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种姓的人性
题图是甘地墓中一块石碑上的刻字，这是他最爱的一首诗。他是如此伟大。 为什么那么多人，学识之士、开明君主、封疆大吏、巨贾富商，都没有把种姓制度推翻。 马上得天下，却不能在马上治天下。在武力控制后，对知识阶层的同化便显得尤为重要了。 安贝德卡尔也这么做了。但率领“贱民”们转投佛教并无效果，因为逃不出印度教社会的大漩涡。新佛教运动失败了，安贝德卡尔即使贵为宪法起草者，他也只能成为“贱民”的神。事实上，当年改宗穆斯林的“贱民”们，不过也就成为了伊斯兰教的“贱民”。
ईश्वर अल्लाह तेरे नाम
सबको सन्मति दे भगवान
因为种姓制度是印度教社会的根本道德合理性的制度性表达，而且它始终在随着时代在变革，所以那些离成功只有寸步之遥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了既得利益者，成为了制度巨轮下被碾压的蝼蚁。因为他们真的只是人，而信徒们自以为虔信膜拜的神都不是“真理”。历史会说明一切。
1，来自祭司阶层的挑战
种姓制度的起源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在吠陀时代业已存在。
按照传统的雅利安人理论，这时次大陆仍处于部落时代。
那么，种姓制度遭遇的第一次巨大挑战便是部落祭司们的挑战。可以想见，在被征服部落中，掌握绝对话语权的本土祭司是最坚定的反抗者。而他们，是社会融化过程中的一大阻力。毕竟，无论从血亲氏族还是宗教信仰上，作为头人的他们能在新的社会中造成最大的混乱。
如果这段残破的历史可以被还原，他们是种姓制度确立后吸入的第一批人。这批新生的婆罗门摇身一变成为了兵强马壮的入侵者的伙伴——对应的便是那批沦为达萨的战争奴隶和成为首陀罗的农人们。
吠陀时期常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为最高纲领，实质上，从吠陀教到婆罗门教到印度教，不断强化的概念只有婆罗门至上。
在印度教不断发展传播的过程中有一个概念极为重要：梵化（Sanskritization）。简言之，将一切其他文化纳入印度教体系。第一步，便是确立新生的婆罗门，以及给予他们最高的权利。
2，来自武士阶层的挑战
从前读历史，常常愤慨：伤痕累累，真刀真枪打下江山的武士最后败在文人们一纸荒唐言上。为什么用血拼来的江山就得送给书生们来治理？
大概争夺领土，抢占资源是人类最本能的血性，但偏偏发展的动力其实远在那之上——是知识：是让生产发展的技术、是给予社会存在合理性的哲学、是解释世界运转的智慧。
婆罗门并不善战，甚至并不勇敢。但他们垄断了知识，当所有其他种姓都被体力劳动桎梏时，他们掌握了最强大的武器。强大到，一旦失去了婆罗门及他们创造的宗教，人们可能失去信仰，剥离身份，最终陷入动物性的虚无。人，总是需要知道为什么活着的。
婆罗门与刹帝利的充满紧张的合作关系亘古存在。刹帝利最接近成功的挑战是“沙门思潮”，这次他们没有动武。因为暴怒的国王可能胆敢冒着极大的舆论压力去杀死婆罗门，去剥夺祭司的权利和财富，但暴力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婆罗门至上的格局。
“沙门思潮”的出现却击中了婆罗门教的七寸。无论是佛陀还是大雄，诸多精妙哲理奥义都按下不表，唯独“众生平等”足以击溃这个社会。更可贵的是，佛教、耆那教乃至被誉为“具有朴实唯物思想”的顺世论派都提供了一种原有信仰崩塌后逃离虚无主义的途径。
（在单一世界观霸道行世的今天，回想那2000多年前的盛况，更觉得佛陀作为一个哲学家的伟大。宇宙这么浩瀚，我们凭什么以为自己就看透了呢？）
可惜，“沙门思潮”最终未能成功。一方面，思想性局限性明显。毕竟佛、耆的思想仍然脱胎于婆罗门教社会环境中，逃不开千丝万缕的联系，终至湮灭于历史尘埃。
结点是商羯罗的出现，他的印度教改革太成功了。缪勒在写印度教时，认为从单一神、泛神到唯一神的演化是宗教发展的终极形式。精彩之处在于，商羯罗从哲学上把唯一神教演化到了极致，在根本上解决了“沙门思潮”遗留千年的问题。
佛陀、大雄全部变成了印度教的一部分；佛教和耆那教在教义和形式上都被“扭曲”，而哲学逻辑上被婆罗门教统一了。
另一方面，政治上刹帝利成为了婆罗门的盟友。当社会根基被动摇时，“神的代言人”与“平民的保护者”达成了协议，人间的权利与权力被分割了。世俗权力完全交给了刹帝利，而婆罗门以无害的形象出现，如教育帝王（老师）、为他们祈福（祭司）、提供智囊（谋臣）等。他们与刹帝利分享知识，为王权合法性提供道德支持，却用知识进一步巩固社会道德体系；他们用种姓制度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隔绝于统治权之外，接受庇护。
“众生平等”的呐喊依然存在，但刹帝利们不喊了，他们的先圣被婆罗门封了神，他们的子孙被婆罗门封了王，这样挺好。婆罗门似乎不再“至上”，但这套社会体系的运转又通畅了。
3，来自低种姓的挑战
一如上文所述，武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要不那么多农民皇帝最终还是得被农民推翻呢？
在印度史上有过类似的例子，出身贫贱的征服者开国后的第一件事情是请婆罗门来编写家书族谱，把自己变成刹帝利罢了。
德干诸国的情况略有不同，但在前伊斯兰时期，逃不出这套逻辑。卡卡提亚的首陀罗武士集团虽然有趣，却不典型。而南亚伊斯兰化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又太复杂，只选其中一点作为例子。
低种姓带来最大的挑战同样来自文人，在古代印度，这些人是诗人。古典梵语的没落以及波斯文化的影响，与中世纪地方性语言的大规模兴起互为因果。婆罗门阶层控制知识的重要源头是垄断吠陀语言——梵语，通过与俗语等其他阶层语言的隔离而保证经典的神圣性。
各类方言诗歌和宗教文学作品传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非婆罗门，甚至反婆罗门思想。这些出身皮匠、守林人等职业的民间诗人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风潮。虔信运动与之呼应，再一次，古老而永恒的议题被提起：在神面前，众生因对神的爱而平等。
受到挑战的不仅仅是婆罗门对经典的垄断，而是他们作为人与神的联系人的地位。
这一次挑战其实在很大部分上是成功了，以平等思想而迅速崛起的马拉塔帝国便是一次典型。
婆罗门再一次妥协了，他们让渡了自己对知识的垄断权，从而给予了新兴的知识阶层以话语的空间；他们甚至逐渐模糊了种姓的界限，从15世纪前后至今，这套制度发生了极大的松动。梵语死了，祭祀不再万能，但婆罗门创造的神依然统治着人们。
以湿婆之名而战斗的马拉塔人又如何可能推翻他们自己的神呢，更何况，与佛陀不同，他们其实没有创造出新的制度。
种姓制度没有崩塌，因为内部的反抗因素给它带了变革，却没有推倒重建。这一次，部分低种姓的抗争也使他们成为了既得利益者，这就够了。
4，来自“贱民”阶层的挑战
个人观点，种姓制度的多数部分都是合理而且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它不比任何其他社会制度更残忍。但是，“贱民”制度却是反人类、愚蠢而且理应被废除的。
事实上，努力破除“贱民”制度的努力不是没有。甘地爷爷这么做了。他是种姓制度的维护者，为了这个社会道德根基，甚至很大程度上葬送了印巴的命运；但他却没能改变“贱民”的生活状态，一点一滴。他被封神，被印度教徒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