两周时期诸侯墓与夫人墓之间一般不埋葬他人墓葬的规律不符。另外, M50、M46所在墓地的东南部可能是一个较为独立的墓区,该区域分布较多较密集小型墓,规格等级均不高,年代偏晚,也不出任何曾侯器。因此从这个格局而言,M111曾侯夫人应没有葬入叶家山墓地。

M1位于墓地最北部,处于几座大中型墓葬分布的岗地顶端,周围较少有墓葬。青铜礼器表现出明显早期特征,食器组合与酒器组合齐全,方鼎4件、圆鼎5件,7件有“师”铭,表明其等级不低,墓主可能为“师”,张昌平先生根据早期发表的材料,认为M1是墓地最早的国君级墓葬。近来通过对M1深入整理发现,墓中出土的陶器、车马器等包含较多较晚因素,因此M1年代、墓主身份需重新考虑。

除了上述主要以东西并列布置来定位曾侯夫妇墓之外,有学者根据随葬品的配置提出南北并列的曾侯夫妇墓葬,即M28-M2、M65-M3、M111-M27三对。不过,这些墓葬各对之间距离都较远,其间都分布有其他墓葬,不大可能是夫妇墓葬之间的位置关系。

(二)曾侯谏墓

叶家山墓地发掘的第一阶段,M65出土了多件曾侯谏青铜器,在其东部对应的夫人墓M2出土了曾侯谏和曾侯谏作隗器,因此发掘者认为M65为曾侯谏墓,学界基本认同[9]。然而在发掘的第二阶段,M28出土了更多的曾侯谏和曾侯谏作隗器[10],M28墓主为曾侯谏的看法为不少学者所坚持。从目前的争论看,曾侯谏墓的定位,基本上也就确定了叶家山曾侯墓葬的定位,即持M28墓主为曾侯谏的学者基本都认为曾侯墓葬自南向北排列,持M65为曾侯谏的学者基本都认为曾侯墓葬自北向南排列。

我们认为随葬曾侯谏器物较多的墓葬不一定就是曾侯谏墓葬,毕竟决定随葬品安排多寡的,一般非曾侯谏本人而是在世的国君,在世国君可以将他先辈比较多的青铜器据为己有。根据M65、M28、M2的位置关系以及出土曾侯谏和曾侯谏作隗青铜器,可确定三者之间关系近密。M28、M65都出土有“曾侯谏作宝彝”铭文鼎簋,二者墓主都有可能是曾侯谏。于此,曾侯谏作隗器对讨论这个问题作用至为关键。

曾侯谏作隗器是曾侯谏为夫人隗所作之器,前文已讨论M2应为曾侯谏夫人墓。两周时期诸侯墓葬一般不出诸侯为夫人所作之器,夫人墓则有可能出夫君诸侯的器物[11]。从这一规律看,M65出曾侯谏器不见曾侯谏作隗器,M28既出曾侯谏器,也出曾侯谏作隗器,因此M65为曾侯谏墓的可能性更大。

根据M65、M28、M2出土曾侯谏器和曾侯谏作隗器的情况,可以对三座墓葬墓主的大致关系作一个推演,由此来进一步判定曾侯谏墓。

第一种,如果认为M65是“曾侯谏”墓,其东边的M2为其夫人墓,即隗姓夫人墓,那么M28墓主就有可能是“曾侯谏”和M2夫人之子,M28既葬其父之器也葬其母之器,这是合乎逻辑和常理的。

第二种,如果根据墓中出土更多的“曾侯谏”器,认为M28为“曾侯谏”墓,那么作为“曾侯谏”墓的M28就既葬了自作器,也葬了其为夫人所作之器。M65和M2就有可能是“曾侯谏”之子及子夫人墓。如果这个关系成立,按墓地存在的曾侯夫妻关系墓情况分析,M28墓主“曾侯谏”为夫人所作“曾侯谏作隗”器就应该出现在其夫人墓M27中,但是实际情况是M27不出“曾侯谏作隗”器,也不见“曾侯谏”器,而是M2既出数量较多的“曾侯谏作隗”器,也出“曾侯谏”器。这样说来,作为“曾侯谏”之子墓的M65 出父亲的“曾侯谏”器没问题,但作为儿媳的M2却既出公公的器物又出公公为婆婆所作之器,就明显违反常规了。另外,M65另一位夫人墓M3也出了公公的礼器。这些在礼制严格、等级森严的西周时期是难以想象的。

因此,我们更倾向于M65是曾侯谏墓。

(三)曾侯墓葬早晚关系及墓地布局

曾侯级墓葬均出有曾侯小方鼎根据铭文可分出三组:曾侯谏作宝彝铭小方鼎3 M65出有1M28出有2件;曾侯作宝尊彝鼎小方鼎43件出于M1111件是器身器盖分离于M111M27 中;曾侯作宝鼎小方鼎21件出自M281件器身器盖分离在M27M111在三座曾侯墓葬中曾侯谏作宝彝铭文组器只出于M65M28不出于M111曾侯作宝鼎铭文组器只出于M28M111不出于M65说明M65M111分别只与M28发生关系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交集前文已提及曾侯作宝尊彝鼎组和曾侯作宝鼎组小方鼎应分属两位曾侯曾侯作宝鼎组小方鼎分别出现于M28M27M111曾侯作宝尊彝鼎组小方鼎则只出现于M111M27基本可判定曾侯作宝鼎组小方鼎为M28曾侯所作曾侯作宝尊彝鼎组小方鼎为M111曾侯所作而且M28M111可能是父子关系因为作为父亲的M28曾侯所作器出现于夫人墓和儿子墓是完全可以的而作为儿子的M111曾侯所作器一般不会出现于父亲墓中同时M27墓主作为M28曾侯的夫人M111曾侯的母亲其墓随葬夫君儿子作器都有可能

青铜礼器组合中也有一些信息暗示了曾侯墓葬的早晚关系。比如,分裆鼎是晚商以来的传统器类,西周早期渐趋消失。这类鼎在M65、M2、M28中均有出现,而在M27和M111都不见。从礼器数量和组合来看,M111是叶家山墓地中种类最齐全数量最多的曾侯墓,其不出分裆鼎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分裆鼎在叶家山墓地后期退出了礼器组合。相反,方座簋是西周早期在组合中新出现的器类,但在叶家山墓地诸多曾侯及夫人墓中,只有M111见有方座簋。墓地中其他出土方座簋的墓葬,有M107、M50和M126,

这也是墓地规模较大、等级较高的墓葬,其中M107位于M28西侧,出有“曾伯作西宫宝尊彝”爵,表明其为曾侯家族重要成员[12]。M50和M126均位于墓地的南端,这三座墓葬随葬器物表现出明显的较晚年代特征,与墓地由北向南的排列次序一致。

编钟是西周早期偏晚开始兴起、西周中晚期流行的器类。M111出土了1件镈钟、4件甬钟一组的编钟〔图七〕,而且出土了编铃(9件),这是南方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编钟,但在叶家山墓地却应是最早出现但随葬于最晚曾侯墓葬中的礼乐器。曾国考古发现表明,两周之际以后的曾侯墓葬一般都出有编钟,虽然西周中晚期的曾国在现有考古工作中还没有被发现,M111出土的编钟仍然可作为曾国侯级墓葬中随葬编钟的肇始,编钟在曾国的发展脉络也一如周主流文化一样清晰合乎逻辑,这同样也说明M111在三座曾侯墓葬中年代最晚。

〔图七〕 叶家山M111出土编钟

叶家山墓地青铜器铭文中的“曾”字写法,或许从某种角度可以反映曾侯墓葬早晚关系。今见“曾”字有三种写法。第一种在三座曾侯墓中均可见到,说明其贯穿墓地始终;第二、三种均仅见于M111,第二种出现于“曾侯作父乙宝尊彝”大方鼎和“曾侯作宝尊彝”簋上,其他均不见;第三种出现在“曾侯犺作宝尊彝”2件簋上,也只见于这两件器上。这说明第二、三种铭文在叶家山墓地时期的曾国出现后,并没有时间得以流传和继承。这是否也暗示了M111在墓地较晚的性质。

墓地大型墓葬中仅M28、M111有墓道,且M111墓葬规模更大、墓道更长,前文已分析M65与M28、M28与M111可能是父子关系,因此从M65到M28再到M111,墓葬的规模在不断扩大、随葬器物在不断丰富,这样的情形是符合曾国势力在南方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史实。还有一个重要现象也表明M111可能是最晚的,M65、M28均有夫人墓,而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M111却不见夫人墓,说明墓地在M111曾侯下葬后不久即被废弃,夫人没有来得及入葬夫君墓所在的墓地。其实,联系史料记载“昭王南征不返”的史事以及近年来曾国考古发现,也能理解为什么说M111是墓地最晚曾侯墓。昭王南征失败后,周人势力往北退缩,作为周人“克狄淮夷”经略南方的代表——曾国,其时势力并未衰微,而是顺势放弃了庙台子、叶家山在内的早期核心区域迁往今随州市其他地域或枣阳、京山等地,继续代表周王朝经营管理南方地区。曾国在以随枣走廊为中心区域的发展是连续的,直至成为东周时期汉东地区最大的诸侯国。

通过以上分析,关于叶家山曾侯墓葬,笔者认为M65最早、M111最晚,基本排序大约如下:M65→M28→M111。墓地布局有规划,大型墓葬东西向自北往南排列。

叶家山墓地整理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中,关于墓地诸多问题的研究更多寄望于考古报告完整出来后得以深入进行。

[作者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1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2012年第7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107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第3期。

[2] 张昌平:《叶家山墓地相关问题研究》,《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页270-284,文物出版社,2013年。

[3] 朱凤瀚:《叶家山曾国墓地大墓之墓主人身份与曾侯钟铭》,“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暨纪念苏家垄出土曾国青铜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载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

[4] 黄凤春、黄建勋:《论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前揭《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页262-269。

[5] 张天恩:《试论随州叶家山墓地曾侯墓的年代和序列》,《文物》2016年第10期。

[6] 任雪莉:《叶家山曾国墓地“分器”现象与墓葬年代另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7] 张昌平:《叶家山墓地相关问题研究》,前揭《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页270-284。

[8] 张昌平、李雪婷:《叶家山墓地曾国铭文青铜器研究》,《江汉考古》2014年第1期。

[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

[1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

[11] 朱凤瀚:《叶家山曾国墓地大墓之墓主人身份与曾侯 钟铭》,载前揭《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

[1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107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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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陈丽新《也谈叶家山曾侯墓葬的排序问题》全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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