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决议”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价值
毛泽东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先后多次修改，这是其中的一稿。
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奋斗能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她领导下的中国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从贫穷落后的大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能实现这样的巨变，《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个“历史决议”起了定海神针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正确党史观；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这对于正确认识党的百年艰辛探索而又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两个决议”是如何产生的
第一个“历史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诞生于全民族抗战即将胜利的1945年。它是在1944年5月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开始起草的，历经15个月，到1945年8月9日（即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前的一个星期）七届一中全会上才最后通过的。
这个“决议”的制定，与延安整风运动有密切关系。延安整风的目的就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批判长期危害中国革命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夺取全民族抗战最后胜利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通过3年整风学习，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空前地提高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基本弄清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使全党对党的历史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初步地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这个“决议”是延安整风的理论结晶。它是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作为初始基础，并吸收整风运动后期的新认识不断丰富而形成的，最后又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完备起来。毛泽东对它的起草和定稿起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的1981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伟大转折后，怎样看待30年来的重大历史问题，成为党内和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历史被严重歪曲了，需要拨乱反正。只有对“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和党的主要领导人功过是非作出正确评价，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全国人民才能团结起来，同心同德搞“四化”建设。
这个“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1979年10月开始的，历经20个月的反复修改，到1981年6月底经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邓小平对它的起草和审定起着“总设计师”作用。在中央最高领导层，自始至终由他主持起草这个“决议”。具体地说，“决议”的指导思想是他提出的；“决议”的框架结构是他设计的；“决议”涉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和重要人物的评价是他认定的；“决议”对诸如不要再讲路线错误和路线斗争、对过去犯错误的责任，中央领导集体要多承担一些等重大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把握，是由他决断的。他特别强调“决议”写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定位要经得起历史检验，对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作用要写好，对那些错误的意见要硬着头皮坚决顶住；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这个“决议”宁可不做。他始终坚持从政治高度和大局意识来看待党的历史问题，特别是一直强调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上述鲜明、坚定的政治决断和把握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决议”使我们党和国家避免了重蹈苏联的覆辙，并且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飞跃。
“两个决议”的历史使命是什么
对第一个“决议”的历史使命，毛泽东在1944年4月的《学习和时局》报告，实际上作了说明。他指出：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一个月后，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开始了“决议”的起草工作。
第一个“决议”担当起了毛泽东讲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党史上作出了三个开创性的贡献。一是第一次以党的重要文献形式明确指出党在长期奋斗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开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先河；并且高度评价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卓越贡献。这为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和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第一次论述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使全党对建党以来的发展历程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初步地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开创了我们党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历史问题的先河，为形成百年党史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优良传统奠定了科学基础。三是第一次通过整风进行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没有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办法，而在党的重要文献中又强调“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方针，“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这开创了用“团结—批评—团结”方法来处理党内矛盾、纠正错误的正确机制，并为党的七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些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史上是空前的伟大创造。
第二个“决议”的历史使命，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认为，这是最核心的一条。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第二，对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第二个“决议”肩负起了这个历史使命，在党史上有四大突出贡献。第一，对党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作了科学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与第一个“决议”一起奠定了撰写党领导革命28年历史的基准，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作了重点评述；既直面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所经历的曲折和挫折，又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在总体上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第二，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和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作了深刻分析。第三，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对毛泽东思想体系作了全面的科学概括，强调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第四，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作了深入分析，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并对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点作了重要概括，实质上初步提出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愈益明晰和完善奠定了科学基础。这四大贡献，不仅使党对于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统一了认识，而且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发展具有长远指导意义。它的制定，标志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任务。
怎样认识“两个决议”的时代价值
毛泽东对第一个“决议”有个评价，认为它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邓小平对第二个“决议”也有个评价，认为这是个好决议，相信它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历史过去了数十年，“两个决议”经受住了时间检验，迄今仍然是我们党正确把握历史、指导当前工作的指针。“两个决议”的时代价值可以从三个维度认识：
（一）从历史认知维度看，第一个“决议”对那段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论述绝大部分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认识那些问题的基本依据。第二个“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评论都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认识这些问题的基本依据。特别是“两个决议”都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都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作为国家的象征，我们永远将毛泽东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因此，必须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二）从思想方法维度看，“两个决议”分析和评价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立场（人民大众立场）、观点（唯物史观）、方法（对历史采取分析态度的辩证法）没有过时，时至今日仍然需要我们坚持和遵循。我们党立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党100年来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说到底，就是为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是100年来不断发展的逻辑和取得胜利的密码。“两个决议”分析和评价党的历史所坚持的人民立场、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是百年强党的宝贵财富和任何时候都须臾不可离开的法宝。
（三）从逻辑思辨维度看，马克思主义认识客观事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的高度统一。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复杂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达到真理性认识。这种思辨性思维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掌握。第一个“决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运用思辨性思维，通过与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相比较的分析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方面的内容和危害进行了深入剖析。第二个“决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运用思辨性思维，对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历史作出深入剖析，提出了四个重要区别：一是将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区别开来；二是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活动区别开来；三是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同作为时间概念的“文革”时期区别开来；四是将摒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有特定含义的口号，同还要继续进行各方面的斗争和发扬革命精神区别开来。上述区别，使长期受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想影响而困扰人们的一些历史难题迎刃而解。这对于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这段极其错综复杂的历史具有重要积极作用。“两个决议”是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典范。
“两个决议”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倡导的正确党史观的一面旗帜。毛泽东说过，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会有左中右。我们国家是个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我们党是个有9500多万党员的大党。靠什么来对党的历史问题形成共识呢？就是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我们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坚持“两个决议”，是我们党在百年筚路蓝缕、创造辉煌的基础上，开辟更加光辉未来的指针。
（来源：“成都党史”微信公众号。原载《北京日报》。作者系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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