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顶压力冒风险为习仲勋翻案
叶剑英和胡耀邦、习仲勋等人在一起
习仲勋，陕西富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在西北地区从事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并在西北军中从事兵运工作。1930年后，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的亲密战友、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甘地区以后，幸亏有刘志丹领导开创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才有了落脚点和新的出发点。1936年后，习仲勋任中共关中分区地委书记、军分区政治委员。1942年7月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校长。1943年后，任绥德地委书记、绥（德）米（脂）警备区政治委员。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会后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书记、第三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边区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兵团副政治委员，西北军区政治委员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政治委员，长期主持大西北地区党、政、军日常工作。1952年9月奉调北京，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62年，由于受到所谓“反党小说《刘志丹》事件”的牵连，被诬陷为“习仲勋反党集团”，经过三年审查后，被贬到河南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文化大革命”中多次遭到批斗，被关押监护，九死一生。“文化大革命”后期被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被流放在洛阳的习仲勋看到了平反冤案的希望。11月15日，习仲勋致信中央领导人，热烈庆贺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决心养好身体，更好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无条件地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把余生全部贡献给党，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最后，他署名为“一个仍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勋”。习仲勋通过这封信，表达了渴望“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的心愿。这也说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成为极为迫切的任务。习仲勋和许多老同志一样，盼望着拨乱反正的早日到来。此时，习仲勋身在洛阳，心向北京，密切关注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急切盼望着十几年来的沉冤能够尽快昭雪。但是，由于华国锋继续“左”的错误，使拨乱反正步履维艰、徘徊不前。按照“两个凡是”，“习仲勋反党集团案”是毛泽东批准的。因此，“习仲勋反党集团”根本不可能翻案。
1977年8月24日，习仲勋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并党中央写信，热烈祝贺中共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胜利召开，表示听从中央的安排，希望为党做些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这时，习仲勋的夫人齐心看到一些受过迫害的老干部纷纷恢复工作，更加为习仲勋的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年多尚未能得到解决而心急如焚。她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备尝艰辛。随后，齐心找到刚刚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和叶剑英副主席。
当齐心到中央组织部找胡耀邦申诉习仲勋的冤案时，当即受到接见。胡耀邦专门听取了齐心的意见。胡耀邦十分关切地询问了习仲勋在洛阳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对习仲勋在1962年蒙冤以后遭受到各种磨难深表同情，当即表示，凡是冤假错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昭雪。习仲勋同志的案子当然也不例外。他还说，现在是充分行使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的时候，但也是容易出错的时候，既要大胆果断，也要谦虚谨慎、遵守党规党纪，才能把事情办好。胡耀邦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方面对习仲勋的革命历史作了充分肯定。叶剑英也表示，坚决支持习仲勋出来工作。
齐心迅速把与叶剑英和胡耀邦的谈话情况告诉了习仲勋。习仲勋当即感到，平反自己冤案的时机来到了，长期笼罩在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在久经磨难以后，终于迎来了第一束希望的曙光。
随后，胡耀邦雷厉风行，立即行动，指示中央组织部迅速查清了习仲勋的冤案。1978年2月，饱经沧桑的习仲勋的人生历程出现历史性转折。2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河南省委，指定由一位省委书记负责，速将在河南洛阳的习仲勋接回省委、护送进京。河南省委迅即派省委组织部和保卫处有关人员于当天晚上赶赴洛阳。
1978年2月22日，习仲勋乘坐火车离开古都洛阳，到达河南省省会郑州，受到河南省一位省委书记及其他同志的热烈欢迎。习仲勋情不自禁地与这位省委书记紧紧拥抱，激动地说：“这是我16年来第一次和人拥抱，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党的怀抱。”这位省委书记当即安排：习仲勋白天在中州宾馆休息，晚上坐火车回北京。习仲勋说：“我不需要休息，我建议你能带我坐车到郑州大街小巷转一转，而后我们俩人好好谈谈，我和外界完全隔断联系多年了，要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呼吸新鲜空气。”而后，习仲勋游览了刚刚“文化大革命”，开始恢复生机的郑州市区、百货公司，来到纪念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二七殉难烈士的二七纪念塔。他拾级而上，在塔顶上举目远眺，绿城郑州的景色尽收眼底。习仲勋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他说：“二七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烈士，没有烈士，哪有今天的新中国啊！”当参观郑州市劳动公园时，习仲勋深情地说：“这里是碧沙岗，劳动公园是冯玉祥将军为西北军阵亡将士修的，里面也掩埋着不少进步人士，也有许多没有留下姓名的共产党员，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回到中州宾馆，习仲勋谈起“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段时间被关在七八平方米的一间小房子，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的情况。转圈开始从一数到一万，然后再退着走，从一万数到一。他说：“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充满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习仲勋准备为党为人民继续工作而表现出的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令人感动。当天晚上，习仲勋登上北上列车，翌日抵达北京，被特邀出席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在历经劫难、苦苦等待了十几年以后，他终于重新回到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上。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与此同时，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习仲勋列席了这次会议。
习仲勋与叶剑英是老同志、老战友、老朋友、老相识。对叶剑英渊博的知识、卓越的能力、超人的才能、深邃的智慧非常敬佩。对叶剑英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工作中的勤奋严谨，为人的谦虚宽厚，生活的节俭朴实，一直十分仰慕。在此期间，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代表中央亲切会见了习仲勋。习仲勋回忆说：当时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工作异常繁忙，还抽空接见了我。他见我身体很好，非常高兴，紧紧握着我的手，鼓励我要向前看，以后多为党做工作。他那宽广的胸怀、恢弘的气度，对同志的亲切、谦和、真挚和深情厚谊，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比能为党多做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在离开中国政治舞台16年以后，能够见到德高望重的叶剑英，习仲勋激动万分。
叶剑英对于安排饱经沧桑的习仲勋的工作早有打算。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因在中央工作，政务、军务繁忙，无暇兼顾广东工作。广东地处中国南方，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文化大革命”使得广东问题极为复杂，大量冤假错案亟待平反。因此，叶剑英决心派习仲勋这位担任过西北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老资格”坐镇广东，主持广东省工作。
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等人商定后，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派习仲勋到广东。习仲勋听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关于中央派自己到广东“把守南大门”（胡耀邦原话）的消息，深感责任重大。到广东赴任之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接见了习仲勋，对其到广东工作寄予很大期望，反复强调做好广东工作的重大意义。习仲勋向中央表态时，谦逊地提出希望继续保留韦国清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自请担任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以后回忆此事说:“我已有16年没有工作了，一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工作，来了要放手干。”邓小平、叶剑英的高度信任和热情鼓励，使他深为感动、倍受鼓舞，决心不辱使命，做好广东工作。
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回忆说：1978年3月18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我代表省委参加这次会议。当时我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都坐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有一天，韦国清对我说：“等一会儿开完会后还有一个小会，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同志有事找我们谈一谈。”会后，我和韦国清来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休息室，胡耀邦已经来了。胡耀邦说：“中央决定让习仲勋到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这次是叶帅提名，大家也都同意。”当时省委第一书记还是韦国清，他准备回广州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第四次党代会，习仲勋的职务也要在会议上通过。随后，习仲勋相继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在主持广东党政军工作期间，为广东省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薛庆超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副局长；来源：《协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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