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翁彦俊、李旻：关于墨西哥恩塞纳达沉船出水中国瓷器的调查及相关思考
本文在对墨西哥恩塞纳达沉船的出水资料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按类型学方法对出水的中国瓷器及其相关统计信息进行了报告，并对瓷器生产时代、船只沉没时代以及船只的归属、货品的贸易性质等问题加以探讨。
翁彦俊 李旻
1999年起，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和历史研究所（Instituto Nacional de Antropologia e Historia）水下考古部对位于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巴哈半岛恩塞纳达市（Ensenada in Baja California）附近的海滩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工作，发现了一艘16世纪晚期大帆船（galleon）的部分船体残骸，以及为数较多的以中国瓷器残片为主的沉船遗物。
2018年1月，在以上考古工作的积极推动者——美国海洋考古学家爱德华·冯·波顿（EdwardVon der Porten）先生的帮助下，笔者对现藏于恩塞纳达历史博物馆（Museo Historico Regional de Ensenada）的恩塞纳达沉船（Ensenada wreck）出水的中国瓷器进行了调查。经过仔细甄别，并根据冯·波顿先生及其团队的分类统计数据[1]，进行了一定的型式调整和再统计[2]，现将有关资料介绍如下，并在此基础上对瓷器的生产年代、船只沉没的年代，以及该次贸易的性质和启示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 器物介绍
本次纳入分类和统计的陶瓷残片共有1974件[3]，其中黑釉陶瓷器354件，主要为酱釉或黑釉的带系罐〔图一〕，由于现场检视条件受限，在此不作进一步分类。
图一 出水带系罐
白釉、青花和五彩瓷器共1620件，其中景德镇窑产品1594件，占比98.4%，漳州窑产品26件，占比1.6%。器类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碗，占比约58%；盘，占比约33%；杯，占比约8%；罐，占比约1%；其余为极少量的粉盒、瓶、壶等。漳州窑瓷器只有盘和罐两类，又以盘类为多。
按装饰风格划分：青花瓷器占比86%，五彩瓷器占比13%，白釉瓷器占比1%。我们据此分类将主要的器物构成和型式情况介绍如下：
青花瓷按器类可分为：碗，占比54%；盘，占比37%；杯，占比8%；其余罐、瓶、壶合计占比1%。
1. 碗，可分4型。以A型数量最多，B型和C型品质最精，B型图案的开光式构图最具“克拉克瓷”原型风格。
A型，侈口曲腹圈足碗。尖圆唇，大侈口，曲腹下垂，圈足，足墙微内收，挖足较深。白釉泛青，裹足刮釉。此型标本的图案以兰草纹数量最多，其次为螭龙纹，再次为凤穿花、诗文和花鸟纹，以及极少量的仕女儿童、猴子摘桃、山野牧牛、“高官厚禄”、“一鹭莲科”等纹饰。
标本1，可复原。口径12.5厘米，高6.1厘米，足径5厘米。白胎细腻，胎体略厚。青花发色浓艳，外壁绘兰草纹，内底单圈内绘折枝花卉，底足双列草书“上品佳器”款〔图二〕。
图二 青花碗A型标本1
标本2，完整。口径12.5厘米，足径4.8厘米，高6.0厘米。白胎细腻，胎体略厚。青花发色灰蓝，外壁绘行螭龙纹二，内底单圈内绘卷螭龙纹一〔图三〕。
图三 青花碗A型标本2
标本3，口部残片。口径11.5厘米，残高3.8厘米。白胎细腻，胎体略厚。青花发色灰蓝，外壁绘“雀上枝头”纹〔图四〕。
图四 青花碗A型标本3
标本4，可复原。口径12.7厘米，足径4.5厘米，高6.3厘米。白胎极细，胎体较薄。青花发色浓艳，外壁绘凤穿缠枝莲纹，内口沿绘菱形锦地纹一周，内底双圈内绘折枝莲纹，底足草书双列“大明福寿康宁”款〔图五〕。
图五 青花碗A型标本4
标本5，口部残片。口径13厘米，残高4厘米。白胎极细，胎体较薄。青花发色浓艳，外壁书草体诗文〔图六〕。
图六 青花碗A型标本5
B型，侈口花口曲腹圈足碗。尖唇，大侈口，多曲花口，曲腹微下垂，圈足，足墙直。白釉泛青，裹足刮釉。该型标本数量很少，单线分隔式图案有11件，双线分隔式只有2件。
标本1，口部残片。口径20厘米，残宽9厘米，残高5.5厘米。白胎细腻，胎体略厚。青花发色较浓艳，外壁以单线分隔开光，内绘莲托八宝纹，内口沿下绘云雷纹〔图七〕。
图七 青花碗B型标本1
标本2，口部残片。口径16.5厘米，残宽9.5厘米，残高9厘米。白胎极细，胎体较薄。青花发色浓艳，外壁以双线分隔开光，内绘花果纹，内口沿下绘云雷纹，内壁模印竖棱纹〔图八〕。
图八 青花碗B型标本2
标本3，腹部残片。残宽10厘米，残高4厘米。白胎极细，胎体较薄。青花发色浓艳，外壁以双线分隔开光，内绘花卉灵芝托八宝纹，内壁绘莲托八卦纹〔图九〕。
图九 青花碗B型标本3
C型，侈口深曲腹圈足小碗。尖圆唇，侈口，深曲腹微下垂，圈足，外足墙直，内墙斜削，挖足过肩。白胎极细，胎体薄，白釉泛青，裹足刮釉。青花发色浓艳，图案以山水楼阁主题为主，线条细腻，青花分水营造的晕染效果层次分明。
标本1，可复原。口径10.2厘米，高7.3厘米，足径3.2厘米。外壁绘楼塔山水图，内口沿下绘寓意“一路连科”的白鹭莲池纹〔图十〕。
图十 青花碗C型标本1
标本2，腹部残片。残宽7厘米、残高4.5厘米。外壁绘山水人物图〔图十一〕。
图十一 青花碗C型标本2
D型，敞口曲腹圈足碗。圆唇，敞口，深曲腹微下垂，圈足，足墙直，挖足过肩，内底隆起。白胎细腻，胎体略厚，白釉泛青，裹足刮釉。图案种类与A型青花碗较类似。
标本1，口部残片。口径11.7厘米，残高2.6厘米。青花发色浓艳，外壁绘“雀上枝头”纹〔图十二〕。
图十二 青花碗D型标本1
2. 盘，可分5型。以Aa和Ab型最多，其中绘丹凤朝阳纹的标本数达442件，占本次调查的所有瓷片数的27%；Ba和Bb型从胎质上来看属漳州窑产品，数量稀少；C型则品质精良，但只见1件标本。
A型，大斜折沿曲腹圈足盘。尖圆唇，深腹微下垂，圈足，足墙微内收，胎体略厚，白釉泛青，裹足刮釉。
Aa型，敞口，大折沿上斜，挖足与肩平，内底下凹，白胎细腻，Aa型标本的图案除丹凤朝阳纹外，杂宝荷包纹也有一定的数量，共计39件。
标本1，可复原。口径19.6厘米，高3.6厘米，足径10.2厘米。青花发色灰蓝，外壁绘折枝花果纹，内口沿绘绶带花卉纹，内底绘丹凤朝阳纹〔图十三〕。
图十三 青花盘Aa型标本1
标本2，底部残片。残高2.2厘米，足径10.2厘米。青花发色浓艳，内底绘丹凤朝阳纹〔图十四〕。
图十四 青花盘Aa型标本2
标本3，底部残片。残高2.3厘米，足径10.8厘米。青花发色浓艳，外壁绘折枝花果纹，内底绘杂宝荷包纹，部分残片断面可见人工打磨痕迹〔图十五〕。
图十五 青花盘Aa型标本3
Ab型，大折沿近平，挖足略过肩，内底微凹。白胎较细。
标本1，可复原。口径15.2厘米，高1.9厘米，足径8.3厘米。青花发色灰蓝，外壁绘折枝花果纹，内口沿绘绶带花卉纹，内底绘丹凤朝阳纹〔图十六〕。
图十六 青花盘Ab型标本1
B型，浅曲腹圈足盘，方唇，浅曲腹，圈足，足墙微内收，挖足较浅，灰白胎疏松，胎体较厚，白釉泛黄，裹足刮釉，足墙粘砂。
Ba型，斜折沿，敞口，小折沿上斜，内底隆起。
标本1，可复原。口径23厘米，高4厘米，足径9.5厘米。青花发色灰蓝，外壁口沿与腹部各绘弦纹一道，内口沿下绘卷草纹，内底绘折枝花卉纹，笔法潦草写意〔图十七〕。
图十七 青花盘Ba型标本1
Bb型，平折沿，小折沿近平，内底微凹。
标本1，可复原。口径22厘米，高4厘米，足径9.2厘米。青花发色灰蓝，外壁口沿与腹部各绘弦纹一道，内口沿下绘卷草纹，内底绘折枝花卉纹，笔法潦草写意〔图十八〕。
图十八 青花盘Bb型标本1
C型，敞口曲腹圈足盘。圆唇，敞口，曲腹微下垂，圈足，足墙微内收，挖足与肩平。白胎细腻，胎体较薄，白釉泛青，裹足刮釉。
标本1，可复原。口径10.2厘米，高2.8厘米，足径6.4厘米。青花发色深浓艳，外壁纹饰不清，内壁绘竹叶纹，图案线条细腻，晕染层次分明〔图十九〕。
图十九 青花盘C型标本1
3. 杯，仅可分1型。A型，侈口深曲腹圈足杯。尖圆唇，侈口，深腹微下垂，圈足，足墙微内收，挖足与肩平。白胎细腻，胎体较薄，白釉泛青，裹足刮釉。A型杯的图案以双雀立枝为主，另有兰草纹、螭龙纹，以及1件草体诗文纹标本。
标本1，可复原。口径6.7厘米，高4.1厘米，足径2.8厘米。青花发色浓艳，外壁绘雀立枝头纹，内底绘折枝花卉〔图二十〕。
图二十 青花杯A型标本1
标本2，口部残片。口径6.5厘米，残高3.5厘米。青花发色浓艳，外壁绘兰草纹〔图二十一〕。
图二十一 青花杯A型标本2
4. 罐、瓶、壶。青花瓶、罐、壶类瓷片数量稀少，破损严重，难以复原和分型。壶只见柄部残片1件，瓶则见有长颈瓶颈部和瓶身残片各1件，均为景德镇窑产品。罐见有景德镇窑和漳州窑产品，前者胎质细白〔图二十二〕，后者胎质粗灰〔图二十三〕。
图二十二 景德镇窑青花罐标本
图二十三 漳州窑青花罐标本
（二）五彩
五彩瓷按器类可分为：碗，占比86%；盘，占比10%；杯，占比2%；盒，占比2%。
1. 碗，仅可分1型。有五彩和青花五彩两种装饰，前者内外均饰五彩，后者外施五彩，内饰青花，青花发色浓艳。饰以五彩的标本数量约为饰青花五彩的一半。
A型，侈口曲腹圈足碗。圆唇，大侈口，曲腹微下垂，圈足，足墙微内收，挖足与肩平。白釉略泛青，裹足刮釉。
标本1，可复原。口径11.5厘米，高6.1厘米，足径3.8厘米。外壁以五彩绘花鸟纹，内底以五彩绘折枝花卉纹〔图二十四〕。
图二十四 五彩碗A型标本1
标本2，口部残片。口径12.5厘米，高6.3厘米，足径4.5厘米。外壁以五彩绘红日方胜纹，内壁口沿下以青花绘龟背锦地纹，内底绘白鹭莲池纹〔图二十五〕。
图二十五 五彩碗A型标本2
2. 盘，可分2型。主题图案以折枝莲纹为主，另见极少量的丹凤朝阳纹。
A型，大斜折沿圈足盘。白胎细腻，胎体较薄，白釉匀净，裹足刮釉。
Aa型，与青花盘Aa型近似。斜曲腹近直，内饰五彩。
标本1，可复原。口径19厘米，高4.0厘米，足径10.2厘米。内壁与底绘折枝莲纹〔图二十六〕。
图二十六 五彩盘Aa型标本1
Ab型，与青花盘Aa型近似。深曲腹微下垂，内壁饰五彩，内底饰青花，青花发色深蓝。
标本1，可复原。口径19厘米，高3.8厘米，足径10.2厘米。内口沿绘红日锦地纹，内壁绘绶带云纹，内底绘丹凤朝阳纹〔图二十七〕。
图二十七 五彩盘Ab型标本1
3. 杯，可分1型。A型，造型与青花杯A型相似。白胎细腻，胎体较薄，白釉匀净，裹足刮釉。外饰五彩。
标本1，可复原。口径6.4厘米，高4.5厘米，足径2.5厘米。外壁绘花卉纹〔图二十八〕。
图二十八 五彩杯A型标本1
4. 盒，可分1型。A型，盖方唇，直口，拱形盖面。盒子母口，子口较浅，腹微斜直，圈足，外足墙直，内墙斜削。白釉匀净，裹足刮釉。外饰五彩。
标本1，可复原。盖口径8.5厘米，高2.8厘米；盒口径9厘米，高4.1厘米，足径6.4厘米。外壁纹饰不清〔图二十九〕。
图二十九 五彩盒A型标本1
白瓷只有杯和罐两种器类和型式，前者占比85%，后者占比15%。
1. 杯，可分1型。A型，造型与青花杯A型相似。白胎细腻，胎体较薄，白釉匀净，裹足刮釉。
标本1，口部残片。口径6.5厘米，残高3.6厘米〔图三十〕。
图三十 白釉杯A型标本1
2. 罐，可分1型。A型，方圆唇，矮直领，丰肩。白胎细腻，胎体较薄，白釉匀净。
标本1，口部残片。口径10.5厘米，残高9.0厘米〔图三十一〕。
图三十一 白釉罐A型标本1
二 相关探讨
起迄于1565至1815年的由西班牙人主导的跨太平洋大帆船贸易，将中国商品和美洲白银经由菲律宾马尼拉为主的中转站进行了源源不断的交换，这些贸易对促进早期全球化发展和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中国外销瓷进入了较长时间的繁荣期，并通过贸易进入美洲市场，成为全球化商品。本文将藉由对恩塞纳达沉船及其出水瓷器年代的考察，进一步讨论贸易性质等问题。
由于大帆船贸易所涉及的中国瓷器，特别是景德镇瓷器，需从产地长途跋涉运至国内沿海港口，之后外销并在菲律宾转口，商品流转链条复杂，船只沉没的时间和其装载货物的生产时间可能有一定的间隔。因此，我们对这两个时间分开进行讨论如下：
1. 瓷器货物的生产年代
恩塞纳达沉船出水瓷器中有不少以青花书底款的器物，又以A型青花碗和Aa型青花盘为主，但由于残片破损，字样可见的仅计90件。Aa型青花盘均为花押款，共11件。以A型青花碗为主的碗类器物有书吉祥语者〔图三十二〕，如“富贵佳器”（19件）、“上品佳器”（16件）、“大明福寿康宁”[4]（8件）、“长春佳器”（1件）、“状元及第”（1件），这些吉祥语在16世纪景德镇民窑瓷器底款中较为流行，其中“大明福寿康宁”款一般以嘉靖时多见；也有书纪年款者〔图三十三〕，如“大明宣德年制”（2件）、“大明正德年制”（1件）、“大明嘉靖年制”（5件）；其余则为花押款（16件）〔图三十四〕，和过于残损以致难以分辨的款识（10件）。寄托纪年在晚明的瓷器较为常见，以追书“宣德”和“成化”款为主，从器物造型和青花发色来看，宣德和正德纪年款应属晚明时期的寄托款，并非宣德和正德本朝生产。而从以上纪年款识的标本数量结构和器物本身特征来看，署“大明嘉靖年制”款的标本很可能属于本朝产品，这也是此次调查所能见到的最晚纪年标本[5]。因此，从铭文特别是纪年资料来看，出水瓷器的生产年代以嘉靖末期可能性较大。
图三十二 书吉祥语底款标本
图三十三 书纪年底款标本
图三十四 书花押底款标本
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岛发现的明代沉船“南澳I号”上的陶瓷器是较适合比对的考古资料，该船首站目的地被认为是东南亚，甚至很可能是吕宋（菲律宾）的马尼拉[6]。恩塞纳达沉船所载陶瓷器在样式和工艺上与其有不少近似之处，如Aa型青花盘标本1和标本2与南澳I号出水的丹凤朝阳纹青花盘，A型青花杯标本2与南澳I号的雀立枝头纹杯，A型青花碗标本4与南澳I号的凤穿花纹碗，以及螭龙纹碗、高官厚禄纹碗、白釉杯、刻龙纹四系陶罐等都相同或相似[7]。从整体器物特征来看，两者时代接近，但恩塞纳达沉船所载瓷器的生产时期可能略早于南澳I号。
然而，晚明时期的景德镇民窑产品，特别是嘉靖晚期至万历早期的产品，器物特征十分相似，尤其是图案沿用时间和范围较广，同一时期也因产品质量和审美追求的不同出现了精细与粗率两种绘制风格，如前文所述的青花盘Aa型和Ab型标本中的丹凤朝阳图案与五彩盘Ab型标本中类似图案即为此例。与此相关，通过对器物特征进行断代分析，不同学者对南澳I号所载瓷器的生产年代就有着不同的结论：一种认为是万历早中期[8]；另一种则将其判断为嘉靖末至隆庆时期[9]。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对瓷器货物进行断代分析，有的学者还指出：南澳I号沉船出水的大量宋钱应为明代仿制，此类宋钱在万历初年之后极少出口，因此沉船时代应早于万历[10]。
最近，支持南澳I号“嘉靖隆庆”说的另一项有力证据是：根据上海博物馆文保中心2019年5月的热释光检测结果，南澳I号出水的两件青花器物标本的年代分别为距今490±40年〔图三十五：1〕和498±50年〔图三十五：2〕[11]，也就是说两件器物的时代上限在公元1471－1489年之间，不早于成化时期（1465－1487），下限在公元1569－1571年之间，不晚于隆庆时期（1567－1572）。如此一来，恩塞纳达沉船的瓷器货物生产时间也不应晚于隆庆时期。
图三十五：1 南澳一号热释光检测标本1
图三十五：2 南澳一号热释光检测标本2
综合以上资料，兼及考虑到同一艘船也可能载有不同时期生产的产品，笔者推测恩塞纳达沉船出水瓷器的整体生产年代应不晚于万历初年（1573－1580），或可早至嘉靖末期（1560年前后），而又以嘉靖末期至隆庆时期（1560年前后至1572年）的可能性为大。
2. 船只沉没的年代
从有关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和晚明外销瓷的研究来看，16世纪后半叶有如下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565年是西班牙殖民者找到从菲律宾群岛返回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路线的里程碑年，是横跨太平洋的这一双向贸易的起始之年[12]。隆庆元年（1567），因重新开放了海上贸易，被认为是中国商品再次大量出口的“开关”之年[13]。而1571年是西班牙人占领马尼拉并建立据点的时间，1572年是中国商船与西属马尼拉之间开展贸易的元年[14]。此外，有关1573年的大帆船官方记载因首次提及有22300件瓷器运抵墨西哥，中国瓷器销往美洲的时间便通常被认为不应早于1573年[15]。与此相关，通过与有关马尼拉大帆船档案相印证，西方学者早些年曾将恩塞纳达沉船推定为消失于1576年的圣菲利普（San Felipe）号[16]，后因圣菲利普号沉没在菲律宾群岛以东的记录被发现，又将该船往后推定为失踪于1578年的圣万尼诺（San Juanillo）号[17]。
笔者以为，这些历史事件及其时间节点确实重要，恩塞纳达的沉船也有可能就是圣万尼诺号。但同时，我们不应将这些条框绝对化，以至于限制我们对其他可能性的思考和想象。具体来说，我们不应忽视隆庆元年之前的中国瓷器的外销方式和规模，忽略菲律宾群岛南部的宿务（Cebu）在早期东南亚转口贸易中的重要性以及西班牙人从该地获得中国瓷器的可能性。
首先，从景德镇明代民窑窑址出土器物情况来看：斗富弄窑址出土的嘉靖时期五彩瓷已经有较细密的开光纹饰，或具备克拉克瓷原型的明显风格[18]；而观音阁窑址出土的“天文年造”[19]和“海不扬波”款瓷器则是明代在嘉靖中期即已开始为外销定烧瓷器的明证[20]。此外，根据北京大学对肯尼亚格迪古城的考古调查资料，其出土的明代晚期中国瓷器以景德镇为主。在345件（片）景德镇瓷器中，嘉靖时期标本97件，占该期景德镇窑产品总数的28.1％；万历时期标本241件，占总数的69.86％；天启时期标本7件，占总数的2％[21]。可见嘉靖时期的中国瓷器外销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虽不及万历时期的鼎盛，但也达到其四成左右。
其次，宿务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已经是重要的国际贸易枢纽，如麦哲伦（Magellan）的船队于1521年抵达菲律宾群岛时，就在日志中感慨宿务是一个繁荣的商业中转港，拥有多种族组成的大量人口[22]。从1565年起，到1571年西班牙人占领马尼拉之前，大帆船的主要东方贸易港口就是宿务，这一点从西班牙人的官方记录中可见一斑，例如1568年，两艘大帆船从阿卡普尔科抵达宿务，其中的圣佩德罗（San Pedro）号在返航时消失于万山群岛（Ladrones Islands）附近[23]。根据笔者对现藏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Universityof Michigan, Ann Arbor）以菲律宾群岛出土陶瓷器为主的顾塔收藏（Guthe Collection）的调查来看，宿务地区发现有大量南宋至清末的中国瓷器。从元代开始较为兴盛，有品质较高的景德镇卵白釉瓷和青花瓷，明代则从15世纪中叶开始见有景德镇瓷器，15世纪末开始兴盛，16世纪中叶至16世纪末达到鼎盛，且不少器物组合与恩塞纳达沉船出水瓷器可资比对〔图三十六〕。
图三十六 宿务出土标本
事实上，瓷器并不是西班牙人最看重的贸易商品，他们最初来到菲律宾群岛主要是寻找香料，但令其失望的是：宿务只出产有限的肉桂，而盛产香料的摩鹿加群岛（Molucca Islands）则牢牢地控制在葡萄牙人手中[24]。此外，船只在海上航行时，常常需要一些较重的货物压舱，叠摞在一起的瓷器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因而，在得不到最初期望的香料以及丝绸等货物的情况下，宿务转售的中国瓷器或成为返航大帆船的重要装货选择之一。
综合以上现象可见，16世纪中叶，在西班牙人的大帆船开始穿梭于太平洋之前，中国瓷器，特别是景德镇瓷器早已经成规模地行销于包括宿务在内的广大海外地区，以供应中国市场的同类产品为主，同时伴随有少量定制品。西班牙人完全有可能自1565年起就从宿务获得中国瓷器，并将其运往美洲销售或转运。
因此，从商品的可获得性上看，我们不应忽略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建立稳固据点之前的贸易活动，而恩塞纳达沉船的沉没时间或以1566年，也就是开辟美洲返程航线的次年作为上限为宜。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综合考虑船属的可能性会更加稳妥。
恩塞纳达的沉船当年是如同大多数马尼拉大帆船一样服务于新西班牙或菲律宾群岛的殖民当局，还是有可能另有所属？其装载的瓷器货物结构又能给我们带来有关大帆船贸易的何种启示？
1. 船只性质
恩塞纳达沉船的船体构件和物品散落在沿海岸南北延绵约11公里、东西宽约180米的较大区间内，其中发现有用以包裹船体的铅皮和寄生船蛆的蜂蜡。前者表明这是一艘伊比利亚（Iberia）风格，也就是西班牙或葡萄牙建造风格的船只；而根据蜂蜡被蛀的情况来看，船蛆寄生时间在一年以上，据此推测该船在搁浅一年多以后才因风暴等原因解体[25]，也就是说船员们并非在搁浅时当场遇难。值得注意的是，无人报告过此艘船只的遇难情况，虽然搁浅地区属于生存条件恶劣的沙漠环境，但从少数瓷片的边缘留有当地土著打磨过的痕迹来看，该地并非无人区。那么，是船员们无一生还，还是幸存者以及船东缺乏向新西班牙殖民地当局报告的动机？值得考虑。
应该深究的是，在大帆船贸易早期阶段，往返于太平洋两端的船只是否都属于新西班牙或菲律宾殖民地官方？还是说也有可能来自其他美洲殖民地（比如秘鲁），甚至兼有私船的可能性？我们从现有的官方记录来看，有关历年往返于新西班牙和菲律宾之间的大帆船的贸易信息均很简略，甚至存在着自相矛盾的情况[26]，更不用说新西班牙以外的美洲殖民地的相关记录。而根据卷帙浩繁的《菲律宾群岛，1493－1803》的有关记载，1565年西班牙人征服菲律宾后的前三十年左右，是允许自由贸易的，当局没有规定贸易的航行次数、船队规模、商品数量、贸易关税等。参与贸易者既有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移民，也有来自东亚、东南亚、葡萄牙以及美洲各殖民地的商人[27]，如1588年菲律宾主教萨拉萨尔（Salazar）就抱怨新西班牙的总督将圣马丁号船只卖给墨西哥人用于对华贸易[28]。直到1593年新的法规将与中国的贸易限定在菲律宾群岛居民范围内，禁止新西班牙以外的其他美洲殖民地与中国甚至菲律宾进行贸易[29]，才真正对菲律宾的国际贸易主体和规模等产生了影响。但耐人寻味的是，直至1596年，时任菲律宾都督的路易斯·贝雷兹·达斯马尼亚斯（Luis Perez Dasmarinas）仍向西班牙国王告求一艘货船驶往秘鲁，以便挣钱偿还他的私人债务[30]。更特别的是，1599年时任都督的弗朗西斯科·特洛（Francisco Tello）在一方面向国王抱怨新西班牙总督通过向秘鲁人颁发贸易许可证违反上述法令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请求允许宿务岛的居民偶尔与秘鲁进行贸易[31]。
因此，在大帆船贸易的早期阶段，我们不应忽视新西班牙殖民地官方派遣以外的船只，在依据马尼拉大帆船的官方档案为考古发现的沉船判定船名和船属时，我们也应持更谨慎的态度。
2. 货品性质
恩塞纳达沉船瓷器的98%为景德镇窑产品，其余2%为漳州窑产品。而与恩塞纳达沉船时代接近，且处于贸易链条上游的南澳I号的瓷器货物则70%来自漳州，只有30%来自景德镇。此外，恩塞纳达沉船的瓷器货物中生产成本较高的景德镇五彩产品占比13%，且品种有碗、盘、杯、盒，在南澳I号的器物中则只见碗类和盒类[32]。因此，从瓷器的胎釉和装饰工艺来看，恩塞纳达沉船的货物相比南澳I号整体质量高出许多，属于景德镇民窑中较精致的产品。可见恩塞纳达沉船对瓷器货品的器形经过了挑选，集中度也较高，基本为日用器形。这些器物被运到美洲和欧洲后，用途可能和在中国并不相同。例如，原产中美洲地区的巧克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使用葫芦、椰子类的壳盛装，大帆船贸易之后才被中国制造的瓷杯所替代，而西班牙人在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Dynasty）时期就用来自中国的仰钟形无把杯饮用美洲传入的巧克力饮料[33]。
恩塞纳达沉船上的器形种类虽不算多，图案品种却不少，且均为国内民间喜闻乐见的主题，如占比27%的丹凤朝阳纹盘，占比18%和10%的的兰草纹和螭龙纹碗，占比4%的雀上枝头纹碗和杯，占比3%的凤穿花纹碗，以及占比1.4%的草书诗文碗和杯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以上占比较高的主题，几乎每种器型都包含有少量其他各种图案的产品。因此，恩塞纳达沉船的瓷器货品虽在图案上也经过一定的挑选，但体现更多的是一种对中国文化的接纳和好奇。
恩塞纳达沉船的瓷器货品具有非定制和相对精致的特征。一方面，这些商品带有早期贸易的试销特性[34]，从而接受和筛选了市场上的现有产品，这一点与后期的以克拉克定制瓷为代表的商品不同；另一方面，考虑到运输路途远、风险大、成本高，又挑选了其中质量相对较高的产品，这与南澳I号货品以东亚和东南亚为市场也不同，二者的差异应与对贸易利润率高低的追求有关。
三 小结
综上所述，恩塞纳达沉船上的瓷器年代上限或可早至嘉靖末期，下限应不晚于万历初年，而又以嘉靖末期至隆庆时期可能性为高，处于大帆船贸易的肇始阶段，也即菲律宾群岛贸易秩序较混乱的时期。因此，我们在分析船只年代、船属、始发与目标港口的时候，应跳出对马尼拉大帆船有关记录的传统理解与限制，尤其应当考虑到宿务作为中转港口以及秘鲁等其他美洲殖民地介入的可能作用和影响。同时，恩塞纳达沉船上的瓷器货品结构既可能和早期贸易的试销模式有关，也与高风险高回报的长距离海上贸易特性相符合。
当时活跃在这一国际化的生产、贸易、消费，以及转口贸易和再消费链条中的，既有中国人、菲律宾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还有葡萄牙人、秘鲁人、日本人，以及其他东南亚人。在中国瓷器的外销中，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参与者在其中错综复杂地扮演了生产者、贸易者、竞争者和消费者的角色。从而，当不同种类的瓷器在最初从中国运往菲律宾的时候，其目标客户和最终消费者未必全在菲律宾本土，也未必全在美洲。留待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是：在早期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中，恩塞纳达沉船上的这些中国瓷器是如何层层进行流转的？每一层级的卖方和买方是谁？每一层级的货品挑选又是基于何种需求和判断？简而言之，是“谁”为“谁”做的怎样的选择？
附记：对恩塞纳达沉船资料的调查得到了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和历史研究所与墨西哥恩塞纳达历史博物馆有关学者和职员的大力帮助，特致谢忱。尤其需要感谢的是已故的美国航海史家和海洋考古学家爱德华·冯·波顿先生(1933－2018)，正是他二十年如一日的推动和坚守才有恩塞纳达沉船考古和研究工作的今天，在此谨致以深切的敬意和缅怀。
［作者单位：翁彦俊，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
李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责任编辑：项坤鹏)
*本研究为江西省社科规划地区基金项目“景德镇16－18世纪的外销瓷研究”（项目批准号：18DQ11）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出土中国古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项目批准号：15ZDB057）的成果之一。
[1]Edward Von der Porten, The Early Wan-li Ming Porcelains from the Baja California Shipwreck Identified as the 1576 Manila Galleon San Felipe,San Francisco: unpublished monograph, 2011. Edward Von der Porten, The Early Wan-li Ming Porcelains from the Baja California Shipwreck Identified as the 1576 Manila Galleon, San Felipe: A Supplement, San Francisco: unpublished monograph, 2012.
[2]相较前者根据图案、口沿、大小以及胎质等进行分型，我们主要以器物造型作为分型标准，然后选取有代表性的标本进行报告。
[3]绝大多数为残片，在此不作区分，统称为器，每片残片均作件计量。除此之外，2012年之后又陆续发现190余件残瓷片，品种与之前的基本类似，未在本次调查的统计范围内。
[4]“大明福寿康宁”铭文被发掘者原判定为“大明隆庆年制”，经此次调查予以确认更正。另外笔者被告知还有“长寿佳器”（应为“长春佳器”，笔者注）、“富贵吉祥”（疑为“富贵佳器”，笔者注）、“万福攸同”款识瓷片，但据对现场所有标本和冯·波顿先生提供的有铭文器物照片的检视来看，暂未见此类文字。
[5]据悉还有“大明万历年制”款识瓷片，但据对标本和照片的检视来看，同样未见此类铭文。
[6]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汕头市“南澳I号”明代沉船》，《考古》2011年第7期，页45；郭学雷：《南海I号沉船的年代、航路及性质》，《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页127－129；丁见祥：《“南海I号”：位置、内涵与时代》，《博物院》2018年第2期，页46。
[7]宋中雷、黎飞艳：《南澳I号明代沉船2010年出水陶瓷器》，《文物》2012年第3期，页60－78；前揭《南海I号沉船的年代、航路及性质》，页118－132；陈冲：《南澳Ⅰ号沉船所见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的生产年代》，《华夏考古》2018年第4期，页85－96。
[8]前揭《广东汕头市“南澳I号”明代沉船》，页45；王怡苹：《“南澳Ⅰ号”沉船中景德镇外销青花瓷器的制作时代探究》，《国家航海》2014年第1期，页167；前揭《南澳Ⅰ号沉船所见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的生产年代》，页95。
[9]前揭《南澳I号明代沉船2010年出水陶瓷器》，页118－126。
[10]前揭《南澳I号明代沉船2010年出水陶瓷器》，页125－126。
[11]数据和图片蒙上海博物馆文保中心惠赐。
[12]William Lytle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E. P.Dutton & Co.,Inc., 1939, P.24.
[13]晁中辰：《论明中期以后的海外贸易》，《文史哲》1990年第2期，页91－93。
[14]前揭The Manila Galleon, p.25.
[15]韩琦：《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对明王朝的影响》，《世界近现代史研究》2013年第00期，页51。
[16]Edward Von der Porten, “The Manila Galleon San Felipe1573-1576, A Reconstruction of her History”, Main’s Haul, 2010, Vol.46:1&2.
[17]Edward Von der Porten, Early Wanli Porcelains from the 1578 Manila Galleon San Juanillo, San Francisco: unpublished monograph, 2017, p.1.
[18]曹建文：《中葡早期贸易与克拉克瓷器装饰风格的起源》，《陶瓷学报》2014年第1期，页120。
[19]该“天文年”被认为是日本天文年，也就是公元1532－1555年。
[20]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镇观音阁明代窑址发掘简报》，2009年第12期，页50、57。
[21]秦大树：《肯尼亚出土中国瓷器的阶段性讨论》(Discussionon Stages of Maritime Trade Based on Chinese Ceramics Found in Kenya)，（韩国）《海洋文化财》（Journal of Maritime Heritage）2017年第10期，页8－52。
[22]Charles E. Nowell, “Antonio Pigafetta, Gaspa Correa”, Magellon’s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Three Contemporary Account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60.
[23]Henry R. Wagner, Spanish Voyages tothe Northwest Coast of Americ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msterdam: N. Israel, 1966(reprint of the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publication of1929), p.131.
[24]前揭《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对明王朝的影响》，页47。
[25]Edward Von der Porten, “Treasures Unearthe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Manila Galleon San Felipe”, Main’s Haul, No.46, 2010: 8-15.
[26]Bruce Cruikshank, Manila galleonlisting, <EB/OL>, <2020-01-13>, https://sites.google.com/site/manilagalleonlisting/home.
[27]韩琦：《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垄断体制的建立——基于对〈菲律宾群岛资料〉的研究》，马尼拉大帆船——现代早期跨太平洋互动工作坊，北京大学，2019年。
[28]艾玛·海伦·布莱尔、詹姆斯·亚历山大·罗伯逊、爱德华·盖洛德·伯恩、王渊、张晓韦：《〈菲律宾群岛, 1493－1803〉第1－10卷的“前言”》，《世界近现代史研究》2017年第00期，页339。
[29]前揭《〈菲律宾群岛，1493－1803〉第1－10卷的“前言”》，页353。
[30]前揭《〈菲律宾群岛，1493－1803〉第1－10卷的“前言”》，页358。
[31]前揭《〈菲律宾群岛，1493－1803〉第1－10卷的“前言”》，页365。
[32]前揭《广东汕头市“南澳I号”明代沉船》，页42－43。
[33]于施洋：《在西班牙寻找中国瓷——〈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中国瓷〉书评》，《海交史研究》2020年第2期。
[34]已故的原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克拉伦斯·尚格劳（Clarence Shangraw）先生在德勒克湾沉船陶瓷研究报告（未刊稿）中首先提出“试销品”这一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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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阅读：此为翁彦俊、李旻：《关于墨西哥恩塞纳达沉船出水中国瓷器的调查及相关思考》全文，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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