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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


新华网北京8月21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汪东兴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8月21日5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新中国成立后,汪东兴担任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此后还兼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总参警卫局局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虽然汪东兴的职务众多,但有一项任务从未改变过,这就是承担中南海及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文 | 韩钢

《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8期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以个人名义分享至朋友圈



从回忆和口述看,整个事件的主动当事人(以下简称当事人。笔者将该事件的当事人分为主动方和被动方,决定和实施抓捕者为主动当事人,被抓捕者为被动当事人),大致可分为四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决策层,即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核心人物是华、叶、汪;吴、李参与商议较多;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或者参与过商议,或者知情。第二个层级是领导指挥层,主要人物是汪东兴、吴德。第三个层级是组织实施层,主要人物是张耀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和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耿飚(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邱巍高(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第四个层级是具体执行层,即直接参加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和北京卫戍区官兵。需要说明,还有几位当事人如李鑫(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周启才(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作为文件起草者,亦部分参与了事件,了解一些情况,所处地位相当于组织实施层。上述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最值得重视。


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酝酿:叶、汪四次密谈

1976年10月6日, 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起了重要作用。图为李先念(左)与华国锋(中)、叶剑英在24 日北京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大会上


粉碎“四人帮”后,一个广为宣传的说法,是毛泽东生前即对“四人帮”问题早有察觉,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所部署,1975年5月就说过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5日)今天看来,这显然是政治策略说辞。毛泽东所说的“解决”,同采取强力措施的“解决”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


那么,采取强力措施解决“四人帮”究竟是如何酝酿的呢?现有回忆和口述史料表明,最早酝酿的是叶剑英。据对王震、王石坚和聂荣臻秘书周均伦的访谈,毛泽东生前,叶剑英就曾同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人谈过解决“四人帮”的话题;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更是同一些元老和将帅议论过此事。据对云杉的访问,叶剑英曾邀请乌兰夫(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谈话,征求意见;乌兰夫明确支持叶的主张。据对李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的访谈,他去看望叶剑英,叶曾暗示他当务之急是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参见《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李德生在回忆录里也谈及:毛泽东逝世后他到北京参加治丧活动期间,曾去看望叶剑英,叶谈了当前形势,还开着收音机谈话,他明白叶是用这种方式征求意见,要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德生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973年8月24日,中共十大在京召开,汪东兴(右)和吴德在主席台


最值得注意的是,《叶剑英年谱》称,毛逝世后几天,叶剑英便同汪东兴就国内局势和“四人帮”问题交换过意见,时间是1976年9月12日和13日。(《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过去的说法,都是华国锋与叶剑英商量之后才与汪东兴沟通的。《叶剑英年谱》修正了这一说法,表明华、叶商谈之前,叶、汪已经议论过。叶、汪交换意见的情况,《叶剑英年谱》语焉不详;武健华前些年和2013年发表的文章,则有详述。据武健华说,9月12日至10月4日,叶、汪曾四次密谈。9月12日,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吊唁和守灵,上午休息时在福建厅与汪就政治局势交换意见。两人都感到局势的严重;叶指出“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


9月15日,叶又到人民大会堂守灵,并会见前来吊唁的各国外宾。会见外宾后,叶在东大厅南侧一间办公室,再次同汪交谈,叶提出“我们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中国革命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败”。(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武文不仅证实了《叶剑英年谱》所说,而且远比《叶剑英年谱》具体。武不是酝酿此事的直接当事人,但系汪东兴(时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直接部下;据他说,当时汪同华、叶交谈之后回来都与李鑫和他通气。但武文提到的第二次密谈时间,与《叶剑英年谱》不一。查《人民日报》,9月11日至14日,叶连续四天去人民大会堂守灵,15日未去。故武文所说时间可能有误,叶、汪第二次密谈当是13日或14日。


也有人说,叶剑英与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前后,已经就解决“四人帮”达成共识。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叶选基(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的根据,是1976年7月叶剑英曾去华国锋家拜访,表示支持华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党不能搞第二武装,直指“四人帮”在上海大搞民兵的阴谋。寥寥几句,看不出叶、华是如何谈及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关于叶、华这次谈话,其实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记述比较细致,而谈话的情况是叶剑英亲口向熊蕾父亲熊向晖(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转述的。


据熊蕾所述,叶剑英同华国锋谈话,与熊向晖的建议有关。叶、华谈话的时间是1976年7月,华称叶是“九亿人民的元帅”,表示了对叶的敬重。叶主要问了华两个问题,一是治国方针,华说“举一纲抓两目”,“一纲”是阶级斗争,“两目”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二是人事安排,华表示除非有主席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华向叶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提醒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一个,不能搞多中心。叶对他和华的面谈非常满意。(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熊蕾的文章没有提及叶、华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情况。看来,这次谈话加深了叶、华彼此的了解,但说两人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了共识,则根据不足。


行动方案的拟定与汪东兴的作用

如何拟定解决“四人帮”具体行动方案的?原来更加模糊不清。吴德口述和武健华的文章披露了不少细节;尤其是武健华新近发表的文章,提供了许多亲历亲闻的情况。这是近年来在弄清史实方面比较突出的一个进展。


1968年5月1日晚毛主席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左起:温玉成、姚文元、毛主席、汪东兴、周恩来、林彪、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黄永胜


汪东兴是制订具体行动方案的组织者,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汪的作用被有意淡化,与事实不符。吴德口述一个值得注意的看法,就是比较肯定汪在行动中的作用。按吴的评价,汪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出了大力,功不在李之下。他说,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整个行动班子分为准备文件的写作班子和实施抓捕的行动班子,前者由李鑫负责,后者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行动班子的人员是汪亲自挑选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吴德的评价有道理。汪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且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掌控了中南海和高层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大权。这个行动若无他的参与和支持,很可能费尽周折甚至流产;相反,汪的参与和支持大大增加了行动的成功系数,其作用远非一般政治局成员所能比拟。


关于汪东兴与华国锋商议具体行动方案的情况,数武健华的文章最为详细。武说,10月2日下午,叶剑英直接去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处,与汪第三次密谈。叶提出加速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要求汪当晚去找华国锋商量具体问题,自己则先去华家谈。当晚汪去了华家。华表示,叶汪的意见和他想的原则上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化。华要汪提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然后再议定。武健华回忆,汪去华家之前召集张耀祠、李鑫、武健华三人开会,布置他们琢磨一个行动方案。10月3日上午,李鑫、武健华向汪东兴汇报了行动方案的初步意见,汪同他们再次作了研究。当晚,汪东兴第二次去华国锋家,汇报行动方案。华肯定方案可行,也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再缩短时间,争取提前解决;二是再约叶帅谈谈。10月4日下午,叶剑英再次到汪的办公室,与汪第四次密谈,听取了关于行动方案的汇报。叶肯定“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还说“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5日深夜两点,汪再次到华的住处,汇报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落实情况,同时请示八三四一部队与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分工和协同问题。华把刚刚离开的吴德找回来一道商量。(武健华《粉碎“四人帮”的策划、实施过程》)这是华、汪、吴唯一的一次碰头会。


但按吴德口述,他是10月4日下午被华国锋找去,再一次讨论行动细节的;下午五点多钟才离开,刚到家,华再来电话找他去,汪也在华家,三人共同议定了中南海内外相互配合行动的措施。吴德强调,“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这里的时间,与武健华回忆不同:一个说是10月4日的下午五点多钟,一个说是10月5日的深夜两点,相差几个小时。


陈锡联和毛远新。辽宁省和沈阳市革委会成立和庆祝大会。图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陈锡联和副主任毛远新(右)一起交谈


关于中南海外面行动方案的制订情况,吴德口述比较具体。吴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委会主任,作为直接当事人,其叙述比较具体也相对权威。按吴德所说,10月2日,华国锋去了吴德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进一步商议。抓捕迟、谢、金是吴德的提议。华问吴,“四人帮”在北京还有什么爪牙。吴认为,迟群、谢静宜、金祖敏也该隔离。10月3日或4日,吴又去了华家,提醒华注意张春桥之弟张秋桥常去北京昌平的北京军区坦克六师活动。正是这次谈话,商定了动用北京卫戍区部队实施中南海外面的行动,包括保护市内安全,控制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随后,吴德即找吴忠谈话,谈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考虑和决心。吴忠明确表态,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的安全;同时告知部队调动有严格规定,希望吴德解决向上级请示调动部队的问题。吴德又向华国锋做了汇报。华要求吴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取得调动北京卫戍区部队的权力。华还告诉吴,他曾四次与陈锡联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吴德随即找了陈锡联,陈即向吴忠交代:北京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指挥。吴德与吴忠再次在家中商量了中南海外的具体行动方案。据吴德说,华还亲自找吴忠谈过一次话。


1977年,华国锋和汪东兴亲切接见吉林省党政军负责干部和工作人员


陈锡联回忆,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曾几次和他谈过“四人帮”的事情。10月5日下午他在唐山慰问抢险救灾部队,接到华的电话,立刻飞回北京,直接去了东交民巷华的住所。华告诉了陈解决“四人帮”行动的具体时间,陈表示坚决支持,说部队没有问题。华告诉他,吴德、吴忠会找他。吴德、吴忠先后到了陈家,陈当面授权他们可视情况采取行动,不必逐级请示。当天晚上,华又到陈家,同陈详细商谈了对“四人帮”采取行动的具体部署。(《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武健华的文章也涉及中南海外面的行动方案拟定。


1976年10月,叶剑英同志在首都百万群众热烈庆祝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的集会上


那天(10月5日)华、汪、吴商量中南海内外行动协调问题,汪的意见:一是首都安全,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八三四一部队负责原有的防务;二是八三四一部队负责解决“四人帮”和毛远新,其他人由北京卫戍区负责解决;三是姚文元住在西城区按院胡同,其住地警卫是北京卫戍区担负,不属八三四一部队管辖,如果姚接电话后去中南海,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姚借故不去,八三四一部队要去他家行动,为免误会,建议卫戍区有一同志到中南海一同行动。吴德决定,就由吴忠去中南海。(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看来,抓捕姚文元准备了两套方案。


具体实施:中南海内外联动

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是如何准备的?过去流传不少绘声绘色的说法,大都未经证实甚至系任意编造。近些年,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资料逐渐相对全面和清晰地复原了历史。这也是厘清史实一个比较突出的进展。


综合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中南海内抓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泽东逝世前一年为毛指定的联络员)的行动,主要由张耀祠、武健华率八三四一部队(即中央警卫团)执行;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行动,由吴德负责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行动,由耿飚、邱巍高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张耀祠、耿飚的回忆录,香港凤凰卫视对武健华、周启才、杨正泉(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保育钧(时任《人民日报》编辑)等人的访谈,还有邬吉成的文章,尤其是武健华的文章,都具体叙述了10月6日晚间在中南海怀仁堂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201号楼内抓捕江青,在丰泽园“监护”毛远新,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10月7日接管人民日报社的经过。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进行宣判。从左至右: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江青


据武健华、邬吉成回忆,10月6日晚八点,华国锋、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邬吉成《我参与抓捕“四人帮”的细节回顾》,《中华儿女》2001年第3期)王洪文晚七点五十五分到怀仁堂,当即被捕;张春桥晚七点五十八分到,亦随即被捕。随后,张耀祠、武健华带人在丰泽园菊香书屋,对毛远新实施“监护”;然后,张、武带人去201号楼,抓捕了江青。晚八点二十五分,应召去开会的姚文元也在怀仁堂被捕。八点三十分中南海内的行动全部结束。(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张耀祠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行动的一些细节,当事人的回忆也有出入。关于行动组,张耀祠在回忆录里的说法,是从中央警卫局抽调了二十几名干部,组成四个小组;而吴德的说法是五十多人,武健华的说法有五个行动小组。关于抓捕江青和“监护”毛远新,按邬吉成的回忆,是张耀祠带人执行的;而张耀祠和武健华的回忆,都说是他们两人一起带人执行的。关于行动结束的时间,武健华确定是当晚八点三十分;但张耀祠在回忆录里说,他和武健华晚八点三十分才带人到江青所住的201号楼,以这个时间判断,结束行动不会是晚八点三十分。准确的情况,有待进一步弄清。


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经过,人们过去完全不知情,吴德口述第一次作了披露。吴德说,抓捕行动是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的,迟群是参加以吴德名义通知到市委开会时被捕的,谢静宜是在北京医院被捕的,金祖敏则是晚些时间才被找到抓捕的。不过,吴德的叙述仍显笼统;更详细的情况,还有待亲历者和知情者进一步披露。


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经过,耿飚忆述比较详细。据耿飚回忆,10月2日,华国锋已经向他打招呼,说近日有事要找他。第二天,华就约耿到家中谈话,告诉他有一项任务交给他完成。华还告诉耿,是叶帅提名的。10月6日晚上八点来钟,华电话召见耿,明确告诉他已决定对王张江姚隔离审查,交代他和邱巍高带领北京卫戍区部队,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华还写了一纸手令给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要求广播、电视接受耿、邱的领导。当晚近十点钟,耿、邱和卫戍区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带少数战士到中央广播事业局,请邓岗召开核心小组会议,宣布了华的手令。(《耿飚回忆录》)


关于耿飚等人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时间,说法不一。如前述,《耿飚回忆录》说的是当晚近十点;但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的杨正泉、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副主任的杨兆麟,都说是当晚七点左右。(杨正泉《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见杨正泉著《我与广播》,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杨兆麟《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杨正泉注意到了这个差异,他援引了耿飚当年在新华社的报告,耿当时说的就是10月6日晚七点多钟不到八点钟到的广播电台,杨当时做了记录。此外,杨还引述了邓岗10月7日在会上的讲话:“昨天晚上八点三十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来局,带来了华国锋总理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参见杨正泉《关于粉碎“四人帮”时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文史精华》2007年第9期)这大概也来自杨的记录。


杨正泉、杨兆麟的文章和耿飚、邓岗当年的讲话所说耿飚等人进驻电台的时间,要比《耿飚回忆录》所说早了两个来小时。笔者判断,几位当事人和耿飚自己当年的讲话有误,因为中南海实施行动之前,不大可能开始进驻广播电台的行动。杨正泉后来发表文章,修正了自己原来的说法,但他仍有疑问:为什么会出现耿飚几次说法的不统一?为什么广播局目击者、见证者的记忆又如此一致?彼此都是认真的,为什么误差却如此之大,版本又如此之多?这个细节的确有些蹊跷:一个人的记忆尚可说孤证不立,缺少原始材料的情况下尤其难免误记,可此事有当年讲话的原始记录,几位当事人的记忆又都一致,到底是记忆有误还是另有真相呢?看来也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10月6日晚上的行动,还有一点人们过去不大知道。据吴德口述,为防备学生、造反派从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当晚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附近部署了相当的兵力,而北京也暗中实行了戒严。


控制人民日报社的情况,时任《人民日报》编辑的保育钧2011年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我的1976:寒露?惊雷》节目采访时作了点滴介绍。按他的回忆,人民日报社并不是10月6日晚上而是第二天晚上由工作组接管的。工作组的负责人是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迟浩田,这一天他带着另外两人到人民日报社,向当时报社核心小组组长鲁瑛宣布,奉华国锋之命来主持报社工作。至于控制新华社、机场、邮电局的情况,尚无任何披露。


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事件的追认和善后

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这一非程序的强力行动需要得到程序性追认,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核心的真空需要尽快填补,事件过后的中国政局需要稳定,这些都必须由最高决策层作出部署和安排。作为完整的历史事件,应该说这是最后一个环节。


有关这次会议的经过,以往著述只有零星涉及。据《叶剑英传》,会议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九号楼举行,从10月6日晚十点开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华国锋和叶剑英作了报告,会议完全赞同处置“四人帮”的行动,通过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京外政治局成员没有参加会议,会后由汪东兴逐一作了通报。吴德口述谈到了会上的一个细节:纪登奎提出文件应否按照毛泽东“三七开”的评价,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叶剑英认为这个文件不可能解决对“文革”的评价问题。吴德还说,会后所有政治局成员都住在了玉泉山。华国锋对友人回忆,会上他首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因为叶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叶则说自己已经七十九岁,华比自己小二十岁(此说有误。叶剑英1897年生,华国锋1921年生,两人相差24岁——笔者注),有实际工作经验,正当年富力强,应该担起这个重任。叶提议华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获得一致通过。(《我所了解的华国锋》,载张根生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著述各自提供了一点情况,但都很简单。


比较详尽的记述,是2005年10月香港凤凰卫视对周启才的访谈。周后来又整理成文章发表。据周回忆,会议的准备工作是汪东兴指示他组织人做的,他和李鑫又列席了会议。所以,周对会议的经过包括会场的布置、到会的情形、华叶的讲话,都有细腻的叙述。据周说,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等11人,李鑫和周启才列席会议。华国锋主持并讲话,叶剑英随后讲话,主要是通报抓捕“四人帮”的情况,推举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周印证了华的记忆,会上华确实提议请叶剑英担任党中央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剑英坚辞,会议最后赞成叶的意见,推选了华。最近发表的武健华文章,也有不少篇幅介绍这次会议,特别是较多引述了华国锋、叶剑英的讲话。武本人没有旁听会议,但他说明:所述情况是根据李鑫和周启才的记录得知的。(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这个细节表明,当天政治局紧急会议是有记录的。


1976年10月30日,首都群众欢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据周启才回忆,从10月8日开始,华国锋、叶剑英等政治局成员在玉泉山分期、分批召开打招呼会议,向各地方党政军负责人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和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整个打招呼会直到14日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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