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项坤鹏：首里城出土清朝瓷器及相关问题研究
位于日本冲绳的首里城出土了若干清朝御窑瓷器和大量民窑瓷器，其分布状态、使用情况及废弃处理方式均与清代紫禁城相类。根据考古发掘来看，首里城中御窑瓷器为集中分布，民窑瓷器则散布各处。推测前者主要服务于以琉球王室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后者中质量较高的作为御窑瓷器的补充在一些宫廷活动中使用，质量粗劣的供等级较低的人员或者活动使用。对于废弃无用的御窑瓷器，采取集中管理、挖坑掩埋方式，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管控较为松散。就来源途径而言，御窑瓷器主要来源于清代宫廷赏赐，民窑瓷器则来源于接贡船只随带等多种方式。
首里城出土清朝瓷器
及相关问题研究
项 坤 鹏
一 引言
首里城位于日本冲绳。冲绳古称“琉球”，地处太平洋西，位于中国台湾岛与日本九州岛之间。其地文化遗存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13世纪前后出现了大型城址，政治、经济逐渐发展成形。14世纪初形成了山南、中山、山北三国对峙的“三山分据”格局。1429年中山国尚氏统一琉球，建立琉球王国，并成为明朝的藩属国。明亡后琉球继续对清朝朝贡。1609年日本萨摩藩岛津氏率兵侵占琉球，逼迫其向日本进贡，琉球王国形成“两属”状态，后逐渐被萨摩藩实际控制。1872年日本政府消琉球国号设“琉球藩”，1875年强令琉球王国停止对清政府朝贡。1879年日本宣布琉球废藩置县，完成所谓的“琉球处分”，将琉球强行并入日本，设冲绳县，琉球王国覆亡。
近些年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在冲绳若干遗址中均发现了中国瓷器。据统计，迄止2013年，冲绳出土中国陶瓷器的遗址已达157处，包括先岛诸岛14处、琉球诸岛114处、奄美诸岛26处、吐噶喇列岛3处[1]，出土瓷器以元、明时期居多。值得关注的是，在首里城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清朝御窑和民窑瓷器。
首里城位于今冲绳那霸市的东侧，确切创建年代尚未可考。根据考古发掘推定，在“三山分据时期”，首里曾是中山王国都城所在。1426年首里按司尚巴志统一三山、建立琉球王国，以首里城为王城。第二尚氏王朝国王尚真对首里城加以扩建[2]。此后450余年间，首里城一直是琉球王国的王城所在〔图一〕[3]。1995－1997年，为了对屡遭损毁的首里城进行复原和重建，当地县教育委员会对首里城西南部的京之内遗迹进行了考古发掘。此后对首里城的考古工作持续展开，迄今已历时20余年。相较于首里城出土的元明时期中国瓷器，该地出土的清朝瓷器较少受到关注，仅于矢岛律子《首里城中城御殿出土の清朝官窑陶瓷》[4]、森达也《首里出土の清朝景德镇官窑瓷器》[5]等文中有所涉及，主要是对出土御窑瓷器的基本介绍。首里址是迄今为止日本境内极少数出土清朝御窑瓷器的遗址之一，对于探讨清朝御窑瓷器的外播，及其在输入地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伴出的民窑瓷器与御窑瓷器一起，共同构成了当时首里城瓷器使用的整体格局，亦不容忽视。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整理实物并参考历年考古发掘报告的基础上，梳理首里城出土的清朝御窑和民窑瓷器[6]，进而对其于琉球宫廷中的使用状态及来源方式等问题加以探讨。
〔图一〕 首里城布局示意图
二 首里城出土的清朝瓷器
囿于出土瓷器的数量和拼对、修复程度，尚不足以对其充分开展类型学分析。因此，下文以出土地点为纲，对御窑、民窑瓷器的器形、器类等进行分别介绍。
首里城出土清朝御窑瓷器种类颇多，主要包括青花、青花矾红彩、白地墨彩、霁红釉、酱釉、红釉、白釉、粉彩、霁蓝釉、斗彩、绿地暗花等，以青花为主。器形主要包括碗、盘、瓶、盏、炉等多种，以碗、盘为大宗。大部分底部书有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朝规矩年款。根据款识及器物特征判断，年代上限可至康熙朝，下限可抵道光时期。
1. 御内原。位于首里城正殿的东侧，是国王及家人的生活场所。此地清朝御窑瓷器主要出土于灰坑L-E8[7]。器物包括内白釉外霁红釉碗，外涩胎内白釉碗，青花碗、盘，斗彩碗，斗彩花卉纹盘等〔图二〕[8]。
〔图二〕 御内原地点所出清朝御窑瓷器
1.“大清康熙年制”款内白釉外霁红釉碗 2. 外涩胎内白釉碗
3. 青花八卦纹碗 4.“大清康熙年制”款青花云鹤纹碗
5. 青花花卉纹盘 6.“大清雍正年制”款斗彩花卉纹碗
7.“大清康熙年制”款斗彩花卉纹碗 8. 斗彩花果纹碗
9. 斗彩花卉纹盘
2. 黄金御殿。位于首里城正殿之南，为王妃等居住之所。此处出土清朝御窑瓷器较少，仅见有青花碗〔图三〕。
〔图三〕 黄金御殿地点所出清朝御窑云鹤八卦纹青花碗
3. 中城御殿。建于尚丰王时代，面向绫门大道，是琉球国第二尚氏王朝时期王世子居住的府邸，末代国王尚泰曾于此居住。出土清朝御窑瓷器包括青花碗，粉彩碗，斗彩盘、碗、罐，青花矾红彩碗，霁蓝釉盘等〔图四〕。
〔图四〕 中城御殿地点所出清朝御窑瓷器
1. 缠枝花草纹青花碗 2. 粉彩碗 3. 花卉纹斗彩盘
4.“大清雍正年制”款斗彩碗 5. 斗彩罐
6. 龙纹青花矾红彩碗 7. 霁蓝釉盘
4. 东远望台。该地点除了远望台外，还设有寝庙，国王去世时，在进行正式葬礼之前，遗体暂时安放于此。出土清朝御窑瓷器有青花碗、斗彩碗、白地墨彩碗、白地绿彩暗纹碗、霁红釉碗、酱釉暗纹碗、红釉留白鱼纹碗等〔图五〕。
1.“大清嘉庆年制”青花碗 2.“大清康熙年制”款缠枝花卉纹斗彩碗
3. 白地墨彩碗 4.“大清雍正年制”款白地绿彩暗纹碗
5.“大清康熙年制”款霁红釉碗 6.“大清道光年制”款酱釉暗纹碗
7. 红釉留白鱼纹碗
5. 真珠道。为尚真王所建，是连接首里城和国场川真玉桥的官道。出土清朝御窑瓷器见斗彩碗等〔图六〕。
〔图六〕 真珠道地点所出清朝御窑斗彩碗
6. 其他道路。出土清朝御窑瓷器包括斗彩花卉纹碗、白釉碗等〔图七〕。
1. 斗彩花卉纹碗 2. 白釉碗
首里城出土清朝民窑瓷器种类包括青花、白地红绿彩、白地矾红彩、白地绿彩、粉彩、五彩、素三彩、霁蓝釉、蓝釉、白釉、酱釉、斗彩、绿釉、黄地褐绿彩、黄地矾红彩、松石绿釉等，以青花为主。器形包括碗、盘、盏、勺、炉、钵等，以碗、盘为主。部分器物底部书有年款，包括“康熙年制”、“大清乾隆年制”、“大清嘉庆年制”、“咸丰年制”、“大明成化年制”等，有的为后朝寄托款。根据器物特征判断，年代上限可至清初，下限可抵清晚期。
1. 御内原。出土有霁蓝釉盏、碗，蓝釉瓶，白釉碗、盘，青花（包括淡描青花）碗、盘、盏，粉彩碗，五彩碗，矾红地拔白器盖等〔图八〕。
1. 霁蓝釉盏 2. 霁蓝釉碗之一 3. 霁蓝釉碗之二
4. 蓝釉暗花瓶 5. 白釉碗 6. 白釉盘
7. 青花碗之一 8. 青花碗之二 9. 青花碗之三
10. 淡描青花碗 11. 青花盘 12. 青花盏
13. 粉彩碗之一 14. 粉彩碗之二 15. 五彩碗
16. 矾红地拔白器盖
2. 黄金御殿。出土有青花碗、盏等〔图九〕。
1.“大清嘉庆年制”款青花碗 2. 缠枝花卉纹青花碗 3. 青花盏
3. 中城御殿。出土民窑瓷器包括粉彩碗，青花（包括淡描青花）盘、勺，五彩碗、盘，酱釉碗，白地红绿彩碗，斗彩碗，白釉盘，黑地五彩盘，粉彩碗等〔图十〕。
1. 花卉纹青花盘 2. 花卉纹淡描青花盘
3. 青花勺 4. 花卉纹五彩碗 5. 竹纹五彩碗
6.“咸丰年制”款庭院小景纹五彩盘（正）
7. “咸丰年制”款庭院小景纹五彩盘（底）
8. 酱釉碗 9. 白地红绿彩碗 10. 花卉纹斗彩碗
11. 白釉盘 12. 黑地五彩盘 13. 粉彩碗之一
14. 粉彩碗之二
4. 东远望台。出土有五彩盘，青花五彩盒盖，酱釉盏，青花（包括淡描青花）碗、盘、盏，绿釉碗，霁蓝釉炉，蓝釉碗、瓶，黄地褐绿彩瓶，白釉碗，松石绿釉碗等〔图十一〕。
1. 五彩花卉纹盘 2. 青花五彩花卉纹盒盖
3. 酱釉盏 4. 青花碗之一 5. 青花碗之二
6. 青花碗之三 7. 青花碗之四
8.“大明成化年制”寄托款青花碗
9. 淡描青花缠枝花卉纹碗
10. 青花盘 11. 青花盏 12. 绿釉碗
13. 霁蓝釉炉 14. 蓝釉碗 15. 蓝釉瓶
16. 黄地褐绿彩瓶 17. 白釉碗
18.“大清乾隆年制”款松石绿釉碗
5. 真珠道。出土有白釉五彩瓶，青花（包括淡描青花）碗、盘、盏、勺，黄地矾红彩碗，白地绿彩盘，白地矾红彩碗，白釉碗等〔图十二〕。
1. 白釉五彩瓶 2. 青花花卉纹碗 3. 青花夔龙纹碗
4. 淡描青花花卉纹碗 5. 青花盘 6. 青花花卉纹盏
7. 青花勺 8. 黄地矾红彩碗 9. 白地绿彩盘
10. 白地矾红彩碗 11. 白釉碗
6. 京之内。为祭典场所，一些重要的仪式和祭祀活动多于此地举行。出土民窑瓷器有青花（包括淡描青花）碗、盘等〔图十三〕。
1. 青花花卉纹盘 2. 青花花卉纹碗
7. 钱藏。为掌管收纳之所，明治十二年“琉球处分”后，被用作厨房和浴场。出土有青花碗、盘等〔图十四〕。
1. 青花花卉纹碗 2. 青花花卉纹盘
8. 大台座、料理座。为大厨房所在，该地机构还负责掌管干菜、调味料、香辛料、其他食品和薪炭等。出土民窑瓷器包括青花碗、白地红绿彩碗、素三彩碗、霁蓝釉瓶等〔图十五〕。
1. 青花缠枝花卉纹碗之一 2. 青花缠枝花卉纹碗之二
3. 白地红绿彩碗 4. 素三彩碗 5. 霁蓝釉瓶
9. 淑顺门东、西。淑顺门位于首里城内郭，是通往国王及其家人居所御内原的正门。出土民窑瓷器包括青花碗、盘，蓝釉碗等〔图十六〕。
〔图十六〕 淑顺门东、西地点所出清代民窑瓷器
1. 青花花卉纹碗 2. 青花花卉纹盘 3. 蓝釉碗
10. 奉神门。为正殿前面的中庭广场御庭的入口。出土有青花碗、壶、瓶、盘等[9]。
11. 书院、锁之间。书院为琉球国王处理日常政务之所；锁之间为琉球王室接待萨摩客人之所。出土民窑瓷器包括青花碗、盘，白釉碗等〔图十七〕。
1. 青花碗 2. 青花盘 3. 白釉碗
12. 下之御庭、用物座、瑞泉门、漏刻门、广福门、木曳门、右掖门。首里城大致可分为外郭和内郭两部分，外郭有欢会门、继世门、久庆门、木曳门，内郭有瑞泉门、漏刻门、广福门、左掖门、右掖门、淑顺门、美福门等多座城门。下之御庭位于广福门内，为前庭。用物座位于下之御庭西侧，为处置礼品之所。上述几处出土民窑瓷器包括青花碗、盘、钵、杯、瓶、壶等[10]。
13. 上之毛。为首里城的防御之地。出土民窑瓷器包括青花碗、盘，白地矾红彩碗、白地红绿彩盘等[11]。
14. 各条道路。出土民窑瓷器包括白釉碗、盏，青花（包括淡描青花）碗、盘，粉彩碗，五彩碗，矾红彩碗，青花矾红彩碗等〔图十八〕。
1. 白釉碗 2. 白釉盏 3. 青花碗
4. 青花盘 5. 粉彩碗 6. 五彩碗之一
7. 五彩碗之二 8. 矾红彩碗 9. 青花矾红彩碗
三 王宫用度——与紫禁城的类比
首里城作为琉球国王城所在，其内各性质、功能不同地点所出的御、民窑瓷器，为我们讨论当时琉球王宫中瓷器用度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结合考古材料和相关文献，拟从以下三点出发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据上文分析可知，御窑瓷器集中出土于御内原、黄金御殿、中城御殿、东远望台、真珠道等处，分别为国王、王妃和世子的生活区及丧葬区等。而民窑瓷器的分布状态与御窑瓷器明显有别，几乎可见于首里城各处发掘地点。分布地点的不同映射出当时御、民窑瓷器之间的功能不同：前者直接服务于以国王为中心的小众统治阶层；后者服务范围更广泛，更多地承担层级较低的活动。
实际上，首里城出土瓷器的分布状态与紫禁城大致类似。近年来，为配合基础建设，紫禁城内对数十处地点进行了考古清理，出土物中包含大量清朝瓷器。总体来看，御窑瓷器出土地点较集中，仅限于南大库、北河沿等区域，而民窑瓷器散见于紫禁城内各处。这种遥相呼应的考古学现象，说明紫禁城与首里王城中对清朝瓷器的使用和管理有相似之处。究其原因，乃明清时期中国对琉球王国在政治制度、思想教育、科学技术乃至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影响所致[12]。琉球人郑秉哲《球阳》卷一“太祖赐闽人三十六姓”载：“（洪武二十五年）王遣使入贡时附疏言，通事程复、叶希尹二人以寨官兼通事往来进贡，服劳居多，乞赐职，加冠带，使本国臣民有所仰止，以变番俗。太祖从之。更赐闽人三十六姓，始节音乐，制礼法，改变番俗，而致文教同风之盛。太祖称为礼义之邦。”[13]自此以后，琉球社会自上而下全面受到中国文化的教化。清克明后，琉球迅速遣使纳贡，自康熙二十五年始，国子监专设“琉球官学”，供琉球官生学习。因国子监接收人员有限，琉球还让一些青年官吏或官宦子弟到福建“柔远驿”学馆中就学[14]，上述人等“挂帆返国”后，皆“倡程朱之学于海邦，阐李杜之诗于岛屿”[15]，更是使得中华文化深入影响至琉球社会的各个层面。鉴于琉球对中华文化如此推崇，当时琉球王族追求御窑瓷器，并模仿明清皇室对瓷器的使用方式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藉由清宫瓷器用度来推测更多首里王城瓷器使用细节，并进一步丰富对首里城御窑和民窑瓷器功能的理解，是可行且合乎逻辑的。关于清宫对御窑瓷器的使用，清宫档案中有详细记载，学界也不乏研究，综合来看主要用于祭祀、礼佛、文房、赏赐、餐饮、陈设、婚嫁、寿庆、丧葬、陵寝等方面，首里王城出土的御窑瓷器功能亦不外如是，考虑到其数量较少且获取不易等因素，可能使用范围要小于清宫。此外，关于清宫对民窑瓷器的使用，档案所载仅是只鳞片爪，学者们对此也少有关注。笔者曾撰文对此专门讨论[16]，大致来说，清宫民窑瓷器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质量粗劣者，供等级较低的人（如宫中服务人员）或宫中低等级的活动使用；另一类为质量较高者，有别于一般民窑产品，器形丰富，釉色品种多样，宫廷活动中相关人等需用瓷器但达不到使用御窑瓷器的标准时，往往以此应对，如多用于帝后出行时的茶膳，宫中较不重要场合的陈设以及宫中喇嘛写经、念经道场、掌仪司画神像等场合，为御窑瓷器的补充。结合出土情况来看，首里城中的民窑瓷器也可分精、粗两类，其于王宫中的功能想必也与清宫相类。
首里城与紫禁城所见清朝瓷器的相似之处，除功能与分工外，还有一处细节颇为一致。上文载到，御内原的清朝御窑瓷器主要出土于灰坑L-E8。2014年[17]及2016年，故宫博物院内西南部南大库区域发现两处瓷片埋藏坑，出土御窑瓷器和民窑瓷器残片数万件，恰可与御内原灰坑L-E8相关联。
据考，南大库区域曾为清宫瓷器库库址所在[18]，通过文献记载与出土瓷器比对可确定，2014年及2016年瓷片坑所出瓷片确为来自瓷库库藏无疑。从痕迹角度观察，这些瓷器基本上在被埋藏前已经破损，很可能是在宫廷活动中因种种原因所致。清宫处理破损瓷器的方式多种多样，对于宋汝窑、宋官窑等珍稀瓷器而言，轻微破损几乎不能改变其地位；而对于大部分瓷器来说，破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重要性，对于这些瓷器的处置方式具体表现为易地陈设、赏赐或入库等，有的甚至被宫中除用，遭到变价或者销毁。总体来说，清宫御窑瓷器均会被相应妥善处理，即使变价，也要获取相应的价值。而销毁仅针对于残损且价值无存的瓷器，南大库区域瓷片坑所出瓷器无疑即属此类——部分瓷器破损严重，先被放置于瓷库，后在清点盘查库房中被就近掩埋处理。由此类比，再结合L-E8的位置和形态，可推测其为当时王城中废弃瓷器的掩埋坑。窥一斑而见全貌，这或许说明，紫禁城与首里城处理废弃无用瓷器的方式是一致的。但也有区别，主要在于前者出土御窑瓷器的散布点较后者要少，这意味着紫禁城对御窑瓷器的管控要更为严格，而首里城则松散得多。
四 窑口组成——对东亚东南亚窑业格局的检视
首里城出土的清朝御窑瓷器来自景德镇无疑，民窑瓷器以景德镇窑场产品占比较高，还有少量的福建德化、漳州等窑场以及广东诸窑场的产品。另外还有部分日本窑场（此处不包括冲绳）的产品，如肥前青花、彩绘瓷器。再有少量越南窑场的产品以及冲绳本地窑场的产品。检视当时的瓷业生产格局可知，中国的景德镇、福建、广东，日本的肥前，越南钵场、赤腾、符阆、海阳[19]等是瓷器主要产区。历史上，中国瓷器在绝大多数时间占据着海外瓷器贸易的主流。虽然清初由于战乱及海禁等因素，中国瓷业生产和外销一度陷入低谷，但随着17世纪末期局势的稳定和海禁的取消，生产快速得以恢复并重新在海外市场上占据重要位置，呈现出以景德镇为主，福建、广东等为辅的繁荣局面。日本制瓷业起步较晚，创烧于17世纪10年代[20]，由于17世纪50年代引进中国制瓷技术，再加上当时中国瓷业衰落形成的供给几近真空的局面，日本制瓷业迅速发展，以有田为生产中心的肥前瓷器成为日本瓷业产品的代表，活跃于日本国内市场以及海外市场，17世纪随着中国瓷业的再度崛起，日本瓷业在海外市场所占份额有所下降。越南的制瓷业也较为发达，其青花瓷器的生产一度于15世纪至16世纪中叶达到高峰，之后急剧衰落，17世纪前期由于中国瓷业的衰落，越南青花瓷器的生产出现了短暂的复兴。由此看来，17世纪以后，中国、日本、越南三地瓷器都曾在海外贸易中有过辉煌时期，琉球作为当时亚洲各国之间，乃至西方与东亚之间贸易的辐辏之地[21]，必然会吸纳上述几处产区的瓷器汇聚于此，这也就是首里城中出土诸类瓷器的原因。之所以呈现景德镇产品为主的态势，一方面是因为琉球长期作为清朝的藩属国，与清朝的官、私贸易往来更为密切，获取瓷器更为便利；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景德镇瓷器质量更高，价格更低廉，供给更稳定。
五 首里城清朝瓷器的来源途径——与史料的缀合
清宫虽然对御窑瓷器管理较为严格，但据文献记载、考古资料以及公私藏品溯源可知，其实不乏流散渠道，如通过赏赐、变价等方式散出宫廷。首里城出土的清朝御窑瓷器数量较多——可能是中国以外出土清朝御窑瓷器最多的遗址，其来源途径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另外，首里城出土的清朝民窑瓷器是从何而来？在清朝民窑瓷器大量外销的大背景下，是否有具体史料可细化其来源方式？
清朝伊始，琉球王国即与其开始了往来。顺治三年，琉球国王尚贤遣使金应元前来请封，翌年清政府予以馈赠令返。顺治十年，琉球遣使朝贡，顺治皇帝颁布《敕琉球诏》：“赐王印一、缎币三十匹，妃缎币二十匹。并颁定贡期，二年一贡，进贡人数不得逾一百五十名，许正副使二员、从人十五名入京，余俱留闽待命。”由此开启了清朝与琉球王国之间的册封和朝贡活动。
关于清朝皇帝赏赐瓷器给琉球王国之事，《清档》、《清会典》、《十通》等提及雍正二年、四年、七年、十年皆有赏赐。记载较详的如《雍正十年各作成做活计档》：“三月五日敬事房笔帖式太监沈玉功持来珐琅瓶一件、珐琅盘一件、大官釉四喜花囊一件、龙泉双管瓶一件、西洋红纸搥瓶一件、洋红酒圆四件、五彩酒圆四件⋯⋯霁红瓶二件、霁青瓶一件、冬青壶一件、填白双圆瓶一件、汝窑锦袋瓶一件、哥窑玉壶春瓶一件、青花白地桃式□盒一件、五彩瓷套杯一套（共十件）⋯⋯着包裹黑毡发报，赏琉球国记此。”[22]《雍正十年正月立赏用底簿》：“三月初六日⋯⋯赏琉球国之国舅⋯⋯哥窑四系花囊一件、蓝瓷瓶一件、霁红瓶二件、霁青瓶一件、哥窑瓶一件、官窑双管瓶一件、填白双圆瓶一件、粉红瓷小瓶一件、青花瓷桃式盒一件、五彩套杯一件、五彩酒盅四件、洋红酒盅四件。”[23]可知当时赏赐给琉球的瓷器等级颇高，品类亦较多。清朝御窑瓷器是专门为宫廷烧制，虽然也有变价流落至坊间者（如御窑厂烧制的次色瓷器或宫中多余、残损瓷器等），但毕竟数量较少且质量多有瑕疵，当时的琉球王国若想获取御窑瓷器，恐怕多得仰赖于宫廷赏赐。
除了上述档案，此外，清人赵新所著《续琉球国志略》及琉球文献《历代宝案》也有相关记载，虽较前者略失详实，未述及瓷器的具体品类，但对雍正朝之后清宫对琉球的赏赐情况有所涉及。《续琉球国志略》卷二载及道光元年[24]、道光三十年[25]、同治二年[26]均曾赏赐“磁器”。《历代宝案》册十三载“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为恭谢天恩事。窃臣泰僻处海隅，世沐圣朝优恤有加无已，道光二十八年谨遣陪臣耳目官白统绩、正议大夫郑元觐等齐表朝京，恭遇大行皇帝祫祭太庙，该使臣向统绩等在午门前瞻仰天颜欣荷，殊恩，赏赐玻璃器、鼻烟壶、瓷器、荷包、茶叶、鲜果等件⋯⋯”[27]以上记载可与考古发现相印证，作为清宫对琉球赏赐活动持续至清晚期的佐证，最晚记载“同治二年”之时间节点与日本强令琉球王国停止对清政府朝贡之1875年相距不远。
根据考古材料，首里城出土的御窑瓷器器类较多，但器形较为单一，以碗、盘等圆器为主，而结合档案文献记载可知，当时首里城中清御窑瓷器种类远较考古材料呈现出来的面貌要丰富。原因在于，当时瓷器破损后才留存于遗址之中，无损或者堪用的瓷器会被保存或者转移。实际上首里城所藏清御窑瓷器后来大多散落它处，除少量赠予日本贵族，绝大部分被劫掠一空。赠送之例可见《世界陶瓷全集·清》中收录一清雍正御窑粉彩花鸟抱月瓶〔图十九〕，该瓶原为江户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公旧藏，之所以进入德川家，是因为彼时萨摩藩藩主与江户德川家族世代较好，互通礼物之故；劫掠之事见于史书所载，1879日本废藩置县吞并琉球后，对其库藏进行了洗劫，彼时琉球陈情使向大清汇报奏章记道：“于六月十四日，日人率领巡查兵役突入世子宫将各门紧守，迫索历朝颁赐诏敕，此乃琉球镇国之宝，虔诚供奉，岂敢轻以示人。当即再三恳说，日人不听，各官与之据理争论，日人大怒，立召巡查数十名毒打各官。直行胁（劫）去。至天朝钦赐御书、匾额、宝印，亦恐被其夺掠，百方谨护忧虑滋深。又近日，上自法司等官，下至绅书士庶外，而属岛监守官笔帖式，既其头目土役人等，多被倭人劫往至各处衙署，严行拷审，或有固执忠义自刎而死者。又将诸署所有簿册，既仓库所藏钱粮一概胁（劫）取。且驰赴诸郡，迫以收纳赋税，不从者即行严责，复将所积米谷擅行封去。除此之外，首里、久米、那霸各府被其践踏者，指不胜屈。”[28]从记述可见，日本对琉球的劫掠无所不包，王城所藏瓷器想必也在此列。
〔图十九〕 雍正粉彩花鸟抱月瓶
如上所述，首里城御窑瓷器来自清宫赏赐。根据相关资料，琉球民窑瓷器的来源则与之不同，既有官方途径，也有私人贸易，呈多样化的态势，首里城的民窑瓷器无疑涵盖其中。
琉球接贡船于明代后期即已出现。清朝定鼎中原后，康熙二十二年，琉球王尚贞上书奏请建立接贡制度，“臣照例遣一船，迎接皇上敕书钦赏，同贡使回国”[29]，获准。接贡船只回国时会携带大量的“土产杂物”，其中就包括大量的瓷器，这些货物经批准后可免税。乾隆四十一年《福州将军永德奏琉球国贡船回国照例免税折》“清单一”中记载，由福州返航的琉球贡船携带“粗磁器一万一千四百七十斤，细磁器一千二百六十斤”[30]。《道光十七年五月十三日琉球贡船出口免过税银清单》载，携带“粗磁器三万五千四百斤”[31]；《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四日琉球贡船出口免过税银清单》载，携带“粗磁器五千九百斤”[32]。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据不完全统计，自乾隆三十八年至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光绪元年六月十日，琉球返航接贡船只三十余批次，共携回瓷器七十余万斤[33]，次均携回二万余斤，由此可见通过此种途径输往琉球的瓷器数量之巨大。
册封琉球使团人员携带
当时册封琉球使团人员携带一定数量物品进行贸易是被允许的。《历代宝案》册十五别集上《冠船之时唐人持来品货物录》中，详细记载了随船人员所带物品，如柬书李德带“磁彩色笔一个”，挂号林汉带“小青瓶一只”[34]。又如同治五年琉球《冠船日记》第四册载“清同治五年册封琉球头号船水主携带之货物”中，包括“青花大杯十八束，白中小杯16束，寿字小杯79束”[35]。总体来看，使团人员携带货物的特点是种类多，以轻便、体积小且不易破损的字画、中药、丝绸、茶叶等为主，虽然也有瓷器，但数量较少。
民间贸易输入
除了以上，还有民间的往来贸易输入。康熙二十三年废除海禁后，“令出海贸易，以彰富之治，得旨开海外贸易”，分置粤、闽、浙、江海关，海外贸易迅速得以恢复，“商船交于四省，遍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喇加、渤泥、荷兰、日本、苏禄、琉球等国”[36]。《指南正法》“福建往琉球”条记载：“福建往琉球太武放洋，用甲寅针七更船取乌丘。用甲寅并甲卯针正南东墙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头，又用乙辰取木山。北风东涌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南风东涌放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头，至彭家花瓶屿在内。正南风梅花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取赤坎屿，用艮针取枯美山。南风用单辰四更，看好风单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马齿山，是麻山赤屿，用甲卯针取琉球国为妙。”[37]可见当时商船往琉球航路之熟。瓷器作为当时出口的大宗商品，必定会随着中琉商人的商船输往琉球。以上瓷器未必会全部留存于琉球本土，但可以确信的是会有相当数量为琉球社会所用。
六 结论
综上，琉球首里城内出土了若干清朝御窑瓷器和大量的民窑瓷器，其中御窑瓷器分布较为集中，而民窑瓷器则相对分散。这种分布状态与紫禁城类似，当时琉球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深受清朝影响，王城内的规制用度等皆以紫禁城为源，因此可将两城对清朝御窑瓷器的使用加以类比。以清宫用瓷情况为参照，可进一步丰富对首里城内清朝御窑和民窑瓷器的使用情况的了解：御窑瓷器服务于统治阶层，民窑瓷器质量粗劣者，供等级较低的人或活动使用，质量较高者，在使用时往往下御窑一等，宫廷活动之中相关人等需用瓷器但达不到使用御窑瓷器的标准时，用其应对。首里城御内原发现出土清御窑瓷器的灰坑L-E8，可与紫禁城内南大库区域瓷器掩埋坑相印证，推测其为王城中废弃瓷器的掩埋坑，或可说明两城处理废弃无用御窑瓷器的方式是一致的。首里城内民窑瓷器的窑口组成多样，包括来自中国、越南、日本等诸窑场的产品，与当时的海外贸易形势和各国窑场的发展趋势有关。至于首里城清御窑瓷器的来源途径，主要为当时清朝宫廷的赏赐，民窑瓷器的来源方式则较为多样，如接贡船只随带、册封琉球使团人员携带和民间贸易输入等。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张荣蓉女士、故宫博物院陈华莎女士、日本冲绳县立艺术大学森达也先生、日本冲绳县立埋藏文化财中心新垣力先生的大力帮助，谨致谢忱！
[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研究室 ]
（责任编辑：张 露）
[1] ［日］新里亮人：《九州·琉球列島出土の中国陶磁一覧》，载[日]木下尚子：《13－14世紀の琉球と福建》，熊本大学文学部，2009年。
[2] 关于王城布局，清人周煌《琉球国志略》有载：“王城，在首里。由万松岭东上数里许，衢道修广，有坊牓曰：中山。道南有安国寺，对街为世子第。中路砌石为大墩，内植凤蕉一丛。更进，又一坊牓曰：守礼之邦。道左有天界寺，寺西南为王茔，对街为大美殿。更进为欢会门，即王府城也⋯⋯城外石崖上，左刻：龙冈，右刻：虎崒。城四面，门各一：前西向，即欢会门；后东向，为继世门；左南向，为水门；右北向，为久庆门。进欢会上崖，有门西北向，牓曰：瑞泉。左右甬道，有左掖、右掖二门通入王宫。更进有楼西向，牓曰：刻漏。更进有门西北向，为广福门，即王府门也。城周回三、四里，有马道，无雉堞。王殿在山顶。康熙元年毁，五十一年重建。前为奉神门，左右三门并峙，在广福门内，与殿皆西向。山形本西北向，以中国在海西，表忠顺面内之意故也。殿九间，左右夹室一。殿前月台，建穹亭覆之。中阶七级，石栏周护，雕刻花鸟颇工整。殿上有楼，为御书楼，⋯⋯下为王听政位，殿庭方广数十亩，分砌三道，方砖铺之。左厢北向为南楼，窗尽垂帘。⋯⋯右厢南向为北宫。⋯⋯世子府第，在安国寺南。别有世子殿在中城。”（清）周煌：《琉球国志略》卷六，武英殿刻本。清乾隆二十一年五月，翰林院侍讲周煌同全魁受命前往琉球，册封尚穆为琉球国中山王，于次年正月回国。在出使途中，周煌留意当地掌故，随手记录。回国后又参阅大量史籍，整理编辑，手写成书后进呈皇帝御览。由此看来，其记载当颇为可信。
[3] 沖縄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首里城跡－京の内跡発掘調査報告書（Ⅲ）》，沖縄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11。以下提到的关于首里城的发掘报告作者、出版社均于此同，为简明表达起见，仅注书名。
[4] ［日］矢岛律子：《首里城中城御殿出土の清朝官窑陶磁》，町田市立博物馆《2012年度年报/纪要》，内部资料。
[5] ［日］森达也：《首里出土の清朝景德镇官窑磁器》，冲绳考古学会《2018年度研究发表会资料集》，内部资料。
[6] 由于受到考察时间以及资料获取和读取条件的限制，文中对首里城出土御、民窑瓷器仅是择要介绍，其出土地点和品类难免有疏漏之处，特此说明。
[7] 承蒙主持、参与发掘和整理的日本冲绳县立埋藏文化财中心新垣力先生见告。
[8] 本文中笔者拍摄照片的瓷器现藏于日本冲绳县立埋藏文化财中心。承蒙允许，笔者得以观摩、整理、拍照并使用相关图像资料，特此致谢。
[9] 由于笔者手上的图片质量不高，此处不附图，具体请参见《首里城跡－淑順門西地区·奉神門埋甕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
[10] 参见《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用物座跡·瑞泉門跡·漏刻門跡·廣福門跡·木曳門跡発掘調査報告書》及《首里城跡－右掖門及び周辺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
[11] 参见《首里城跡－上の毛及び周辺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
[12] 韩结根：《从现存琉球王国汉文文献看中国文化的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13] 事见［琉球］郑秉哲等：《球阳》卷一“太祖赐闽人三十六姓”，转引自前揭韩结根《从现存琉球王国汉文文献看中国文化的影响》。
[14] 前揭韩结根《从现存琉球王国汉文文献看中国文化的影响》。
[15] 《中山诗文集·陈元辅〈观光堂游草序〉》。转引自前揭韩结根《从现存琉球王国汉文文献看中国文化的影响》。
[16] 项坤鹏：《清宫“粗磁”考——以故宫南大库出土民窑瓷器为线索》，待刊。
[17] 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南大库瓷片埋藏坑发掘简报》，《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4期。
[18] 项坤鹏：《关于故宫南大库的思考——历史意涵、建置及克拉克瓷相关问题探讨》，《南方文物》2018年第2期。
[19] ［越］范氏莺著、张心仪译：《越南黎中兴时期升龙皇城的海阳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9期。
[20] ［日］大桥康二：《肥前陶磁》页23－91，东京：ニュー·サイエンス，1993年。
[21] 17世纪之后的琉球，虽然在海外贸易中不再承续其于15－16世纪时号称“万国津梁”的贸易中心地位，但依然是各国贸易船只常经之地，与若干国家都保持着长期的交流和往来。自18世纪末开始，西方国家的船舶和商队开始与之交往频繁，并签订了通商友好协议。
[22] 《雍正十年各作成作活计档》，雍正十年三月五日。
[23] 《雍正十年正月立赏用底簿》，雍正十年三月六日。
[24] “（道光）元年秋，遣王舅向廷谋、正议大夫郑文洙庆贺宣宗成皇帝登极，表贡方物，并进香贡。常例外，加赏各色八丝缎、砚、玉器、珐琅炉、瓶、盒、珐琅碗、磁器、玻璃器等件”。（清）赵新：《续琉球国志略》卷二，清光绪八年刻本。同治五年，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立，特命詹事府右赞善赵新为册封正使，内阁中书舍人于光甲为副使，持节册封，赵新归来后撰《续琉球国志略》。
[25] “（道光）三十年秋，遣王舅夏超群、正议大夫毛有增庆贺文宗皇帝登极，表贡方物，并进香贡。常例外，加赏各色八丝缎、砚、玉器、珐琅炉、瓶、盒、珐琅碗、磁器、玻璃器等件，又加赏蟒缎、绢、笺、笔、墨、砚、雕漆器、玻璃器等件”。前揭赵新《续琉球国志略》卷二。
[26] “（同治）二年秋，遣王舅马文英、正议大夫毛克述庆贺皇上登极，表贡方物，并进香贡。常例外，加赏御书匾额、各色八丝缎、砚、珐琅炉、瓶、盒、珐琅碗、玻璃器、磁器等件”。前揭赵新《续琉球国志略》卷二。
[27] 《历代宝案》册十三，页7768，台湾大学出版社，1972年。
[28]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一，大公报社1932年版，页131－132。
[29] 前揭《历代宝案》第一集，卷一五，页491。
[30] 《福州将军永德奏琉球国贡船回国照例免税折》“清单一”，乾隆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朝中琉关系档案选编》页172－174，中国档案出版社，1993年。
[3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道光十七年五月十三日琉球贡船出口免过税银清单》，档案号：3·164·7754·74。
[3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四日琉球贡船出口免过税银清单》，档案号：3·164·7755·103。
[33] 谢必震：《明清时期中国与琉球贸易之研究》第四章《中琉贸易的商品、贸易额与利润率》附录三《清朝中国货物输入琉球数量与税额统计表》表九，页125，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
[34] 前揭《历代宝案》册十五别集上《冠船之时唐人持来品货物录》，页8775。
[35] 琉球《冠船日记》第四册，台湾大学图书馆藏，页58－61。
[36] 《清康熙实录》卷一一六；（清）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卷八七“海防”。
[37] 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页168－179，中华书局，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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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项坤鹏《首里城出土清朝瓷器及相关问题研究》全文，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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