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魏栋：​南京博物院藏楚（我阝）陵君铜器铭文新识

本文以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的新资料为突破口，对楚国陵君铜器铭文所记陵地望、器物年代与器主身份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封地陵即《水陆里程简册》的“莪陵（津）”，位于今湖北宜城市汉水之滨，同名异地及新置“陵”的可能性较微。铜器的制作时代约在楚灭越至公元前223年楚覆亡之间，制作时代最可能在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以前。综合制器年代与器主的“王子”称谓可知，陵君应是楚威王、怀王、顷襄王中某位楚王之子。

南京博物院藏楚陵君铜器铭文新识*

魏 栋

1973年12月，因农田水利建设，陵君铜器出土于江苏省无锡前洲公社（今无锡市前洲镇）高渎湾一芦塘。后经辗转，为无锡前洲籍名士冯其庸先生收藏，冯氏于1981年将之捐赠给南京博物院^[1]。李零、刘雨先生首次向学界披露了陵君铜器的图像及铭文资料，并对之进行了探索^[2]。该批铜器现存鉴一、豆二、匜一、洗一，其中鉴、豆皆有铭文^[3]。下面主要依据吴镇烽先生《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下文简称《铭图》）一书罗列出铭文释文（释文尽量使用通行字，个别释文参考了其他学者意见）：

陵君王子申，攸载造金鉴，攸涖岁尝，以祀皇祖，以会父兄，永用之，官攸无疆。（陵君鉴颈部外壁，《铭图》15065）

王郢姬之鉴。（陵君鉴口部折沿背部，《铭图》15065）^[4]

郢姬府所造，重十四    ，桼一挻镶，重三桼二桼四戙。（陵君豆一盘部外底，《铭图》06161）

陵君豆一（《铭图》06161）盘口外壁、陵君豆二（《铭图》06160）盘部外底的铭文，除了器铭自名“鈇盍”外，与陵君鉴颈部外壁铭文相同。器铭对研究上古汉语以及楚国的历史、制度、地理等都很有价值。不过，受制于研究条件，多年来学界的研究实质性进步不大。封地陵的地望、器物年代与器主身份，就是其中仍待深掘的谜题。本文拟在梳理、辨析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新出土材料和楚封君、楚青铜器等研究领域的新知，尝试推进对这些疑难问题的研究。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 陵地望新考

李零、刘雨先生认为陵可能与铜器出土地无锡距离不远，“陵之，字从我音，乃義字所从，古读与義同。其封地或与距此不远的宜兴县（古名義兴县）东的義山有关”。李、刘看法是以脚注形式呈现，可见态度较为审慎。郑威先生征引《读史方舆纪要》“义山”“义乡山”“义乡城”资料，支持宜兴义山说^[5]。何琳仪、孔仲温先生赞同封地陵距离出土地不远的判断，分别提出了扬州仪陵说和武进延陵说^[6]。何先生最初对陵地望的判断未受出土地限制，以春申君黄歇初封淮北时称陵君为立论前提，提出皖东北古䣡地说^[7]。何浩先生则通过论证黄歇非楚之“王子”，及仅“春申君”一个封号，否定了何琳仪之说^[8]。

学者以陵地望与铜器出土地邻近为基本判断，辅以通假手段，来推求陵地望。这一研究路径不无合理之处，但仍然存在一定缺陷——似未充分细审前洲铜器墓的墓主，默认陵君即墓主。若事实并非如此，陵地望就与墓地位置没有必然的地理相近关系。出土地无锡及其周遭一带仅可作为考察陵地望所在的地区之一。

2010年，北京大学从海外入藏了一批内容丰富的秦简牍，时代为战国末期至秦朝。其中有一篇重要的地理文献，整理者将之拟名为《道里书》^[9]。辛德勇先生将之改称为《水陆里程简册》^[10]。该篇文献详尽记述了战国末期至秦代南郡内部及向北经南阳郡直至洛阳的道路里程，对研究东周秦汉时期江汉地区、南阳盆地等区域的历史地理问题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11]。《水陆里程简册》改变了陵君封地于文献无征的状况，所载从汉水下游“杨口”到汉水中游“淯口”“攀渚”一带的经行地点和水道里程如下^[12]：

杨口到匡津七十里。（04+059）

⋯⋯

离津到瓯津六十里。（04+088）

瓯津到莪陵津六十里。（04+235）

莪陵到邔乡七十里。（04+234）

邔乡到鄢路庐津廿里。（04+218）

路庐到邓新邓津七十里。（04+217）

新邓津到淯口廿里。（04+216）

淯口到邓攀渚十四里。（04+215）

凡杨口到西陵七百七十四里。（04+214）

辛德勇先生根据简文所记“淯口”等地望较为明确的地点和水道里程，将“莪陵津”推定在湖北宜城的汉水之滨，应当无误。晏昌贵先生进一步推测莪陵津或在古疎口（今宜城市北小河镇南的龚家湾）^[13]。

《水陆里程简册》之“莪陵津”（简文又省称为“莪陵”）与前洲铜器之“陵”的关系存在三种可能：一，二者同名异地；二，陵为莪陵津的新置^[14]；三，二者为一地。目前，同名异地的情况无法证实或证伪。陵为新置的情形是存在的，但可能性不大。笔者支持第三种可能（详下文）。

“”“莪”二字虽形旁有异，但皆从我得声。若单从文字学角度分析，“陵”即“莪陵”完全讲得通。此外，秦简“莪陵津”为战国晚期至秦朝行用之地名，陵君铜器大的时代属于战国中期以后（详下文）。“陵”与“莪陵”基本上是同时代的地名，这是陵即秦简“莪陵”的又一有利证据。不过，“莪陵（津）”位于鄂中宜城，而陵君铜器出土于苏南无锡市前洲镇，二地相距遥远。空间距离似乎是将“陵”视为“莪陵”的不利条件，其实不然，今试析如下：

首先，宜城“莪陵”作为封君封地的可能性。

宜城一带是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前仅次于楚郢都（今荆州市荆州区纪南城）的腹心重地，楚别都鄢就位于宜城境内。莪陵与鄢皆在宜城境，虽然莪陵距离鄢极近，但在莪陵设置封君非但可能，而且可能性还很大。（1）战国时期楚国“封君太众”，这种局面虽经吴起变法而未能得到彻底扭转。江汉地区较为富庶，是楚封君的重要分布区。郢都周围就有纪陵君（荆州市荆州区北境至沙洋县纪山镇一带）和纪沮君（荆州市荆州区西境至枝江市东境及当阳市东南境一带）^[15]。楚别都鄢的周边也设置有多位封君，目前已知的有鄢君（宜城市北）、黄君（宜城市南至钟祥一带的汉水东岸）和权君（宜城、钟祥、荆门交界地带）^[16]。（莪）陵君较有可能是传世文献失载的楚别都鄢附近的又一封君。（2）楚封君封地常位于交通便利之地，汉水中游（丹江口至钟祥段）一带楚封君分布的这一特点尤为明显。如黄君、阴侯（今老河口市汉水东岸）、新野君（今新野县白河之畔）和射皋君（今新野县唐河之滨），其封地都在水道航运线上；鄢君、权君封地位于楚郢都北上南阳盆地的必经陆路上；鄂君（南阳市北白河之滨）封地，根据鄂君启车节、舟节铭文的记载，更是位于水陆转运节点。“莪陵（津）”是位于楚别都鄢附近汉水之畔的津渡，是水道要冲。从交通视角看，楚王在此重要之地设置封君有其必要性。

其次，陵君铜器长距离流转的解释。

若“陵”确实即“莪陵”，如何解释陵君铜器由宜城长距离流转至无锡？我们知道，铜器的拥有者是可以变动的。先秦铜器的流转方式有赏赐、聘媵、馈赠、战争俘获与分器、继承先人器等许多种。有的铜器甚至还存在多人多地间流转的现象。陵君器在无锡被发现，如果放开思路推想，可能是王子申随军征越时带来，也有可能是楚国东迁后辗转流落到无锡，甚至可能是楚东迁后新铸之器⋯⋯当然，确切的流转途径必须结合器物年代及有关史实方可推测端倪。陵君器流转途径现阶段尚难以确考，但长距离流转的交通条件是具备的。楚怀王时的鄂君启舟节铭文表明，战国中晚期长江中下游（包括汉水）的航道是通畅的，车节表明南阳盆地向东直到江淮下游的陆路也畅通无阻。吴越地区兵器时常出土于河南、湖北一带楚墓中，也是长江下游地区与楚不存在交通阻滞的明证。陵君王子申是楚国高级贵族，其器物离开湖北宜城汉水之滨而出土于千里之外的长江下游，距离之远不免有些令人惊异，但并未超出铜器异地流转的空间极限。

以上讨论认为陵君铜器铭文之“陵”很可能即《水陆里程简册》之“莪陵”。但当前学界意见是将陵定在长江下游地区，下面对长江下游地区是否曾设置过陵进行考察。

第一，前洲铜器墓墓主尚存疑问，据之确认长江下游设置过陵并推测陵地望，前提即不够坚实。

有学者认为陵君铜器出土地在南宋以前“一直是古芙蓉湖的湖底”，这些铜器最有可能是沉船遗物^[17]。其实不然，根据出土器物，如鉴、豆、匜、洗、刀、剑（后两者已失），李学勤先生指出：“从组合看，前洲青铜器应为一座墓葬的随葬品。”^[18]这应是正确的意见。至于前洲铜器墓墓主，学界向来默认即陵君王子申。其实，墓主是否为王子申需要仔细辨察。首先，前洲铜器中仅陵君鉴、豆明确属陵君，其他铜器未见铭文，是否亦属陵君不甚明了。陵君鉴、豆有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出现在他人墓葬中，这类现象在先秦随葬铜器墓中是屡见不鲜的。淅川下寺M2出土了多件倗鼎以及七件成套的王子午鼎^[19]，但墓主是“楚叔之孙倗”（即薳子冯）而非“王子午”^[20]。随州擂鼓墩M2出土多件青铜器，具铭者为一件盛君萦簠，但墓主并非盛君萦，很可能是曾侯夫人^[21]。这些例子提示我们，前洲铜器墓墓主是否必然是陵君还有斟酌的空间，即便该墓出土具“陵君”铭文的铜器不止一件，不止一种。其次，前洲铜器墓非科学发掘，未见有棺椁残片的报道；墓葬出土器物不多，且未见鼎等与封君身份相称的重器。如果前洲铜器墓在70年代以前未曾被盗扰，这些情形也会加剧我们对墓主即陵君认知的怀疑。

总的来说，仅仅根据有铭文的陵君鉴、豆就默认墓主是陵君，恐失之草率。在墓主存疑的情况下，依据封君封地距离其墓葬不会太远的一般规律，确定前洲铜器墓所在的无锡或附近地区曾设置有“陵”并推测“陵”地望，难免使人疑虑不安。

第二，即便承认前洲铜器墓墓主是陵君，在其周边设置陵的可能性也不大。

楚人东迁，丧失其腹心江汉地区。这一地区的官僚、封君等统治阶层在东迁后往往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安置。黄盛璋先生曾分析多件战国时期楚国“××（地名，如江陵等）行邑大夫鉨”，指出“‘行邑’即暂设之邑”。“行邑”是楚东迁后“将故郢旧辖县/邑，侨置于新都管辖之地”；“或者故地旧县/邑大夫随楚王东迁亦得为之安置，仍用其官职旧称”^[22]。江汉地区封君的情况可能与这些“行邑大夫”有相类之处。郑威先生对楚国封君有过系统研究，认为白起拔郢后，“很多封君丧失封邑，有名无实”，又云“对于丧失封邑的封君，可能在新的地方侨置封邑加以安置”^[23]。由此可知，东迁后的楚之地方官、封君可能被侨置于新地，也可能仅被安置，徒具旧称而已。若陵君属于后一种情形，那么前洲铜器墓周边便不会设有地名陵。

何浩先生曾推测，连云港出土的襄城公戈铭文之“襄城”可能是故地丧失后侨置的新襄城^[24]。郑威先生推测，西鄂（南阳市以北）之鄂君在垂沙之战后丧失封邑，可能被侨置于今鄂州市一带^[25]。以上是在楚国封君已有较多发现情况下仅有的两个可能是侨置的实例，当前还未见确凿的封君封邑侨置实例。在此情况下，若将“陵君”之“陵”视为宜城“莪陵”之侨置，恐有失稳妥。相反，如果将之视为宜城“莪陵”，将陵君铜器视为旧物随楚人东迁，似更为稳妥、可信。

此外，或许有人会联想到楚国历史上存在封君徙封的情形，如春申君曾由淮北之地改封江东^[26]。不过，“徙封”与“侨置”很不同。“侨置”是旧土沦陷后在它地重置沦陷区的地名，被侨置的地名已为它国所有；“徙封”一般是封君封地在一国之内的迁徙变动。侨置地名与原地名在称谓上是一致的，顶多加上一个方位词，如东晋时期的侨置地名“南徐州”，因位于原地名“徐州”以南，故加“南”字以示区别；与侨置不同，先秦西汉时期存在较多徙封的实例，徙封前后的封地名、封邑名虽然有同名者，但不同名者也是极为常见的（例多不举）。所以，想以陵君可能存在徙封的情形来推论前洲铜器墓周边曾设置过陵，也不一定靠得住。

二 器物年代与器主身份蠡测

铭文“陵君王子申”一语已经清楚表明，器主“陵君”的身份是楚国封君、“王子”。但学界对器主身份的求索没有止步于此，进一步追问器主究竟是哪位楚王室成员，并对此作了种种推测：李学勤先生认为王子申是春申君被刺杀后封到无锡一带的楚国王族，“可能是楚幽王之子，也可能是其弟”。何琳仪先生推断“陵君”是初封淮北时的春申君^[27]。何浩先生推测王子申可能为“夺位前的负刍”^[28]。刘彬徽先生认为“王子申攸”即楚哀王熊犹^[29]。郑威先生认为王子申是负刍之子的可能性较大^[30]。学者歧见迭出，究其原因，除了资料有限外，陵君铜器的时代不明晰应当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陵君王子申”究竟是哪位楚王室成员？宜从陵君铜器制作时代入手进行考察。

李零、刘雨二位先生综合考虑器形与铭文的字体、辞例、出土地等因素，判断这批铜器大约制作于楚灭越（前306年）至楚覆亡（前223年）的84年间，“比较大的可能是在这一段时间的靠后，即在楚徙都寿春后的十八年间”^[31]。笔者以为，前洲铜器的时代在楚灭越至楚覆亡之间的认识较为可取，但更可能在这一时间区间的前段，即在白起拔郢（前278年）以前。

陵君铜器光素无花纹，其制作时代的推定，无外乎需要从分析器形及文字信息（包括文字属性、字体特征、辞例、地名、史实）进行着手。

陵君鉴

李零、刘雨先生指出，此鉴为折沿、平唇、圜底、无耳，“器形与汉代的和鉴有类似处，但有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圜底。这种圜底鉴，过去很少见到”。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有三件圜陶鉴，“也是折沿、平唇、圜底、无耳，与此铜鉴相似”。长台关楚墓时代为战国中期^[32]。单从陵君鉴的形制看，将其定在战国中晚期较为合适，但不排除属汉代的可能。

陵君豆

李、刘文称，两个陵君豆形制相同，都是“浅盘，平底，高校上粗下细”。虽然“器形类似汉代的锭（引按，即烛台）”，但“战国楚墓曾出土同式陶豆或陶灯台，如解放初湖南长沙龙洞坡战国楚墓出土的陶豆，1965－1966年湖北江陵望山楚墓(M2)出土的陶灯台”，“1956年山东临淄姚王村齐故地出土过同一形制的春秋末铜豆一式六件”。张翀先生对青铜豆有系统研究，将陵君豆归为Af型Ⅱ式，即无盖浅盘粗柄豆，指出“此式时间在春秋早期至春秋战国之际”。Af型Ⅱ式在战国中期仍继续存在，但到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在某种意义上”变形为豆形灯，“已经不属于豆类器的概念”^[33]。按张氏研究，此类器物的时代上限可至春秋早期，下限并不明晰，可晚至战国中叶甚至西汉初年。

前洲铜匜

李、刘文认为：“器形与汉代习见的匜基本相同。同样器形的铜匜，曾见于湖南浏阳县北岭出土的一组战国铜器中，云梦睡虎地秦墓（M11）也曾出土。”可见，前洲所出此类铜匜的时代绵延于战国秦汉时期。荆门包山M2出土有一件铺首衔环铜匜^[34]，前洲铜匜除腹壁的细褶线外，整体器形与包山M2铜匜极为接近。袁艳玲、张闻捷先生根据形制及组合，将楚系青铜器的发展分为七期，包山M2铜匜被列入B型V式，是第六期的代表形制，时代属战国中期晚段^[35]。

前洲铜洗

李、刘文指出：“形状与汉代的洗无别。安徽寿县蔡侯墓也出土过形状类似的器物。”寿县蔡侯墓墓主为蔡昭侯，其在位时间为公元前518年至前491年。前洲所出这类铜器洗，时代可跨越春秋末至汉代。

以上同出一墓的五件器物的形制均没有绝对明晰的时间断限。为稳妥起见，综合诸器单从形制分析，可将这批铜器的时代定在战国中晚期，甚至晚至西汉初年。虽然所定时代较为宽泛，但较为牢靠。器形分析适合判别陵君铜器大的时代，也即适合给出一个较宽泛的时间段，更为具体的时代则必须借助于文字资料。

由于陵君鉴、豆铭文文字性质是战国楚文字且器主为楚封君，所以前洲铜器的时代下限一定不会晚于楚亡之年（前223年），这一点是学界共识。至于制器时代上限，李零、刘雨先生云：“无锡一带在春秋时曾是吴国的中心地区，入战国而为越地，只是到楚怀王二十三年(前306年)楚灭越，始被楚国占领。战国后期著名的四大封君之一、楚考烈王时代的名相春申君，其封地在所谓‘吴故墟’，也就是今天的无锡一带。楚器出于越地的这一带，也使人考虑，这批铜器的时代上限不应早于楚灭越的公元前306年。”

无锡本是吴越故地，楚灭越后将之纳入楚之版图。李、刘文将楚灭越视为陵君铜器的时代上限，实际是以出土地无锡归属楚国的时间进行推断的。此说未充分考虑到陵君铜器何以出土于无锡，以及这些铜器流转到无锡一带之途径存在多种可能性。不过，在研究资料有限的情况下，楚灭越不失为一个可以参考的大约的时间上限。制器时代上限没有条件准确判至某一年份。况且，学界对楚灭越的年代存在争议^[36]。

目前，学界普遍将陵君铜器时代视为战国晚期，特别是楚徙都寿春后的战国末年，这是更小的时间范围。铭文的字体、辞例是此种判断的重要依据，李零、刘雨先生的意见较有代表性：“比较三器（引按，指陵君鉴、豆）铭文的字体和辞例，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寿县朱家集出土酓肯、酓诸器。它们不仅字体接近，如王、子、金、岁、尝、吕等字的写法所显示，而且有相同的辞例，如‘岁尝’。”

平心而论，通过铭文字体比附、辞例比附来推测铜器年代，虽不失为重要手段，但须充分注意其适用性。如果字体、辞例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征，那么以之推断器物时代往往是合适的。但如果辞例跨越时代较大，那么以辞例比附推测年代则缺乏坚实的学理基础；判断字体相近与否有一定的主观性，并且字体相近有偶然性，还受仿古等不确定因素影响，故以字体接近定器物时代需要特别谨慎^[37]。铭文的字体、辞例恐不宜用作推测陵君铜器时代的主要依据。除了字体、辞例外，学界将陵君铜器时代定在战国晚期，还受到出土地无锡影响，进而将楚国末期的人物、史事与陵君联想在一起。其实，虽然铭文记录的“陵君王子申”“王郢姬”“郢姬府”很重要，但并未见有传世文献及其他出土文献能与之明确对应。如果一味地硬将陵君与楚国末期一些人物和史事相联系、比附，恐怕会带来干扰，甚至引出歧途，不利于正确认识制器年代。

前文已经论证陵君铜器之“陵”可基本认定即《水陆里程简册》之“莪陵”。既然“（莪）陵”在宜城，陵君铜器当在王子申居宜城一带时铸造，后来通过某种途径流转到今无锡一带。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占鄢（今宜城境）、郢，楚人被迫东迁。陵君铜器的制作年代当在此年之前。

综上讨论，陵君铜器的制作年代上限约在楚灭越前后，下限不逾楚国覆亡之年（前223年），最可能制作于楚国东迁（前278年）之前。这一新定的制器时代，无论从器形，还是从文字属性、字体特征、铭文辞例、地名分析，都是可以讲通的。

利用陵君铜器年代的新认识，可对器主王子申的身份进行甄别、推测。

历代楚王诸子中名“申”者不止一位，一位是活跃于春秋中叶楚共王时的楚将^[38]，另一位是春秋晚期楚平王庶子，曾担任令尹^[39]。楚国青铜器铭文也见有“王子申”，如传世器王子申盏，学者认为器主是楚共王时的王子申^[40]；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王子申匜，时代为春秋晚期，器主应是楚平王之子^[41]。以上名“申”的楚王室成员，其时代要远早于陵君铜器的制作时代，皆不可能是“陵君王子申”。

“陵君王子申”是“王子”，而“王子”之称并非是任何男性楚王后裔都能专享的。《仪礼·丧服》：“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不得祢先君。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不得祖诸侯。此自卑别于尊者也。”^[42]何浩先生据之认为：“除楚王嫡长子世袭君位继为熊氏外，余子、庶子统称王子(公子)，余子、庶子之子则称王孙。而王孙的子孙，虽属楚王后裔，已不得再称王子或王孙了。”何氏所言极是。上文推测陵君铜器最可能的制作时代约在楚灭越至楚东迁之间（即约前333－前278年之间），此时在位的楚王先后为楚威王（前339－前329年在位）、怀王（前328－前299年在位）、顷襄王（前298－前263年在位）。综合器主的“王子”称谓与器物年代可知，“王子申”不外乎是这三代楚王中某位的王子。但现有资料有限，还难以确切指实是其中哪位楚王之子。

后记：本文酝酿于2016年，2017年2月曾将主要观点向导师李学勤先生汇报，蒙先生指导与鼓励，谨以此小文纪念先生。另外，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多有参酌，谨致谢忱！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责任编辑：何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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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与儒家经典的形成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6ZDA11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土先秦文献地理资料整理与研究及地图编绘”（项目编号：18ZDA176）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出战国竹简地理史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CZS073）的阶段性成果。

 [1] 陵君铜器的发现、辗转及入藏南京博物院的具体过程，冯其庸先生晚年曾做过回忆，也有学者撰有专文对之介绍。见冯其庸：《瓜饭楼述学》，《中国文化》2010年第1期；冯其庸：《怀念母校——刘桂秋著〈无锡国专编年事辑〉序》，《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1期；倪洪：《冯其庸和无锡出土楚王子申青铜器》，《江南晚报》2017年2月19日第A12版。

[2]   李零、刘雨：《楚陵君三器》，《文物》1980年第8期（为避繁琐，下文征引李、刘文观点，以及李学勤、何琳仪、何浩、刘彬徽等先生观点时，如不出注，表示出自相应作者首次被征引之文献）。

[3]   匜、洗皆无铭文，难以判断器主是否一定属陵君。为表述方便，暂将以上五器统称为“陵君铜器”或“前洲铜器”。

[4]   “王郢姬之鉴”五字的发现，参周晓陆：《“陵君鉴”补》，《江汉考古》1987年第1期。

[5]   郑威：《楚国封君研究》页189、190，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

[6]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下册）》页856，中华书局，1998年；孔仲温：《论陵君三器的几个问题》，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合编《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古文字研究专号）》页539，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7]   何琳仪：《楚陵君三器考辨》，《江汉考古》1984年第1期。

[8]   何浩：《陵君与春申君》，《江汉考古》1985年第2期。

[9]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文物》2012年第6期。

[10]   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的性质和拟名问题》，陈伟主编《简帛》（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11]   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四辑），中西书局，2013年。晏昌贵先生对辛文披露的《水陆里程简册》资料进行了编联复原工作，较便参考。见晏昌贵：《秦简牍地理研究》页233－236，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

[12]   前揭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四辑）页220。引文括号内的数字04指北大秦简第四卷，“+”后的数字，如059，表示简的编号。

[13]   前揭晏昌贵《秦简牍地理研究》，页258－259。

[14]   辛德勇先生曾云秦简“莪陵”与前洲铜器铭文中的陵君“可能具有一定关联”，“陵”很有可能渊源于秦简“莪陵”。见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四辑），页222、223。

[15]   前揭郑威《楚封君研究》，页67－69、249、250。

[16]   前揭郑威《楚封君研究》，页58－59、64－67、71－72、248、250、252。

[17]   转引自倪洪：《冯其庸和无锡出土楚王子申青铜器》，《江南晚报》2017年2月19日A12版。

[18]   李学勤：《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文物》1980年第8期。

[19]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页104－125，文物出版社，1991年。

[20]   李零：《“楚叔之孙倗”究竟是谁——河南淅川下寺二号墓之墓主和年代问题的讨论》，《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淅川下寺M2的墓主存在争议，《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页320－324）主张墓主为王子午。薳子冯、王子午二人的多件重器同出一墓，不管墓主是谁，都可佐证前洲铜器墓墓主并非必然是陵君的判断。

[21]   湖北省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期。

[22]   黄盛璋：《战国“江陵”玺与江陵之兴起因沿考》，《江汉考古》1986年第1期；黄盛璋：《包山楚简中若干重要制度发复与争论未决诸关键字解难、决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学会合编《湖南考古辑刊》（第6辑），页198－199，岳麓书社，1994年。

[23]   前揭郑威《楚封君研究》，页243。

[24]   何浩：《楚国封君封邑地望续考》，《江汉考古》1991年第4期。

[25]   前揭郑威《楚封君研究》，页98、214。

[26] 《史记》卷七八《春申君列传》，页2892、2893，中华书局，2013年。

[27]   何琳仪：《楚陵君三器考辨》，《江汉考古》1984年第1期。

[28]   前揭何浩《陵君与春申君》。

[29]   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页374，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刘彬徽先生认为铭文“申”为字，“攸”为名，读为“犹”。但邹芙都先生已指出，铭文“攸兹”连读，为语气词，器主名是“申”而非“申攸”。见邹芙都：《楚系铭文综合研究》页230－231，巴蜀书社，2007年。

[30]   前揭郑威《楚国封君研究》，页189。

[31]   学界对陵君铜器制作年代的主流看法是在战国晚期楚国东迁（前278年）以后，尤其是楚徙都寿春（前241年）以后，但具体意见诸家存在分歧。例如，李学勤先生指出“王子申之封只能在黄歇被李园刺杀以后，即公元前237年之后”，前洲青铜器与寿县朱家集大墓所出楚幽王器物同时。何浩先生认为在楚幽王二年至十年之间，即公元前236至前228年间。刘彬徽先生推测：“（器主受封时间）当在（楚）幽王元年至十年被杀这段时间内，即公元前238年至前227年之间，这也就是鉴、豆三器的年代范围。”何琳仪先生认为黄歇初封淮北时称陵君，改封江东后方称春申君。以此为前提，推定前洲铜器的制作年代为“楚考烈王元年至十五年间，即公元前262一248年间”，也就是黄歇“初封”与“改封”之间。

[32]   关于信阳楚墓的年代，学界早期颇有争议，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页120、121，文物出版社，1986年。信阳楚墓的年代其实应以战国中期为宜，参郭德维：《楚系墓葬研究》页23、144，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33]   张翀：《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豆卷）》页28、52，科学出版社，2016年。

[34]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编：《包山楚墓》页109、110，文物出版社，1991年。

[35]   袁艳玲、张闻捷：《楚系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考古学报》2015年第4期。

[36]   参陈振裕：《楚灭越的年代问题》，《江汉论坛》1980年第5期；尚志发：《关于楚灭越之时间问题》，《求实学刊》1982年第6期；李学勤：《关于楚灭越的年代》，《江汉论坛》1985年第7期；刘翔：《楚灭越时间再考》，《浙江学刊》1994年第2期。本文采李学勤先生公元前333年楚灭越之说。

[37]   蒙匿名审稿专家提示：“战国中期楚器铭文常使用大事纪年，‘物勒工名’尚未流行，字体规整但不细弱，莪陵君铜器刻铭的格式及书写特征与此差别较大，而与寿县所出战国末年的楚王酓悍鼎等接近，表明莪陵君铜器的时代可推断在战国晚期，与文中主张的楚国东迁（前278年）之前，并无矛盾，反而有助于进一步考察年代上限。”

[38]   其事迹见于《左传》成公六、十五、十七年及襄公二年。参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页830、877、899、923，中华书局，1990年。

[39]   其事迹见于《左传》哀公六年及《春秋》哀公十三年。前揭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页1635、1674。

[40]   刘彬徽、刘长武：《楚系金文汇编》页79，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前揭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页308、309；前揭邹芙都《楚系铭文综合研究》，页71－73。

[41]   前揭邹芙都《楚系铭文综合研究》，页122、123。

[42]   （汉）郑玄注，（唐）贾公颜疏，彭林整理，王文锦审定《仪礼注疏》页61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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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魏栋《南京博物院藏楚陵君铜器铭文新识》全文，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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