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陈扬：明代“磁州窑类型”瓷器分期研究——以明代墓葬出土瓷器为中心
明代“磁州窑类型”瓷器是对明代北方地区生产和流行的白地黑花、白地黑花褐彩、孔雀蓝釉黑花、白釉、黑釉、酱釉等器物的概括。本文以明代纪年墓葬出土瓷器为主要对象，对“磁州窑类型”瓷器进行了分期研究。
明代“磁州窑类型”瓷器分期研究
——以明代墓葬出土瓷器为中心
陈扬
一 研究缘起及学术回顾
磁州窑是我国北方最重要的民间窑场之一，其烧造中心位于古磁州境内，即漳河流域的观台地区及滏阳河流域的彭城地区。宋金时期窑场勃兴，产品种类繁多，装饰丰富，除白釉、黑釉外，还有白釉剔划花、白地黑花、白地酱彩、珍珠地划花、白釉红绿彩等，其烧造风格遍布于整个北方地区。具有陶瓷烧造传统的地区，其窑业生产往往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明代磁州窑的烧造中心仍在滏阳河流域的彭城地区，此外，山西、河南、陕西等地在明代也有窑业生产。
为了更系统地对古陶瓷生产进行研究，“窑系”的概念应运而生。秦大树先生认为，“磁州窑系”不仅限于古磁州境内的窑场，还指具有磁州窑风格的一大批窑场，尤指北方的一大批不见于文献记载的民间窑场[1]。然而，“窑系”的概念不足以概括全国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制瓷情况，刘毅先生认为，“‘窑系’主要适用于两宋和辽夏金元时期的古陶瓷研究，往上可以延至唐和五代”[2]。 “磁州窑系”偏重于概括宋辽金元时期的北方窑业生产，笔者以为以“磁州窑类型”来概括明代北方地区的陶瓷生产较为合适。对于明代“磁州窑类型”器物，霍吉淑女士认为，“包括一系列烧制于北方的炻胎器，主要烧制地点包括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和安徽等地。主要包括白釉釉下褐彩、绿釉釉下黑彩、白釉釉下刻划花和于化妆土上彩绘、绞胎等”[3]。郭学雷先生则将一些典型品种，如化妆白瓷、剔刻花、白地黑花、红绿彩及孔雀蓝釉等统称磁州窑类型瓷器[4]。笔者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文所用的“磁州窑类型”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囊括北方地区多个产地的多个陶瓷器品种，这样定义的重要原因，是目前公开发表的明代窑址资料同明墓及明代遗址出土物、国内外文物收藏单位的传世文物尚无法一一对应，只能笼统地以“磁州窑类型”进行概括。
随着古陶瓷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也逐渐将研究触角伸向明代“磁州窑类型”瓷器，最为全面系统的专著当属郭学雷的《明代磁州窑瓷器》，该书运用了窑址、城市遗址、纪年墓葬的考古发掘资料，引用了国内外收藏单位的大量藏品，将磁州窑类型的瓷器细分为河北彭城窑、河南禹县窑、陕西耀州窑、山西霍州窑、山西壶关窑产品，并对每个窑口的主要品种、时代、风格特征、产品行销等方面进行研究[5]。大英博物馆的霍吉淑女士对馆藏器物和考古发掘品进行比对研究，并对纹饰进行了解读[6]。毕克官先生在北京站邮局工地发现一处明代中晚期瓷片坑，但遗存未经科学发掘，瓷片面貌也未被全面揭示[7]。由此可见，对明代“磁州窑类型”瓷器的全面研究还处于学界的空白地带，考古资料和研究类论文都不够丰富，研究视野也亟待拓展。本文将以纪年墓葬出土瓷器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明代“磁州窑类型”瓷器进行分期研究。
二 明代“磁州窑类型”瓷器的主要产地
20世纪50年代之初，陈万里先生就对彭城地区的窑业生产进行了调查，此时彭城地区仍在进行窑业生产[8]。近年来，彭城的旧城改造中发现了大量瓷器、瓷片，其中较为引人关注的是1999年对彭城盐店遗址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发掘地层清楚，出土物极其丰富，其中明代层位出土了绘有各种人物的碗、盘，未见于明代以前地层[9]。但由于整理工作尚未结束，发掘报告仍未发表。
另外，从文献和碑刻中也可见到对彭城窑业生产的记载。明万历年间，彰德府推官张应登的《游滏水鼓山记》碑刻中记载了当时彭城地区的制瓷景象，“⋯⋯彭城陶冶之利甲天下，由滏可达于京师。而居人万家，皆败瓮为墙壁，异哉！晨起，视陶陶之家，各为一厂，精粗大小，不同锻冶。入室，为缸者，用双轮，一轮坐泥其上，一轮别一人牵转，以便彼轮之作者，作者圆融快便入化矣，为碗者止一轮，自拨轮转之而作。亦如实曰之，似此作者，曰千人之多，似此厂者，曰千所而少，岁输御用者若干器，不其甲天下哉？⋯⋯”[10]〔图一〕清康熙年《磁州志》“官罈厂”条提到：“彭城厂，在滏源里，明制于此设官窑四十余座，岁造磁罈，堆集官厂，舟运入京，纳于光禄寺。”[11]可见，彭城地区明代陶瓷生产相当繁荣，并烧造相当数量的瓷坛直供官府所用。
〔图一〕 峰峰矿区张应登 《游滏水鼓山记》 碑刻拓片
陕西铜川地区的窑场集中于立地坡、上店、陈炉等地，时代主要为金元到明清，陈炉地区的窑场延续时间更长，至近代仍在立窑烧瓷。1959年，陕西省考古所对陈炉地区的窑场进行了调查，“采集有姜黄色青釉瓷片，推断其烧造年代最早超不过立地坡、上店村两地，可能晚至明代才开始”[12]。2002－2004年，考古工作者对陈炉、上店、立地坡三个地区进行了全面的、拉网式普查，并对局部窑址文化层进行重点调查和适当解剖，发现立地坡窑区的明代遗存较为丰富，在店上、北坡、马家科等地均有发现，北坡的桑树园、七亩地、庙底下的制瓷时代主要为明代，文化堆积层较厚，元末和清代有零星烧造，主要品种有青釉、黑釉、酱釉、茶叶末釉、白釉、白地黑花、内白外黑釉、素胎器等等，主要器形有碗、钵、盘、碟、盏、罐、盆、瓶、高足杯、灯、埙等，以日用器皿为主[13]。
元代以后，河南地区钧窑的窑变釉及“磁州窑类型”产品渐渐成为主流。叶麟趾先生于1934年出版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中对各时期的窑址进行了梳理，其中“明朝窑器”提及，“许州窑，今河南省许昌县，始于明初，或曰始于宋代，仿造定器，亦有花素二种，其白釉者闪黄，较磁州窑之新近者为优，现亦多制白釉墨彩之粗瓷” 。另外，怀庆窑、汝宁窑、宜阳窑、登封窑，均仿烧定窑器物[14]。同年成书的《中国陶瓷史》中“明时代”也提到：“许州窑，明河南许州所烧，制磁石为之，颇优美。此外，河南之怀宁，宜阳，登封，陕州，及兖州等处，均另设新窑，出民间之杂器。”[15]《大明会典》中也有关于明代河南地区烧制瓷器的记载：“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共该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16]
郭学雷先生根据近年来禹州及邻近的许昌等地出土的大量瓷器遗存和相关考古资料，确认禹州（明万历三年前称钧州）明前期生产的瓷器品种主要有白地黑花、白地黑花红绿彩、红绿彩、绞化妆土、绿釉黑花等；明中后期生产的瓷器品种主要有白地黑花褐彩、黑釉细线划花、白地黑花、孔雀蓝黑花等[17]。因此可知，拥有深厚制瓷工艺传统的河南地区在明代仍延续着过去的烧造传统，并且具有一定的烧造规模。
介休窑创烧于宋初，历金、元、明、清数代，宋代中期以后介休窑就开始烧造磁州窑风格的产品，釉下褐彩为该窑的重要特色品种[18]。清嘉庆年《介休县志》载，“磁器，出师屯、磨沟、洪山等村”[19]。又民国《介休县志》称，洪山瓷器可输出境外， “（洪山）磁器窑共二十三家，亦为多年工业，惜不知改良进步，甚迟，师屯土色最佳，近时资本家缺乏，故废业者多”[20]。可见，民国时期介休窑逐渐衰落。
霍州窑为金元时期窑址，郭学雷先生通过对临近霍州的临汾出土的标本、窑址采集标本以及霍州附近县级文博单位收藏器物的梳理，认为明代霍州窑的主要品种为白地黑花瓷器，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为白地黑花罐、高足杯、松鹤图碗等[21]。
山西地区应该还有一处明代瓷窑，虽然至今尚未发现具体窑址，但是在传世文物的铭文中有所体现。天津文物公司收藏有一件白地黑花酒坛，肩部书写两圈行书文字“山西潞安府壶关县程村匠人马做造大样酒坛戊子年造”，不仅记录了烧造地点“壶关县”，还记录了制瓷工匠的名字。根据潞安府的时代，“戊子年造”当为明万历十六年（1588）[22]，此为分期研究的重要依据。
三 明代墓葬出土“磁州窑类型”
瓷器的品种及主要器形
近年来，明代墓葬考古资料不断公布，纪年明墓出土瓷器的情况更引人关注，一定程度上成为窑址考古的重要补充。根据目前已发表的明代墓葬资料来看，出土“磁州窑类型”瓷器的明代纪年墓葬有58座［表一］，品种主要有白地黑花（白地黑花褐彩）、白釉、黑釉（酱釉）、孔雀蓝釉黑花、低温单色釉等，器形以梅瓶、长颈瓶、罐、缸、碗、碟、瓶和炉为主。
［表一］ 出土“磁州窑类型”瓷器的明代纪年墓葬
〔图二〕 白地黑花器物 （白地黑花褐彩）
1. 于氏墓出土梅瓶 （1388）
2. 俞通源墓出土梅瓶（1389）
3. 许氏墓出土矮颈鼓腹罐（1421）
4. 王玺墓出土矮颈鼓腹罐（1464）
5. 王佐墓矮颈鼓腹罐（1471）
6. 武略将军墓出土矮颈鼓腹罐（1594）
7. 刘湘墓出土斜直腹罐（1558）
8. 钱氏墓出土缸（1485）
9. 朱公鏳墓出土缸（1496）
10. 彭尚贤墓出土盘（1575）
11. 何公墓出土人物骑狮烛台（1438）
1. 梅瓶
于氏墓〔图二：1〕、俞通源墓〔图二：2〕出土，基本造型为小口，卷唇，圆肩，弧腹内收，平底略外撇。胎色灰黄，质较粗，釉色灰白而较均匀，底部无釉。俞通源墓所出器身纹饰为黑彩花卉，肩部见一周六组连续的缠枝菊花纹，其上下各饰一周连弧状的简化仰覆莲纹。
2. 罐
矮颈鼓腹罐，宋晟夫人许氏墓〔图二：3〕、王玺墓〔图二：4〕、王佐墓〔图二：5〕、武略将军墓〔图二：6〕出土，基本造型为直颈或束颈，弧肩，鼓腹下收，圈足或平底，有的器物带盖，圆柱形钮，盖尖唇，宽斜沿，顶部平整或呈荷叶形。其中王佐墓所出，器表施白釉，下腹部及足部露胎，器表用黑褐彩绘有三朵变形花草图案，肩部有黑褐彩圈带纹；武略将军墓所出白釉上绘黑釉纹饰，肩部绘缠枝花纹，腹的一周绘饰二人物，一房舍及花草树木，山、石、云、雁，多处用铁锈花釉填充点彩。
斜直腹盖罐，刘湘墓〔图二：7〕出土，直口，溜肩，腹斜直下收，圈足。器内施酱色釉，外表米黄色地绘铁锈红和棕褐色图案，肩部饰等边三角形间缠枝莲瓣纹，腹部以黑褐色和铁锈红两色突出层次，绘仙阁人物图，有山石、树木、楼阁、浮云、二持杖老者，近底部饰一周变体仰莲纹。
3. 缸
郃阳惠恭王妃钱氏墓〔图二：8〕、朱公鏳墓〔图二：9〕出土，基本造型为圆厚唇外卷，大口，斜弧腹，下腹下斜内收，腹部较深，平底，其中钱氏墓所出外壁装饰纹样较为复杂，上下绘黑色宽带和细线，两侧绘黑色花瓣做边框，构成两组大开光装饰，其内纹饰中心为变体莲纹，周围散布涡纹和花叶纹；朱公鏳墓所出外壁装饰华丽的龙纹、云纹等，惜出土时多已脱落。
4. 盘
彭尚贤墓〔图二：10〕出土，翻唇沿口，圆腹，平底，口沿下内收。胎质灰白，器内壁施白底釉，外壁为黑色釉，内底装饰黑、褐彩花卉，有五个支钉烧制痕迹。
5. 烛台
何公墓〔图二：11〕出土，用圆雕的手法捏制而成，人物形象眉目清秀，怀抱婴儿，坐于雄狮之上，婴儿顶部有一小孔，可插入蜡烛。
〔图三〕 黑釉瓷器 （一）
1. 潘麒墓出土梅瓶（1532）
2. 柴世禄墓出土梅瓶（1555）
3. 朱敬鉘墓出土梅瓶（1623）
4. 王俊墓出土矮颈鼓腹罐（1497）
5. 未来城M9出土矮颈鼓腹罐（1498）
6. 柴昇墓出土矮颈鼓腹罐（1523）
7. 刘濬墓出土筒式罐（1511）
8. 柴朏墓出土筒式罐（1530）
9. 柴肱墓出土筒式罐（1555）
10. 彭尚贤墓出土筒式罐（1575）
11. 郭士秀墓出土筒式罐（1590）
12. 陈志墓出土筒式罐（1591年）
13. 赵世德墓出土筒式罐（1595）
14. 刘公墓出土筒式罐（1596）
15. 徐道墓出土筒式罐（1614）
16. 陈谔墓出土筒式罐（1616）
1. 梅瓶
上洛县主墓、潘麒墓〔图三：1〕、柴世禄墓〔图三：2〕、朱敬鉘墓〔图三：3〕出土，黑釉均不及底部，其中上洛县主墓所出颈略长，束颈，圆肩鼓腹，腹最大径偏上，下斜直内收，高圈足出沿外撇，肩、底露胎；朱敬鉘墓所出形制接近，肩部无釉处有草书“老宫”二字。
2. 罐
矮颈鼓腹罐，王俊墓〔图三：4〕、未来城M9〔图三：5〕、柴昇墓〔图三：6〕出土，其中未来城M9所出胎色浅土黄，胎质坚硬，罐内、外施黑釉及底，足心满釉，口沿及足底刮釉。
筒式罐，刘濬墓〔图三：7〕、彭杰墓、柴朏墓〔图三：8〕、张希义墓、刘朴墓、柴肱墓〔图三：9〕、彭尚贤墓〔图三：10〕、赵世能墓、赵镈墓、郭士秀墓〔图三：11〕、陈志墓〔图三：12〕、赵世德墓〔图三：13〕、刘公墓〔图三：14〕、陈思墓、徐道墓〔图三：15〕、陈谔墓〔图三：16〕出土，造型基本一致，长颈，直口，方唇或圆唇，窄肩，筒状腹，腹部较深，颈肩部无耳或饰双耳、四耳，以桥形耳为主，矮圈足、平底或者璧形足，总体趋势腹部从微弧到径直。胎色白或灰白，质地坚硬，釉色有黑釉、酱釉，釉面光亮，施釉不及底部或者施半釉。
斜直腹罐，刘文辉墓〔图四：1〕、刘朴墓出土，其中刘朴墓所出外腹中部饰数周细弦纹及6－8条一组的竖刻画纹，并将细弦纹分成数组。
〔图四〕 黑釉瓷器 （二）
1. 刘文辉墓出土斜直腹罐（1549）
2. 上洛县主墓出土缸（1471）
3. 朱敬鉘墓出土缸（1623）
4. 张姓墓出土碗（1496）
5. 纪泰墓出土碗（1630）
3. 缸
上洛县主墓〔图四：2〕、郃阳惠恭王夫人雍氏、秦藩郃阳安僖王妃刘氏墓、朱敬鉘墓〔图四：3〕，造型与白地黑花缸基本一致，应为陈炉地区产品。
4. 碗
一种为浅腹碗，见于张姓墓〔图四：4〕，敞口，圆唇，内底刮出一无釉涩圈，矮圈足；另一种为深腹碗，见于纪泰墓〔图四：5〕、杨如桂墓，往往施釉不及底部，共同特征为直口，深腹，圈足。
〔图五〕 白釉瓷器
1. 仇成墓出土梅瓶（1388）
2. 柴文璋墓出土梅瓶（1512）
3. 王法兴墓出土矮颈鼓腹罐（1447）
4. 赵胜墓出土矮颈鼓腹罐（1487）
5. 陈沂墓出土矮颈鼓腹罐（1564）
6. 上洛县主墓出土浅腹碗（1471）
1. 梅瓶
仇成墓〔图五：1〕、柴文璋墓〔图五：2〕出土，造型差异较大，前者口稍大，短束颈，丰肩，弧腹内收，圈足略外撇，足根宽平。灰黄色胎，胎质较粗，釉层较厚，仅足根部无釉；后者直口方唇，圆腹，最大腹径在上部，圈足。上有盖，盖上有圆形钮，外施白釉泛黄。
2. 罐
矮颈鼓腹罐，王法兴墓〔图五：3〕、赵胜墓〔图五：4〕、夏儒墓、张希义墓、廖纪墓、陈沂墓〔图五：5〕、武略将军墓出土，其中赵胜墓所出釉色乳白莹润，胎质细腻，施釉不及底，底部施白色化妆土；武略将军墓所出釉色白中泛黄，釉面布满细小的开片，足底面裸胎紫红色，器内部施酱紫釉。
3. 浅腹碗
上洛县主墓出土，造型与黑釉浅腹碗基本一致，只是腹部更浅〔图五：6〕。
4. 玉壶春瓶
彭尚贤墓出土，小喇叭口，束颈，鼓腹，平底。通体施白釉，素面，以弦纹饰边。
〔图六〕 低温釉瓷器
1. 朱英
2. 彭尚贤墓出土孔雀蓝釉长颈瓶（1575）
3. 纪泰墓出土紫色釉长颈瓶（1630）
4. 彭尚贤夫妇墓出土长颈瓶（1575）
5. 刘濬墓出土孔雀绿釉矮颈鼓腹罐（1511）
6. 潘麒墓出土紫色釉矮颈鼓腹罐（1532）
7. 柴朏墓出土孔雀绿釉直口罐（1530）
8. 彭尚贤墓出土孔雀蓝釉黑花鼎式三足炉（1575）
9. 荆文德墓出土蓝色釉鼎式三足炉（1575）
10. 荆文德墓出土孔雀蓝釉菊瓣纹碟（1575）
11. 彭尚贤墓出土孔雀蓝釉灯座（1575）
低温单色釉多见于明代中晚期墓葬中，主要有孔雀蓝釉（孔雀蓝釉黑花）、紫色釉、深蓝色釉、黑釉等，往往是多种釉色集于一身。
1. 梅瓶
朱英
2. 长颈瓶
汤河泉墓、彭尚贤墓〔图六：2、4〕、朱表楌墓、周同野墓、纪泰墓〔图六：3〕出土，其中彭尚贤墓所出的孔雀蓝釉器为喇叭口，长颈，鼓腹，须弥座底，腹内中空，颈部左右两侧以双立耳为饰。黑釉器为小口，长颈，鼓腹，近底部内收，平底，瓶身以螭虎为饰，胎质灰白，通体施黑釉，底部露胎，口沿及瓶身部分已脱釉，表面有小砂粒；纪泰墓所出为六棱形，喇叭口，细颈，颈部附两耳，耳上有穿孔，六棱形喇叭状足。腹上部圆鼓，下部内收较细。灰白胎，体外通施深紫色釉，口沿内施浅蓝色釉；周同野墓所出为敞口，长细颈，颈部塑双象鼻耳，腹部呈圆球形，至近底处又内敛，足较矮而稍外侈。灰白色胎，施孔雀蓝釉，绘褐色罗旋纹和花草图案。
3. 罐
矮颈鼓腹罐，刘濬墓〔图六：5〕、潘麒墓〔图六：6〕出土，前者外施孔雀绿釉，内施灰白釉；后者肩饰一周莲瓣纹，周身饰凸棱纹，外施紫釉，釉部分脱落。
直口罐，柴朏墓〔图六：7〕出土，直口，圆唇，圆折肩，腹斜直下收，近底处平折，底内凹。内外均施孔雀绿色釉，施釉不及底。
4. 炉
汤河泉墓、彭尚贤墓、荆文德墓、朱表楌墓、周同野墓、纪泰墓出土，造型沿袭传统形制，流行鼎式炉和豆式炉，富于装饰，尤其是在颈、耳、腹部，灵活运用压印、贴塑、釉下彩绘等工艺，釉色有素三彩、蓝绿釉、孔雀蓝釉等。
孔雀蓝釉黑花鼎式炉〔图六：8〕，彭尚贤墓出土，敞口，圆腹，双立耳，圆底，三柱足。胎质灰白，通体施孔雀蓝釉，以黑彩几何纹为饰，并书写“平”、“安”二字，三柱足无釉露胎。
蓝色釉鼎式炉〔图六：9〕，荆文德墓出土，侈口，方唇，束颈，鼓腹，平底，三足，两立耳稍外撇，颈部有一钱纹图案，器内壁及外底素胎，唇、耳两侧及腹部釉呈深蓝色，余淡蓝色，器内有香灰。
5. 碟
隆庆、万历时期较为流行，见于王姓墓、彭尚贤墓、荆文德墓〔图六：10〕，共同特征为大敞口，浅斜直腹，平底，矮圈足，外壁模印成菊花瓣状，通体施孔雀蓝釉，底施白釉，隐约看到白色化妆土。
6. 烛台、灯座
彭尚贤墓〔图六：11〕、朱表楌墓出土，前者上部为狮子形，坐姿，下部为须弥座造型，中空，胎质灰白，通体施孔雀蓝及褐色釉，底部露胎；后者为花口仰莲式托盘，盘中为单管式烛座，下部为塔式柄座，器身施绿色釉，黄白胎。
四 明代“磁州窑类型”瓷器分期研究
根据明代纪年墓葬资料，大致可将 “磁州窑类型”瓷器分为如下三期。
第一期：14世纪后半叶－15世纪上半叶，洪武－天顺
这一期主要流行白地黑花及白釉瓷器，偶见黑釉，其中白地黑花瓷器的主题纹样多见折枝花卉，辅助纹样多用波浪形的装饰条带或开光装饰。
器形主要有梅瓶、矮颈鼓腹罐、烛台和碟等，种类较为单一，尤以梅瓶、矮颈鼓腹罐为代表，造型有元代遗风。梅瓶基本继承了前代风格，有从矮胖向瘦长发展的趋势。罐大多腹部圆鼓。
第二期：15世纪下半叶－16世纪上半叶，成化－嘉靖中叶
这一期是明代“磁州窑类型”器物的发展和转型时期，多个陶瓷品种同时存在，器型种类最丰富和全面，但又孕育着变化和生机，主要流行黑釉、酱色釉瓷器，白釉数量减少，白地黑花较为少见，纹饰基本继承前一时期风格，低温釉的使用初见端倪。
器物种类和数量均有所增加。矮颈鼓腹罐继续流行，同时出现了筒腹双耳罐、斜直腹罐，除此以外，柴胐墓、柴世禄墓出土的侈口束颈罐、矮颈筒式罐都为新出现器型。梅瓶仍然流行，只是颈部变长。缸是陕西地区这一时期较为流行的器型，墓葬出土数量最多，最早见于上洛县主墓，最晚见于朱敬鉘墓，形制变化不大，只是器身更加瘦长。
值得注意的是，张希义夫妇合葬墓出土的黑釉筒腹双耳罐、白釉鼓腹罐[23]，潘麒夫妇合葬墓紫色釉鼓腹罐和梅瓶同出[24]，说明在嘉靖早期，北方地区“磁州窑类型”瓷器的不同品种和器型有同时共存的情况，也从侧面证明了嘉靖中叶是明代北方地区“磁州窑类型”瓷器的重要转型时期，产品风格在这段时间完成了转变。
第三期：16世纪下半叶－17世纪上半叶，嘉靖中叶－崇祯
经过前一期的发展，这一期明代“磁州窑类型”瓷器面貌焕然一新，除了传统品种以外，新造型、新风格不断涌现且逐渐稳定，摆脱了传统的束缚，民窑生产的创新性充分体现。白釉、黑釉、酱褐釉仍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新出现了孔雀蓝釉、素三彩等低温釉品种，其中孔雀蓝釉较为流行，见有多种器型，菊瓣碟最常见，还有灯座、香炉、双耳瓶等。白地黑花在这一期也出现了新的发展，即白地黑花褐彩，俗称“落砂红”，这种装饰技法的特殊之处在于釉上彩与釉下彩相结合，釉下彩用传统黑彩，釉上彩用一种创新的橘红彩。根据［表一］可知，这种装饰工艺最早见于刘湘墓，该墓所出斜直腹盖罐以釉下黑彩勾勒纹饰边框，以釉上褐彩填彩，肩部的花卉以及腹部的人物服饰、山石流云等均填褐彩。此外，随着孔雀蓝釉的流行，孔雀蓝釉褐彩也成为明代一种新的装饰方法，如朱英
这一期的器型主要有长颈瓶、长颈双耳连座瓶、斜直腹罐、筒腹双耳罐、盘、炉、灯、灯碗、壶、烛台等。第一期流行的矮颈鼓腹罐较少见，长颈瓶、斜直腹罐，筒腹双耳罐是此期较为流行的造型，其中长颈瓶的瓶身、耳部装饰变化灵活，见有六棱形瓶身、方形瓶身，桥形双耳、长方形双耳，瓶身贴塑螭虎等；筒腹双耳罐是这一时期最为典型的器物造型，出土数量较多，为无耳或者颈部双耳、四耳，最早见于刘濬夫妇墓，最晚见于陈谔夫妇墓，造型发展的整体趋势是时代越晚颈部越长，器身越直且瘦长。
总之，“磁州窑类型”瓷器代表着充满活力的民窑生产体系，在广袤的北方地区拥有较强的影响力。明代是“磁州窑类型”瓷器风格转型的重要时期，明王朝建立初期，“磁州窑类型”瓷器继承了元代的造型和装饰工艺。随着明代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产品风格逐步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最先体现在器物造型上。到了明代中晚期，随着制瓷工艺的不断提高以及青花瓷器的压倒式发展，北方的“磁州窑类型”瓷器也在装饰和工艺上有所创新，体现在装饰工艺和釉色的丰富上。由此可见，“磁州窑类型”瓷器在明代并没有完全被景德镇青花瓷取代，而是在不断发展，并在瓷业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
天津市文物管理中心］
（责任编辑：盛 洁）
[1] 秦大树：《磁州窑系纪年器物辑录》，北京大学考古系等《观台磁州窑址》页559，文物出版社，1997年。
[2] 刘毅：《论“窑系”》，《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八辑，页159，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3] ［英］霍吉淑：《大英博物馆藏中国明代陶瓷》下册，页502，故宫出版社，2015年。
[4] 郭学雷：《明代磁州窑瓷器》页10，文物出版社，2005年。
[5] 前揭郭学雷《明代磁州窑瓷器》。
[6] 前揭霍吉淑《大英博物馆藏中国明代陶瓷》下册，页502－519。
[7] 毕克官：《中国民窑瓷绘艺术》页154－158，外文出版社，1991年。
[8] 陈万里：《调查河北、平原二省古代窑址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1期。
[9] 马忠理：《磁州窑考古发掘及分期概述》，《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一辑，页214－243，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10] （明）张应登：《游滏水鼓山记》碑刻拓片。该碑现位于峰峰矿区北响堂寺石窟。
[11] （清）蒋擢：《磁州志》卷之五“营建”。
[1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耀州窑》页58，科学出版社，1965年。
[13] 耀州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铜川市考古研究所：《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址》页6－210，三秦出版社，2004年。
[14] 叶麟趾：《古今中外陶瓷汇编》页21－23，1934年。
[15] 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页5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16] （明）李东阳等：《大明会典》卷一九四“工部十四” 之“窑冶·陶器”，引自《续修四库全书》卷七九二，页三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7] 前揭郭学雷《明代磁州窑瓷器》，页43－105。
[18]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页238、249－250，文物出版社，1982年。
[19] （清）徐品山修，陆元鏸纂：《介休县志》卷四“风俗”，清嘉庆二十四年刊本。
[20] 张赓麟修，董重纂：《介休县志》卷七“物产谱”，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21] 前揭郭学雷《明代磁州窑瓷器》，页116－125。
[22] 张秉午、邢捷：《天津市文物公司购进一件明代磁州窑系大酒坛》，《文物》1982年第9期。
[23] 赵世纲：《杞县高高山明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
[24]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明墓》页9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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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阅读：此为陈扬《明代“磁州窑类型”瓷器分期研究——以明代墓葬出土瓷器为中心》全文，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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