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陈菊霞：敦煌莫高窟第217窟营建家族新探
关于莫高窟第217窟的始建者，绝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是敦煌的阴氏家族，故将其称为“阴家窟”。但也有少数日本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由于缺乏证据而未能提出新观点。本文对第217窟的供养人关系进行了重新梳理，认为该窟应为刘氏家族窟。
陈菊霞
第217窟位于莫高窟南区南段二层，由前室、甬道、主室组成，因该窟壁画题材新颖，绘画技艺精湛，而被世人所关注。关于该窟的始建者，以往学界多认为是阴氏家族。但笔者通过细致梳理窟内的供养人关系发现，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由此，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对第217窟的功德主展开新的讨论。
贺世哲先生是最早研究第217窟供养人的学者之一。他注意到第217窟西壁龛下北坛南壁西向第三身和第四身供养人分别题作“囗囗囗戎校尉守右囗卫翊囗右郎将员外置同囗贞（缺）鱼袋上柱国嗣琼”和“囗囗嗣子嗣玉”，因这二者都以“嗣”字排辈，使贺先生联想到了P.2625《敦煌名族志》。在《敦煌名族志》中，阴稠的孙辈正是以“嗣”字排辈，如阴嗣业、阴嗣瑗和阴嗣王等。贺先生由此怀疑《敦煌名族志》中的“嗣王”可能是“嗣玉”之笔误，与第217窟供养人中的“嗣玉”当为同一人[1]。
随后，贺先生在《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一文中又修改了这二人的供养人题名，分别录作“囗囗囗戎校尉守左毅卫翊前右郎将员外置同正员外郎紫金鱼袋上柱国嗣琼”和“⋯⋯品子嗣玉”。但关于这二者与P.2625《敦煌名族志》中阴氏的关系，仍保持与前文相同的观点[2]。此外，贺先生还在肯定第217窟中的“嗣琼”与“嗣玉”与《敦煌名族志》中阴氏有关联的前提下，将第217窟的建成时间大致推定在唐中宗神龙年（705－706）之前。之后，贺先生的这一推断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3]。
当中国的大多数学者都认同第217窟为阴家窟之说时，一些日本的学者却对此持怀疑态度。如秋山光和先生说[4]：
关于其（第217窟）建造年代，尽管人们对于八世纪前半叶这一点并无异议，然而缺乏确切而肯定的根据。最近，敦煌文物研究所根据西壁北坛南侧面上的供养人题名，对建造年代试行推断，并且明确指出，此窟是敦煌名族阴氏的供养窟，甚至肯定其建造年代为神龙年间（705－707）。这一点尽管还有问题，但毕竟可以认为是在八世纪早期、开元以前；从样式来看，也可以充分肯定这一点。
从引文“这一点尽管还有问题”来看，秋山光和先生对将第217窟推定为阴家窟还是有些许疑虑的。另外，山崎淑子和下野玲子也持同样的态度，这从她们反复辨识第217窟供养人题记可反映出来。而山崎淑子更是明确表达：“在2008年之前，报告者就对阴氏家族与该洞窟之间是否有关联这一点存有疑问。”[5]
本着这种疑虑，下野玲子于2010年对第217窟的供养人题记作过详细的调查和记录。山崎淑子则于1995年、2003年和2012年三次前往第217窟现场进行核查和辨识。她还将调查结果撰写为论文，发表在2013年11月《鹿岛美术研究》（年报第30号别册）。去年，又将此文译为中文，即《围绕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的开凿与重修之历史——汉语史料中的供养人》，参加了2016年8月在莫高窟举办的“2016敦煌论坛：交融与创新——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因为山崎淑子于2004年改姓，所以在这篇论文中她的署名是菊地淑子。
在该篇论文中，菊地淑子参考伯希和、史岩、谢稚柳、下野玲子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的录文对第217窟的供养人题记又进行了逐一的分析和考定。但结果并不如她所愿，她自谦说“本稿至多可以说是报告文，未能提出主旨展开论述，还称不上是论文”[6]。但是，她在文中提到了池田温先生在给她的回信中所表达的看法。现试录两点：一、“关于‘阴’字，没有任何记录”；二、“《题记》中只记录了‘品子嗣玉’、‘男嗣玉’和‘嗣瓊’，因此不能轻易就推断这些姓名与所谓《敦煌名族志残卷》中关于阴氏的记载‘嗣王’有直接关系”[7]。很显然，池田先生对将第217窟判定为阴家窟也是持怀疑态度的。菊地淑子在文章的结语中写道[8]：
迄今为止，虽然在关于第217窟的所有调查记录中从未发现“阴”字，但是在很大的可能性上，阴氏和该窟的开凿营建密切相关，因此若要深究这个问题，有必要把相当长的时间投入到研究敦煌文献中去。
第217窟的供养人主要分布于四个区域。一、西壁下方〔图一〕。西壁龛下正中画一香炉。香炉的北侧有6身男供养人，龛下北坛南面有4身男供养人。北坛东面南侧有1身男供养人，北侧画面较残，似是马队。香炉的南侧有6身女供养人，龛下南坛北面有5身女供养人，南坛东面北侧有1身女供养人，南侧似为轿车。二、东壁门两侧。北侧是1身比丘，南侧是1身男供养人。三、甬道南北壁各绘2身男供养人。四、前室西壁门上中间绘一香炉，其北侧偏下方有男供养人和童子各1身；其南侧偏下方有1身女供养人，其上半身已漫漶，但下裙依稀可见。
图一 第217窟西壁
这四个区域的供养人原本都有相应的题名，但因种种原因，大部分题名已经漫漶和模糊。其留存下来的题记，伯希和、张大千、谢稚柳、史岩、菊地淑子、下野玲子、张景峰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等都作过详略不等的录文[9]，故本文不再逐一录出。
如果单从这些供养人画像的时代来看，又可大致分为两组。一、西壁下方和前室西壁门上的供养人为一组，同属盛唐。二、甬道和东壁的供养人为另一组，属五代。
我们先来看第二组供养人，即甬道和东壁的供养人。关于这组供养人之间的关系及其绘制年代，笔者曾撰文讨论，认为他们同属刘氏家族，均绘制于五代，还将东壁门北洪认的供养人画像的绘画年代推定在贞明九年（923）至丙申年（936）四月间[10]。
由于甬道和东壁的供养人绘制于同时，由此可将第217窟在五代的重修时间判定在贞明九年（923）或之后，最迟也晚不过丙申年（936）四月。
这次重修的供养人画像，以洪认的最为高大，他当是最重要的功德主。此外，洪认的题名也表明，他时任“都僧政”，或许刘氏家族这次重修第217窟，就是旨在庆贺洪认荣升都僧政一职。既然洪认是这次重修时最重要的功德主，那么，甬道供养人题名中的“亡祖父”、“男”之称呼都应当是以洪认的名义题写的。甬道北壁的2身供养人都称“男”，这说明洪认是有子嗣的，或许他出家的时间比较晚。另外，从甬道供养人之间的关系考虑，已漫漶题名的南壁列西向第二身供养人很可能是洪认的父亲。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即使洪认荣升都僧政这件事的确给刘氏家族带来了巨大的荣耀，但是他们怎么能在阴氏家族窟中动工庆贺呢？这明显不符合常理。更何况当时的阴氏家族仍是敦煌的名族，且其族势远远强于刘氏。由此，我们需要重新考察第一组供养人。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将第217窟西壁下方供养人〔图二，图三〕的绘制年代判定为盛唐[11]。从供养人的服饰来看，这种判定是正确的。因为这些男女供养人的服饰与莫高窟第130窟甬道南北壁乐庭瓌及其夫人的服饰类同〔图四，图五〕。而贺世哲先生将乐庭瓌夫妇的画像年代推定在了天宝元年（742）至乾元元年（758）间[12]。
图二 第217窟西壁下方北坛南壁供养人
图三 第217窟西壁龛下南侧女供养人
图四 第130窟甬道北壁晋昌郡太守乐庭瓌及家人供养人像
图五 第130窟甬道南壁都督夫人王氏及家人供养人像
我们再来看前室西壁门上右侧的供养人。《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将这身供养人〔图六〕判定为盛唐[13]。笔者同意此看法。因为此身供养人的服饰与西壁龛下男供养人的服饰完全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这身盛唐的供养人像并不是盛唐时期的作品，而是五代重修时仿盛唐供养人形象重新绘制的。
图六 第217窟前室西壁门上北侧供养人
在诸家抄录的第217窟第一组男供养人题名中，能看到姓氏的仅有两身。一身是前室西壁门上的供养人。伯希和抄录其题名曰：“男清信 刘承化一心供养。”[14]另一身是西壁龛下北侧列南向第二身供养人。伯希和抄录其题名曰：“上柱国刘怀念。”[15]
留有姓氏的男供养人仅有两身，且都为刘姓，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其余男供养人为刘姓的可能性。
我们在前揭文中已提到，贺世哲先生之所以将第217窟推断为阴家窟，就是因为第217窟西壁龛下北坛南壁西向第三身供养人“嗣琼”和第四身男供养人“嗣玉”都是以“嗣”字排辈。这与P.2625《敦煌名族志》中阴嗣业、阴嗣瑗、阴嗣王等的排辈规律相同。并且，贺先生还怀疑《敦煌名族志》中的“嗣王”可能是“嗣玉”之笔误[16]。
但是，贺先生在作上述推断的时候，完全忽略了我们刚才谈到的“刘怀念”和“刘承化”这两位刘姓供养人的存在。既然“嗣琼”和“嗣玉”都以“嗣”字排辈，那么，是否刘氏也有以“嗣”字排辈的可能性？有幸的是，笔者在S.11287K(11)号文书中发现有叫“刘嗣琎”的人名。这件文书写于至德三载（758）至永泰二年（766）[17]。这说明，在盛唐时期，敦煌刘氏有以“嗣”字排辈的可能性。
鉴于第217窟西壁下方和前室西壁门上有盛唐时期“刘怀念”和“刘承化”的供养人像，以及写于盛唐时期的S.11287K(11)号文书中有“刘嗣琎”之名的人，如果再加上五代时期以都僧政洪认为首的刘氏家族对第217窟进行重修等考虑，将第217窟定为刘家窟应更为妥当。
既然辨明了第217窟是刘家窟，而非阴家窟，那么，我们就不能以记录有阴氏家族的P.2625《敦煌名族志》的撰写时间以及有关阴氏所任官职来推断此窟的营建时间。其实，一些学者已从绘画风格、艺术样式和图案特征等多方面提出过第217窟的始建年代。如秋山光和先生认为，从样式看，第217窟兴建于8世纪早期，开元以前[18]。薄小莹先生依据第217窟的装饰图案将其划分在“贞观后期、高宗武则天时期及开元前期”[19]。山崎淑子通过对莫高窟第217、103、123、323等窟的比较研究，认为第217窟是初唐末至盛唐初的“过渡期窟”[20]。笔者赞成上述三位学者的观点，也认为第217窟始建于初唐末至盛唐初。
我们知道，一个洞窟的供养人往往就是该窟的出资营建人。下面我们通过分析第217窟的供养人年代来看看该窟的营建和重修时间。
我们在上文中谈到，第217窟西壁下方的供养人绘制于盛唐时期。以西壁下方北坛南面列西向第三身供养人为例来看，他头戴软脚襆头，两脚垂至肩上，身穿圆领长袍，腰束革带，手持笏板。他所戴的这种襆头为“官样”巾子，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图七〕。《旧唐书•舆服志》云：“玄宗开元十九年十月，赐供奉官及诸司长官罗头巾及官样巾子，迄今服之也。”[21]《唐语林》亦称：“开元中，燕公张说当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处。玄宗嫌其异己，赐内样巾子长脚罗襆头。”[22]《中国传统服饰形制史》又具体解释了这种巾子的样式：“其样式比英王踣样还高，头部略呈尖形，圆球和前倾已不明显。⋯⋯也有称‘内样’或‘开元内样’的。”[23]可见，第217窟西壁下方的供养人当绘制于开元十九年（731）十月之后。同样，西壁下方梳高髻，穿中袖短襦长裙的女供养人服饰也反映了这一时代特征。因为与唐初的供养人相比，她们的袖子和长裙都略显宽松。而且，我们也注意到，这些男女供养人的服饰与莫高窟第130窟甬道乐庭瓌夫妇及其子女的供养人像很相似。而乐庭瓌夫妇的供养像绘制于天宝元年（742）至乾元元年（758）间[24]。此外，我们前述的“嗣琼”和“嗣玉”都以“嗣”字排辈，而笔者发现，写于至德三载（758）至永泰二年（766）间[25]的S.11287K(11)号文书中有名叫“刘嗣琎”的人。从以上时代信息判断，第217窟西壁下方的供养人应绘制于8世纪中期。
图七 第217窟西壁下方北坛南面列西向第三身供养人
既然第217窟西壁下方的供养人是绘制于8世纪中期，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是始建时所绘的功德主了。当然，始建时的供养人也是有迹可寻的，因为在西壁下方的供养人画像之下还有一层供养人。其重层现象，张景峰已有详细记录，此不赘述[26]。从第217窟始建于初唐末至盛唐初，以及西壁下方表层的供养人绘制于8世纪中期来看，西壁下方底层的供养人应当就是始建时的功德人。
第217窟西壁下方表层的供养人告诉我们，在8世纪中期，刘氏家族又重修过该窟，但除了这些供养人画像，我们在目前的第217窟中还找不到这一时期重修的其他壁画和塑像。
时至五代，当洪认擢升为都僧政时，以他为代表的刘氏家族又再次重修了第217窟。此次，他们不仅重修了甬道，也重绘了前室，还将他们的供养人画像画在了甬道南北壁、东壁门南北，以及前室西壁门上南北两侧[27]。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前室西壁门上对称绘制有男女供养人，依他们的服饰来看，属盛唐时期，但从重层壁画来看，他们为五代所绘。由此，笔者认为，这一对供养人应是洪认的先祖，即盛唐人物，洪认在重修第217窟时又将其画像补绘在了前室。
以往，学界普遍认为莫高窟第217窟为阴家窟。当然，也有一些日本学者，像秋山光和、菊地淑子、池田温、土肥义和等先生，对此存有疑虑，但苦于找不到相关证据。笔者在撰写《陷蕃前的敦煌文书——S.11287新探》一文时注意到了“刘嗣琎”一名，由此，对第217窟的供养人进行了重新梳理和考察。
首先，通过考证洪认的生平，辨明了第217窟甬道和东壁的供养人关系。即时至五代，当洪认荣升为都僧政后，以其为代表的刘氏家族重修了第217窟。
其次，重新考察了第217窟西壁下方和前室西壁门上的供养人。虽然这些供养人都着盛唐服饰，但二者却有所区别，前者是盛唐时期绘制的供养人，后者则是五代时期补绘的盛唐人物。但最为珍贵的是，这些盛唐供养人当中留存了“刘怀念”和“刘承化”之题名。
最后，S.11287K(11)号文书中有“刘嗣琎”之名，这说明在初盛唐时期的敦煌地区，不仅有阴氏以“嗣”字排辈，刘氏也有以“嗣”字排辈的可能性。如果再以第217窟西壁下方和前室西壁门上的盛唐供养人中有“刘怀念”和“刘承化”之题名，以及五代时以洪认为代表的刘氏家族重修第217窟看，将第217窟定为刘家窟要比定为阴家窟妥当一些。
此外，还讨论了第217窟的供养人与其营建和重修的关系问题。第217窟始建于初唐末至盛唐初，其功德主绘制于西壁下方底层。在8世纪中期，刘氏家族再次重修第217窟，但就现存绘塑内容来看，判断不出他们绘塑的主要内容，仅是知道他们将供养人画像绘制在了西壁下方。到了五代，当洪认荣升都僧政时，刘氏家族又一次重修了甬道，并重绘了前室，还将家族的供养人像画在了甬道南北壁、东壁门两侧和前室西壁门上两侧等。
附记：本文有关敦煌石窟的图片系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提供，特此感谢。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责任编辑：何 芳）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唐宋敦煌石窟图像与洞窟宗教功能研究”（项目编号：19BZJ015）阶段性成果。
[1]贺世哲：《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校勘》，《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
[2]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页203，文物出版社，1986年。
[3]史苇湘：《世族与石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研究文集》页125，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段文杰：《唐代前期的莫高窟艺术》，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三册，页162，文物出版社，1987年；樊锦诗、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洞窟分期》，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石窟考古篇》页158，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页80、246，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马德：《敦煌阴氏与莫高窟阴家窟》，《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张清涛：《武则天时代的敦煌阴氏与莫高窟阴家窟浅议》，《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册，页42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张景峰：《敦煌阴家窟研究》页136－140，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张景峰：《敦煌莫高窟第217窟主室供养人画像调查新发现》，《敦煌研究》2016年第2期。
[4]［日］秋山光和：《唐代壁画中的山水表现》，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五册，页202，文物出版社，1987年。
[5]［日］菊地淑子：《围绕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的开凿与重修之历史——汉语史料中的供养人》，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论坛：2016交融与创新“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页758，敦煌莫高窟，2016年8月。
[6]前揭《围绕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的开凿与重修之历史——汉语史料中的供养人》，页763。
[7]前揭《围绕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的开凿与重修之历史——汉语史料中的供养人》，页758。
[8]前揭《围绕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的开凿与重修之历史——汉语史料中的供养人》，页763。
[9]［法］伯希和（耿昇、唐健宾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页125－128，编为第70号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大千：《漠高窟记》页538，编号为第268窟，台北故宫博物院，1985年；史岩：《敦煌石室画象题识》，《敦煌丛刊初集》第五册，页124－125，编号为第91窟，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页351－352，编号为第268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页99－101，文物出版社，1986年；前揭《围绕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的开凿与重修之历史——汉语史料中的供养人》，页754－762；前揭《敦煌阴家窟研究》，页136－140；前揭《敦煌莫高窟第217窟主室供养人画像调查新发现》，页33－35。
[10]陈菊霞、曾俊琴：《莫高窟第217窟东壁供养人洪认生平考》，《敦煌研究》2018年第4期，页45－50。
[11]前揭《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页99－100。
[12]前揭《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校勘》，页33－34。
[13]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页85，文物出版社，1996年。
[14]前揭《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页126。
[15]伯希和在抄录时，将第217窟西壁下方男女供养人的位置写反了。参见前揭《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页127。
[16]前揭《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校勘》，页32。
[17]陈菊霞：《陷蕃前的敦煌文书——S11287新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三卷，页18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18]前揭《唐代壁画中的山水表现》，页202。
[19]薄小莹：《敦煌莫高窟六世纪末至九世纪中叶的装饰图案》，《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页39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20]［日］山崎淑子：《试论敦煌莫高窟第217窟》，《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百年·石窟考古卷》页213－222，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
[21]《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页1954，中华书局，1975年。
[22]《唐语林》卷四《容止》页12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23]周汛、高春明：《中国传统服饰形制史》页104－105，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8年。
[24]前揭《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校勘》，页33－34。
[25]前揭《陷蕃前的敦煌文书——S11287新探》，页189。
[26]前揭《敦煌莫高窟第217窟主室供养人画像调查新发现》，页33－35。
[27]第217窟前室西壁门南和门北两侧分上下各有两方地毯，这应是供养人站立或跪坐的方毯。可惜的是，供养人已全部漫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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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阅读：此为陈菊霞：《敦煌莫高窟第217窟营建家族新探》全文，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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