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 | 肖红艳、艾沁哲、崔剑锋：景德镇瓷器生产“二元配方”起源初探——兼论高岭土开发史
内容提要
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发明是景德镇制瓷工艺史上的关键节点。学界历来多认为，景德镇制瓷工艺中“二元配方”始于元代，但由于判断标准的不同，这一问题仍存在争议。作者通过在文中分析历年景德镇考古发掘出土的瓷器胎体的科技检测数据，结合历史文献，探寻了景德镇制瓷原料的发展演变规律和高岭土的开发历史，结论认为：元、明时期使用的“御土”、“麻仓土”一类Al2O3含量超过20%的原料，是一种伴生有高岭土的瓷石矿，或称自然界中的“天然二元配方”，本质上仍是一元配方。真正的“二元配方”起源于明末清初，并在清代得到广泛运用。“二元配方”的出现和普遍使用，得益于嘉靖－万历时期景德镇高岭山出产高岭土的大规模开发。
景德镇瓷器生产“二元配方”起源初探*
——兼论高岭土开发史
肖红艳 艾沁哲 崔剑锋[1]
一 绪论
景德镇地区窑场至迟创烧于中唐[2]，历经唐宋的发展，于元、明、清时期逐渐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和“世界瓷都”。在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发展历程中，瓷器制作原料的改进，窑炉、窑具的改良与创新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尤以胎体原料“二元配方”的发明和推广为学界关注。所谓“二元配方”，即瓷器坯料由“瓷石”和“高岭土”按照一定比例配制而成的工艺。瓷石是一种主要由石英和绢云母组成的岩石，既具有适当的可塑性，又具有一定的助熔作用，制成瓷胎正好适合在1200℃左右的温度中烧造成型，因此可以单独用作制瓷原料。单一瓷石配方中Al2O3的含量一般低于18%。高岭土是一种含有大量高岭石类矿物的粘土，由于其Al2O3含量超过30%，因此耐火度大大超过瓷石，可达1400℃以上。位于景德镇市东北的高岭山，拥有丰富的高岭土资源，高岭土也是因为最早在该山发现而得名。瓷石和高岭土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即所谓“二元配方”）后，胎的Al2O3含量增加，胎体耐火度提升，烧制过程中反应产生大量针状莫来石交织，使得胎质强度增强，不易变形，与瓷石单一配方相比，耐火度有所增加。
在“二元配方”发明以前，景德镇乃至我国南方瓷器的制胎原料主要为瓷石一元配方。景德镇是南方最早使用“二元配方”的地区之一，“二元配方”的形成是景德镇陶瓷史上的重要技术突破，其起源问题因此也成为景德镇陶瓷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学界对此形成了以下四种主要观点［表一］。
［表一］ “二元配方” 起源问题研究主要方法和观点一览
周仁、李家治先生在1960年对景德镇出土或传世、时间横跨晚唐至清的28个古陶瓷样品进行了胎釉成分测定，随后指出唐宋瓷胎原料仅使用瓷石一种[3]，同时指出胜梅亭窑址五代青白瓷样品可能掺用极少量的高岭土。这是景德镇高岭土开发史研究的开端。
但这种瓷胎中含有的Al2O3仅稍高于正常瓷石（高出约2%－5%）的情况，可以有多种实现方法，并不一定是由二元配方工艺实现的。如刘新园先生为解释这一现象，提出“五代、北宋瓷胎多使用上层蚀变或风化型矿床的瓷石制作”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同。
2南宋说冯云龙先生于1992年根据明天顺四年（1460）编修的《何氏宗谱》中“何氏世系”所记“第四四世，召一公，初开高岭磁土”，推算出何召一大约生活在南宋初年的孝宗时期，即1163－1189年间。因此，冯云龙先生认为高岭土最早开采于南宋初年的孝宗时期[4]。并且，他还认为《陶记》中所记载的南宋陶瓷原料“界田石泥”就是“麻仓土”，是一种较为粗质的高岭土。麻仓土、明砂高岭等一批优质制瓷原料的开发使用，造就了南宋景德镇瓷业的飞速发展。但是《何氏宗谱》的真实性和所引文段的准确性受到一些学者质疑[5]。
3元代说关于高岭土开发和二元配方起源最具影响力的观点是刘新园、白焜先生于1982年在《高岭土史考》[6]中提出的“元代说”。他们综合历史文献、田野调查、科技分析成果，指出至迟到南宋时，景德镇制瓷尚未使用“二元配方”，但可能使用了上层风化、蚀变型瓷土制胎。湖田窑出土元代青花大盘、“枢府”铭盘、碗的Al2O3含量均在20%以上，这无法通过反复淘洗瓷石或使用新的瓷石矿类来实现，只有可能是在原有的制瓷配方里加入了高岭土。刘新园、白焜先生同时考证了高岭土的开发历史，认为元代开发的麻仓土即高岭土的前身，高岭土正式开发于明万历年间。
同时，高力明、罗宏杰等于1991年应用对应分析方法研究景德镇历代瓷胎的化学组成数据，亦初步确定高岭土配合瓷石制胎的二元配方始于元代，成熟于明末清初[7]。
李家治先生于1998年通过总结景德镇历代瓷器胎体的化学组成，认为元代Al2O3含量高于20%的瓷胎，必然是加入高岭土的结果，确定了瓷胎的Al2O3含量高于20%是使用瓷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的标准。但这一时期的高岭土用量不多，也不是所有配方都加入了高岭土[8]。
4明代说张福康先生在1983年研究指出，明代以前景德镇地区多用单独瓷石制胎，从14世纪的明代早期起，景德镇陶工逐渐采用瓷石配合一定量的高岭土作胎。到17世纪的清代初期，瓷胎中高岭土的用量达到40%左右[9]。
基于最近几年景德镇落马桥红光瓷厂陶瓷考古取得的进展，2015和2017年翁彦俊等、徐文鹏等均对落马桥窑址发掘出土的宋元青白瓷、卵白瓷和灰青瓷进行了胎、釉成分分析，发现南宋至元末明初所产瓷器，除元末明初的青白瓷外[10]，胎体Al2O3含量均在18%－23%这一范围内波动。
基于同一时期窑场生产同一类瓷器的坯料配方是稳定的这一假设，翁彦俊等指出，Al2O3含量“23%”这一界限的存在可能是由窑场采用了一种伴生有少量高岭土的瓷石矿造成的。与地质调查结果比较，可以认为是高岭土的原矿，是一种“天然二元配方”[11]。
综上所述，由于各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不同选择、对历史文献的不同解读、对考古材料不同程度的掌握、对“二元配方”的不同判断标准等原因，“二元配方”的起源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本文通过分析历年景德镇考古发掘出土的瓷片胎体科技检测数据，结合历史文献，探寻景德镇制瓷原料的发展演变规律，研究高岭土的开发历史和“二元配方”的起源。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景德镇乃至整个南方地区从宋至明、清时期制瓷工艺的发展。二 历史文献所见高岭土与“二元配方”
历史文献是考证历史事件的重要线索。通过史籍考证“二元配方”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有利于理清其发展脉络，形成更为可信的历史认识。
最早对景德镇制瓷工艺作出详细记录的是南宋蒋祈所著《陶记》，书中对南宋后期景德镇窑场规模、原料概况、胎釉配制、成型分工、生产品种、烧窑概况等加以叙述[12]，对当时的胎质原料有“进坑石泥”的记载[13]:
进坑石泥⋯⋯制之精巧，湖坑，岭背，界田之所产已为次矣。
文中的“进坑”经考证在今景德镇市浮梁县进坑村，“湖坑”即为今湖田，“岭背”为牛角岭背，而“界田”就是今景德镇市鹅湖镇界田村，这几个地方皆是出产瓷石的地方[14]，而进坑所出较其他三处更优。上文所记制胎原料仅有“石泥”一种原料，文中强调“制之精巧”，说明使用“进坑石泥”一种原料就足以将瓷器制得精巧，没有指出需要加入其他材料。其次，对比文中对釉料的详细记载：“⋯⋯制釉⋯⋯之法，则古垩炼灰，杂以槎叶木柿火而毁之，必剂以岭背釉泥而后可用”，可知釉料本身是二元（古垩炼灰加釉泥）的，如果胎土配方中存在其他原料，作者也应像描述釉料配方一样详尽描述制胎配方。因此可以肯定，宋元之际景德镇并未使用“二元配方”。
另一本重要的史籍是元末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卷二云[15]：
饶州“御土”，其色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
文中所记载的“御土”到底是什么，学界围绕这个问题也曾展开讨论。根据文中描写御土的形态，刘新园先生在《高岭土史考》中论证“御土”即为高岭土[16]。他指出景德镇周围瓷石矿十分丰富，所以官府没有必要如此重视一种普通的瓷石矿，并将其列为供官府专用的“御土”。以此观之，御土绝对不是景德镇附近多产的普通瓷石。但是因为作者记述较为简略，未说明“御土”的产地、成分，所以其具体是高岭土、麻仓土还是掺有高岭土的瓷石矿，就无法说清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时景德镇官窑制瓷，即便“御土”所指即为高岭土，仍是做单一配方原料使用。
此外，近年新发现的高岭《何氏宗谱》中有两条记载：一、玉岭何氏世系盈字支四四世召一公条，“祁开高岭磁土”。二、玉岭“何氏支谱卷之首”第九代召一公条：“公开创高岭故业磁土者庙祀之”。这条记载说明何召一系开挖高岭土的首创者，带动了其他人参与高岭土的开采，并得到其他“业磁者”的尊敬，对他进行庙祀。但由于年代久远，存世《何氏宗谱》版本内容多有不同。加之何氏谱系在百年间分化成若干支，各列世系，各奉宗脉，导致“第九代”、“第四四世”难以在同一支系下上溯年代。故《何氏宗谱》虽是现存对“高岭”的最早记载，但由于年代蒙昧不明，在“二元配方”起源问题的研究中尚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明代之前对景德镇瓷胎配方的记录以上述为主，记载较为简略不清，难以考证。明代之后在文人的著述以及地方志中对瓷胎的配方开始有了较为明确详细的记载。
首次记载景德镇瓷胎使用多种配方的是明代万历年间江西布政使王宗沐所编的《万历江西省大志》，书中第七卷详细记载了明末景德镇瓷胎的配方以及配比[17]：
陶土出新正都麻仑山，曰千户坑、龙坑坞、高路坡、低路坡、为上土⋯⋯麻仓官土每百斤值银七分，淘浄泥五十斤，曝得干土四十斤⋯⋯余干不土八十斤值二钱，婺源不土九十斤值八分[18]⋯⋯石末出湖田（和官土造龙缸取其坚也）⋯⋯
随后，文中又记载[19]：
绩按木厂烧造瓷器，旧用浮梁县新正都麻仓等处白土⋯⋯近用该县地名吴门托新土⋯⋯造龙缸参用余干、婺源不土及石末坯屑相兼，取其泥质坚劲。
对比明以前的文献，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此时景德镇制作瓷胎特别是大件的龙缸等器物，已经从使用单一“御土”，转变成同时使用麻仓土（官土）、余干不土、婺源不土、石末、坯屑等多种原料了。
同时，文中对于各种原料具体的配比情况亦有详细记录[20]：
大样鱼缸每只约用官土百八十斤余，余干不土百三十斤，坯屑五十斤，石末一升，石斛纸五十张，
麻仓土即所谓“官土”，始见于明代史籍，是明代早中期重要的制瓷原料，万历时期走向枯竭。针对麻仓土的性质问题，诸多学者进行了考证研究，其中以刘新园先生的观点最为著名。刘先生认为，“王宗沐将麻仓土列为砂土，并未说需要粉碎，仅记淘洗而已，而淘洗出土率为50%，与德国奢则尔记述的世界上大多数原生高岭土矿淘洗出土率一致，而与瓷石不同”。加之注中所说“和官土造龙缸取其坚也”，麻仓土（官土）与余干不土、婺源不土和湖田石末混在一起使用，作用是造龙缸时能使胎体坚硬。经过考证，余干、婺源都是瓷石产区，瓷石并不具有“取其坚也”的功用，所以这应该是麻仓土所起的作用。由此看来，麻仓土很有可能是高岭土。
但矛盾的是，据前文龙缸配方估算，麻仓土在胎体原料中所占的比重为50%左右[21]。而现代实验室使用“50%瓷石+50%高岭土”配方制瓷，所得瓷胎Al2O3含量约为29.4%，远高于明代景德镇生产瓷器瓷胎中Al2O3含量。故官土（麻仓土）大概率指的并不是高岭土，仅具有与高岭土相似的增强胎体可塑性的功能而已。
直到明末宋应星所编《天工开物》才真正明确地指出了“二元配方”工艺，并使用了“高梁山”这一地名，最早提到了“高岭土”这一原料。他这样记述高岭土的开采、景德镇瓷胎原料及其配制方法[22]：
高梁，在县东七十里人寿都，与婺之石城山连界⋯⋯今其山产磁土，取以为业。
土出婺源、祁门两山。一名高梁山，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出糯米土，其性粢软。两土和合，瓷器方成。
安徽省祁门县至今仍是重要的瓷石产地，瓷石符合“糯米土，其性粢软”的特点。但是婺源却不生产性坚硬的“粳米土”，且历届地方志也没有记载“高梁山”这一地名，宋应星所说的“高梁山”应该是浮梁县的高梁山[23]。宋应星将“高梁山”记为婺源境内，大概是因为其与婺源交界。至于“高梁山”与“高岭山”的一字之差，推测源自景德镇方言[24]。因此可以确定，在《天工开物》成书的天启、崇祯时期，景德镇高岭山确已得到开发，高岭土与瓷石混合用于制瓷的“二元配方”也就随之出现。
清代记载高岭土、“二元配方”的配比和制作过程的文献更多，也更加详细。如清中期张九钺乾隆年间所著《南窑笔记》，其中“高岭”一条记[25]:
出浮梁县东乡之高岭山，挖取深坑之土，质如蚌粉，其色素白，有银星入水带青色者佳。淘澄做方块晒干，即名高岭，其性硬。以轻松不压手者为上。
“合泥”一条记[26]:
不子性软，高岭性硬，用二种配合成泥，或不子七分，高岭三分，或四六分，各种配搭不同⋯⋯凡一切瓷器坯胎骨子，俱用合泥做造。
上述文献显示出陶工们对高岭土和瓷石性能掌握得高度娴熟。至此，“二元配方”工艺已发展成熟。
综上，明代万历之前记述制瓷工艺的史籍，虽记载了“御土”、“官土”等供官府使用的原料，但并未提及将二种或多种原料相混合的史实，因此无法证明这个时期就使用了二元配方。而涉及高岭山开发历史的文献稀少、年代难考，很难由此确定万历以前高岭土是否得到开发并用于制瓷。直到明万历之后，《江西省大志》、《天工开物》等历史典籍中始见对“二元配方”及高岭土的记载。入清以后，有关高岭土开发、使用的相关记载则变得更多。
“二元配方”的发明与高岭土的开发史是密切相关的，综上所述，“二元配方”在文献中出现的时间与高岭土的大规模开发高度一致，是支持“二元配方”起源于明末的两项证据。
三 科技分析
根据前文所述，历史文献中有关“二元配方”的记载均不早于明晚期。为验证历史文献记载，本文依靠历年出土考古材料和科技分析技术，通过总结前人对景德镇出土瓷器科技检测结果[27]，尝试探索景德镇地区制胎配方的变化［表二，图一，图二］ 。
［表二］ 五代至清景德镇出土瓷器胎体SiO2、 Al2O3含量描述性统计〔图一〕 五代至清景德镇出土瓷器胎体SiO2、Al2O3含量散点图
〔图二〕 五代至清景德镇地区出土瓷器胎体Al2O3含量箱点图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五代时期，景德镇瓷胎中Al2O3含量均值为17.45%，处于单一瓷石配方Al2O3含量的合理范围内，而又以16%－18%集中程度最高，可见制胎原料主要来自瓷石矿。少数样品Al2O3含量在18%－23%之间，可能是由于多次淘洗或无意中使用了Al2O3含量较高的伴生有少量高岭土的瓷石。
进入宋代，景德镇瓷胎Al2O3含量均值提升至17.72%，接近单一瓷石配方的临界值18%。工匠淘洗原料、制备不土的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但制瓷配方并未出现根本性变化，仍是传统制瓷配方的延续和发展。
元代是景德镇制瓷配方改进的重要时期。从元代起，瓷胎中Al2O3均值从前代的17.72%提升到19.65%，且大量样品的Al2O3含量超过20%。这种显著的变化引起了众多学者的重视。通过淘洗提高Al2O3含量的解释被首先否定，因为要想大大提高Al2O3的平均含量，必须对本地区内大部分瓷器原料进行高水平的淘洗，如此一来，人力物力耗费巨大，不仅难度大，而且成本高，小范围内烧制贡瓷尚可，大范围实施不符合经济规律。“二元配方”在元代开始使用的观点无疑更能解释此现象，这一观点因此逐渐成为主流观点。
但是，在Al2O3含量大幅提高这一引人注目的现象下，一个令人疑惑的现象同样值得关注：为什么元代Al2O3含量剧增，却始终没有超过23%？较合理的解释是，这时景德镇所使用的可能是一种新的原料，新原料能够大大改善单一瓷石配方瓷器的性质，因此得到了普遍使用。但由于其自身化学组成的限制，制成瓷器的Al2O3始终低于23%。而这种新的原料，需要先排除纯高岭土的可能。原因是：瓷石的烧成温度大约在1200℃左右，而高岭土的烧结温度则在1400℃以上。而元代景德镇仍以龙窑为主，窑炉温度尚未达到纯高岭土质胎的烧结温度。此外，也不可能采用人为掺入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因为瓷石中Al2O3的含量通常在15%－18%之间，而高岭土Al2O3的含量则通常在33%－40%之间［表三］。若想要通过二者的配比使胎质中Al2O3含量达到17%－23%，那么坯料中高岭土的掺入量应在0－20%这个较大的区间之内[28]。这一结果表明，如果此时景德镇瓷器制作过程中已经人为掺用了高岭土，那么这种掺用行为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同一时期，景德镇地区在一批坯料中完全不加高岭土，又在另一批坯料中加入五分之一的高岭土。无论是制作同一类型，还是制作不同类型的瓷器，这种做法显然都说不通[29]。据此可以推测，元代景德镇制瓷采用了一种既能较大提高Al2O3含量，改善瓷胎性能，同时又受限于一个无法突破的界限值的新原料，那么这种充满矛盾性的新原料，很有可能是一种“天然二元配方”，即一种高岭土与瓷石的自然混合物。
［表三］ 景德镇地区制瓷原料SiO2、 Al2O3含量表 （单位：%）
下表出处一栏见注释[30][31][32]。
地质调查表明，景德镇周边的高岭土矿床属风化残积型，主要由矿脉周边花岗岩风化（高岭土化、石英化、绢云母化和长石化）而成，因此原生高岭土与瓷石矿往往相伴生[33]。根据调查，景德镇周边的枫源高岭、石头口高岭Al2O3含量在20%上下作小范围波动，与元代景德镇的瓷胎非常相似，而枫源高岭、石头口高岭已经被确认为伴生高岭土（高岭石）的瓷石矿[34]，因此景德镇新使用的原料很可能具有和枫源高岭、石头口高岭一样的性质。因为伴生矿属于风化残积型，随着风化等自然营力的作用，上层矿床中的碱金属氧化物大量流失，铝氧化物相应富集[35]，故Al2O3含量较高；随着深度增加，风化作用减弱，下层矿床的Al2O3含量则相对较低。景德镇在采掘上层矿床时，所出产的瓷器Al2O3含量较高；到了后期开采下层矿床时，Al2O3含量则出现了下降的现象，故在样本数据中，整个元代时期出现了低至17%、高至23%的波动。
巧合的是，这一时期景德镇地区恰好开发了两种新“瓷土”。元末《静斋至正直记》记载的“饶州御土”，是在这一时期新被确认的官土，其烧制出的瓷器，“世亦难得佳者”，可见其原料质量之高。另一种则是在元代“初采于浮梁新正都麻仓山”的“麻仓土”。饶州御土和麻仓土的出现，一定程度验证了“天然二元配方”说法的可能性。
明代瓷胎中Al2O3的含量均值正式突破20%。和此前不同的是，明代的瓷胎Al2O3含量的变化，可分成前后两个时期。明早中期，尽管总体上Al2O3含量较元代略有上升，但绝对数值变化并不大（仅为0.5%），且数据依然集中分布在18%-23%之间，表明此时的景德镇可能仍然沿袭元代的制瓷工艺。到了明中晚期，样本中出现较多Al2O3含量突破23%——瓷石中Al2O3含量的最高界限值[36]的例子。天然的界限被打破，Al2O3含量极大值被不断刷新，这种不同于以往的变化似乎显露出制瓷配方重大变革的发生：真正意义上的“二元配方”在明末横空出世。
明早中期仍在使用的麻仓土，在万历前后开采已经变得十分艰难，并很快就陷入了停用。失去了长久以来赖以制瓷的优质原料后，景德镇各窑场不得不开始寻找替代品。嘉靖、万历时期，高岭土正式被大规模开发。人们将高岭土掺入瓷石中，在高岭土与瓷石间不断权衡比重，调整配比。到了清初，Al2O3含量终于开始变得平稳，历史上著名的“二元配方”从此走向了成熟。
明晚期至明末瓷胎中Al2O3含量虽然总体上升，但却不像清代所有数值都达到23%以上，除了制作工艺尚未成熟以外，可能还受限于窑炉条件。元末明初在景德镇出现的葫芦窑，在整个明朝时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这种“窑形似卧地葫芦，前大后小”的新型窑炉，兼备了龙窑和馒头窑的优点，提高了窑温，既满足了麻仓土的较高烧成温度的要求，又为日后“二元配方”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但随着高岭土掺入量的增大，葫芦窑必然无法满足窑温需求。一旦超过一个临界点，入窑的瓷器将无法正烧，陶工则会自发进行调整，降低高岭土比重，从而形成了一道Al2O3含量的最高界限。
清早期则在明末制瓷配方嬗变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瓷胎中Al2O3的含量普遍高于23%，最高可达30%以上，说明此期高岭土已经得到了十分广泛的运用。这是景德镇制瓷业的一大飞跃。清代的巨大突破亦得益于清初镇窑的出现。镇窑是历代南北瓷窑技术的集大成者[37]，“在热工技术上有其独特的性能⋯⋯在控制烧成气氛和瓷器质量以及燃料(松柴)消耗等方面，镇窑均较龙窑、阶级窑和倒焰窑等为优”[38]。作为景德镇地区独具风格的窑炉，镇窑的烧成室呈一头大一头小的长椭圆形，故同时又有“鸭蛋窑”之称。镇窑的投柴口小，窑身长，窑炉内部在封窑生火后出现多片温度分区，大大提高了热利用效率。易燃烧、温度高的松柴的使用，平流焰与自然抽力相结合，加上较小的窑室和轻薄的烟囱，可以大大提高窑炉温度，从而快速烧成。烧成温度的问题一旦得到解决，高岭土的含量自然可以迅速突破明代的瓶颈，继续向上增长，直至达到一个高岭土与瓷石混合的稳定比例。
分析测试结果与历史文献记载的契合，与其说是一种历史巧合，毋宁说更映射出了一种历史真相，即Al2O3含量的两次突破反映出景德镇制瓷配方两大变化——元明时期使用伴生高岭土的瓷石矿和明末“二元配方”的使用。
综上所述，对景德镇出土瓷器胎体的科技分析表明，五代至南宋时期，景德镇主要使用单一瓷石配方；元至明末因使用伴生高岭土的瓷石矿，导致瓷胎中Al2O3含量出现较大的提高，但始终不超过23%，因此形成一道天然界限，从而与真正“二元配方”区分开来；人为混合瓷石、高岭土的真正“二元配方”起源于明末清初时期，清初镇窑的发明使得窑炉温度大大提高，“二元配方”流行，瓷胎中的Al2O3含量普遍超过23%。四 结论
本文通过梳理历史文献，并分析景德镇历年考古发掘出土的瓷器胎体测试数据，探寻景德镇制瓷原料的发展演变规律，最终研究高岭土的开发历史和“二元配方”的起源时间。
据历史文献，《静斋至正直记》、《何氏宗谱》等宋元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凡涉及对制胎配方的记录，均只见单一配方，与高岭土相关的文献几乎不见。明末《天工开物》、《江西省大志》明确记载“二元配方”的使用和同时期高岭土的开发。由此可见，“二元配方”的起源与高岭土的开发可能同时始于明末。据科技检测分析，景德镇地区出土的瓷器瓷胎中，Al2O3含量高于20%、低于23%的一类产品，实际上是使用了一种含有高岭土的瓷石，仍旧是单一配方。直至明末，瓷胎中Al2O3含量超过23%，反映出高岭土的人为加入。清初，Al2O3含量进一步增加达到30%左右，说明“二元配方”达到了真正成熟。
因此，无论文献记载还是科学分析，都说明景德镇瓷器生产“二元配方”的真正形成时期或为明末，具体时间约在嘉靖、万历之际，此时亦正值高岭土开始得到大规模开发，“二元配方”因此得以规模化运用于景德镇瓷器生产。
附记：感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教授、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翁彦俊所长在文章写作过程中的帮助。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责任编辑：盛 洁）
* 本文写作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编号：18BKG017）和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编号：16ZDA145）资助。
[1] 崔剑锋为本文通讯作者。
[2] 饶华松、何国良、邬书荣、周剑、江永明、彭长水、金国庆、余志凡、龚志平、张文江：《江西乐平南窑窑址调查报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0期。
[3] 周仁、李家治：《景德镇历代瓷器胎、釉和烧制工艺的研究》，《硅酸盐》1960年第2期。
[4] 冯云龙：《高岭山之高岭土始开年代考》，《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1992年第13卷第1期。
[5] 熊寥：《景德镇二元配方制胎工艺始用年代考》，《中国古陶瓷研究中若干“悬案”的新证》页271，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6] 刘新园、白焜：《高岭土史考——兼论瓷石、高岭与景德镇十至十九世纪的制瓷业》，《中国陶瓷》1982年第7期。
[7] 罗宏杰、高力明：《对应分析在景德镇历代瓷胎配方演变规律研究的应用》，《硅酸盐学报》1991年第2期。
[8] 李家治：《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页332，科学出版社，2015年。
[9] 张福康：《中国历代名窑瓷器化学组成的演变》，《自然杂志》1983年第5期。
[10] 元末明初青白瓷瓷胎Al2O3含量多低于18%。
[11] 翁彦俊、崔剑锋、江建新：《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南宋和元代青白瓷胎釉分析——兼议“二元配方”起源》，《东方博物》2015年第3期。
[12] 学界对于此书的成书年代还存在一定的疑问，主要有元代和南宋两种观点。此书还存在不同的版本，《陶记》一文并不是单独流传下来，而是因被记载在《浮梁县志》中才得以保存的。我国现存最早的《浮梁县志》有康熙十二年和乾隆七年两个版本。对比两个版本以及乾隆七年之后的版本，所附《陶记》的内容大致相似，只是在个别错字别字上做出了修改。
[13] （元）蒋祈：《陶记》卷一二《浮梁县志》，乾隆四十八年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14] 白焜：《宋蒋祁〈陶记〉校注》，《景德镇陶瓷——〈陶记〉研究专刊》1981年第10期。
[15] （元）孔齐撰，庄敏、顾新点校：《至正直记》卷二，《宋元笔记丛书》页8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6] 前揭刘新园、白焜《高岭土史考——兼论瓷石、高岭与景德镇十至十九世纪的制瓷业》。
[17] （明）王宗沐纂修，陆万垓增修：《万历江西省大志》卷七，页817－818，明万历二十五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
[18] 即：麻仓官土0.07分/斤，余干不土0.25分/斤，婺源不土0.09分/斤。若文献记载属实，则在明末余干不土市价最高，麻仓官土与婺源不土价格相近，仅为余干不土的三分之一左右。
[19] 前揭王宗沐纂修，陆万垓增修《万历江西省大志》，页818－819。
[20] 前揭王宗沐纂修，陆万垓增修《万历江西省大志》，页820－821。
[21] 一个令人疑惑的现象是，各式原料的加和重量与烧成瓷缸的重量相差近一倍，这难以用烧失量近50%来解释，具体原因仍待进一步研究。
[22] （明）宋应星撰，钟广言注释：《天工开物》卷七《陶埏》，页196，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
[23] 前揭刘新园、白焜《高岭土史考——兼论瓷石、高岭与景德镇十至十九世纪的制瓷业》。
[24] 前揭刘新园、白焜《高岭土史考——兼论瓷石、高岭与景德镇十至十九世纪的制瓷业》。
[25] （清）张九钺撰，王婧点校：《南窑笔记》“高岭”条，页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26] 前揭（清）张九钺撰，王婧点校《南窑笔记》“合泥”条，页49。
[27] 数据引自：a. 前揭周仁、李家治《景德镇历代瓷器胎、釉和烧制工艺的研究》；b. 前揭罗宏杰、高力明《对应分析在景德镇历代瓷胎配方演变规律研究的应用》；c. 前揭李家治《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页332；d. 前揭张福康《中国历代名窑瓷器化学组成的演变》；e. 前揭翁彦俊、崔剑锋、江建新《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南宋和元代青白瓷胎釉分析——兼议“二元配方”起源》；f. 肖红艳：《景德镇瓷器生产“二元配方”起源初探——兼论高岭土开发历史》，北京大学学士学位论文，2019年。
[28] 前揭翁彦俊、崔剑锋、江建新《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南宋和元代青白瓷胎釉分析——兼议“二元配方”的起源》。文中测试样品为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出土的南宋和元代青白瓷，Al2O3数据集中分布区间为18%－23%之间，作者通过计算瓷胎中Al2O3含量与制备瓷胎时高岭土加入量的大致关系，得出了高岭土掺入量应在0－20%这一大致区间中。本文中的样本容量扩大，分布区间略偏离为17%－23%，但总体来说差距不大，故仍然使用0－20%这一计算数据。
[29] 同一时期同一制瓷地区，制作同一个类型的瓷器，使用的原料配方基本是一致的；制作不同类型的瓷器，因为有着大小、厚薄、功能等不同的需求，原料配比会有不同，但受限于当时的烧制水平和烧制工具，这种不同不会相差太大，且比较稳定。在元代的样本中，即使是出自同一时期、同一窑址、同一类型的瓷器，如落马桥红光瓷厂窑址出土元代白瓷，Al2O3的含量都在17%－23%间显示出较大的变化。不同类型的瓷器，其胎质中Al2O3的含量比值时高时低。故这个变化较大的区间，无法用瓷器类型解释。
[30] 景德镇陶瓷研究所：《陶瓷原料化学成分资料汇编》，景德镇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1972年。
[31] 前揭李家治《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页323。
[32] 前揭周仁、李家治《景德镇历代瓷器胎、釉和烧制工艺的研究》。
[33] 江西省地质局赣东北队：《江西景德镇市高岭高岭土矿区调查报告及程家圩高岭土矿区普查报告》，1965年。
[34] 张绶庆、秦淑引、李佑芝：《景德镇制瓷原料的化学矿物组成》，《矽酸盐》1960年第3期。
[35] 前揭刘新园、白焜《高岭土史考——兼论瓷石、高岭与景德镇十至十九世纪的制瓷业》。
[36] 张福康：《中国古陶瓷的科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37] 李兴华、肖绚、李松杰：《技术·制度·文化——“镇窑”三百年与景德镇瓷业发展》页49－89，《2012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部分），中国内蒙古呼和浩特，2012年。
[38] 轻工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中国的瓷器》页50－56，轻工业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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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阅读：此为肖红艳、艾沁哲、崔剑锋《景德镇瓷器生产“二元配方”起源初探——兼论高岭土开发史》全文，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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