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 | 左骏：对羊与金珰——论战国至西汉羊纹金饰片的来源与器用
羊纹金饰片主要发现在战国秦汉的高等级墓葬中，因形态特殊、纹饰蕴涵浓郁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长久以来被学者所关注。本文梳理了羊纹金饰的发现地点、形制样式及组合情况，并结合同时期的图像、陶塑等材料，分析其演化过程与使用等级，认为金饰片应是文献所记载战国秦汉时流行的“鵔鸃冠”、“惠文冠”上所缝缀的冠饰，该习俗是源自欧亚草原游牧族群的金饰“胡冠”，且羊纹金饰片与魏晋时期盛行的蝉纹金珰有着紧密的源流关联。
——论战国至西汉羊纹金饰片的来源与器用
左 骏
羊纹金饰片最早见于1968年发现的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因其特殊的外形被称为“杏仁形金叶”。1983年广州南越王赵眛墓中也发现了类似的金饰片，此后在江苏扬州刘毋智墓、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墓、山东莒县茅胡墓等地点又有发现[1]。该类金饰因其特殊的形态工艺、纹饰蕴涵十分浓郁的欧亚草原文化特征，长久以来一直为学者们所关注。相关研究涵盖了金饰片使用时代、形制纹样、功用、匠作技术和地域文化交流等诸面向[2]。在近年大云山江都王墓的发掘中，发现这些金饰片均附着有纱冠残迹，这为研究金饰片功用的解读提供了重要线索。
一 分布与组合
（一）分布时空
目前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羊纹或对羊纹金饰片（下文简称为“羊纹金饰片”）属于战国晚期的燕、赵地区，其形态、组合功用与西汉金饰片之间有着完整的演变序列关系。按发现墓葬单位时代来看，最早为战国晚期河北燕下都辛庄头30号墓[3]；西汉时期以徐州狮子山楚王墓为最早；最晚是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左右下葬的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本文收录的金饰片，时代主要集中在战国晚期到西汉中期。有战国晚期2例、西汉早期3例、西汉中期5例〔图一〕，现将羊纹金饰片的发现地点与尺寸分述如下。
图一 羊纹金饰片与金泡饰发现地点 笔者绘制
黄三角——战国时期 红三角——西汉时期 红圆形——金泡饰
1. 战国晚期 2处
河北易县辛庄头30号燕国贵族墓（XZHM30）发现的20件金饰片（报告称“金箔”）可分为五类[4]〔图二：1〕。3件为平面呈椭圆形对羊纹，周边均有缝缀穿孔。另有其他形态较小的羊纹金饰片：2件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5件略呈椭圆形，6件为向外凸的弧线形，4件略呈圆形。金饰片上均以卷角羊为主体纹样，周缘有缝缀穿孔。附近还发现金质的盖形器1件、半球形带鼻饰1件、扣形饰11件和泡饰4件。盖形器由圆形金片和金质圆管两部分组成，周缘有缝缀孔；扣饰多为圆形，形体较小，内部多有横穿，用以穿扣。
河北邯郸钢铁总厂西区的墓葬区（下简称“邯钢西区墓葬”），材料公布时被分为两组[5]〔图二：2〕。一组7件，由1件盔缨座（即盖形器，下文简称“缨座”）和6件正视羊首纹金片组成。另一组6件，由盔缨座与5件对羊纹金饰片组成。同墓中另有素面半球泡形金扣饰4件。盔缨座为球面形，表面契刻的羽带状图案，外缘有三对等距的用以连缀的小孔，正中为插缨或羽翎的管状柱。
图二 战国羊纹金饰片与构件
1. 燕下都辛庄头30号墓
2. 邯郸钢铁总厂西区战国墓
2. 西汉早期 3例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西三耳室（W3）中清理出2件羊头纹饰片，制式与邯郸赵国贵族墓第一组中正视羊首纹金片近乎相同[6]〔图三：1〕。
扬州刘毋智汉墓因被盗毁，追缴回金饰片1件[7]。金片为对角羊纹锤揲金饰，样式与邯钢西区墓葬中对角羊首纹金片相近〔图三：2〕。追缴出土品中见“刘毋智”白文玉印一件，发掘者认为墓主为西汉初期吴国高级宗室。
莒县城阳国茅胡墓中金饰片集中出土于脚部棺外，发现时两两靠近，附着的漆沙冠似乎原本由奁或笥类的容器盛装[8]〔图四：3〕。对羊纹金饰4件，均有穿孔；另有掐丝镶嵌工艺的泡形金扣4件。从该墓戟、剑等兵器及双面印看，墓主茅胡很可能是西汉早（中）期城阳国王的高级侍从〔图三：3〕。
图三 西汉早期羊纹金饰片与构件
1. 徐州狮子山楚王墓
2. 扬州刘毋智墓（ 正、反）
3. 莒县城阳国茅胡墓
3. 西汉中期 5例
大云山江都王墓所见羊纹金饰片，集中出土于盗坑底部东南角，略呈条带状分布，小金饰片集中在北端，大金饰片集中在南端，金缨座、零星的金泡与棕色漆纚纱片上下集中叠压在一起，其间还存留有不少朱红色朽烂织物，显然已不是原本形态[9]〔图四：1〕。墓主人被确定是逝于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的江都易王刘非。金饰发现共计25件，对羊纹金片共计16件，分大小两类；小形体计5件，形体较大11件，另有对应的金缨座2件、镶嵌半球形泡饰4件和圆锥螺旋形金泡3件〔图五：1〕。该地点为金饰片出土数量最多的一例，更重要是，据发掘现场的金饰片均附着在漆纱冠残迹上，可基本判定：羊纹饰片、缨座、泡饰等金饰组合均属于漆纚纱冠上的饰品[10]。
广州南越王墓中对羊纹金饰出土自主室棺内头部，发掘者推测金饰曾被缝缀织物上并套于玉衣的头部〔图四：2〕。金饰共计8片，形状纹饰均相同，由金箔片锤揲成对羊形。头中部4片，两侧各2片；右边2片压在透雕玉佩上，左侧2片向西滑脱约30厘米[11]〔图五：2〕。从出土印玺等综合判断，墓主是逝于公元前137年至前122年间的南越文帝赵眛。
图四 金饰片出土情况
1. 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墓
2. 广州南越王墓
3. 城阳国茅胡墓
在元鼎四年(前113)左右下葬的中山靖王刘胜墓中[12]，前室随葬有对羊纹金饰片5件，具体地点及伴出物不明。其中大者计4件，略小者1件；轮形金饰（即盖形饰，下同）2件，圆形金片底座上镂空动物形状，周边有两圈双股金线，銎孔外侧亦饰有炸珠及可镶嵌宝石的掐丝凹槽〔图五：3〕。另，陕西西安临潼代王镇出土对羊纹金饰片4件，大小、形制、重量相同[13]〔图五：4〕；广西贺州铺门高寨古城西汉墓葬中亦被盗出一件[14]。上述两处金饰片从风格与造型来看，应为西汉中期的制品。
图五 西汉中期羊纹金饰片与构件
1. 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墓
2. 广州南越王墓
3. 满城中山王墓
4. 临潼代王镇
对金饰片发现呈时空分析，战国时期的两处分别位于中原偏北部的燕下都（今河北易县）与赵邯郸城（今邯郸西南）；西汉早期三处，为莒县城阳国、楚国都城彭城（今徐州）及吴国都城广陵（今扬州），分别属于黄河下游与长江下游流域。西汉中期分布范围较广：东南江淮流域有江都国，南至南海的南越国，北有河北中山国。总体来看，从战国到西汉羊纹金饰片的风行似乎有由北向南发展的大趋势；而西汉时期金饰的发现地点，囊括了关中地区在内的重要政治地域［表一］。
表一 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羊纹金饰片基本数据（单位：厘米）
注：表中○内数位编号对应图一中数字编号
基于上述梳理可确定：羊纹金饰片在多数情况下并非单独使用，在相对较完整的组合中，往往与同类的羊纹金饰片、带銎孔的金缨座、金泡等组合使用。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羊纹金饰片可能存在着相近的组合，而处于西汉早至中期的金饰片风格、组合则表现出较强的统一性。
战国晚期羊纹金饰片羊首纹锤揲凹凸有致，视觉上饱满且富有张力，常与同出的金饰物一起，呈现出浓郁的欧亚草原艺术风格[15]。辛庄头30号墓金饰片中，第一类锤揲对羊纹金片，构图和造型最宽处位于片饰的中部，且金片周缘随对羊主体纹样的收分明显，尺寸也整体较后世略小；其它四类金饰片纹样为侧视羊首，形体偏小。邯钢西区墓葬的对羊纹金饰片纵向最大径已位移至中部略偏上，顶部更短平直，金片周缘几乎已经不随羊首纹样而收分，图案呈现出几何化趋势〔图六：1〕。战国羊纹金饰片尺寸偏小，高度均在4厘米、宽度在3.5厘米以下。
西汉早期对羊纹金饰片，尺寸在4.5厘米以上，顶端逐渐尖耸。而纹样除延续着战国晚期风格外，细节上则是经模具锤揲成型后，再于金饰正面凸起处增以缜密且细如毫发的锥刻。扬州刘毋智墓、莒县茅胡墓等地点所见金饰片上，羊首构图相似，譬如羊角弧度饱满地翻卷、羊耳卷翘、眼睑和鼻孔大幅度勾挑、多层次的唇部细节等，风格较为统一〔图六：2〕。
大云山羊纹金饰纹样揲压凹凸不甚明显，视觉上层次相对单一，且尺寸上也较前几者偏小（高度4.5厘米以下）。但从装饰技法上看，大云山工艺最显精致，此时的匠人似乎更注重金饰中心纹饰以外的装点：在金饰片周缘施以掐丝金线镶嵌的边框、镶嵌宝石的凹槽以及炸珠，同组的金缨座也采用了相同的掐丝技法〔图六：3〕。
图六 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对羊纹金饰片对比 笔者绘制
1. 邯钢西区墓 2. 扬州刘毋智墓 3. 大云山汉墓（大）
（二）组合规律
冠上的羊纹金饰片组合方式与等级密切相关，现将有关羊纹金饰片与相关组合构件按形态、工艺及数量列表如下［表二］。
表二 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相关冠饰金饰品构件的发现
注：表中○内数位编号对应图一中数字编号
按上表统计，战国晚期至西汉的金饰片演进与组合特征的变化颇为显著。金饰片组合繁杂，且组合模式尚不固定。以辛庄30墓残留金饰为例，其组合可能为：
对羊纹金饰片＋各类侧视羊纹金饰片＋金泡＋金缨座
组合中对羊纹金饰片、金泡等缝缀于冠表，金缨座则是承担插饰羽毛等物的功能性实用构件。至邯钢西区墓葬中所见金饰组合，则已简化成为：
对羊纹金饰片＋正视羊纹金饰片＋金泡＋金缨座[16]
因西汉初期组合完整的对羊纹金饰冠尚未发现，西汉早、中期所见金饰片组合或已有趋同化，相比战国晚期金饰组合已进一步简化成为：
对羊纹金饰片＋金泡＋金缨座
金缨座延续着战国以来冠饰传统，在外形纹饰上更注重与羊纹金饰片总体风格的统一。莒县茅胡墓中金饰片组合中未见金缨座，组合为：
对羊纹金饰片＋金泡
南越王墓头部的对羊纹金饰片8片，范围内未见金泡。笔者认为此现象虽有着中原与南越间文化差异，但较之同时期汉同姓诸侯王使用规律而言，或折射出汉廷与南越之间微妙的政治关联[17]。
在2017年山西太原西汉代王墓园陪葬墓中，两枚金泡被确凿地证明曾缝缀于一顶漆纱冠上[18]〔图七：1〕。在20世纪50年代在长沙黄土岭、杨家山两座西汉早期墓葬中曾各发现两枚同类金泡[19]〔图七：2〕。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一号墓曾在漆纱冠附近也见有金泡两枚[20]。可见漆纚纱冠上仅饰金泡，为金饰纱冠的基本制式。
图七 掐丝镶嵌金泡饰
1. 太原悦龙台汉墓出土
2. 长沙杨家山、 黄土岭汉墓出土
各类金饰片及泡饰按一定组合与规律排布，是为了彰显出不同等级的差别。战国晚期辛庄头30墓羊纹饰片的数量、形制多样，具有典型草原冠饰的特点；而邯钢西区墓葬所见对羊纹、正视羊纹金饰及盔缨已显示出一定制度规律性的组合。西汉早、中期的金饰片组合与使用的阶层也相对固定，在进一步简化中，仅保留了对羊纹金饰片、金泡与金缨座。据目前发现，西汉时期金饰冠可梳理为三个层级：
高等级：对羊纹金饰片、金缨座、金泡的组合；
中等级：对羊纹金饰片、金泡的组合；
次等级：金泡。
这或许正反映出在统一的帝国管理下，汉初中央曾对相关舆服仪法有过重新制定[21]，反映在金饰片使用上，有着组合模式与等级配用的调整。
二 来源与器用
（一）金饰纱冠
汝阴侯、悦龙台及大云山的发现已明确表明：羊纹金饰片及金泡饰之类的金饰件，原本均附着在漆纚纱冠上，本文暂称之为“金饰纱冠”。漆纚纱冠是以细麻线（汉代之后以生丝）附模编织成型后，再以漆涂而成，或又简称为“纱冠”、“
而具有搭耳形制的帽冠也被称为“胡帽（冠）”[25]，其源头目前可追溯至早期欧亚草原游牧族群的各类帽冠。以丰富多样的金饰来装饰服帽的传统，是源自马上族群的风尚，按目前考古所见的金饰搭耳帽即是游牧民族斯基泰人（Scythians）重要冠服标识之一。中亚哈萨克斯坦的捷列克地区（Те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阿拉木图地区（Алматы）的萨尔马特人（Sarmatians）墓葬中，冠表面均对称缝缀有各式金饰片[26]。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山脉周边是东部斯基泰人的重要地域，迄今所见阿尔然（Arzhan）、萨贝克（Salbykskii）、乌尔苏尔（Ursul）三个重要地点多见有缝缀金饰的搭耳帽[27]。其中乌尔苏尔则以巴泽雷克（Pazyryk）墓葬群残存皮质搭耳式帽、毡质风帽多件，均缝缀金箔装饰[28]，时代在公元前6至前3世纪之间。
国内的发现则从新疆阿拉沟墓地为起点，一直向东延伸，自吐鲁番盆地西南阿拉沟、天山北麓巴里坤、西沟和伊吾地区，延绵至华北河套地区的陕北神木纳林高兔、内蒙古西沟畔墓地等处，均见有形态与纹饰基本相同的金饰片、金冠[29]，推测与前述斯基泰金饰功用基本相同。研究者认为相当于战国中晚期阶段，以巴泽雷克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文化有过向东的大规模扩张[30]，由上述阿尔泰至河套金饰片发现诸地点，正可串联起“胡帽（冠）”与冠帽缝缀金饰习俗由西向东的完整传播路线。甘肃马家塬墓地已发现战国晚期头戴搭耳帽的人物形象[31]〔图八：1〕；而中原地区相关图像则基本同时西安邮电学院秦墓彩绘陶骑马俑[32]、传洛阳金村出土错金银狩猎纹镜上的骑马武士〔图八：2〕。值得注意的是，此阶段恰与战国晚期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7年“出胡服令”改易胡服骑射[33]时间相符。据文献记载，此时赵国与代北边境河套、陕北地区的林胡、楼烦族群有过相当频繁的互动[34]。
赵武灵王胡服其冠在文献中虽均语焉不详，仅曾于《淮南子·主术训篇》中载有“赵武灵王贝带、鵔”[35]，所谓“鵔”即“鵔鸃”无疑是以草原胡冠为帽、插饰鵔鸃羽的别称，而帽冠上插饰羽翎亦是内亚草原民族服饰特征之一。如新疆鄯善县苏巴什古墓群的两顶搭耳帽，顶部便有为插羽毛饰物而特设的“管”[36]，其功用与缨座器具相类；相同的缨座构件也曾出于内蒙古中南部战国晚期的墓群中[37]。反观邯钢墓赵国贵族墓、辛庄头燕国贵族所见的金饰冠恰与“鵔鸃”胡冠在华夏文明圈出现的时空与地域相契合。笔者认为此时或因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相似的政治举措在中原各国实行，使得中原“胡风”愈盛，进而具有浓郁草原风俗特征的缝缀金饰搭耳帽得以风行。
考古所见中原秦汉时期弁冠质地以漆纱多见，可见随秦汉更替，其帽质地已由皮质被逐步改良为更适用于中原的漆纱弁冠。外形结构与所见先秦皮弁基本一致。不过可以明确，到汉初之时着纱冠均需施帻，即用帻巾裹住额髪后外再罩冠[38]。西汉常见为“赤帻”，朱红不仅可象征威猛[39]，也能彰显冠者身份[40]。因此大云山金饰发现时附着大量红色朱砂痕迹，应该便是其纱冠配用的赤帻残留。
（二）复原器用
虽然战国泥塑骑俑对弁冠均有描绘，可惜细节多不甚清晰。秦始皇兵马俑二号陪葬坑骑兵俑（或称牵马俑）头上均带小冠，制作细腻写实，可作参考：冠为覆钵状，其上部正罩住脑后上翻的发髻，两侧各有与冠连为一体的“搭耳”垂于冠者两颊，两耳下端各有缨，系于颌下[41]。冠体紧致小巧，发现之初冠表面涂赭色，周身以朱红绘有三枚一组梅花形散点纹，冠后面坡正中的桃形饰即弁冠上的饰物，可惜彩绘脱落较甚，无法观其原貌〔图八：3〕。
金村错金银狩猎纹镜骑马武士所着小冠，可见左右对插纤细羽翎，正可解释战国金缨座的功用。江陵凤凰山70号秦墓所见木篦正面彩绘有两位武士，所着冠上也清晰地绘制着正高耸飘舞的羽翎[42]〔图八：4〕。
笔者选取邯钢战国墓所见金饰片构件为例，复原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金饰弁（纱）冠：金饰片通过穿孔被缝缀于冠体表面。按内亚草原所见金饰冠饰片多呈对称原则，这5枚对羊纹金片适合正面坡上1枚、两侧搭耳各2枚的排列模式，6枚倒三角形正视羊首纹金饰以两侧对称的形式点缀其间；缨座则需安置于顶部左右两侧端，冠顶部的弧度与缨座底面内弧可相匹配；4枚金泡两两相对装饰在两侧搭耳下端，当然金泡可能也用于固定搭耳末端系绳〔图八：5〕。
图八 战国至秦图像与陶塑中弁冠与复原
1. 马家塬人形铅俑
2. 金银错狩猎镜武士图案
3. 秦始皇兵马俑骑兵头冠
4. 着冠武士彩绘漆篦
5. 战国至西汉初期金饰冠推测复原示意
西汉早期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发现的漆纚纱冠，原置于长方形的彩画漆盒内，保存完整。该冠光素无饰，形体已较先秦“皮弁”宽大[43]，按同墓遣册所记：
冠大、小各一，布冠笥，五采画一合。（简二六八）
“大冠”可对应此纱冠；遣册又载[44]：
执长桱矛八人，皆衣绀，冠。
执短铩六十人，皆冠，画。
执革盾八人，皆衣青，冠、履。
执盾六十人，皆冠，画。
执短戟六十人，皆冠，画。
（简二〇——二四）
张挂在棺室西壁的《车马仪仗图》帛画，画面左上角围绕墓主人多阶高坛周边的近侍有持长兵、盾者多组，可与遣册相对应[45]。近画面左上九层高台的侍从，所着冠顶、搭耳上端以黄白两色椭圆形、护颊下端有圆点状饰物；主人像身后持华盖、坛上侧持长兵侍卫的冠背坡上插饰有垂饰。绘制者将冠饰细微之处呈现，刻意突出该组侍卫身份的高贵〔图九：1〕。
冠上的桃形图案，也见于陕西咸阳杨家湾俑阵出土各类武士俑。杨家湾陶俑绝大部分冠顶部、搭耳两侧护耳上端与北侧相接处均绘有白色桃形图案装饰，一般为两侧成对，有2或1枚、正面坡1枚、背坡正中1枚[46]〔图九：2〕。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墓道两侧壁龛的彩绘“郎中”俑大部分着纱冠，部分亦绘有浅色桃形纹样。以西壁2号龛一件彩绘俑（WK2：15）为例，桃形饰绘于正坡面1枚、两侧搭耳上端与冠背坡相接处各1，背坡近后缘处1枚〔图九：3〕[47]。另在山东青州香山汉墓见有一类彩绘骑俑，均头戴纱冠，冠两侧搭耳与背侧处亦绘有桃形装饰[48]。
以上秦汉彩绘陶俑、帛画所示冠上饰品，便是本文所论羊纹金饰片及相关构件，这些图像材料为金饰片缀合使用提供了重要的复原参考。莒县茅胡墓金饰片出土时两两一组，相对集中，4颗金泡也与之相近，保留着原缀的相对位置状态。参考上述北洞山冠饰，可复原为：冠正面坡当中、两搭耳上端、冠背面坡中部下端各饰1枚，4枚金泡则两搭耳下端各饰2枚〔图十：2〕。而南越王墓金饰片发现时中部4枚两两正反，两侧各2枚。按此可推想纱冠正面坡原应缝缀有2枚、两搭耳上端各置2枚、后面坡或左右各置1枚〔图十：1〕。仅在纱冠两搭耳下端饰金泡的基本制式，则如悦龙台汉墓〔图十：3〕。
据前文笔者认为，冠上饰羽在战国秦汉之际谓之“鵔鸃冠”，当源自冠上插饰鵔鸃鸟的尾部羽翎，《史记》及《汉书》“佞幸传”中均载有西汉初惠帝时期的一类服饰风尚[49]：
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鵔鸃、贝带、傅脂粉。
鵔鸃基本可认为是现代鸟类中的红腹锦鸡[50]。因该鸟“性急憋，不可生服，必自杀⋯⋯以象人执耿介之节也”[51]。可示将士的英武节气与德行兼备，故自战国晚期取用饰冠。见〔图九：5〕长沙曾出土一件西汉早期彩绘漆卮，器面绘车马出行图，骑手和侍卫冠后皆插饰有飘舞的长羽[52]。不过，西汉中期后的纱冠已多改插鹖羽，也称“鹖冠”。鹖即现代鸟中的褐马鸡，也因其好斗善战，佩用可彰显英武[53]。鹖冠常“加双鹖尾竖左右”[54]，各级武官官员均可冠之，汉时图像壁画多有可征。至此时，仅插有鹖羽的纱冠已经泛化为官吏的常服之冠。
《汉书·武五子传》中载燕刺王刘旦行僭越行为，即有：“（燕国）郎中侍从者着貂、羽、黄金附蝉，皆号侍中。”此处“羽”或已为鹖羽，与“貂”、“黄金附蝉”组成只有皇帝侍从才能佩用的冠饰。“貂”即貂尾，高等级冠上需插貂尾，因据“因物论义”取“内劲悍而温润”的品质[55]。上文论及马王堆三号墓《车马仪仗图》帛画部分冠后、冠侧均绘有垂饰物，极可能是此。南京博物院藏西汉早期彩绘立俑，冠右侧亦有突出的下垂物，形态似貂尾[56]见〔图九：4〕。另外，在西汉图像表现出金饰冠上貂、羽多为一束，当是一冠配一缨座。总之，至少在武帝晚期至昭帝时，纱冠上应该同时具备缀饰金饰片并插装貂、羽已成定制，此组合可视为高等级的金饰纱冠。
图九 西汉时期图像与陶塑中的漆纚纱冠
1.《车马仪仗图》帛画中执长兵、盾的戴冠侍从
2. 杨家湾陶骑俑
3. 北洞山陶俑（WK2：15）
4. 南京博物院藏持盾彩绘俑
5. 车马出行彩绘漆卮
金饰片同出金缨座目前仅有大云山、满城汉墓两例，笔者基于无缨座金饰纱冠来做进一步复原。大云山金饰片分为大小两类，发现时大、小各自集中分布，西汉金饰冠组合中并未见大、小规格混用现象，故此处金饰原本分别属于两顶纱冠。
大云山金饰的缝缀，可遵循正面坡、两搭耳、背面坡的排布次序。大金饰片数量多，按对称规律为：正面坡3、两侧搭耳各3、背面坡2〔图十：4左〕。5枚小金饰片参考杨家湾陶俑冠饰：正面坡1、两侧搭耳各2、背面坡1枚〔图十：4右〕。搭耳护颊下端应缝缀若干金泡。金缨座底部平直对应冠上位置弧度偏小位置。同样，满城汉墓所见5件金饰亦分大、小两类，小1枚、大4枚，另有缨座2件，也应按两套金饰纱冠复原。
图十 西汉金饰纱冠复原示意 笔者绘制
1. 南越王墓
2. 城阳国茅胡墓
3. 悦龙台汉墓
4. 大云山江都王墓大、小型金饰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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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纹样
前文所述羊纹金饰片主体存在着三个阶段的演变，其装饰纹样蕴涵着草原文化背景和匠作技术的重要信息。〔图十一：1〕以金饰主体纹饰的大角羊（或称盘羊）为例，三类羊纹金饰中大角末稍明显向羊首的后侧翻转，与现实中盘羊的侧视有异。而当我们将羊纹以轴对称式结构两两相对的对称展开后即可发现，其角稍后翻是因观察视角正视所致。因此工匠的设计思路无疑则是先将正视羊首轴对称分割后，再“背对背”拼接而成。
笔者注意到，羊首纹的颌下均有突出齿状重迭，或表现颌下胡须或是颈部长毛。按目前亚洲盘羊亚种的特征甄别，具有上述特征的盘羊与分布于西祁连山－阿尔金山、中亚的西哈萨克斯坦等地区盘羊相符[57]，分布区域也恰与萨尔马特文化东缘、巴泽雷克文化西南区重合。而巴泽雷克文化较其它文化而言，常见于翎颌盘羊纹装饰品中，以及贵族们身上的刺青图案中。因此本文所论金饰片中的盘羊纹，显然与巴泽雷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58]。
关于羊首上端正中的“兽面”纹，目前战国晚期的两例，呈现出大型猫科类动物的形象特征，与之相似的兽面纹同见于巴泽雷克出木刻品中。通常大型猫科动物在捕食有角牛羊类，为避免正面遭到猎物反抗伤害，常自后方跳跃攻击其项背[59]，而表现在巴泽雷克装饰中多是虎或是“格里芬”（Griffin）捕杀盘羊的情景，因此该图像图源应该是侧视的虎噬羊搏斗场景〔图十一：2〕。另在金饰上所见“背对背”羊首纹显然与正视下的羊首纹相违背，这或正表现出中原工匠对异域纹样的再创作——在对传来原图像（或称粉本）的摹写外，还要根据华夏族群的审美和需要重新组合编排[60]，反映出该类图像装饰功能中独特的“异域性”[61]。据此我们如将羊纹重新调整为“面对面”式，虎噬羊正视角形态便立可显现〔图十一：3〕。
图十一 盘羊、兽面图案元素的分析
1. 对羊纹的解构分析
2. 巴泽雷克兽类捕食盘羊图案
3. 对羊纹图源的复原构想
三 余论
纱冠上加“黄金珰，附蝉为纹，貂尾为饰”方能彰显等级尊优，汉时此类名物又被称为“赵惠文冠”[62]，《汉书》曾载西汉中期后刘贺燕居时也曾冠之[63]。伴随着汉武帝时期礼制的革新，大云山与满城汉墓发现的缀饰羊纹金片的纱冠，或为“惠文冠”最早规制下的形态。
特别是西汉中期后，汉帝国与匈奴势力的逆转，伴随草原上层人士“乡慕礼义 [64]，继而汉地“胡风”势头骤减，原本蕴涵浓郁草原风格的纹样也在逐步淡化和转变。长沙黑槽门汉墓曾发现过一件金饰片，除形制较轻小外，与对羊纹金饰片近同，时代为两汉之交[65]。其中部构图依然遵循轴对称的方式，隐约留存对羊纹的踪迹；装饰技法却改以炸珠、掐丝镶嵌以取代锤揲成型〔图十二：1〕。同类金饰片在江苏江宁博物馆亦有收藏〔图十二：2〕。
图十二 西汉晚期金珰饰
1. 长沙黑槽门汉墓（ 正、反）
2. 江苏江宁博物馆藏
金饰鵔鸃冠与腰系贝带是战国晚期至汉初高级官员装束风尚[66]，经材料梳理常见两者伴出，如战国晚期辛庄30号墓金饰中成对的长方形金带头和各类金“桃（贝）形”构件可组成金贝带[67]。西汉阜阳汝阴侯墓在见有金饰纱冠残迹的同时，棺内亦残存1件草原纹样的铜鎏金长方形贝带带头[68]。而大云山、南越王墓中金饰纱冠与玉（玛瑙）贝带、琉璃贝带同出[69]，明确表明两者在西汉中期高级男性装束中依然保留着一定情况的配用制度。
笔者观察到西汉中期大云山金珰，外形已呈上阔而尖耸状，整体显得短促，其轮廓正似头部向下、鼓翅的蝉形，这与黑槽门金饰片显然有着早晚相承的型制演化关联。按文献所载“惠文冠”上所谓金“附蝉”之“蝉”，时人命名或应非取其具象，然可取其轮廓外形[70]，那么如黑槽门“金珰饰”似可称为“金附蝉”。由此战国秦汉之际的对羊纹金饰片与流行于魏晋时期的蝉纹金珰之间的源流关系，便可以合理地串联起来。据上笔者进一步推断，战国秦汉之际所见对羊纹金饰片即是两汉文献中“黄金珰”、“黄金附蝉”，亦为魏晋蝉纹“金珰”之雏形[71]。
附记：承蒙南京博物院李则斌先生提供机遇，笔者有幸部分参与大云山汉墓发掘与整理，方有上述思考。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扬之水先生、徐州博物馆名誉馆长李银德先生、文物出版社郑彤女士的指教，学友王永晴、陈璟和欧佳、王格人先生均提供了重要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单位：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
（责任编辑：陈文曦）
*本文为南京博物院2019年度青年课题《战国秦汉对羊纹金片源流与使用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8072019109）。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下）》，文物出版社，1980年；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上、下）》，文物出版社，1991年；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扬州西汉刘毋智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3期；刘云涛：《山东莒县浮来山西汉城阳国墓葬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2013年第10期。
[2]黄展岳：《关于两广出土北方动物纹牌饰问题》，《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2期；郑彤：《汉代对羊纹金饰片初探》，《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4期；JuliaM.White and Emma C.Bunker, Adornment for Eternity- Status andRank in Chinese Ornament, Denver: The Woods Publishing Company,1994,p115；关善明、孙机：《中国古代金饰》，沐文堂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南京博物院：《长毋相忘——读大云山江都王陵》，译林出版社，2013年；Yanliu,Exotica as prestige technology: The production of luxury gold inWestern Han society, Antiquity Publications Ltd., 2017；霍雨丰：《由北而来的对羊纹金饰片》，《文物天地》2020年第6期；成都博物馆苏奎先生亦曾有过相关研究的汇报，讯息参见“历史考古青年沙龙（成都）第二期纪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http://www.kaogu.cn/cn/xueshudongtai/xueshudongtai/xueshudongtai/2016/0627/54405.html。
[3]河北省考古研究所：《燕下都》页684，文物出版社，1996年。
[4]陈静：《战国时期燕国金饰件赏析》，《东方收藏》2014年第6期。
[5]图录公布者认为该墓年代西汉，笔者根据同墓出土文物综合判定为战国晚期，图见邯郸市文物研究所编：《邯郸文物精华》图86—88，文物出版社，2005年。
[6]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韦正、李虎仁、邹厚本：《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
[7]前揭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扬州西汉刘毋智墓发掘简报》，页19。
[8]前揭刘云涛《山东莒县浮来山西汉城阳国墓葬发掘简报》，页28。
[9]前揭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页3；前揭南京博物院《长毋相忘——读大云山江都王陵》，页295。
[10]王丹、李则斌：《大云山汉墓出土漆纱研究兼论楚系漆纱冠》，《东南文化》2017年第4期。
[11]前揭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上）》，页207。
[12]前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页117。
[13]该组金饰公布时被认定为北朝金饰，现藏于西安博物院，见西安博物院：《金辉玉德：江西博物院藏金银器玉器精萃》页105，文物出版社，2013年。
[14]该资料承蒙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朱超龙先生告知，特此致谢；陶红云、胡庆生：《贺州铺门高寨古城址初探》，图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十二辑）》页157，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
[15]乔梁：《辛庄头30号墓的年代及其它》，《华夏考古》2004年第2期。
[16]狮子山楚王墓所残存相近的正视羊首纹金饰片，或表明西汉初年的金饰片某些组合中，可能尚延续战国晚期的这一模式。
[17]笔者认为或许这8片羊纹金饰片原本属于两组冠饰；汉廷与南越关系讨论，参见黄庆昌：《论西汉王朝与南越国的关系》，《南方文物》2003年第3期；［美］FrancisAllard（赵德云）译：《边疆和边界：汉帝国的南部边陲》，收录于霍巍、王毅主编《南方民族考古（第六辑）》页135，科学出版社，2010年。
[18]承蒙发掘者冯钢先生告知详情，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太原悦龙台M6室内考古的新发现》，《中国文物报》2018年11月16日，第7版。
[19]长沙两座西汉墓分别是1956年黄土岭、1975年杨家山墓（M27、M37），见高至喜、国红：《长沙汉墓出土金器研究》，收录于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九辑）页299，岳麓书社，2012年；同类金泡也可使用于贝带的点缀上，具体情况还需考古发现时的现场甄别。
[20]两枚金泡图片资料尚未发表，承蒙阜阳市博物馆刘建生馆长、杨玉彬副馆长、魏汉先生的帮助，笔者检视实物后确认；统计资料参见，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21]“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以通为奉常，遂定仪法，未尽备而通终”。可见西汉初立进行了一系列礼制建设、重构礼仪规范工作，见《史记·叔孙通列传》页2725，中华书局，1959年；华友根：《叔孙通为汉定礼乐制度及其意义》，《学术月刊》1995年第2期。
[22]黄秋雯：《汉代漆纚考略》，收录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局编：《广西文博》第一辑，页202，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
[23]“凡兵事，韦弁服；视朝，则皮弁服”。见（清）孙诒让撰：《周礼正义》页1635，中华书局，1987年；（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王文锦审定：《仪礼注疏》页2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24]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页269，文物出版社，2008年。
[25]按王国维所论，冠是“胡服”中首要装束，见王国维：《胡服考》，是氏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外二种）》页528，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邹维一、曾维华：《汉代的胡冠与鹖冠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1期。
[26]苏北海：《古代塞种在哈萨克草原的活动》，《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马健：《黄金制品所见中亚草原与中国早期文化交流》，《西域研究》2009年第3期。
[27]郭物：《南西伯利亚早期游牧国王族墓地的景观布局和形制》，余太山、李锦秀主编：《欧亚学刊》（新3辑）页14，商务印书馆，2015年。
[28]［苏］M.П.格里亚兹诺夫、O.Й.达维毋、К. М.斯卡郎：《阿尔泰巴泽雷克的五座古冢》，《考古》1960年第7期；发掘资料参见Sergei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29]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哈密地区文物局、巴里坤县文物局：《新疆哈密巴里坤西沟遗址1号墓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5期；戴应新、孙嘉祥：《陕西神木县出土匈奴文物》，《文物》1983年第12期；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年第4期；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第7期。
[30]邵会秋：《巴泽雷克文化在新疆的扩张与影响》，收录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研究》（第21辑）页179，科学出版社，2017年。
[3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戎遗珍——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2014年。
[32]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南郊秦墓》图一三三、彩版1－3，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33]《史记·赵世家》页1809。
[34]贾志强：《无终、楼烦考》，收录于山西省考古学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页123，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宋新潮：《匈奴早期活动地域考辨》，《民族研究》1993年第6期；陈勇：《<史记>所见“胡”与“匈奴”称谓考》，《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
[35]何宁撰：《淮南子集释》页678，中华书局，1998年。
[36]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新疆鄯善县苏巴什古墓群的新发现》图版肆：6、图二：4，《考古》1988年第6期。
[37] 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图版贰：7，《考古》1977年第2期。
[38]“帻，下齐眉迹然也”。见（东汉）刘熙撰，（清）毕沅疏正、王先谦补：《释名疏正补》页158，中华书局，2008年；“发有巾曰帻”。见（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页158，中华书局，1978年。
[39]陈鹏：《汉初服色“外黑内赤”考》，《史学月刊》2015年第4期。
[40]《后汉书·舆服志》页3671，中华书局，1973年。
[41]袁仲一：《秦兵马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页303，文物出版社，2014年。
[42]该图刊布于陈振裕：《秦代漆器群研究》，北京大学文博学院：《考古学研究（六）》页217，科学出版社，2006年。
[43]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页226－227，文物出版社，2004年；研究论述，可参见王树金：《马王堆汉墓服饰研究》页6－11，中华书局，2018年。
[44]前揭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页65。
[45]刘晓路：《论帛画俑：马王堆3号墓东西壁帛画的性质和主题》，《考古》1995年第10期；黄佩贤：《西汉兵马俑与“车马仪仗”帛画——出行内容的两种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页360，科学出版社，2014年。
[46]杨秉礼、史宇阔、刘晓华：《咸阳杨家湾汉墓兵俑服饰探讨》，《文博》1996年第6期。
[47]徐州市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页61，文物出版社，2003年；北洞山“饰冠俑”承蒙徐州博物馆名誉馆长李银德先生帮助，2019年7月30日在保管部主任宗时珍女士及武耕先生的协助下检视，在此诚谢。
[48]资料讯息由学友王永晴先生提供，在此致谢。
[49]《史记·佞幸传》页3191；又《汉书·佞幸传》页3721，中华书局，1962年。
[50]鵔鸃之名历来多有考释，见（周）师旷撰、（西晋）张华注：《禽经》，《丛书集成新编（第四四册自然科学类、应用科学类）》页252，新文丰出版社，1985年；［英］约翰·马敬能、卡伦·菲利普斯、何芬奇著：《中国鸟类野外手册》页37，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
[51]前揭（东汉）刘熙撰，（清）毕沅疏正、五先谦补《释名疏正补》，页155；管锡华译注：《尔雅》页630，中华书局，2014年。
[52]商承祚：《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年。
[53]传（周）师旷撰、（西晋）张华注，《禽经》，《丛书集成新编（第四四册自然科学类、应用科学类）》页235，新文丰出版社，1985年；周士琦：《䲸与鹖》，《文史知识》1994年第1期。
[54]《后汉书·舆服志》，页3671。
[55]（东汉）应劭：《汉官仪》，（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页24，中华书局，1990年。
[56]南京博物院编著：《南京博物院珍藏大系：汉唐陶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9年。
[57]［美］AndrewT.Smith、谢焱主编：《中国兽类野外手册》页499－500，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阿利·阿布塔里普、车利锋：《不同区域盘羊特性研究》，《特产研究》2016年第3期。
[58]学者曾指出中国北方的河套地区及鄂尔多斯区域怪兽母题的起源，应源自黑海和阿尔泰之间的斯基泰文化，并推测“（战国晚期以后）中国内地与阿尔泰之间至少已有间接贸易”。见杜正胜：《欧亚草原动物纹饰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所集刊——芮逸夫、高去寻两先生纪年论文集》64本第1分（1993）。
[59]《中国兽类野外手册》“食肉目猫科虎”，页382－384；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物种存续委员会（SSC）猫科动物专家组编：《中国猫科动物》，中国林业出版社，2014年。
[60]邢义田：《再论“中原制造”》，是氏著《今尘集——秦汉时代的简牍、画像与文化流播（下）》页149，中西书局，2019年。
[61]学者曾明确指出，战国至西汉早期传来“斯基泰风格已悄然发生变化，形式被保留，内容已被替换”、“对斯基泰图案的理解的偏差，一些带扣的动物形象已发生了变化”，见邹厚本、韦正：《徐州狮子山汉墓的金扣腰带》，《文物》1998年第8期；另参见罗丰：《中原制造——关于北方动物纹金属牌饰》，《文物》2010年第3期。
[62]《后汉书·舆服志》，页3668；“惠文冠”或得名于纱冠的轻薄，见《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版）》服饰Ⅱ，页271。
[63]“（刘贺）衣短大绔，冠惠文冠，佩玉环，簪笔持牍趋谒”。语见《汉书·武五子传》，页2767。
[64]《汉书·匈奴传》，页3085。
[65]前揭高至喜、国红《长沙汉墓出土金器研究》，页299。
[66]孙机：《东周、汉、晋腰带用金银扣具》，见氏著《仰观集——古文物的欣赏与鉴别（修订本）》页80，文物出版社，2017年；参见拙文《浅谈“贝带”》，《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6期；《矩形动物文牌饰的相关问题研究》，页127。
[67] 图见《燕下都》图四一五、四一六。
[68]《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图一：14、53、55。
[69]大云山贝带图见《长毋相忘》，页430、439；南越王墓主棺腰部见玻璃贝带、鎏金铜贝带三条，见《西汉南越王墓（上）》，页213。
[70]这类图像简化与人类视觉特性有关，蔡庆良先生在解读战国至汉代四件蝉形玉器造型时便认为：“外形特征都超越了视觉辨识蝉的最低标准，亦即超越了蝉的最低限度图像。”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实幻之间——院藏战国至汉代玉器特展》页88，台北故宫博物院，2020年。
[71]西汉中期后该类金饰片佩用与舆服制度更加紧密，又涉及汉魏冠帽制度的演化，因与本文所论主题较疏远，笔者将另撰文探讨，在此不赘述；有关冠上附蝉金珰、着貂尾的象征意义，孙机先生有过系统的论述，参见孙机：《进贤冠与武弁大冠》，见氏著《中国古舆服论丛》页161，文物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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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阅读：此为左骏：《对羊与金珰——论战国至西汉羊纹金饰片的来源与器用》全文，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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