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从美国精神卫生研究所到谷歌再出走创业，这位 65 岁的科学家试图革新精神疾病治疗方式
当心理问题越来越多地成为现代社会的流行病，传统精神疾病研究却没能适应社会环境变化，进而形成有效解决方案。Tom Insel，这位前美国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不断重启自己，试图通过人们口袋中的智能设备减少大多数人的精神痛苦。
2010 年，Tom Insel 在任美国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MH）所长的时间已经过去三分之二，该研究所是全球最大的精神卫生研究机构。他谈起精神医学及他领导的研究院如何没能帮助精神疾病患者康复，言语之坦白，非同寻常。他很警觉也很老练，并没有对这一现实大加斥责。这不是他的风格。你也根本不会听到他说同事的闲话或者批评他们。
虽然保持礼貌与克制，但 Insel 也讲到一些介于遗憾与控诉之间的东西。在书面和公开的演讲中，他曾对制药产业无法开发出有效治疗抑郁症、躁郁症和精神分裂症药物而感到遗憾；对学术界和大型制药公司过分亲密也进行了批评。任期内，精神卫生研究所耗费数十亿美元研究出的治疗方案也少得可怜，对此，他也感到非常无奈。他在博客里写道，精神病学领域的《诊断和统计指南》（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DSM ）无法为研究提供一个有建设性的理论基础。不仅如此，这种失败也让 NIMH 挖了一个大坑——对精神病学基础动大手术。
或许最让人惊讶的是，Insel 在公开演讲中向人们展示了有关精神病学的图表，让人们知道精神病学是一门落后的、不成熟的学问。虽然前半个世纪里，医学发展已经让儿童白血病的死亡率、心脏病的死亡率降低了 50% 甚至更多，但依然没能减少因抑郁或精神分裂而造成的自杀或残疾。
他会告诉听众：「你们一定觉得我这么说肯定会被炒鱿鱼，但是相信我，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听起来这很让人不安，就像某个晚餐时分，一位全球最大游轮的船长和他的客人们坐在一起，温和地告诉他们，游轮不知为何失去了方向，如果船员不能及时确定航向，那么他们将会迷失、沉没。
Insel 最近告诉笔者，有一次，当他刚结束一个 NIMH 大脑重要发现的演讲，就听见台下听众有人说了句：「你们没搞清楚自己应该干什么。」
「对不起，您的意思是？」Insel 问道。
这位听众答：「我们的房子着火了，而你们却在和我们讲油漆里中的化学知识，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需要有人关注我们着火的房子。」
Insel 告诉笔者，「回到家，我想了想，他这么说有道理，不是我们知道的不够，而是知识与行动之间存在断裂，这是无法接受的。」
几十年来，大部分精神病研究，特别是 NIMH 的工作，关注的都是一些需要几十年才能看到回报的问题，比如对大脑隐藏连接、基因组难题的研究。这些工作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当下的患者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帮助。
和那位听众对话后不久，2015 年 6 月，他在一个会议上结识了 Andy Conard，Andy 领导者谷歌的一个新医疗业务：Verily。两人一拍即合。7 月，Insel 参观了谷歌位于加州山景城的总部。Conrad 问 Insel：你想来领导 Verily 新成立的的精神健康团队吗？在这里，你可以不用专注于研究神经元和基因之间的连接，而是借助谷歌跟踪、分析和组织能力来研究人类之间的联系（即全球网络的信息分析），从而可以更加了解和治疗精神疾病。
5 个月后，Insel 做了一个重要决定——从拥有 3000 位研究者的 NIMH 辞职，来到谷歌总部，出任手下只有一个助理的 Verily 精神健康团队负责人。那时候 Insel 已经 60 多岁，他在很多人在考虑退休的年纪选择开始新的研究生涯，不过，在谷歌数字文化中，他终于找到了过去仅能想象的自由。
Insel 说：「我们很有抱负」。他希望用数据，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持续不断、丰富的数据流，更快更可靠地检测心理恶化趋势，更快组织应对，扭转病情。他相信，一台智能手机可以既是一个诊断工具，又是一种拯救生命的连接和治疗机制，它将我们和别人联系了起来。
世界上 75 亿人中，每一刻都有七分之一的人正备受精神疾病的困扰。「我们不可能通过雇佣更多精神病学家来提供帮助，但是，我们可以用智能手机实现这一点。」Insel 说。
到目前为止，全球已经有近 50 亿人拥有了手机。到 2020 年，估计将会有 60 亿人使用带有可捕捉精神卫生数据功能的智能手机，通过安装应用，手机可为用户提供某种形式的治疗帮助。
Insel 希望将这些手机变成一种能够提供精神健康护理的新媒介。和他共事多年的老同事说，他就像是一个刚刚签约的棒球王牌投手，很期待看到他的成果。
不断在「顺途中突然下车」的人生模式
对 Tom Insel 来说，一切好像总是一帆风顺。他的父亲 H. Herbert Insel 是俄亥俄州代顿市的一个眼外科医生，他曾经对他三个儿子说，只要他们首先成为了医生，接下来他们想干什么都可以。作为最小的儿子，Insel 说：「我很早就认识到，要成功就要找别人不感兴趣的事情来做。」他在户外找到了自己第一个利基市场，搜集他放在地下室里的那些毛骨悚然的东西。此外，他成绩也非常出众，15 岁时就离开高中，在没有拿到学位的情况下直接参加了波士顿大学的一个为期 6 年的本硕连读项目。
17 岁时，他在人生一帆风顺时，跳下车。这也开启了他不断「顺途中突然下车」的人生模式。完成本科学习准备进入医学院时，他做了一个决定：大学休学一年。期间，与自己本科时期的女友 Deborah Silber 结婚，他们在 1969 到 70 年间避开越南战争，接连参加了 2 项志愿服务工作，一项是在香港的一家结核病诊所工作，这家诊所面向船上生活的人；另一项是在印度 Mennonite 医院工作。工作期间，他们游历了尼泊尔、柬埔寨和泰国。随后，Insel 返回波士顿大学，完成医学院的学业并花了一年时间实习。后来又用了一年时间旅行、学习哲学；3 年时间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担任精神病住院医师。27 岁，加入了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注：贝塞斯达是美国马里兰州中西部一无法人地位的城市，是华盛顿特区的居住郊区，也是国家健康研究所和海军医疗中心所在地）。
Insel 在贝塞斯达的身份是研究精神病学家，没过多久，他就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开展了一项药物试验，将精神病治疗从对话疗法引向了化学疗法。这项试验显示，相比精神分析和标准对话疗法，抗抑郁药物起效更快、更多地帮助患有强迫症的患者。如果放到今天，他的发现当然不吸引眼球，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距离百忧解（Prozac，一种抗抑郁药物）和其它选择性 5-羟色胺的再摄取抑制剂横行全球还有段时间。当时，强迫症被认为是「典型的神经过敏症状」，Insel 回忆道，弗洛伊德式的焦虑症横行——「接受精神分析的典型症状」。然而，Insel 的试验显示，药物治疗更快、更有效。
之后几年，Insel 和其他人关于氯米帕明（译者注：抗抑郁药物，适用于各种抑郁状态）的论文让用抗抑郁药物治疗强迫症的研究「完全起飞」，他说道。这些研究也为后来百忧解的时代铺平了道路。
这激怒了一些人，Freud 就是其中之一。他或许会过时，但是他仍然统领着精神病学研究领域。他的追随者不想输给分子研究。Insel 并没有要引起争论的意思，他喜欢 Freud。然而令他惊讶的是，这种药物竟然成为这场地盘争夺战的一部分。
不过，就在 Insel 接连发表了其它有关强迫症的神经生物学研究不久之后，他发现自己成了抗焦虑药物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30 岁，也就是刚拿到贝塞斯达的工作仅 3 年后，Insel 就有了自己的研究部门。「我本可以在接下来 20 年里继续从事药物试验研究，成为一个全职教授，一边授课一边给制药公司干活，」他说。但他跳槽了，关掉了自己在贝塞斯达实验室，在约翰霍普金斯学习了一年神经科学之后又回到了 NIMH，和神经科学领域最古怪的人之一合作。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坐落于普尔斯维尔郊外，四周被农场包围，这里人迹罕至，是马里兰州一块很难找到的地方。这里四处可见零散低矮的实验室、谷仓和简陋的办公室，距离贝塞斯达只要 1 小时。即便是在今天，从华盛顿到这里的道路之一还包括渡口。这里非常安静，「这正是我需要的，我需要一块周围没人的地方，」Insel 说。
这位古怪的人就是著名神经解剖学家 Paul MacLean，Insel 说，「就像来自另一个时代。」MacLean 于 2007 年离世，他在耶鲁大学学习英语文学，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化学和物理，1940 年回到耶鲁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他对大脑非常痴迷，抽屉里面装了数百个皮质切片，书架上还摆放着很多「装有路边撞死动物的甲醛罐，我是不会这么干的，」Insel 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 MacLean 在路上遇见了死的东西，他就会把尸体装在箱子里运回实验室。这样，他的技术人员可以看到动物打开的头骨，切断大脑和骨髓的连接后再切片、染色，将大脑横截面装在幻灯片上。MacLean 会将这些大脑结构和其它在路边找到的进行比较，这些大脑的出处他并不太关心，「他只想看看一只鹿的海马体和负鼠的有什么区别。」
Maclean 给他的实验室起名为大脑进化与行为实验室（Brain Evolution and Behavior）。Insel 评论道「这根本就没有逗号，句法完全含混不清，你完全可以对它进行自行解读。」在这里，Insel「几乎是完全自由的」，那种你现在根本无法实现的自由。
Insel 的标志性工作是他 1980 年代后期在普尔斯维尔对田鼠的研究。
田鼠是一种啮齿类动物，长得像老鼠一样，但是更圆一点，生活在洞穴里。70 年代，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生态学家 Lowell Getz 当时正在中西部地区捕捉小型哺乳动物以调查种群数量。他总是成对地抓到一种特别的田鼠——草原田鼠。很奇怪，田鼠通常会和大部分啮齿类动物一样，单独出现在陷阱里。但是，多次捕捉后，他还是抓到了一对田鼠（一雄一雌）。
经过多年的工作和捕捉，发表多篇论文后，Getz 得出结论，草原田鼠是一夫一妻制的。这种类似一夫一妻的单配制将它们和其它 150 种田鼠区别开来，同时，也与 95% 的其它哺乳动物区别开来。举个例子，交配之后，大部分田鼠一般只在一起待几分钟（或者更少）便分开，并且，雄性几乎不会照顾幼崽。不同的是，一旦一对草原田鼠交配（这种事件仅会在雌性舔舐了雄性的尿液以后发生），他们就会厮守终老。它们会互相依偎睡觉，为对方清洁身体，一年之内它们会生四窝宝宝。一只死去后，另一只一般不会再接受任何新的田鼠。
Sue Carter 是一位行为内分泌学家，他和 Getz 发现了促成草原田鼠一夫一妻制的部分荷尔蒙。Insel 和他的实验室捡起了这条线索。几次实验后，他们最终勾勒出导致草原田鼠独特家庭生活的基因、分子和神经机制。Insel 先后同 Carter 以及自己的同事（大部分时间里是和他们工作）Zuoxin Wang 和 Larry Young 合作，最终，Insel 发现草原田鼠基因使其大脑对两种荷尔蒙（即催产素和加压素，这两种激素在草原田鼠的浪漫夫妻生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特别敏感的原因。他们含辛茹苦，不过最终还是收获颇丰，将催产素戏称为「爱情荷尔蒙」。
研究太聪明了。比如，为了找到经过或让某些基因信号以及与田鼠行为有关的神经化学受体安静下来的办法，Insel 同 Wang 与 Young 一道证明了那些信号与受体的功能。比方说，他们识别出大脑中一个编码了一种催产素受体的基因，然后去除它。
受体消失，随附行为也没有了。通过这种方法，他们将推测的假设变为了可展示的实际发现。他们向人们证明，我们能够揭示有关行为的生物学原理。
革新研究方向与机构航向的矛盾
对田鼠的研究一方面成就了 Insel、Wang 以及 Young 的事业，另一方面，也帮助推进了两个长期以来困扰精神病学的两个问题。
一直以来，精神病学都难以被视为是一门严格的科学。到了 1980 年代，整个领域都似乎因此士气低落。最好的药物依然还是 50、60 年代开发的那些，大量相关医院（受到如 Sylvia Plath 的《钟型罩》和 Ken Kesey 的《飞越疯人院》等作品的影响）关门闭户。对话疗法虽然经常奏效，由于它难以辨明心理活动的生物学原理，也频繁遭到讽刺。
出于这个和其它种种原因，包括业内的钩心斗角，70 年代的精神病学只能被称为「包含了众多个人崇拜的集合体，而不是一门科学的医学研究。」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前主任 Melvin Sabshin 后来评价道。
整个漫长的 20 世纪，精神病学都摇摆在不同理论主张之间——环境解释轮和生物解释轮。20 世纪初，行为主义是主流分析方法，该理论主张环境是决定人行为的关键变量，如果环境，就将改变他或她的行为。然而，到了 30 年代，新兴的基因科学认为，基因的区别（因此这是先天的）才是决定人的关键变量。不过，在纳粹利用这种种族主义观点屠杀了 6 百万犹太人和成千上万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之后，钟摆又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到了行为主义，这次它主张一个有压力的环境会制造有缺陷的社会、教育和精神健康问题。由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1964 年发起的 War on Poverty 立法，资助了「导致犯罪的环境基础」研究、少数族群精神健康研究，以及城市不和谐的研究。
然而，到了 1980 年，人们开始认为，对环境因素过分强调会对误导研究。将精神病和自闭症归咎给「冰箱妈妈」理论或因贫困导致暴力，就变得更难了。
这些压力促使精神病研究更多的去关心疾病的生物机制，而不是环境因素。
Insel 对田鼠进行了精确的研究，虽然他们不是唯一进行这项研究的团队，但是，是做的最早期、最清楚、最公开的团队之一。90 年代中期开始，Insel 就开始研究对少数几个有社会性的种群，包括蜜蜂、鸣鸟和利鱼科鱼，这些研究向人们展示出神经生物事件如何产生出迷人、有时奇异的行为。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真正忽略环境因素，相反，研究人员在更关注生物层面的情况下研究了其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尽管这些研究没有涉及人类，但是也经常反映出类人行为。
这些研究正是当时精神病学所需要的，它们让精神病学成为了一门由数字、机制、回路和化学构成的真正科学。此外，这些成就当之无愧是助力 Insel 成为 NIMH 主管的原因之一。因为 Insel 为整个领域带来了研究行为的新方式。
但是，他首先得被炒鱿鱼。
「那你打算做什么呢？」当 Insel 告诉笔者他被解雇以后，笔者问到。
「不是我做过的事情，」他微笑道，「而是我没做过的事情」——直接关注人类。
当 Insel 在 80 年代后期开始进行田鼠研究时，NIMH 还不认为对动物基本行为的研究可以揭示太多有关人类精神健康的事情。Insel 长达 10 年对动物家庭和社会纽带的研究也没有改变这种现状太多。「你们在谈论为什么一只鼠母亲会照顾它的宝宝？」Insel 的前同事 Larry Young 说，「这太肤浅了。」
谈到被解雇一事，Insel 说，「实际上，这是在我身上发生过的最好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上，Insel 发现，清楚讲述自己的研究非常重要，也是研究成功的关键。要让人们认识并接受一种新思想，只有实验结果才是最具说服力的。因此，他从事了另一项工作，这项工作为他以后回归成为主管铺平了道路。
就在 Insel 被解雇前几周，埃默里大学著名的耶基斯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向他发来了邀请，希望他面试主管一职。然而，由于 Insel 在普尔斯维尔研究的是田鼠，所以他并不认为自己能够胜任这一工作。但是，由于这个面试的时间正巧在 Insel 刚被解雇不久以后，所以 Insel 高度关注这份工作邀约，充分准备了相关内容后，最终拿到了这个职位。
Insel 在埃默里大学度过 8 年时光。在这里，他和 Wang 与 Young 一起，将对田鼠的研究扩展成了一部著作。
在管理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同时，Insel 也得到了一个「了解如何建立项目、建立机构，如何在一个机构里指导和帮助别人成长的机会。」虽然改革后的耶基斯令部分灵长类学家失望，这些人后来离开了，但是 Insel 还是成功得到了一批人的追随，Young 说：「他靠的不是强迫，而是个人亲和力与对他人不断的激励。」Insel 用实践向人们证明，自己有能力领导一所机构并且有能力在不产生剧烈冲突的情况下改变这所机构的航向。
在自己长达 13 年的 NIMH 主管生涯中（2002-2015），Insel 有可能成为该机构有史以来最知名主管之一。部分原因在于任期时长，相比于 Robert Felix（他创建了 NIMH）15 年任期（1949–64 年），Insel 位列第二。
成为主管之后，他开始对 NIMH 这个庞大的机构作减法。前 20 年，机构预算增长了三倍之多，但是，当 Insel 接手以后，刚巧碰到小布什政府削减税收，同时美国又向伊拉克发动了战争，并且还准备发动另一场战争。所以，Insel 在整个任期内将不会有什么预算。此外，NIMH 每年有 70% 的开支取决于先前对进行中的项目的承诺。
如果 Insel 想做出改变，他不得不慢慢来，他也确实这么做了。他对最严重的精神障碍进行了更多研究，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由于预期药理学没办法造出有效新型精神药物，他削减了药物试验的投入。2010 年，他认为 DSM 里精神病学官方诊断类别已不再能满足 NISM 的需要，于是对 DSM 提出异议。2013 年，他拒绝将 DSM 作为研究指南，尽管这样做激怒了许多同行。
在 NIMH 的任职期间，Insel 明确把精神障碍定义的脑障碍。批评者表达了不满。Allen Frances 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精神病学家之一。上世纪 90 年代初，他领导了 DSM 大修，出了第四版 DSM。自此，他直言不讳地批评精神病学家药物处理普通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药物滥用。他批评 NIMH 对精神健康的看法过于以大脑为中心。
Frances 说，「我对 Tom Insel 评价很高。」「动机端正，正派，很聪明也诚实。」但是，他在 NIMH 所做的那些很糟糕。他接下 NIMH 的领导岗位，但是，这家机构已经开始趋于采用狭窄的、生物还原论者（ bioreductionist ）的精神疾病观，而且他走得更远。在医学领域，从基础科学跳到治疗领域，是个大动作。Frances 说，但是在精神病研究领域，尤其如此，因为大脑是最复杂的东西，「他太天真了。即使今天，我们也不清楚他任期内所取得的那些科研进步是否帮助过任何患者。」
几乎所有的医学研究都会面临同样的挑战：如何平衡基础性早期研究（它的原理是什么？）与将基本研究结果转化为治疗方案的转化型研发（有哪些别的做法？）。对于 Frances 和许多其他批评者来说，NIMH 的确搞错了重点，它太过专注在神经科学的基础性研究上。
Frances 等人也反对将精神障碍定义为脑部疾病，他认为这低估了精神病专家口中精神状态和心理健康的社会心理本质——社会关系的各种变动都会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例如，一个缩小版的生物模型无疑忽视了越来越多的相关证据——社会隔离会加剧心理疾病，而社会支持则能够改善它。当你试图去理解精神疾病时却忽略社交关系的力量，就好像无视重力而去研究行星运动一样。
同样，将精神病界定为脑部疾病通常是对环境因素的忽视。精神病通常发生在心理脆弱面临压力时——有时是慢性的，有时是突发且急性的。许多大脑和大规模基因组方面的研究都忽略了这一点，因为研究人员认为环境因素并不重要，或者说很难量化其影响。无论哪种情况，影响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的一个关键因素都会被忽视。
Insel 及其支持者说他已在尽力回答这些问题。他们注意到，他推动了 NIMH 研究来为重病患者更快地获得更多帮助，并在环境、行为疗法、社交关系领域投入了很多研究资金。
E. Fuller Torrey 是一位精神病学家，曾于上世纪 70 年代在 NIMH 工作，之后由于该研究在上世纪 90 年代将重点日渐集中在基础性神经生物学上，他便成为了其最为激烈的批评者之一。他对 Insel 的任命不以为意。「他会研究田鼠，」Torrey 说，「我的期望值很低。」
在那些竭力主张 NIMH 致力于转化成果而非基础研究的声音中，Torrey 已经开发出了一个评估标准来衡量 NIMH 在帮助病患方面的效果。Insel 上任后，Torrey 告诉我评估结果在 5% 左右，而 Insel 将其提升到了 20%。
「他对工作驾轻就熟。Tom 无可挑剔，只是任职时间太短。」
Insel 一直都在贯彻研究所的生物学使命。当我直接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明确捍卫了 NIMH 的生物中心主义立场。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其任期后几年的行为，就会看一些摇摆的迹象——信念依然存在，但不那么坚定了。
这体现在他 2013 年的 TED 演讲中。一开场，Insel 像往常一样轻松、自信而亲切，以其标志性图片向观众展示精神病学在过去几十年中如何渗入社会的方方面面。接着，他表达了对大家认为他应该被解雇一事的理解，随后他转向主题说：「在我们思考这些疾病时，我想我们将会处于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并描述了 NIMH 在大脑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
正是在这次 TED 演讲台上，Insel 似乎有点心不在焉。当他接纳自己的沮丧情绪并有所调整时，我看到的是一个人挣扎于两个相互矛盾的理念中。整个演讲，Insel 不仅不再相信用以描述精神疾病的分类方法，也对药物或基因组学在诊断治疗方面的魔力失去信任。他本质上是在说精神病学：我们几十年来都没有兑现诺言，但终究研究清楚了大脑，所以我们会交付承诺。尽管 Insel 描述了大脑的研究进展，但他似乎明白自己还是在谈理论，而未能深入实际。
直到 Tom 任期结束，Bruce Cuthbert 才表示：「Tom 很迟钝」，他曾与 Insel 一起在 NIMH 工作并在 Insel 离开后做了 10 个月的代理主任。「他很勇敢地说道，实际上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来帮助个体患者。」
再一次越轨，重新出发
Insel 等不及了。最近他告诉我说，在 NIMH 工作时，他会将眼光放长到 10~30 年。但现在他已经 65 岁，厌倦了等待。「我想在 3 年内实现一些东西。」当我们坐在三藩南部的 Verily 大厦宽敞而通风的大厅里时，他这样对我说。今年 5 月份早些时候，在我对这个故事做最后的修改时，我给 Insel 发了一封邮件来确认并更新一些东西——并发现他将于明天离开 Verily。Verily 相较于 NIMH 小巧而灵活，他说自己现在加入了一个更小的组织 Mindstrong Health，一家由 Paul Dagum、Richard Klausner 和他联合创立的初创公司，继续推进的项目与他在 Verily 时类似。
「似曾相识的选择，」他告诉我。
Insel 再次越轨。
两个星期后，我拜访了他在加州普莱森顿的家。「我喜欢在 Verily 工作，」他告诉我，他在开始创业之后才意识到，当今生物技术领域的野心和可能性有多么巨大。他喜欢 Verily 的 CEO Andy Conrad，尽管他的傲慢与时而无礼据说赶走了其他一些 Verily 的高管。
在我们交谈时，Mindstrong 正在加州帕罗奥图市改建办公室，据此地一个小时的车程。Insel 说，他计划大部分时间在家工作，从而可以与妻子共进午餐，这里还有一个花园、一个游泳池、一个鸡舍和一个种植有 350 藤葡萄的园地在召唤你回来。
但是 Insel 加入 Mindstrong 不是为了这个。他喜欢他的联合创始人，以及他称之为「两个比萨饼公司」（两个比萨就可以喂饱这家公司）所提供的更大敏捷性。Mindstrong 目前大约有十几个员工。在成为 Mindstrong 总裁的第二天 Insel 告诉我，他发现在测试和完善位于公司计划核心的病人监测系统时，以护理人或承保人网络来替换研究合作伙伴关系会更容易。他说：「我们上周实际上做了其中的一件事，而网络将于本周开始收集数据。初创企业可以跑快一点。」
Mindstrong 的计划类似 Insel 在 Verily 时研究的项目，使用智能手机来做两件精神病学还未研究清楚的事情：提早发现（甚至预测）心理疾病的简便方法；迅速为需要的人获取有效且负担得起的服务。
这个想法已在硅谷和心理健康业流行好多年。Insel 估计会有 5 或 10 家其它公司或研究团队（包括 Verily ）从事类似业务。Mindstrong 希望通过迅速行动以及结合 Insel 在心理健康领域的的专业知识、Klausner 的业务经验和 Dagum 的数据分析工具与技能来获取优势。
他们希望通过日常行为以及对手机使用情况的追踪来反映个人心理健康。例如，随着人们开始陷入抑郁，他们可能会做的事情，手机麦克风、加速度计、GPS 单元和键盘可以轻易感知：或许他们交流更少；语速较慢、话少，语句笨拙且词汇单一。他们可能很少回电话、短信、电子邮件、Twitter 和 Facebook。他们接电话的速度可能很慢或干脆不接；他们可能更多呆在家里而很少外出；睡眠情况可能不同。滑向精神疾病状态的人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迹象，以及语法、说话节奏和运动方面的特殊变化。
Insel 说，这些数据提供了「一个更客观、生动的人物生活肖像，」不断收集数据而不是每周一次。有了这样的输入，手机就可以预测危机并触发适当反应。由于这种应对会提前发生，因此它更加精确、更不受干扰且无需大量药物治疗。「你干预得越早，效果就越好，」Insel 说，「是预测和预防，而非检测和治疗。」
Mindstrong 有三项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方面的专利，该系统大体上是为这些用途而建。Dagum 设计了这个系统，它可以获取一些数据流的手机得分。
Mindstrong 的系统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如何？Insel 指出了两个原型案例。
第一个是一家名为 7 Cups 的公司，Insel 由于女儿工作的关系而最先了解了这家公司。该公司为抑郁症或焦虑症等患者提供基于文本的朋辈辅导和支持。注册比较容易的服务（比如朋辈连接）只需几秒钟，而用户也可以向教练或有执照的心理健康顾问和心理学家咨询。
据该公司 CEO Glen Moriarty 描述，7 Cups 的受众年轻而多样（ 90% 在 35 岁以下），传统精神健康保健机构可能对这类人群的服务不周。当 Insel 第一次听说这些人口特征时说，「一个灯泡熄灭了。这就是第一次接受精神治疗的体验」——对于那些觉得没有必要与精神病医生交流的人们而言。他们想互相帮助。7 Cups 通过一个简单的 app 和网站迅速而低成本地连接上了这些人，同时也提供了一系列临床支持。
该公司采集了数量惊人的匿名数据，它们是提高心理状态检测精度和应对病情恶化的关键。当 7 Cups 告诉 Insel，公司给每个注册者都提供了一次接受标准化疾病筛选（抑郁、焦虑和压力，被称为 dass‑21）试验的机会时，Insel 询问道，得到其中 1000 个清洗后的身份信息需要多长时间。
「他们说，我们今天下午会清洗 2000 份。你想要全部还是某一部分？」
Mindstrong 方法的第二个粗略模型是一个 App ，名为 Prime （Personalized Real-time Intervention for Motivation Enhancement，促进动机增强的个性化实时干预），由临床心理学家 Danielle Schlosser 开发，他之前是被 Insel 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精神病学系招募到 Verily。研究发现，社会联系与朋辈支持能降低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严重程度，Prime便是受此启发。Schlosser 为那些最近会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 14~30 岁人群设计。它可以适应不同需求人群的使用——已被确诊或是有其它精神障碍的风险。
Prime 的核心是一个类似于 Facebook 的 App，它将用户与同辈（有精神病发作史的其他人）及专业临床医生（根据需要提供帮助）联系起来。目前在线用户大约为 50 人，在线临床医生至少有 5 位。大多数用户每天都使用它。他们告诉 Schlosser，仅仅看到其他几个有精神分裂症的成员原本是完全正常的人这一点，就令他们收获良多。
该 App 有三个实际功能。一个是将人们联系在一起，这样他们就可以互相求助、交流观点和寻求肯定。另一个是提供一系列激励性的文章、谈话和互动模块，辅助决策以及解决成员之间的共同困境。第三个是迅速发现新的疾病问题，并在朋辈、社会服务和临床医生的支持下采取措施。
有时其工作方式更加戏剧化一些。Schlosser 描述了这样一位参与者，由于经常与同组成员交谈，他会自然而然地主动给予一些原本处于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东西：他承认这种感觉有点不舒服，好像会再次陷入精神病中。当 Schlosser 的团队回顾了他的消息收发历史，他们发现了语法和语言的使用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表明了精神病的征兆。然后他的医生调整了药物，随后他的不安和语法障碍得到了缓解。
Insel 说到，像 Prime 或 7 Cups 所使用的这种系统，对一个人及其手机可提供的数据进行收集并分析，并结合了任何心理保健评估方法所需的两个组件；干预可能涉及到从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到医疗支持（住院 & 门诊）的所有流程。
他说，Mindstrong 将首先专注于评估工作，将花费一年左右的时间来测试基于手机的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然后通过 Insel 所说的「基于学习的心理保健」，探讨如何与他人合作来提供干预。持续的评估和反馈将会推动干预的进展。同样，所有治疗都会采用基于测量的实践，这给临床医生和患者提供了稳定的疗效反馈，会大幅改善治疗效果。
为了保护用户的隐私，Insel 说，Mindstrong 只会在征得用户同意的基础上收集信息，并将所有数据进行强加密。对于大多数服务，Mindstrong 不会保存不实际的数据流，比如口语或网络用语，只保存未透露实际对话并反映了心理状态的元数据。这可能包括语义结构或一些关键词的重复使用，这些词可能揭示了情绪或认知状态，比如抑郁、躁狂、精神病和认知混乱等短语。所有数据都遵守严格的病人隐私条例被加上了防火墙。
当然，即使是这样的元数据也可能成为被利用的对象。阻止黑客的唯一方法可能就是 Mindstrong 的防火墙，或者忽视政府的数据请求。这种危险是真实存在的。例如，谷歌已逐渐减少响应政府数据请求的比例，但在 2016 年下半年，该公司报告称它仍然在为 60% 的这种请求产生数据，其中 79% 的请求来自美国，该公司并未公开这些请求的类型及请求原因。
由于这些原因，一些数字隐私专家认为，任何公司收集并保存精神病人数据等敏感信息都是危险的。就 Allen Frances 而言，他认为相信任何商业机构会永久保护这些数据不被其它商业利益、黑客或政府所获，这是十分天真的行为。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担心本身很幼稚，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已经留下了足够多的痕迹——手机、电脑、电话和信用卡记录，已经失去了 Frances 所要保护的隐私。这个问题不在于 Mindstrong 的防火墙是否完美，而在于其安全措施是否比许多已掌握我们个人和医疗信息的高风险机构更加强大。
Ionce 让 insel 就迁往硅谷一事谈谈对未来职业生涯的看法。我料想他会说那是一次彻底的离开。相反，他感觉自己回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选择点——「行为的回归。」他指的是田鼠项目。
田鼠项目和 NIMH 职业生涯背后的基本假设是，在生物机制的行为层面，你可以辨别继而调整以改变该行为。换句话说，生物模型的关键在于，你可以并且应该从内部解决精神疾病。否则，为什么要为几乎不可能研究清楚的工作而操心？这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然而现在，Insel 用以解决心理障碍的手段不是来自内部而是外部；且不是新发现而是手头已有的的方案。他正在从机制研究转向实际应用。他感召于一次谈话中的顿悟，有个人向 Insel 抱怨他总是在讨论油漆化学，而他的工作应该是灭火。Insel 说，就在那时他「意识到，真正迫切的问题不是去改善我们的治疗效果，而是摒弃我们现有的成果。」
Insel 永远相信研究的价值、运行原理的价值。但对于是什么阻止了精神病学在传染病和心脏病学等学科上的巨大进步，「我们不是不知道，相反我们很清楚什么有效，但我们的问题是没有这样做。」
Insel 目前取得的另一项重大进展把社交作为基本健康的一个必需品，因此他很信任 Schlosser 的工作。「她让我相信精神病患者真的渴望社会关系。」他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警钟：看到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连接，有时是匿名，有着自己的时间规划，以某种自我可控的方式」——通常是与像他们一样的人交流，在一种平等的人际关系里，而不仅仅是占据主动权的临床医生们。
他为什么不早点来呢？为什么是现在？我问到。
「我一直相信，」他说，「如果你想搅起最大的风浪，就应该去能使你获得最大牵引力的地方。」即使是在 5 年前，他说，他不可能凭空获得他和 Mindstrong 今天所产生的牵引力。
手机还不够普及，数据也不够丰富。
「但是现在，」他对我说，「现在可以了。」他前倾着身子，面带微笑，双手举起，好像是要抓住什么东西——像是一个篮球运动员刚刚晃过防守队员，即将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投球得分。他的眼睛透露出抓住机遇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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