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一个功勋卓著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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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北大老校长，人们往往会想起严复、蔡元培、胡适、马寅初、傅斯年等学术巨匠。但你也许不知道，曾经这样有一位校长，在“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初期两度临危受命执掌北京大学。也就是在他的手中，北大两度从衰落走向复兴。 这个人就是蒋梦麟。然而这样一位功不可没的伟大校长，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鲜为人知。甚至在他前后耕耘了二十多年的北大，蒋梦麟也一度成了一个被淡化的名字。
“ 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校长，他的名字为什么会一度被人淡忘？这一方面这与蒋梦麟不争不抢的儒雅性格有关；另一方面则与他1945年之后一直担任国民党官员并迁居台湾有关。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两岸的关系不断改善，有关蒋梦麟的研究越来越多。蒋梦麟的著作，特别是其自传的大量印行也使人们逐渐对他有了新的认识。
1886年，蒋梦麟出生在余姚蒋村的一个小康之家。蒋梦麟的幼年时代，现代学校教育还没有在农村普及，私塾仍旧是学子启蒙的主要途径。
他五岁被送到家塾启蒙，学习中国传统儒家所规范的知识。但是，蒋家并非一般的封建守旧家庭，他的父亲蒋怀清思想颇为开明。在蒋梦麟十一岁时，父亲把他送到离村约四十里的绍兴中西学堂学习，这成为了蒋梦麟最初接触西方学问的地方。也就是在这里，蒋梦麟遇到了蔡元培。
蒋梦麟进入中西学堂的第二年秋天，蔡元培辞去翰林院编修的官职，回到故乡绍兴，应知府之邀出任中西学堂监督。在少年蒋梦麟的眼中，蔡元培不仅是一位科举道路上的成功者，还是一位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令他景仰和崇拜。此时的蒋梦麟也许不曾想到，自己此后的生活将不再平静，他的一生都会与蔡元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蒋梦麟从绍兴中西学堂毕业后，中国已经进入二十世纪初年，西学东渐已不再是过去的涓涓细流，而是化作汹涌澎湃的波涛冲入了中华大地。这时，蒋梦麟辗转进入了浙江高等学堂学习。这里不仅是浙江最高学府，也是全省文化运动的中心。处在这种动荡时局中的蒋梦麟自然无法置身事外。此时的他虽然也对革命书籍感兴趣，但总是适可而止，而且为求万全仍然准备参加科举考试。
1903年秋天，十八岁的蒋梦麟被录取为余姚县学附生，也就是秀才。但考取秀才后的蒋梦麟，没有成功的喜悦，反而有点儿迷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两个矛盾的势力正在拉着。一个把我往旧世界拖，一个把我往新世界拖。我不知道怎么办。”
蒋梦麟考取秀才两年后，有着1300余年历史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晚清中国在西潮的冲击下，也变成了一个疯狂的世界。当时孙中山号召的重建中华的口号已经深入人心，青年学生投身革命的越来越多。清朝的灭亡，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蒋梦麟逐渐认识到：不论立宪、维新或者革命，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中国只有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行进，才能找到自己的出路。
于是在父亲的资助下，蒋梦麟自费留学美国。上船前，他找到一家理发店剪去了辫子，上船后便把辫子扔进了大海。
初到美国时，蒋梦麟凭着以农立国的愿望，选择了农学。不过，祖国灾难深重的现状，很快就迫使蒋梦麟转向了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而作为实用性的农业科技，根本无法解决救国救民的重大问题。于是，跟鲁迅弃医从文的行为相似，蒋梦麟毅然决定转入教育学。而这一决定，也使他开始了另一段独特的人生。学成回国后的蒋梦麟进入到江苏省教育会工作，主持《新教育》杂志。这份杂志给蒋梦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施展自己所学教育理论的平台。
从创刊号开始，他就高举“养成健全人生、创造进化之社会”的旗帜，宣传他的导师——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家约翰·杜威的教育思想，并广泛介绍欧美教育制度、提倡平民主义，主张以欧美教育为样板来改造中国的旧式教育。《新教育》创刊后，深受教育界、知识界同仁的好评，每期发行量都超过6000册，成为全国倡导教育革新的重要理论阵地，并与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南北呼应，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主要刊物之一。
通过《新教育》杂志的创办，年轻的蒋梦麟大受历练，他脑海中教育救国的理念也愈加成熟起来。此时声名鹊起的蒋梦麟还不知道，一个能让他实现理想的机会已悄然来临。
在巴黎和会上，列强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1919年5月4号下午，北大和北京的九所高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在齐聚天安门，提出“废除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还我山东”等口号，并火烧赵家楼。
面对汹涌的学生运动，当政的北洋军阀政府自然不会善罢甘休。5月7日，北京政府提出解散北京大学、撤免校长蔡元培的动议。5月8日，为了保全北大，也为了不让无辜学生受难，蔡元培决定自行辞职，并连夜离京。
与此同时，北京的局势在蔡元培辞职离开后又有了新的变化。北京的学生们已经不再将焦点投向巴黎和会，也不再为游行学生的善后处理奔走呼号，而是关切他们能否挽留蔡元培。
蔡元培经过多日考虑曾有所动摇，认为可以收回辞职的初衷，但由于身体状况欠佳不能立即返回北京处理繁重的校务。在此情形之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校长汤尔和替蔡元培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蔡元培先答应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但不必马上回京，而采用委派的方式让其弟子蒋梦麟代理校长事务。
在得到代理北大校长的消息后，蒋梦麟几乎没有犹豫便答应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教育实践机会终于来临。
1919年7月20日，蒋梦麟赴京任职，北大全体学生齐集理科楼欢迎。不过，与其说他们是在欢迎蒋梦麟，不如说是欢迎蔡元培。因为此时在北大毫无根基的蒋梦麟，还只是蔡元培的影子。
初来乍到的蒋梦麟很低调，也很谦虚。在一次出席教职员会议时，他说：“我只是蔡先生派来盖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这样的低姿态、真诚与谦虚，使反对他的人都不好意思再反对了，所以只能在评议会上通过了聘请蒋梦麟做教授，并担任总务长。
然而，就是这个自称来“盖印子”的蒋梦麟，却为北大做了许多实际工作，成为蔡元培的得力助手。首先他发现五四之后的北大，学生情绪依旧高涨，于是蒋梦麟把他们从示威运动中拉回课堂，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在学校管理方面，他秉持民主治校的原则，在北大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使北大走上了教授治校之路。为了发展学术事业，他四处奔走筹集款项，用于办学条件的改善。
蒋梦麟的辛勤努力终究没有白费。20世纪20年代，在其它高校几乎无米下炊的情形下，北大却能够软硬件设施不断更新、学生质量也日渐提高，呈现一派蒸蒸日上的气象。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蒋梦麟在北大干得风风火火的时候。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大风波却不期而至。
风波的导火索是发生于1926年3月18日的“三·一八”惨案。当日，北京各界2万余人，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大沽口事件，举行集会示威活动。当人群行至段祺瑞的北京临时执政府所在地时，遭到军警的武力镇压，北大学生张仲超、黄可仁、李家珍三人不幸罹难。面对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连一向脾气温和、主张以和为贵的蒋梦麟也无法忍受了，在3月24日举行的追悼大会上，蒋梦麟公开谴责了段祺瑞政府的暴行，也因此招致了军阀头目的嫉恨，将他列入了逮捕处决的黑名单中，却被迫离开这片充满希望的地方。
蒋梦麟是不舍的，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天津辗转到南方后，蒋梦麟受到了国民革命军领导人的重用，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并因为浙江教育事业做出的瞩目的成绩，于1928年10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教育部长。然而正当蒋梦麟踌躇满志欲图实现自己教育救国梦想的时候，却遭到国民党内部分元老的非难，被迫辞去了刚满两年的教育部长一职。而这也成为了蒋梦麟再次入主北京大学的契机。
由于1930年起国民政府规定大学校长不许遥控指挥，蔡元培也就无法继续再当他的挂名校长了。于是几经权衡，蔡元培决定让他的弟子蒋梦麟再次出山。
北大就在蒋梦麟这次重回北大之前，北大的人才流失非常严重。老师没心思上课，科学研究也上不去，大家都忙着挣钱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面对这样的情形，重掌北大的蒋梦麟一改往昔的低姿态与温和，大胆改革、勇于担当，对北大原有的体制做出了调整，让北大的学术氛围为之一新。
随着卢沟桥一声枪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决定联合南下，于云南昆明组建了后来闻名于世的西南联合大学。由于是三校合并，西南联大内部人事关系错综复杂，利益冲突在所难免。蒋梦麟深知若是自己插手过问太多校务，势必会招致其他两校师生的猜测与反感。于是，蒋梦麟干脆采取了无为而治的策略。他将繁重的校务交给清华校长梅贻琦去处理，自己仅利用社会名望负责外务。蒋梦麟的这种处事方式大体上维持了联大内部各集团的利益，大家相安无事、能够在大局上保持一致，创造了战时高等教育的一大奇迹。
转折发生在1945年6月，蒋梦麟接受新任行政院长宋子文的邀请，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一职。就任行政院秘书长之后，蒋梦麟并没有辞去北大校长和西南联大常委职务的念头。
在他看来，他只是暂时换个岗位为国家服务，一旦形势稳定还会回到教育界来。然而在北大教授们眼中，蒋梦麟的举动无疑是官迷心窍。更令蒋梦麟意外的是，他昔日的挚友傅斯年、周炳琳、朱家骅等人还发起了一场“倒蒋举胡”的风潮，希望请尚在美国的胡适回来当校长。
眼见众人已向自己摊开底牌，蒋梦麟没有再作挽回的努力，也没有多替自己的言行辩解，而是不失风度地在8月的昆明北大教师茶会上完成了权力交接，并勉励各位同仁为北大的未来再接再厉。
就这样，蒋梦麟结束了执掌北大二十年来的谢幕演出。也许当时的蒋梦麟也没有想到，昆明一别竟是自己在教育事业上的绝唱。从此他再也无缘进入教育圈，他的教育救国梦想到此也便戛然而止。想来晚年的蒋梦麟思及此事时，心中应是充满着酸楚与叹息的。
蒋梦麟生在一个左右中都不是的年代，但他却慎重地选择了自己的路，向时代提出了他的贡献，对后代献出了他的宝贵经验。今天我们仍是旧的忘不了，新的学不会，也许我们需要多一些这样的人，眼望星星脚踏草根地，以实践代替争辩，才能做出更多的实事。
一、教育的目的 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教育要定出产品的标准，这标准就是：活泼泼的，能改良社会的，能生产的个人。
我们以前听了俾斯麦说，德国的强盛，是小学教育的成功。所以我们也来办小学，以为小学堂办几千个，中国就强了。后来听说日本的强盛，也从小学教育得来的，所以我们大家都相信小学教育，好像一瓶万应如意油，一瓶百病消散丸，灵验无比，吃了就百病消散。小学生现在有三百多万了，哪知道社会腐败，比前一样，国势衰弱，比前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据国民十八年统计，全国小学及幼稚园的学生，已达八百九十万人）。
第一是人数太少，中国四万万人，若以五分之一人小学计算，须有八千万人。这三百多万，只能占百分之四，还有百分之九十六的儿童没有受到教育，哪里能够收小学教育的效果呢？第二是教育根本思想误谬，我常常听见人说，学生是中国的主人翁，若是学生是中国的主人翁，谁是中国的奴隶呢？教育不是养成主人翁的。
又有人说，教育是救国的方法，所以要小学生知道中国的危险，激发他们的爱国心：痛哭流涕的对小学生说，中国要亡了，这帮天真烂漫的小学生，也不知道中国是个什么东西，只听得大人说“不好了”、“要亡了”这些话，也就悲哀了起来：弄得正在萌芽，生气勃勃的小孩子，变成了枯落的秋草！“主人翁”、“枯落的秋草”两件东西，可算是我国教育的出产品。
我们向来的教育宗旨，本来养成主人翁的。俗话说，“秀才，宰相之根苗。”向来最普通的小学教科书《神童诗》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我们又常常说，“范文正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个个秀才都要做宰相，个个田舍郎都要等天子堂，你看哪有这许多位置呢？
我们向来读书的宗旨，却是要把活活泼泼的人，做成枯落的秋草。科举的功效，把天才的人都入了彀中；读书的结果，把有用的人多变成了书呆子。这不像枯落的秋草吗？主人翁和枯落的秋草，本来是旧教育的出产品，也是新教育的出产品，不过方法不同罢了。
若以高一层论，读书是学做圣贤，王阳明幼时对先生说，“读书是学做圣贤”。若个个读书的人都要做圣贤，国中要这许多圣贤人做什么？我们现在的教育，还赶不上说这一层咧。
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教育的宗旨。到了后来，“规行矩步”、“束身自好”算修身；“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三从四德”等等算齐家；愚民的“仁政”算治国。你看身哪里能修，家哪里能齐，国哪里能治呢？
现在要讲修身，要养成活活泼泼的个人；要讲齐家要夫妻平等，爸爸不要把儿子视作附属品；儿子不要把爸爸做子孙的牛马；要讲治国，先要打破牧民的政策，采用民治主义。
并要把个人和家的关系改变过，创造一个进化的社会出来，个人是社会的分子；不是单在家庭之中，做父亲的儿子，儿子的父亲，母亲的女儿，女儿的母亲，老婆的丈夫，丈夫的妻子，把家庭国家，认作社会的两个机关，来发展个人和社会的幸福，不要用家庭国家来吞没个人，毁坏社会。
我们讲教育的，要把教育的出产品，明明白白，定个标准。预定要产什么物品，然后来造一个制造厂。不要拿来一架机器，就随随便便的来造物品。据我个人的观念，我们以前所产的“主人翁”，“枯草”，和所产的宰相圣贤，都是不对。我们所需要的物品，是须备三个条件的人。
（一）活活泼泼的人
一个小孩，本来是活活泼泼的，他会笑，会跳，会跑，会玩耍。近山就会上山去采花捕蝶；近水就会去捞水草，拾蚌壳，捕小鱼；近田就会捕蝗虫，青蛙。他对于环境，有很多兴会。他的手耐不住的摸这个，玩那个；脚耐不住的要跑到这里，奔到那里，眼耐不住的看这个，瞧那个；口关不住的说这样，那样；你看如何活泼。
我们办学校的，偏要把他捉将起来，换在无山，无水，无虫，无花，无鸟的学校；把他的手脚绑起来，使他坐在椅上不能动；把他的眼遮起来，使他看不出四面关住的一个课堂以外；要他的口来念“天地元黄，宇宙洪荒”，“人之初，性本善”，种种没有意义的句子。现在改了“一只狗”，“一只猫”，“哥哥读书，妹妹写字”，这些话，就算是新式教科书了。
还有讲历史的时候，说什么“黄帝擒蚩尤”这些话，小孩子根本不知道谁是黄帝，更不识谁是蚩尤。孩子听了，好像火星里打来了一个电报。还有叫他唱“陀，来，米，发，索，拉，西”的歌；叫他听“咿琍鸣噜”响的风琴。不如小孩儿素来所唱的“萤火虫，夜夜红，给我做盏小灯笼”好得多。二十五块钱的坏风琴，不如几毛钱的笛和胡琴好得多。
小儿的生长，要靠着在适当的环境里活动。明代王阳明也见到这个道理，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戏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心中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草木，莫不萌动发育，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粘槁矣......若近世之训蒙穉者，日惟督以句读倣，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如囹狱而不肯人，视师长如寇仇而不预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可得乎哉？”
德国福禄培创教养儿童自然的法儿，他设了一个学校，用各种方法，使儿童自然发长；他不知道这学校叫做什么，一日他在山中游玩，看见许多花木，都发达的了不得；他就叫他的学校做幼稚园（kindergarten）。“kinder”是儿童，而“garden”是花园。幼稚园的意思是“儿童的花园”，后来那知道变成“儿童的监狱”。我们把儿童拿到学校里来，只想他得到些知识，忘记了他是一个活活泼泼的一个孩子，就是知识一方面，不过就是识几个字罢了。
无论在小学里，或是在中学里，我们要认定学生本来是活的，他们的体力、脑力、官觉、感情，自一天一天的发展。不要用私塾来把他们的生长力压住。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学卒业的学生，眼多近了，背多曲了。学级进一年，生气也减一年。这是我们中国教育的出产品。
(二）能改良社会的个人
个人生在世上，终也逃不了社会，所以社会的良不良，和个人的幸福很有关系。若我但把个人发展，忘却了社会，个人的幸福也不能存在。中国办学的一个难处，就是社会腐败。这腐败社会的恶习，多少终带些入学校里来。所以学校里的团体，终免不了社会上一种流行的恶习，不过比较好些罢了。学校是社会的镜子，在这镜子里面瞧一瞧，可以见得社会上几分的恶现象。不过学校里的生活终比社会上高一层，所以学生有改良社会的一个机会。学校须利用这个机会，养成学生改良社会的能力。
普通父母送子弟入学的用意，是有两种希望。一种是为家庭增资产：以为“我的儿子”入了学校，念了书，将来可以立身，为家增一个有用的分子；一种是为国家求富强，以为“我的儿子求了学，将来可以为“拯世救民”的人才。第一种是家属主义的“余荫”，第二种是仁政主义的“余荫”。学校的宗旨，虽不与此两种希望相反对，但不是一个注重点。学校的宗旨，是养成社会良好的分子，为社会求进化。
社会怎么样才进化呢？个人怎样来参加谋社会进化的运动呢？这两个问题，是学校应该问的。社会怎样才能进化这个问题，我们可暂时不讲，个人怎样来参加谋社会进化的运动，是我们应该现在研究的。我想要学生将来参加改良社会的运动，要从参加改良学校社会的运动做起。
我讲到此，不得不提起学生自治问题了。学生自治，可算是一个习练改良学校社会的机会。我们现在讲改良社会，不是主张有一二个人，立在社会之上，操了大权，来把社会改良。这种仍旧是牧民制度，将来的结果是很危险的。
教育未发达以前，或可权宜用这个方法，如陕西阎百川的用民政治。但这个办法，是人存政存，人亡政息，不是根本的办法。江苏南通将来的危险也在这里。所以我们赞许阎百川治晋是比较的，不是单独的。若以单独的讲起来，这种用民政治仍是一种“仁政主义”、“牧民政策”。
我是很佩服阎百川的，我并不是批评他，但我希望他一面“用民”，一面不要忘了这是权宜之计，将来终要渐渐儿的改民治方面去才好。我常常对人说，江浙两省，是江南富庶之地，兄弟之邦，得了两个兄弟省长，为何不照阎百川的方法来干一干呢？这种事情不干，如江浙的齐省长，没事照做，看了学生的一篇文，到来小题大做。我想一省的省长，哪里有这种空功夫！
学生自治，是养成青年各个能力，来改良社会。他们是以社会分子的资格，来改良社会，大家互助，来求社会的进化。不是治人，不是做主人翁；是自治，是服务。有人说，学生自治会里面，自己捣乱，所以自治会是不行的。我想自治会里面起冲突，是不能免的，这是一定要经过的阶段。况且与其在学校里无自治，将来在社会上捣乱，不如在学校中经过这个试验，比较少费些时。
（三）能生产的个人
以前的教育，讲救国，讲做中国的主人翁，讲济世救民；最好的结果，不过养成迷信牧民政策的人才。不好的结果，自己做不了主人翁，把国民当奴隶；不来救国，来卖国；不来济世救民，来鱼肉百姓；到了后来，“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今后的教育，要讲生产，要讲服务，要知道劳工神圣。为什么要讲劳工神圣呢？因为社会的生产，都靠这各个人劳力的结果，个个人能劳力，社会的生产自然就富了。假如大多数的人，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社会怎样能生存呢？
又如杜威先生说，希腊文化很发达，科学的思想也很发达，何以希腊没有物质科学呢？何以物质科学到十九世纪才发展起来呢？因为希腊瞧不起做工的人。瞧不起做工，就不会做实验；不会做实验就没有物质科学了。
我们中国，素来把政治道德两样合起来，做立国的中心，如孔子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如孟子说的“王何必曰利，亦曰仁义而已矣”。都是道德和政治并提。我们的学校，也不外政治道德四个字。如孟子说，“立痒序之教，所以明人伦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几千年的教育宗旨，都是一个“拯世救民”的仁政主义，牧民政策；今天以百姓当羊，来牧他；明天养肥了，就来吃他，你看中国几千年的“一治一乱”，不是羊瘦牧羊，羊肥吃羊的结果么？现在我们假设百姓是羊，我们要羊自己有能力来寻草吃，不要人来牧；那么羊虽肥，不怕人来吃他的肉。这是讲句笑话罢了，我们哪里可当百姓作羊？百姓都是活泼泼的人。我们把百姓能力增高起来，使他们有独立生产的能力，哪要人来施仁政，来牧他们？
要能独立生产，要先会工作，要知道劳工神圣。美国教员联合会现在已加入劳动联合会。这是全国教师承认教书也是劳工。凡有一种职业，为社会生产的，都是劳工。劳心劳力，是一样的。“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这两句话，是在有分阶级的意思在里面，未免把劳力的人看的太轻了。
把以上的话总括一句，教育要定出产品的标准，这标准就是：活泼泼的，能改良社会的，能生产的个人。
二、教育的本质，首先是培养活泼的人
北大历史上任期时间最长的校长蒋梦麟的一段演讲，至今读来依然发人深省！
我们以前听了俾斯麦说，德国的强盛，是小学教育的成功所以我们也来办小学，以为小学堂办几千个，中国就强了后来听说日本的强盛，也从小学教育得来的，所以我们大家都相信小学教育，好像一瓶万应如意油，一瓶百病消散丸，灵验无比，吃了就百病消散小学生现在有三百多万了，哪知道社会腐败，比前一样，国势衰弱，比前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
第一是人数太少，中国四万万人，若以五分之一人小学计算，须有八千万人这三百多万，只能占百分之四，还有百分之九十六的儿童没有受到教育，哪里能够收小学教育的效果呢？
第二是教育根本思想误谬，我常常听见人说，学生是中国的主人翁，若是学生是中国的主人翁，谁是中国的奴隶呢？教育不是养成主人翁的又有人说，教育是救国的方法，所以要小学生知道中国的危险，激发他们的爱国心：痛哭流涕的对小学生说，中国要亡了，这帮天真烂漫的小学生，也不知道中国是个什么东西，只听得大人说不好了要亡了这些话，也就悲哀了起来：弄得正在萌芽，生气勃勃的小孩子，变成了枯落的秋草！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圣贤，主人翁枯落的秋草两件东西，可算是我国教育的出产品。
我们向来教育的宗旨，是养成主人翁俗话说，秀才，宰相之根苗向来最普通的小学教科书神童诗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我们又常常说，范文正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个个秀才都要做宰相，个个田舍郎都要登天子堂，你看哪有这许多位置呢？
我们向来读书的宗旨，却是要把活活泼泼的人，做成枯落的秋草科举的功效，把天才的人都入了彀中；读书的结果，把有用的人多变成了书呆子这不像枯落的秋草吗？
主人翁和枯落的秋草，本来是旧教育的出产品，也是新教育的出产品，不过方法不同罢了。
若以高一层论，读书是学做圣贤，王阳明幼时对先生说，读书是学做圣贤若个个读书的人都要做圣贤，国中要这许多圣贤人做什么？我们现在的教育，还赶不上说这一层咧。
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教育的宗旨到了后来，规行矩步束身自好算修身；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三从四德等等算齐家；愚民的仁政算治国你看身哪里能修，家哪里能齐，国哪里能治呢？
现在要讲修身，要养成活活泼泼的个人；要讲齐家要夫妻平等，爸爸不要把儿子视作附属品；儿子不要把爸爸做子孙的牛马；要讲治国，先要打破牧民的政策，采用民治主义。
并要把个人和家的关系改变过，创造一个进化的社会出来，个人是社会的分子；不是单在家庭之中，做父亲的儿子，儿子的父亲，母亲的女儿，女儿的母亲，老婆的丈夫，丈夫的妻子，把家庭国家，认作社会的两个机关，来发展个人和社会的幸福，不要用家庭国家来吞没个人，毁坏社会。
我们讲教育的，要把教育的出产品，明明白白，定个标准预定要产什么物品，然后来造一个制造厂不要拿来一架机器，就随随便便的来造物品据我个人的观念，我们以前所产的主人翁，枯草，和所产的宰相圣贤，都是不对。
别剥夺了童子之情。
一个小孩，本来是活活泼泼的，他会笑，会跳，会跑，会玩耍近山就会上山去采花捕蝶；近水就会去捞水草，拾蚌壳，捕小鱼；近田就会捕蝗虫，青蛙他对于环境，有很多兴会他的手耐不住的摸这个，玩那个；脚耐不住的要跑到这里，奔到那里，眼耐不住的看这个，瞧那个；口关不住的说这样，那样；你看如何活泼。
我们办学校的，偏要把他捉将起来，换在无山，无水，无虫，无花，无鸟的学校；把他的手脚绑起来，使他坐在椅上不能动；把他的眼遮起来，使他看不出四面关住的一个课堂以外；要他的口来念天地元黄，宇宙洪荒，人之初，性本善，种种没有意义的句子现在改了一只狗，一只猫，哥哥读书，妹妹写字，这些话，就算是新式教科书了。
还有讲历史的时候，说什么黄帝擒蚩尤这些话，小孩子根本不知道谁是黄帝，更不识谁是蚩尤孩子听了，好像火星里打来了一个电报还有叫他唱陀，来，米，发，索，拉，西的歌；叫他听咿琍鸣噜响的风琴不如小孩儿素来所唱的萤火虫，夜夜红，给我做盏小灯笼好得多二十五块钱的坏风琴，不如几毛钱的笛和胡琴好得多。
小儿的生长，要靠着在适当的环境里活动明代王阳明也见到这个道理，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戏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心中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草木，莫不萌动发育，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粘槁矣若近世之训蒙穉者，日惟督以句读倣，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如囹狱而不肯人，视师长如寇仇而不预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可得乎哉？
德国福禄培创教养儿童自然的法儿，他设了一个学校，用各种方法，使儿童自然发长；他不知道这学校叫做什么，一日他在山中游玩，看见许多花木，都发达的了不得；他就叫他的学校做幼稚园（kindergarten）。
kinder是儿童，而garden是花园幼稚园的意思是儿童的花园，后来那知道变成儿童的监狱我们把儿童拿到学校里来，只想他得到些知识，忘记了他是一个活活泼泼的一个孩子，就是知识一方面，不过就是识几个字罢了。
无论在小学里，或是在中学里，我们要认定学生本来是活的，他们的体力脑力官觉感情，自一天一天的发展不要用私塾来把他们的生长力压住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学卒业的学生，眼多近了，背多曲了学级进一年，生气也减一年这是我们中国教育的出产品。
（作者蒋梦麟系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本文来自作者的演讲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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