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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福民《北纬四十度》:以文字绘就一幅“千古江山图”

收获 风语风情 2021-11-12

陈福民,学者、批评家


杨东作品《长城晨韵》

“北纬四十度”是一条与万里长城生死相依、彼此成就的地理带,它的南北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族群与生活方式,在它的南方,定居民族修城筑寨,男耕女织;而它的北方,游牧民族骏马驰骋,开疆拓土。长城内外,不同的民族互相打量、彼此想象,深情凝视了几千年,最终完成了不同文明类型的竞争与融合。

自2018-2《收获》开始,至2021年,陈福民先生在《收获》开设“北纬40度”专栏,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北纬四十度》。

陈福民著《北纬四十度》是第一部围绕北纬四十度进行探究民族融合与民族历史的文化大散文,也是文学创作的细腻笔法与历史研究的严谨姿态的结合。他以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为经,以北纬四十度地理带为纬,绘制出一幅“参与性”的千古江山图,既重新塑造了千年时空中已被充分想象过的历史人物,打开了曾被遮蔽的历史面相,又在这种重构和再次对话的过程中,在不同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塑造的大背景下,呈现出饱含人文关怀和文学深情的历史价值观。该书出版以来,频繁出现在各大图书销售榜单、媒体文学排行榜和文坛活动中,入选“中国好书”月榜图书、光明书榜月榜、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第三季影响力图书。


研讨会现场照片


10月24日,“陈福民《北纬四十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宣部副秘书长郭义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阚宁辉,北京市文联一级巡视员田鹏出席研讨会并致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等十余位专家与会。会议由北京市作协副秘书长王虓主持。


李敬泽充分肯定了这部作品的价值,指出贯穿《北纬四十度》全书的主题是非常重要的。这条至关重要的地理带,既是在讲述历史,又代表了现代的关注。在观察中国历史时,北纬四十度线代表了中华文明五千年来的动力结构,在这个区域内,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彼此交错、交融,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民族在此交往,形成了风云际会浩浩荡荡的历史大洪流。《北纬四十度》给我们提供了历史写作的新的范例,代表了文学、泛文学的新的可能和更广阔的空间。
与会专家、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该书的文学和历史价值进行研讨,认为这是一部历史史实与文学抒情相结合、历史回叙和现场感并重的文化散文佳作。既是个人的历史记忆对宏大的民族集体记忆的呼应,又是对两千年的文化冲突与文明融合的呼应。北纬四十度并不是保守的、固步自封的地方,而是各民族为了生存而进行的伟大创造,是为了彼此共同的生存空间而产生的文化与文明的冲撞的结果,这是北纬四十度特殊的魅力。


《北纬四十度》的作者、批评家陈福民回应道,这次写作不仅是对过往经验的回顾,也是对长城、中国北方和中华文明的致敬。从公元前300 年的赵武灵王直至十七世纪尾声的康熙皇帝,以“北纬四十度”为标志的地理文明带意外地拓宽了中国,围绕着长城所展开的冲突、沟通与交融,为竞争双方打开了更加意外也更加辽阔的新世界。当商人创造历史的时候,丝绸之路上赶骆驼的人们都知道,他们将从中国出发走向整个世界,再从世界回到中国,文明的步履因此艰难而络绎不绝,而当用文学去打量和描述这一切的时候,《北纬四十度》是它跨越时空而来的一次回响。


陈福民经过辽上京遗址
作者前后考察和写作历时四年之久,兼具文化寻根与精神还乡的理想,在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间从容切换,既钩沉了那些长年沉潜在民间的独特段落和瞬间,又为这些段落和瞬间找到合适的呈现形式,从而让人获得一种“精神发现”,这种“精神发现”又往往是非历史的,是在野的、异质的、民间的,只有它能有效地联结历史和作家之间的精神通道,抵达历史的文明深处。本次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北京作家协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

选读


未能抵达终点的骑手
陈福民


如前所述,我们知道在北纬40°这条地理带上,赵武灵王修筑了中国最早的北部长城,西端终点至东经107°的高阙塞,我们还知道,这条长城坐落于呼和浩特、包头以北。那么问题来了,都城在邯郸的赵国,是怎样与远在阴山大漠的呼和浩特、包头以及临河扯上关系的呢?在我少年时代读《史记》读到名将李牧的故事时,这个问题就曾困扰过我。《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就是说,李牧常驻今天张家口蔚县、山西代县一带防御匈奴。小孩子读书只看故事不求甚解,被贵为战国四大名将之一的李牧所吸引,想象他的英武,追慕他的成就,悼惜他的无端屈死,却从未认真想过“赵之北边”与邯郸的关系,也不知道这正是“胡服骑射”的结果。这也难怪吧,无论现在的呼和浩特、包头有多么亲切,在那个时代它们与中原文化圈的距离仍然是遥远的。我想,很少有人会意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战国时代真正与中国北方地区发生文化乃至文明交流关系的,不是秦国而是赵国,甚至,秦统一天下后对北部边境的认定,也是完全沿袭了赵国北长城一线。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汉·东汉”卷对此有非常清晰准确的标志。
  赵国与中国北部地区的联系,始自晋文公。其中的缘由,是因为晋文公重臣、执掌晋国国政的赵家先祖赵衰,被晋文公封为原大夫,封邑即今天的原平县,其后赵氏一族尽管在晋公室执政,但其主要力量和活动根据地都在晋国北部。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赵家得到了晋国绝大部分北部地区,是为赵国。据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赵—中山》册页,可以看到在原平的东北方,正是代、雁门一带地区构成的赵国边境线——没错,就是那条显赫的地理带北纬40°。这也决定了赵国在北边长期的军事活动是其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顺便说一句,三晋时期赵国的首个都城在太原稍南边的晋阳,其后东迁中牟,前386年才由赵敬侯迁都到邯郸。
  也许是因为太有名的缘故吧,人们牢牢地记住了邯郸这个城市,并将其与赵国牢牢捆绑在一起了。“廉蔺将相和”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和解的典范、平原君赵胜作为“战国四公子”的贤名、“长平之战”惨败之后邯郸的恐惧与颤抖、“窃符救赵”之魏公子信陵君等等,太多被广泛传播的历史事件以文学故事的方式强化了邯郸作为赵国首都的影响。与此同时,像代、雁门、李牧、“赵之北边”等等,这些关乎赵国乃至中国历史的关键词几乎完全被忽略了,以至于人们说到赵国只知有邯郸,不知有“北边”。这是绝大的认知盲区,而这个盲区,直接导致了人们对中国北方地区民族之间交往的认知模糊乃至错误。
  根据《史记》和《战国策》,从赵武灵王就位元年至十九年间,赵国与秦、韩、魏、齐几个列强邻居互有攻伐,大概就是今天你破我一军,明天我拔你两城,然后两家又忽然和好会盟,再去攻打第三个邻居,印象中都是毫无章法、非常幼稚非常沉闷无聊的循环性游戏。而有关“赵之北边”的事务,无论《史记》还是《战国策》,都没有记载,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仿佛从未有什么发生过,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就“胡服骑射”的内容看,赵武灵王战略构想之锋芒所向,明显不是或主要不是上面几个列强邻居,而是“胡”——北方游牧部落。按照正常思路,放着几个列强邻居的频繁侵扰不管,而是由国君亲自下令,以国家动员的方式去动“安静无事”的北边的脑筋,这在逻辑上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因此,合理的解释就是,有关“赵之北边”在这十九年中的事务没有被历史记录下来,但实际情形,很可能是相当严重和危急的,因此才促使赵武灵王做出了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中国的伟大决定。


老舍先生的《茶馆》第一幕写得极其精彩。大太监庞总管早就看不惯主张“维新”的民族企业家秦二爷,两人在茶馆中“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有一段著名的攻心对白。庞太监图穷匕见,对秦二爷发出了赤裸裸的恫吓:“太后下旨,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这往后啊,谁要是敢改祖宗的章程儿,谁就得掉脑袋!”与这种霸气侧漏、杀气腾腾的恐怖主义宣言相比,赵武灵王要比谭嗣同、秦二爷们幸运得多,作为一国之君他头顶没有太后,也没人敢威胁他,完全自己说了算,不存在“掉脑袋”的风险。但他的处境,也并不轻松。
  “胡服骑射”包含两个内容,“胡服”就是脱掉传统的中原服装,换上北方游牧民族的衣裳,“骑射”就是骑在马上发射弓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春秋战国时士大夫的传统服装一袭长袍拖在地上。民间服装或许没这么讲究,但打起仗来必然也是多有不便之处,尤其无法建设一支常备骑兵部队。而游牧民族士兵骑在马上发射弓箭打了就跑的机动性优势,是中原笨重迟缓的战车与步兵根本无法匹敌的。赵武灵王是个英明决断的人,这么明显的好处他肯定是在心里想了很久很久,经过审慎研究思考才决心要学。然而事情听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却要了传统士大夫的命根子。参考“君子死冠不免”的子路,以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社会女子,可知改革之难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绝非夸大其词。此刻,想让赵国士大夫们脱下长袍换上短打扮,他们不干了。

(武灵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又取蔺、郭狼,败林人于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吾欲胡服。”楼缓曰:“善。”群臣皆不欲。(《史记·赵世家》)

这是“胡服骑射”的起因,也是“胡服骑射”在历史记载上首次出现。但是,“群臣皆不欲”——除了楼缓,赵国士大夫们都不赞成。
  举凡《史记·赵世家》全文,大部分史实都是一笔带过,惟有在记述“胡服骑射”这个事件时,司马迁不吝篇幅,用笔细腻,人物对话、辩驳入情入理,传神毕肖,真是难得好文章。而赵武灵王此刻不只是一个国君,更是一个满腹经纶的学者“人物”,他的想象力、决断力、辩才无碍与人格魅力,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于是肥义侍,王曰:“……今吾欲继襄主之迹,开于胡、翟之乡……夫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有独智之虑者,任骜民之怨。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肥义曰:“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则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乐,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贤者察焉。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于是遂胡服矣。(《史记·赵世家》)

看得出来,赵武灵王对于“世人”的议论与反对是忧心忡忡的。上一段的“吾欲胡服”是试探阶段,观看群臣的反应,这一段则是与重臣肥义单独讨论,如何面对“天下”的喧哗。最后下决心的那句话很有趣:“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就是说,哪怕全世界都嘲笑我,我也要坚决拿下胡地和中山!这句赌气发狠的没头没脑的话,很像是自言自语和内心剖白,不仅宣示了赵武灵王在这件事情上百折不挠的决心,而且还因此完全印证了他特别属意于西北部边境的战略构想。
  但事情仍然不顺利。“于是遂胡服矣”这句话,说的是赵武灵王自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了。当然,也会包括如楼缓、肥义等重要支持者,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不仅“群臣皆不欲”,赵武灵王自己家里也出了个重量级的反对派公子成。这位公子成不仅是赵武灵王的亲叔叔,在家族当中拥有极高地位,而且可以想见的,他也一定是“群臣”的精神领袖。只要公子成拒绝接受“胡服”,赵武灵王要办成这件事就没有任何可能。
  我年轻时是个偏向于简单激烈的人,因此把世事看得过于容易,顺便把帝王的权威也绝对化了。总是以为,一个事情的决定和推行,皇上——国君都批准了就该办,而且这次就是君王自己主动要办啊,还能办不成吗?皇上难道不是一个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人吗?龙颜震怒:尔等大胆,不怕朕将尔等推出午门斩首并且灭尔九族吗?然而事情真的不是想象的那样简单。往往实际的情形是,如果中层干部全都懒政拖着不办,国君一个人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颗钉子,只有干着急的份儿。更何况他现在面临的还是家长、群臣明目张胆的反对。
  由《史记·赵世家》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记录来看,可以肯定太史公对赵武灵王是非常认同且偏爱的。因为他用自己的笔,给赵武灵王拓展开了一个大展雄图、飞扬驰骋的机会。在记述赵国历史上面,《战国策·赵策》偏多说客们的纵横捭阖高谈阔论,也不乏伪托代入之言,与《史记·赵世家》有不少的出入,但在“胡服骑射”事件上,司马迁几乎完全接受了《战国策》的记述。只是改动了个别地方的几个字。赵武灵王的有礼有节不厌其烦及坚定决心,是整个“胡服骑射”事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太史公在这里也以极大的耐心详细描写了赵武灵王的论辩根据及说服过程。在特定的意义上,太史公几乎是在给赵武灵王一个人做“世家”。
  公子成拒绝胡服,无视了君王的权威,但赵武灵王并未愠怒,而是派出使节再次致意:“寡人胡服,将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听于亲而国听于君,古今之公行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故愿慕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话说得是相当委婉客气,而公子成对此并不买账,托病不出,只是向使臣强调“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套义正辞严。使臣回来据实禀报,赵武灵王于是微笑着说:“我早就知道叔叔得的是什么病了,待我亲自去家里见他老人家。”
  “家访”公子成及其后舌战“群臣”,从头到尾,赵武灵王没有处罚任何一个人,没有雷霆万钧之怒,没有强力压迫暴君专制,而是和风细雨,丝丝入扣,完全是一篇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且深谋远虑的策论,限于篇幅不再引述。倒是其中讲了很多金句值得提出来,如“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穷乡多异,曲学多辨”、“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等等,颇具哲理警示意义。这个事情以赵武灵王大获全胜而结束:“始出胡服令”、“遂胡服招骑射”。


早期中原定居民族的文化“领先”于所谓“胡人”、“夷狄”,这是历史形成的。沿着以黄河为主体的河流,中原人民驯化作物学习耕种,建立定居点乃至规模更大的城镇,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并由此确立了程度不同的国家制度及其相应的典章礼仪,创造出文字和多种艺术形式。若以上述条件为前提去看待游牧民族,其差异性自然是相当鲜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非定居的游牧民族就没有自己的制度礼仪和“文化”。风俗习惯、礼仪制度因环境不同而各具其异,但文化与文明之间是可以通过交流对话而互取其“宜”的。这才是赵武灵王下决心“移风易俗改造中国”的根本原因。令我们深感惭愧的是,在对这个问题的认知与理解上,赵武灵王几乎领先了我们两千年。每读《史记》和《战国策》,当看到反对派们在文化层面做文章,反复聒噪文明礼仪制度规范的绝对性,并以此诟病改革、易服时,其陈词滥调耳熟能详,带给我们一种强烈的穿越感,仿佛又回到了大清王朝。论辩双方,赵武灵王不仅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驱,也是对文明交流有自觉性的第一人,而公子成以及“群臣”则首次撑起了“华夷之辨”与“体用论”的大旗。他们显然无法知道,在两千年之后,他们所遭遇的困难、纠结与处境,将要再次上演。


赵国上下君臣一心,“胡服骑射”的改革很快就有了成果。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二十一年,攻中山……中山献四邑和,王许之,罢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史记·赵世家》)

这段记载有两个关键点值得注意。
  第一个是反复出现的“攻中山”。几乎是不可思议的隔一年一攻,这么频繁的攻击放在谁身上都受不了,而赵武灵王此时俨然成了个穷兵黩武恃强凌弱的狂人。其实,这是有原因的。首先赵与中山有巨大的恩怨,两国接壤犬牙交错,历史上打过多次,赵国都吃了亏。赵武灵王在说服公子成时曾提到“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微社稷之神灵,则鄗几于不守也”。当年这个中山国依仗跟齐国的联盟,侵犯赵国,杀伤民众。还引河水围困鄗城,如果不是祖宗在天之灵保佑,鄗差点儿就丢了。这个事件成了赵国君臣的奇耻大辱。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地理位置,即“今中山在我腹心”。中山国位于赵国北部,在今河北省的石家庄、保定、邢台一带,恰好把赵国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与辽阔的北部区域拦腰截断了,严重阻碍了赵国向北方发展的势头。这可能也是一说到赵国,人们往往只知有邯郸不知有“赵之北边”的原因。总之,在深刻仇恨与“胡服骑射”的强大攻势下,中山国最终被灭了。
  第二个,是“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消灭中山,打开了北部边境代、雁门与燕地的通道,赵武灵王兵锋所指一路向西,云中即是今呼和浩特、托克托一带,九原则在包头。今天的包头市行政区划仍然设有九原区。请记住几个信息,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对应公元前299年,这一年,正值他三十九岁壮年。“西至云中、九原”在地理上为赵武灵王修筑赵北长城创造了条件,而从九原到临河高阙塞,大约二百六十公里。据历史考证,赵武灵王修筑北长城约在公元前300年。那么也就是这个时期了。
  到此为止,他一生所办的三件事,前两件都大功告成了。对胡服骑射的认知、构想与实施清晰地表明,即便不是梁任公所说的“黄帝以后第一伟人”,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改革家,第一位西去的骑手。而修筑长城于北纬40°,漫长的边境线为中原定居民族赢得了更为稳定的生存环境。在文明史的意义上,他首次正面肯定了游牧民族的骑兵文化优势,反击了公子成、“群臣”及一切泥古不化、固步自封的空洞学说。虚心学习,锐意进取,堪称文化交融的典范。
  但他的故事还没结束。


遍数中国帝王史,赵武灵王肯定是其中最有趣的人,是想象力爆棚的人,因此也是一个兼具正剧、悲剧和喜剧感的人。他办的第三件事令人匪夷所思。
  修筑完长城,“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武灵王自号为主父。”(《史记·赵世家》)您没听错,四十岁壮年的赵武灵王宣布退位了,当起了“太上皇”。人们听到这个消息,用现在的话说,眼珠子掉了一地。
  史书记载,赵武灵王一生中有两个女人,各生一子。长子名章,次子就是继位的太子何、后来的赵惠文王。本来赵章先被立为太子,但武灵王非常喜欢小老婆,又改立次子赵何为太子。自古来因宠溺而废长立幼都是自乱统序的祸患根由,赵武灵王几年后真的就死在这俩儿子手上了。此是后话。
  对于赵武灵王如此荒唐举措的动机,太史公在记述这段史实时曾给出了明确的解释,非常具有说服力。但遗憾的是,从目前所看到的材料以及后世评价中,似乎没有人愿意认真对待太史公的说法。

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关矣。审问之,乃主父也。秦人大惊。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史记·赵世家》)

《史记》这段记载,简直让我欣喜若狂,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这么好玩的君主。富有想象力和行动力,不记得自己的国君身份,不把什么礼仪制度个人安危当回事儿,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如果是在这个意义上去讨论,别说他是“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说是最后一个伟人我也服气。我甚至以为,跟我一样服气的人,应该很多。
  太史公的这段文字,清晰地揭示了赵武灵王“退位”的原因,其实是一个具有金蝉脱壳意味的惊天谋略:即把以邯郸为中心的国家南部的一般行政事务交给儿子和老臣肥义,让自己脱身出来,穿着胡服率领士大夫猛将群臣和主力部队去西北——想来应该就是云中、九原一带集结活动,其战略动机竟然是一旦机会成熟就从那里南下直捣秦国。他放弃了传统的河西—关东地区这条军事路线而走北路,这是绝顶大胆且出敌不意的天才方案。他空闲了十九年,从开始就放弃经略南部地区,执意胡服骑射、略定北边的前期举措,由此得到了特别合理的解释:他的目的显然不仅仅是针对“胡人”,而是有着更大的战略构思。“长平之战”以前的赵国,在军事力量上是唯一能与秦国争天下的国家,彼此都视对方为真正的对手。赵武灵王在那“空闲”的十九年里,可以肯定从未懈怠过。而且,非常可能的是,他试图通过“胡服骑射”建设一支强大的常备骑兵部队,并趁自己年富力强又经验老道,一举解决掉秦国。
  不仅如此,一个身为国王的人,化了装当间谍,亲自去熟悉地形,感受未来对手的精神气质。在被人怀疑并赶出去后,立刻策马驱驰一路狂奔,于敌人追上来之前堪堪脱身……所有这些呈现在我们面前,不禁让我们惊叹,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得出来,也就罢了,还要亲自去干,除了天才的想象力与视天下英雄为无物的绝大勇气胆识,我无法多赞一词。这种事情,五百年后的曹操也干过一次,他与侍从互换了衣冠服饰,交换了身份去见敌手,也被对方发现了蹊跷。但曹操的难度和风险远远不如赵武灵王这一次。咸阳宫殿中,“状甚伟”的主父模样俨然,气度不凡,而坐在对面的秦昭王越看心里越没底:“眼前这个自称使者的人,不大对劲儿啊,一身胡服,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定非善类。来人啊,将此人赶了出去!”我猜测,那时主父的内心一定是仰天狂笑的,他纵身跃马,朝着云中、九原方向一骑绝尘,只留下身后追兵望尘莫及……
  应该说事情到现在为止,一切都是完美的。但是赵武灵王的想象力为自己所埋下的杀身之祸,在五年之后终于爆发了。而这一次,不再激动人心也不再具有理想青春气息,相反,那是最为腐朽的中国历史最常见的模式。长子赵章被废,心怀不满发动叛乱,失败后鬼使神差地逃到了主父的宫室。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主父竟然收留了他,共同抵抗赶来镇压叛乱的国家军队。戡乱军队围困了主父的宫室并杀死赵章,又担心事后被主父追责,不敢放他出来。小儿子赵惠文王面对这个尴尬局面一言不发,坐视事态恶化。就这样僵持了三个月,雄才大略、果敢坚毅、英姿勃发、具有无限想象力、创造力和行动力、怀有天下伟大构思的一代雄主赵武灵王,在吃光了粮食吃树皮、掏鸟窝,直至吃无可吃之后,活活饿死在沙丘宫。这一年是公元前295年,他刚满四十五岁,就这样结束了他不可思议的一生。赵国失去了它最好的领袖,并就此永远失去了历史机会。三十五年后,“长平之战”以赵国被摧毁、大秦帝国一统天下胜利奠基而告结束。
  虽然说历史不能假设,但必要时假设一下,却也能打开各种被封闭的可能性,给后来者遗憾或绝望的情感以慰藉。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赵武灵王没有在“沙丘之变”中死于非命,他在“胡服骑射”这条路上继续西进,铁流滚滚,旌旗蔽日,一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秦赵大战,在赵武灵王亲自统率下,由九原、云中集结并发动。这一次,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赵国的骑兵部队手里,他们完全不必像廉颇、赵括那样,在极为不利的太行山崎岖的山道防御线上苦苦支撑,窝窝囊囊消耗两年之久,然后四十万人被集体坑杀,而是从北部平坦的云中南下直捣咸阳,纵横千里豪气干云速战速决……当然,这一切并未发生,也不可能发生了。
  又过了八十五年,千古一帝秦始皇东巡归来,居然也病死在沙丘!赵高、李斯秘不发丧,赐死公子扶苏和蒙恬,谋立公子胡亥为二世。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沙丘,接受了两位伟大的人物,也改变了两个帝国的结局。这是幸运还是不幸?只能说是命数吧。


从包头的九原区向北,沿S211省道行驶十公里后,向东转入包脑线再行驶十多公里,进入石拐区有战国赵北长城遗址。遗址有一座“胡服骑射广场”,不远的山坡上,修建了一座巨大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雕像,雕像基座注明,作者是中央美术学院的硕士研究生赵君,赵同学的指导教师是清华美院雕塑系魏小明教授。也许是疏忽了,我没有留意雕像的制作时间。
  周边一切静悄悄,偶尔从公路上驶过一两辆汽车,转弯就不见了。想必是经常路过见惯风云,对这一切已不感稀奇。我一个人走上小山头,四周打量,这就是敕勒川阴山下所描述的景象吗?群山无言。而两千三百多年前的赵武灵王,此刻就骑马持箭,昂首向天,孤零零地与他的山河同在。他胯下的坐骑,被塑造得健壮肥硕,似乎有些唐代气韵。
  对了,马!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成功后初试锋芒,“西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后来汉武时期的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也是希望得到大宛良马汗血马才罢手的。可见中原定居民族对于良马的需求,不仅仅是喜爱,也有着更加实际的用途。无论战马还是平民生计所用之马,都是力量和速度的王者。
  G6是最繁忙也最拥堵的高速之一。我启程时从北京一路向西,常见沿途一辆又一辆的大货车在道路最外侧缓缓而行,巨大的厢体被设计成上下两层,装载了各种品牌的小汽车,以国产中低档车居多。而回程向东看见的就都是空车了,那些被卸载下来的小汽车都去了哪里?是否正行进在赵武灵王策马驱驰的路上?引人无限遐思。而西北部地区的人民,对于汽车的需求,恰如远古时代对于马的执着,这一点可以从牧民对摩托车的喜爱得到如天机一般的启示。今天,你在草原上已经越来越难见到骑马放牧的传统牧民了,他们一个个戴着墨镜,骑着各种品牌的摩托车,悠悠然跟在自己的牧群后面,情绪饱满,兴味盎然。若路况允许时,偶尔加大油门疾驰一把,骑术非常娴熟。也许,渐渐地,骑马对于他们,已经不再是必须,而更多是一种纪念和仪式了吧。
  历史,总是活在这无语的庄严中,不断消失,然后重生。当它换了面容再次与我们相遇时,考验我们的就绝不仅仅是一般性的知识,还有文明的识见与境界。

本文全文刊载于2018-2《收获》


(来源:“收获”微信公众号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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