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道｜重庆这些官员被查 中国官场生态报告 中央党校副校长这样说

中共重庆市纪委

关于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通报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地生根，持续释放集中整饬“四风”的强烈信号，近日，市纪委对群众反映的一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进行了严肃查处，现通报如下。

市环保局下属市环境监察总队自动监控设备管理处副处长段朵（主持市环境监察总队受理处工作）等4人接受江北区环保局违规公款宴请并收受礼金问题。2016年10月26日18时许，江北区环保局以“请上级单位指导工作”名义在江北区委机关食堂违规公款宴请市环境监察总队自动监控设备管理处副处长段朵、市环境监察总队受理处干部沈宏佳、唐勤学、文雁等4人，席间，段朵等4人收受江北区环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段小东安排送的“红包”共计2500元，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因违规组织宴请、公款赠送礼金，江北区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郭利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段小东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江北区环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职务；江北区环境监察支队副支队长宋奇家（主持工作）、副支队长周渝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因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江北区环保局原党组书记、现任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蒲兴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因履行监督责任不力并参加公款宴请，江北区环保局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龚争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免去现任职务，调离纪检监察系统。市环境监察总队段朵、沈宏佳、唐勤学、文雁4人违规参加公款宴请、收受礼金，段朵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市环境监察总队自动监控设备管理处副处长职务；唐勤学、文雁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沈宏佳受到行政警告处分。责令退赔相关费用。分管市环境监察总队的市环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卫，分管江北区环保局的江北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段华，对分管范围内的党员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失察，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璧山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刘晋违规安排聘用其亲属为临时驾驶员，为自己驾驶公务用车问题。2012年5月至2016年6月，刘晋违反有关规定，安排聘用其表妹夫涂小华为县委宣传部临时驾驶员，长期为其驾驶公务用车。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刘晋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璧山区委宣传部对涂小华予以辞退。

红岩联线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朱军等人违规接受有关企业宴请问题。2016年8月23日至25日，朱军一行8人到福州考察期间，违规接受福建某计算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安排的两次宴请，花费共计3546元。朱军外出考察期间违规接受有关企业宴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朱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吴晓燕借外出培训之机组织旅游，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公款私存问题。2016年8月3日至9日，吴晓燕带领学院19名教师到广西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实践研修培训班”期间，参观了国家5A级旅游景区“靖江王府”等旅游景点，有关费用在培训费中支出。2016年7月30日至31日，在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中国高校经济理论与思政教改研究会第29届论坛”会议活动后，吴晓燕安排他人将结余资金14199.15元存入个人账户。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吴晓燕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对上述案件的严肃查处，充分体现了市委狠抓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的坚决态度和坚定决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高度警醒，从以上案件中汲取深刻教训，切实引以为戒。

一、深刻认识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上述案件的发生，充分说明了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对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思想不重视、认识不到位，在中央三令五申、市委再三强调、市纪委持续督查的高压态势下，依然认为作风问题是“小事”，“无伤大雅”，在市纪委组织的历次明查暗访活动中，“四风”问题一访就有；群众信访举报核查，有的一查就准，充分说明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清醒认识纠正“四风”面临的严峻形势和紧迫任务，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部署和市委的要求，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深入推进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贯彻落实，推动形成良好的党风政风。

二、用最坚决的态度、最果断的措施严肃查处顶风违纪行为

从被查处的案例看，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明知有关行为违反党的纪律，但依然抱着侥幸的心理我行我素，对中央要求置若罔闻，对纪律规定视若无睹，是典型的顶风违纪行为。各级党组织、纪检组织要严肃查处顶风违纪行为，进一步畅通监督渠道，继续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作为纪律审查的重点。要越往后执纪越严，以最严格的标准、最严厉的措施治理作风问题，充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特别是对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和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后的顶风违纪行为，有多少就处理多少，涉及到谁就查处谁，并点名道姓通报曝光，不断释放执纪必严的信号，彻底打消一些人的观望侥幸之心。

三、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上述案件中，有的领导干部作为所在党组织抓作风建设的第一责任人，不但不履行主体责任，还带头参加有关活动。有的纪检组组长，不但不认真履行监督责任，还亲自参加违规活动。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看住“关键少数”，紧盯年节假期，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当前，2017年元旦、春节即将来临，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职责使命，带头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牢固树立不管党治党就是严重失职的观念，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层层传导压力，坚决抵制不良风气。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决扛起监督责任，对“四风”问题屡禁不止或者对违规违纪问题压制不查、隐瞒不报、处理不到位的，实行“一案双查”，严肃追究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以问责的常态化促进履职到位。

四、持续推动作风建设的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

上述案件既涉及党政机关、又涉及事业单位，既涉及区县、又涉及市级部门，说明这些“四风”方面问题在我市一些地区、行业、系统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还带有一定的典型性，一些党组织对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还存在漏洞。各级党组织、纪检组织要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在持续加大纪律整饬力度的同时，立足抓早、抓小、抓预防，坚持边整治、边规范，把干部管理监督关口前移，切实加强干部教育管理监督、问责追责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坚持不懈把纠正“四风”工作引向深入；要加强制度执行情况监督检查，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的刚性约束，坚决防止制度成为“稻草人”“纸老虎”。

中共重庆市纪委

2016年12月20日

中国官场生态考察

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反腐肃风力度的加大，政界内外有关“当官难”的议论逐渐增多，“官员辞职”现象再度引起公众关注。作为一个从政多年的退休人员，笔者愿意就此话题谈点感受和看法，诚望得到同仁和专家的批评。

　　官员的“风光”与苦涩

　　很多人说，“当官是个苦差事”。但为什么那么多人为争得一顶“乌纱”而绞尽脑汁，甚至铤而走险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官”有诸多令人艳羡的好处。

　　——物质生活相对优裕。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薪金虽然不高，但毕竟是按照级别确定的，与普通公务员相比，差距也不算小。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有明文规定的，有约定俗成的，多与级别挂钩：机关食堂，一般要为领导设立小餐厅;出差的宿费报销和补助标准按照级别确定，实权部门的主要领导还可以因“工作需要”突破条文限制;机关组织的住房“团购”，也参照福利分房的办法，按级别排号;“车改”、医疗、取暖等各种补助也要体现级别……这些摆在台面上的福利，差别毕竟有限，而某些实权派的灰黑收入，则很难估量。类似媒体曝光的亿元处官、50万乡官的巨贪，肯定是极个别的;而握有实权，却两袖清风完全靠工资过日子的官员，恐怕也是凤毛麟角;多数实权官员的生活消费水平明显高于其工资档次，则是不争的事实。在“三讲”、“保先”等教育活动中，我见到的市、县、乡三级领导干部的对照检查材料中，几乎全部写有“逢年过节接受土特产、烟酒”、“礼品没有上交”、“偶尔接受礼金”之类的内容。另外，领导干部在公务活动中享受的乘坐专车、顺道旅游、接受宴请、陪客娱乐等待遇，也足以使常人眼热。

　　——社会地位相对优越。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人，在满足生存的需求之后，必然产生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领导干部具有体面的社会地位，握有一定的权力，展示自我、奉献社会的人生价值可以较好地实现，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心理需求也可以相对满足。在“官本位”现象尚未消除的情况下，无论是腰缠万贯的富豪，还是才高八斗的文人，在手握重权的官员面前，都不得不俯首帖耳，惟命是从;人们评价一个人的功德修养、才能业绩，往往和官职大小挂钩。一位县级市的主要领导坦言，“在主干线工作，操心的程度难以想象，但是，却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干成一些为民造福的实事。咱虽不敢奢望名垂青史，但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得到人尊重，获得赞誉，总是令人欣慰的。另外，咱虽然官不大，但公文包有人拿，车门有人开，讲话有人记，报刊上有名，电视里有影，也比较惬意。”据笔者观察，在县城中，受人敬重的精英群体可以分为三个档次。第一档次是县级领导;第二档次是屈指可数的企业家、重点乡镇及实权部门的一把手;第三档次是副科级以上干部、知名教师、医生等社会名流。也可以说，在基层社会的官、商、学三界中，“官”的地位仍居首位。

　　——家属亲友易获荫庇。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同学们在公社大院的大门上贴出一副对联。上联是“宦门子弟有官做”，下联是“干部亲属不下田”。那时候，百姓心目中领导干部的最大特权是“老婆孩子跟着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方面的情况基本没有变化：不但领导干部的家属子女在读书、就业、升迁等方面可以得到程度不同的关照，某些实权派还把恩泽之露洒向旁系亲属和同学、战友。冯军旗在其博士论文中描述，中县有21个政治“大家族”(副科级以上干部超过5人)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副科级以上干部2—5人)。某县委副书记的兄弟姐妹、子女女婿，甚至是姑表亲属均身居要职;凡是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正科级亦不鲜见;各“政治家族”之间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建立联系;干部子弟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形成“不落空”现象。笔者曾对某地7位县委书记的夫人任职情况进行过调查。其中，有3位任正科级职务，均为公安局政委;3位任副科级职务，一个是人事局副局长，一个是交警队副队长，一个是人才交流中心主任;1位任财政局副股级干部。从这几位夫人的具体情况看，或多或少地借了丈夫的光。

　　相对于光鲜、奢侈和特权，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辛苦与操劳、艰难与尴尬、压力与风险，虽然媒体时有披露，但总体上仍鲜为人知。

　　——“白加黑、五加二”的工作和生活常态。上面千条线下边一根针。县乡两级党政主官，即使工作目标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也很难四平八稳地上班下班，正常休息。即使偶尔躲在家里，与父母妻儿谈点家长里短，脑海里也难以完全摆脱工作中的兴奋事或闹心事。况且，不期而至的“客人”或意想不到的“事件” 随时都可能使他们的家庭聚会中断。我认识的县委书记中，有好几位有这样的习惯：天刚亮就起床(冬季6点多，夏季5点多)，简单洗漱后，不带随员，驱车到下边走一圈，早饭前赶回来。农村的大田播种或田间管理是个什么状态，县里重点工程项目进展到什么程度，城里的背街小巷卫生状况及乡下的村容村貌存在什么问题，都了然于胸，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自然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了。他们经常伏案工作到深夜。因为工作时间忙于开会、接待、谈项目、听汇报，几天下来，文件就要堆起高高的一摞，需要开夜车处理。有时第二天要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或者要发表讲话，需要晚上看材料。有时陪几伙客人吃饭或观看演出后，客人休息了，他们再回办公室处理文件或看材料。这样，就要经常忙到深夜。《瞭望周刊》发表的一篇采访录援引几位县委书记的话说，“表面看我们这些人满面红光，其实很多人都是高血压，仔细看眼圈是黑的，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睡眠不足”

　　——“歪嘴和尚”的尴尬和无奈。人们常说“上边的经是好的，都是基层这些官老爷给念歪了。”实际上，由于改革不配套、不到位，政策与法律相左、不同政策之间打架、原则要求与具体政策不协调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基层官员不得不在法律政策的边缘上走钢丝、搞变通。最难的工作有四项：一是招商引资。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相关政策，招商引资不能违背国家产业政策重复上项目，不能在土地出让和税收政策上乱开口子。但中西部地区一直把这项工作列为主要考核指标，并辅之以严厉的督查奖惩措施。结果，在很多地方，投资商不但可以享受土地零地价、税收免二减三等优惠政策，还可以得到厂房建设或设备购置补贴资金。县乡官员，有的是为升迁而迎合上级，有的是在高压紧逼之下，不得不随波逐流。二是征地拆迁。上级一边强调严禁暴力拆迁，一边组织城乡建设、危房改造竞赛或会战，并一再缩短完成任务的时限，有的地方甚至由主要领导带队，到各县区搞“过堂拉练”(“过堂”，过去指刑讯审判)。遇到拆迁纠纷，即使政府诉求完全合理合法，法院也往往以“内部规定”为由拒绝受理，致使对个别“钉子户”难以实施依法强拆。上级的逼迫和多数群众回迁要求的双重压力，迫使基层官员不得不采取各种拿不到台面的办法搞“灰黑”拆迁，留下诸多后遗症。三是“跑要”资金。中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市县，主要靠国家转移支付维持财政运行。而转移支付资金中的相当一部分，是需要“跑”或“要”的专项资金。“跑要”上不去，不但城乡建设进程受阻，民生困局难以破解，连政府运转都难以为继。“跑要”离不开一定的智谋和技巧，有时不得不违规越线。为疏通关系而吃喝请送，为取悦关键人物而卑躬屈膝或醉酒伤身的事例屡见不鲜。四是维护稳定。由于依法治理的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行政主导、向上集权、向下施压”的责任制、排名制、一票否决制使基层官员如履薄冰。在千方百计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还不得不采取堵截、打压、拖延、收买等饮鸩止渴的“非规手段”控制上访。此外，文山会海、达标竞赛、考核检查等广受诟病的“官活”，也使基层干部疲于奔命，有苦难言。

　　——巨大的压力和风险。由于全面控制型和政治压力型的社会治理体制和领导方式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县乡党政领导，特别是“一把手”对各种公共事务都要承担无限的责任。相对而言，他们的权力却既大又小。所谓大，是说涵盖面宽，机动性大，也可以说“非规施政”的空间比较大。所谓小，是说各项政策法规的制定和解释权控制在上级业务部门手中，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县(市)在法定的权限内，无法解决，即“合法权力”相对小。要办成一件事或者平息某些不容拖延的社会矛盾，不得不经常打政策法律的“擦边球”，甚至不得不“闯红灯”、“越红线”，被媒体曝光或被查处的风险如影相随。一位县委书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整天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像惊弓之鸟，生怕安全生产、突发事件、群体上访等重大事故发生，被追究责任。”“表面看，我们大权在握，对治内的事情一锤定音。内心深处，我们有太多的压力和责任、太多的苦恼、太多的困惑、太多的酸甜苦辣。”有人说，县乡主官，本事少得愁死，胆子小得吓死，心胸窄得憋死，脾气暴得气死，想不开得冤死，身体差得累死。据媒体披露，近年来心理医生接纳公务员患者和到机关讲学的频率越来越高，公务员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躯体化障碍。比如有想辞职的，有晚上睡不着的，有静不下心考虑问题的，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不知道如何度过现在以及今后的一段时间。”

　　对时下“官情”的解读不要过于简单化

　　笔者认为，近两年来，我国官场生态和官员心态虽然出现了诸多变化，但总体格局尚未动摇，按照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尚有很大距离，发展趋势也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关于反腐肃风的效果和作用。近两年，无论是“打虎”、“拍蝇”，还是整肃风纪，力度都非常大，贪官恶吏纷纷落马，公款吃喝等奢靡之风明显收敛。有人据此得出“当官成苦差”的结论，还有人发出“官不聊生”的调侃。与此类看法相左的议论，多数也以“贪官已无藏身之地”为前提。但笔者认为，目前的反腐斗争，基本上还没有超越“治标”这一层面。高压反腐，一方面，惩治了一部分违纪违法官员，形成了震慑威力，但也强化了权力继续向上集中的体制，而这一体制，恰恰是权力寻租的根基。贪腐行为，有的可能消失，有的可能收敛，有的可能变换形式，更为隐蔽。由于查案的前提是“有线索”，“线索”在多数情况下须有人提供，贪官被查，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往往取决于“人缘”好坏，所以，越来越多的官员把“不得罪人”、“不制造对立面”作为首要行事准则。在问责力度加大，而权力分配格局依旧的情况下，基层干部确保“不出事”的心理有所增强。这些因素，导致基层官场多年存在的不敢碰硬、回避矛盾等消极现象趋于严重。

　　——关于从政环境的评估。某些专家在批评“官不聊生论”时说，过去当官太容易了，现在当官难，对老百姓是幸事。立论的前提是过去以权谋私风险小，现在风清气正纪律严。这种看法，不但夸大了反腐倡廉所带来的变化，而且忽视了官场生态的复杂性。业内人士都清楚，当官的难和易，不仅仅取决于以权谋私风险的大和小。前文所说的四大工作难题和应对考核评比、文山会海等体制病的纠结与尴尬，更是基层官员摆脱不掉的羁绊。从治理体制现代化的角度看，当官太容易和当官太难，都是不正常的。现在的从政环境，总体上是在逐步好转，但是，假话空话盛行，形式主义猖獗、人治色彩过浓、权力向上集中、权责界限不清、法规政策不顺等弊端远未革除。基层官员的“苦”和“累”，往往是为了应付上级考核检查而费力不讨好的空忙;“难”和“险”，往往是“全能政府”和“运动式问责”惹的祸。过分赞誉时下的从政环境，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利于形成改革共识。

　　——关于“官本位”现象的发展趋势。有人预测，从严治官可能导致一波辞职潮出现。我觉得不会这么简单。首先，“官本位”的制度和思潮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我党建政以来虽然一直高调宣传“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在具体制度安排上，不但在政府官员中实行严格的等级制，而且把等级制扩展到企事业单位。目前正在进行的公车改革，仍然沿袭了这种等级制。其次，权力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仍有超常魔力，寒门弟子跻身上流社会的管道仍不通畅。三五年内，公务员热可能降温，但幅度不会太大。而绝大多数公务员，内心深处都有升迁的期盼。第三，在官员群体中，经历、素质和价值取向千差万别。部分官员，学养深厚，“入仕”前就有“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经多年历练，已具备顺势而为、通达权变、纵横捭阖、攻坚克难的能力，他们不会轻易退出政界;部分官员，本来学有专长，虽在政界干得风生水起，但权衡利弊，感觉重操旧业或独辟蹊径更能体现自身价值，他们随时可能辞官改行，但这类官员比重不大，基层更要少些;多数官员，并不具备较高水准的专业技能，“吏道”又很娴熟，除了经商，他们离开领导岗位后没什么优势，而就他们的自身条件而言，经商的风险未必低，收益未必高。所以，未来若干年内，官员辞职的数量可能逐渐增多，但所谓“辞职潮”则很难形成。河南的一家媒体分别向当地机关办公室、公安、教育、卫生、海关等部门的60名基层公务员分发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受访者中想过辞职的公务员近六成，但最终无一人付诸行动。

　　期盼：依靠民主法治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努力营造良好从政环境”的要求，解决官场生态中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个继续向上集中权力，向下施加压力;一个是按照四中全会制定的依法治国方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笔者认为，必须在体制改革上取得共识，寻求突破，使公共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使基层官员的工作和生活走向常态。从治官的角度来说，应该宽严有度、收放结合。要戴牢、柠紧法治的紧箍咒;减轻、放松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和绑控;扩大、落实民众的参与权和监督权。应逐步使“国考”、“当官儿”的热度降下来，使一部分人才转移到其他行业上去，同时把一些适合治国理政的人才吸引到党政机关，并形成正常的流动机制。

　　——要降低宣传调门，让官员的价值追求回归常态。党政官员应该具有“为民造福”、“先忧后乐”的家国情怀，但同时，也应该允许他们具有常人的欲望和名利追求，特别要鼓励他们把心里话讲出来。我党执政以来，不间断地开展各种思想教育活动，新提法、新口号愈来愈多。笔者粗略地查了一下，仅正规文件和中央、省部级领导的讲话，与价值追求相关的“观”就达14个，包括比较传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权力观、政绩观、发展观，近年来提出的荣辱观、事业观、工作观、地位观、利益观、资源观、时空观和施政观，等等。但是，官员中不择手段谋取非法私利的行为却呈愈演愈烈之势。几乎所有落马贪官，都有雷人的廉政语录，结果成为公众舆论的笑料。这种局面不扭转，诚信、务实的作风难以弘扬，党群干群关系难以得到根本改善。

　　——加快反腐倡廉制度化步伐。查办案件的高压态势，应该保持下去，以提振全党全民反腐倡廉的信心，形成对贪腐官员的威慑。但是，要真正做到官员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必须加快由运动式反腐向制度化反腐的转变。包括，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理顺党政关系，解决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乏力的问题;改革财政预算体制，建立名副其实的阳光财政;健全行政审批制度，划分上下级之间、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权力边界;推进人大制度和司法改革，强化人大机关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促使司法机关更多地承担反腐肃贪职责;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把权力真正关在现代治理制度的笼子里，等等。

　　——改善和弱化政绩考核。政绩考核和一票否决制，对督促下级干事创业，完成上级各项工作部署，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作为政治压力型领导体制的组成部分，其弊端日益显现。它使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政绩观和偏重于经济指标的考评体系互为因果，形成了难以遏制的恶性循环;它使“可测度性”偏高的当期经济增长指标决定着考评结果，而难以测度的社会发展和社会评价指标则成了陪衬;它使偏重于对上负责的领导体制和部门“执考”的考评机制叠加在一起，强化着上级对下级的政治压力，助长了迎考中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2006年和2013年，中组部曾就改善政绩考核工作专门下达文件，但收效甚微。从治理体系转型的角度看，应摆脱“一味加强”的思维定式，逐步减轻政绩考核对下级的政治压力，让人大机关、司法机关、新闻媒体、民间组织成为引导和制约官员行为的主要力量。应降低考核工作频率，由每年一次改为一届(五年)一次，摒弃形式主义，提高考核工作质量。弊端丛生的一票否决制则应果断废止。

　　——大幅度压缩会议文件，清理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达标竞赛活动。这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各级党委政府一直在清理压缩，但同时又一直在起劲制造。官员们一直在为此吃苦、为此挨累，为此抱怨，却又似乎乐此不疲，从而成了一道特有的官场风景线。如果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依法治国的目标只能是空中楼阁。

　　——适度提高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公务员待遇。应标本兼治，堵死公务人员灰黑收入的渠道，杜绝除工作特别需要之外的公款消费。同时，适度提高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的薪金，解决他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保证他们在不贪不占的前提下，过上体面的生活。

　　——坚持顶层设计和鼓励基层创新相结合，扎实有效地推进民主法治建设。要通过试验示范，逐步推行竞争性的选举制度，把县以下官员的选择权交给民众，让基层官员把对选民负责作为施政办事的第一准则。要确立法律特别是宪法的权威，促使基层干部依法施政，并在法治的框架内放手办事。要坐实基层社区自治，发育民间组织，把部分公共事务交给社会，转变政府职能，减轻基层干部的负担和工作量。

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官场三大定律

摘要：地方越穷，想做官的人越多。比如北方经济不如南方发达，北方人就比南方人喜欢做官；内地经济赶不上沿海，内地人则比沿海人喜欢做官；中国经济落后于美国，故中国人普遍比美国人喜欢做官。

早些时候，我在《南风窗》杂志撰文指出，经济学不反对跑官，问题在于，现在人们只往上跑，不往下跑。若变少数人选人为多数人选人，增加跑的成本，则跑官无虞也。文章刊出后，读者回声四起，不少朋友来电，鼓励我把这个题目做下去。为不拂读者美意，于是就有了这篇《中国官场三大定律》。

第一定律：地方越穷人们越想做官

倘若从现象观察，人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地方越穷，想做官的人越多。比如北方经济不如南方发达，北方人就比南方人喜欢做官；内地经济赶不上沿海，内地人则比沿海人喜欢做官；中国经济落后于美国，故中国人普遍比美国人喜欢做官。

最近几年，国内不断有买官的事在媒体曝光，也有不少人被罢官判刑。如读者细心，留意一下案发地点，这类案件，都差不多发生在贫穷省份，或者是发达省份的贫穷地区。贫穷地区何以频频出现买官呢？经济学的解释是：一定局限条件下的经济人本性。

经济学讲经济人，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人是理性的；二是指人是自私的。既然人是自私的，必定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既然人是理性的，就一定会寻求在局限条件下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办法。比如贫穷地区，人们收入低，投资没本钱，做生意没市场。所以要改善自己，就得与政府扯上关系。因为这些地方，国有经济比重高，而国有经济由政府管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进政府的门，成不了政府的人，政府的餐桌上没你的饭碗，国家的大锅饭肯定与你无缘。

我曾听朋友讲过一个笑话。说是春节期间，有一四川民工南下打工，由于人多拥挤，不小心打破了火车上的玻璃。列车长让他赔，他说，火车是国家的，国有资产是全民资产，也有我一份，国家的东西我什么都不要了，就要现在这块玻璃，打破了也就不赔了。可列车长说，这块玻璃不是你的，弄坏了还得赔。此事是否当真，笔者无从查考，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国有资产说起来是全民资产，但平头百姓却没有支配权。国有经济，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制经济，政府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官员支配的。设想一下，如果打破玻璃的不是那位民工，而是铁道部门的某位局长，列车长会让他赔吗？也许列车长解释说，民工乘车是因私；局长乘车是因公。既然因公是一种特权，损坏东西可以不赔，你说谁不愿去因公呢？所以贫穷地区人们想当官，多半是看透了当官与国有经济的特殊关系。

人要生存，每天都得吃饭，民以食为天嘛！别看吃饭是平常小事，可当不当官，吃法也大有不同。老百姓上饭店吃饭，肯定得自己出钱，可当官的吃了大餐，通常是拿了发票，回单位报销的。有一次我陪一个国内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吃完饭后，我们管餐厅服务员要发票，服务员却不知发票为何物，待他们找来老板，我们向他解释，说我们在你这里吃了饭，要开发票回国内报销，餐厅老板听了大惑不解。他问：你们不是为自己吃饭吗，为什么要公家付费呢？显然外国人是不懂中国国情，在我们中国，老百姓才为自己吃饭，一旦当上官，就变成国家干部，吃饭就是为国家吃了，所以得由国家买单。不仅吃饭如此，坐车也一样。老百姓出门，得自己掏钱挤公交车；一般干部，可以让单位派车，官大一点的，可以有专车。总之，只要当上官，像吃饭坐车一类的事，都可由公家付费。就冲着这一点，你说贫穷地区想当官的人能不多吗？

时下人们想发横财，无非是两个路径：一是违法经营，如走私贩毒；二是行政垄断，以权谋私。第一个办法，虽有暴利，但利大风险也大，若有闪失，就会人财两丢。这种掉脑袋的事，非虎豹之胆的人不能为也；而行政垄断则不同，大权在握，呼风唤雨，赚起钱来堂而皇之。像过去价格双轨制时，利用内外价差渔利，不知养肥了多少人。而前些年靠批地皮、倒批文，一夜暴富者，也为数不少。老百姓管这些人为“官倒”，为什么叫“官倒”？因为像批地、倒批文这种营生，没有官位，手中无权，定然是倒不成的。所以贫困地区有人说：要想富，当干部，不种地来不养牛，大笔一挥成了暴发户。既然当官能无本生利，大家看在眼里，明在心头。尤其是贫穷地区，人们发财无门，可又穷则思变。故千军万马往官道上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定律：实权越大通常难做大官

大凡做官，都会有权，但所处位置不同，权又有虚实之分。有的位高权虚，有的位低权实。比如，同是机关的处长，有人管钱管物管人，有人只管上传下达，分发文件。若是不同的部门，处长实权抵不过科长，更是司空见惯。当然，这里讲的实权，是特指财权、物权、人事权。

经济学研究定律，必须从普遍事实中加以提炼。若就一般性而言，官场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年轻时实权大的，往往难当大官。为什么呢？经济学的第二假定，叫资源稀缺假定。如果从经济学角度看，实权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实权越大，就越稀缺。市场上稀缺的东西，想得到的人就很多。用行话说，叫做供不应求。既然是供少求多，比起一般岗位来，竞争自是激烈得多。所以当官有了实权，就会有人惦记，有羡慕的，有嫉妒的，有求你的，也有恨你的，还有不少则是想取而代之的。所以握有实权的人，除非你钢铸铁打，滴水不漏，不然稍有不慎，遭人算计，阴沟里也会翻船。要是工作中再有个三长两短，被人抓了把柄，不仅升官无望，就连现在的职位，也是凶多吉少，去日不多也。

对实权越大通常难做大官的现象，经济学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民主失灵。政治市场的选择，通常奉行的是多数通过规则。比如选某人当处长，必须有多数人赞成才行。从理论上说，“多数通过”无可非议，它比一个人乱点鸳鸯谱，不知要强过多少倍。但难点在于，什么叫“多数通过”？经济学讲多数，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即少数人中的多数与多数人中多数。还是以选处长为例，倘是由3个局长（一正两副）决定，则“多数”是两人；若是由全机关人员选举，“多数”可能是几十、甚至上百人。要知道，局长选人与一般干部选人，角度会有不同。局长选出的处长，与普通干部选出的处长，大有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如果以局长们的选择为准，虽然也是多数通过，但结果却不能代表全局多数人的意志，所以民主在这里就失灵了。

正是这种少数人选人，使得握有实权的年轻干部，往往难做大官。假设某处长，管着工程发包。工程发包，是让许多人垂涎欲滴的事，想插手的自然很多。如此一来，那些比处长官大的，就可能写条子，给处长介绍工程队。处长手里一个工程，也许要收20个条子，僧多粥少，如何是好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处长只能权衡厉害，把工程包给某重要领导介绍的工程队。可是，处长讨好了一个领导，却得罪了19个上司。将来开会研究他的提拔时，一个人赞成，19个人反对，结果会是什么情形，人们可想而知。再有，那些官大的写条子，没官的呢？想接工程就得送票子。即使这个处长不收礼，100人送钱，拒绝了99个，而其中一个是丈母娘介绍的，就收下了。可不料东窗事发，结果被人告到纪检委，纪检部门办案，不是看你拒贿多少次，而是看你有过受贿没有，是一票否决。哪怕是一次，该撤职的就得撤职，该法办的就得法办，法纪无情嘛。所以年轻的实权干部当大官，成功的概率只有1％，而失败的概率是99％。

读者如若不信，可以看看你所了解的官员，那些仕途通达的，是不是不少都是共青团出身，或是那些年轻时实权不大的人。为何共青团出身的干部进步快，因为共青团不管钱管物，要想办成一件事，得左右协调、上下周旋，所以工作能力都比较强；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实权，人家既不找你批项目，也不管你要资金，所以得罪的人不多，行贿的人更少。这样升迁的机会，反而比起实权干部来要多得多。

第三定律：好人未必就是好官

这里讲的“好人”，有特定的含义，即大家都说他“好”的人。有句俗语形容这种人，叫“好好先生”，也是毛主席曾批评过的那种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人。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好好人，不乏存在。在领导看来，缺点不明显；在群众眼里，印象也不坏，所以这些人做起官来，大多春风得意，平步青云。

其实，这样的“好人”，却未必是一个好官。因为当官，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履行职责就得办事，可一旦办起事来，就没有不得罪人的。办好事要得罪坏人，办坏事要得罪好人，只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才什么人也不得罪。像寺庙里的菩萨，好人坏人都要烧香，为什么？因为人们想升官发财，希望菩萨保佑；而菩萨呢，则是啥事也不做，所以不会得罪任何人。要是菩萨真能提拔某人当官，或帮某人发财，那些没有升官发财的人，没准也会写菩萨的告状信。所以菩萨能得万人景仰，众生朝拜，玄妙在于他从不办具体的事。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总不能当菩萨吧？假如你要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要打击假冒伪劣，那么那些制假贩假的，就会对你恨之入骨，恨不得半夜里去扒你家的祖坟。倘若你办了坏事，如损公肥私，好人又饶不了你。因此要做“好官”，就要做好事，不得罪好人，但同时要敢于得罪坏人，得罪的坏人越多，说明你当官就越称职。

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时下做官，要看民意。可“民意”是一个复合概念，人上一百，心态各异。那些敢做事的好官，只要做事，保不准就会得罪什么人。尽管这些人不一定是坏人，但利益所系，必是如此。俗话说，众口难调，五个指头伸出来，也不一般齐。同一件事情，由于人们利益不同，有人说好，就有人说坏。若是搞起民主测评来，做事的，就往往比不过那些不做事的。站在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又是另一种民主失灵。所以人们选官，既要民主，但又不能迷信民主；要看选票，但又不能只比选票。正确的办法应是，坚持多数人选人与“多数通过”规则，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我们的社会，毕竟好人是多数，坏人是少数。如有70％选民通过，就已是一个好官；相反，如果有了100％的选票，也许此人是一个“好人”，但作为一个官，就要大打折扣了。

不难想见，如果我们能在民主集中制的指导下，能把多数人赞成的人选出来，并委以重任，官风必能大变。这样一来，过去那些八面玲珑、只谋人不谋事的人，就没了市场；而那些刚正不阿、敢为老百姓办事的人，也没了后顾之忧。其实，人非神仙，怎能无过？因此要容许干部犯错误。尤其现在改革时期，好多事情前无古人，我们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既然是靠摸石头过河，就得允许有闪失。不然求全责备，谁敢开拓创新呢？现在确实有些人，自己无所作为，却总在背后指手画脚，这个不行，那个不对，但究竟如何办好，他又不出手。倘大家都如此，光说不练，那么我们的事业靠谁去推动呢？中国的改革，历来服从一个规律：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农村改革如此，企业改革也如此。倘若当初改革不准试验，只能包对不错，中国的改革断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经济学不反对你做“好人”，但发展经济，却需要的是好官。我们的分析证明，好人未必就是好官，所以笔者的建议是：为了国家的强盛，事业的勃兴，最好不要让“好好人”当官。

简短的结论

本文所论中国官场三大定律，是经济转轨时期的一种客观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深化改革。如缩短国有经济的战线，取消公款消费，人们的官本位意思必能淡化；进一步完善民主机制，强化权力制衡与监督，有实权的年轻干部，也能当大官；而如果让多数人在多数人中选人，并贯彻民主集中的原则，不让碌碌无为的人做官，则党风政风，可以焕然一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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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蒲雪剑    编辑：李晓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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