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高种姓，贾特人如今在印度也是蛮尴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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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作者中科大风云学会研究员，南亚观察者毛克疾先生授权转载，转自“观察者网”，未经准许请勿擅自转载。

贾特（Jat）种姓在哈里亚纳邦的抗议活动已经进行了10多天。虽然贾特人经济上较为富裕，政治上影响力强，社会地位也较高，但是为了争取低种姓享有的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工作配额与公立学校入学配额，他们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抗议活动。

截止目前，这场抗议活动已经引发严重骚乱，在哈里亚纳邦和周边的德里等地造成了严重影响，19人丧生，大约200多人不同程度受伤。更严重的是，抗议者还破坏了哈里亚纳邦的一处水渠，导致印度首都新德里出现供水困难，1600万人面临水资源危机难。

被印度国家首都区域（National Capital Region）包围的哈里亚纳邦是印度较为富裕、投资环境较好的地方，其新兴城市古尔冈甚至被认为是印度1991年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缩影，三星、IBM、通用、塔塔等公司都在此建立分支机构。近年来，万达、中兴、华夏幸福基业等中国企业也对哈里亚纳的产业新城、智慧城市兴趣浓厚，已经达成总计高达百亿的谅解备忘录。然而，与欣欣向荣的城市发展、旺盛的外国直接投资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古老的种姓之争再度爆发，为印度期待已久的经济崛起之路蒙上一层阴影。

1979年，人民党（注意不是目前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政府决定建立曼德尔委员会（The Mandal Commission），借助11个社会、经济、教育指标以“甄别在社会和教育领域落后的人群”，并用在公立学校、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为“落后人群”预设配额的方法“矫正”社会阶层扭曲的问题。1980年，曼德尔委员会发布报告，建议将长期奉行的22.5%的“预设配额”上升为49.5%，使得“其他落后阶层（Other Backward Classes，OBC）”能够与“列表种姓（Scheduled Castes，SC）”、“列表部落（Scheduled Tribes，ST）”一道，通过“预设配额”的通道进入政府、国企、学校。

1991年以来，曼德尔报告的建议逐渐在印度各邦得到采纳。然而，在矫正了某些社会阶层扭曲问题的同时，这种强制平权的行动同时也激发出新的矛盾。在印度教种姓体系中，贾特人属性比较模糊，有人认为他们属于武士和官僚的刹帝利种姓，但同时很多人认为他们属于首陀罗，理应是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的仆人。然而，在经济上，很多贾特人通过辛勤劳动和精打细算成为北印灌溉区的成功农民，不仅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还能利用较为先进的种植、养殖技术发家致富。贾特人常常受挫于较低的社会地位，但是其较高的经济地位使得他们很难满足曼德尔委员会的“落后人群”准入条件。因此，贾特人长期被排除在平权配额之外，不能享受优惠。

真正的婆罗门和刹帝利种姓原本就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上处于优势，而“贱民”、部落民等人群又可以通过预设配额获得上升通道，因此贾特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人群就被置于极其尴尬的地位，同时受到两面挤压。全印度贾特人口总数多达8200万，分布在哈里亚纳的贾特人占邦总人口的约三分之一，与此同时贾特人也彼此抱团形成很强的政治影响力。因此，受到经济、社会压力的挤压，但是又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贾特人自此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开始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要求政府将他们纳入“其他落后阶层”以此获得预设配额的特权。

贾特人的活动促成了多笔政治交易——各地政客往往会给出各种承诺以换取贾特人的选票。比如，2004年哈里亚纳邦国大党候选人胡达（Bhupinder Singh Hooda）就发誓将贾特人纳入落后人群列表；到了2014年邦大选之前，胡达果然将贾特人纳入了新设计的“特定落后阶层（Specially Backward Class，SBC）”列表，给予在现有49.5%基础上额外10%的预设配额。然而，胡达的举动在经过印度多级法院的审理之后，最终被联邦最高法院在2015年3月驳回。法院反对的理由很简单，经济富裕、政治活跃的贾特人无权获得特殊照顾。此外，预设配额的比例已经高达49.5%，如果继续奉行额外10%的配额，那么总配额的比例就会高达59.5%，这将进一步挤压其他人群的空间，可能激起更严重的矛盾。眼前这次空前严重的暴力抗议，就是贾特人针对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示威，希望通过群众运动的方法逆转这起已经尘埃落定的判决。

其实贾特人在哈里亚纳的案例并不孤立，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古吉拉特邦、马哈拉斯特拉邦也曾出现帕特尔人（Patel）、古吉尔人(Gujjars)和马拉塔人（Marathas）的抗议活动。和贾特人一样，这些人群同属人口众多，经济地位较高，以农业为主的“主流种姓”。

虽然这些地方经济增长的数据耀眼，但滞后的制造业发展导致就业岗位数难以随着经济增长而相应提高，外地流入的人口又对本地人施加了巨大的就业竞争压力。印度政府、国企和公立教育机构提供的岗位成了仅有的就业机会，成为人人争夺的对象。对于这种激烈的竞争，“落后人群”通过预设配额的特权，获得了大量就业机会，但是人数众多的主流种姓却反而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因此这些主流种姓对于现行平权配额制度就格外反感，导致社会矛盾不断积累。

主流种姓往往通过政治影响力来改变预设配额政策，但是不管他们是否被纳入预设配额体系，都会对印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产生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一方面，如果主流种姓被纳入配额优惠，那么剩下的种姓将被彻底的边缘化，针对这种可能性，连处于种姓顶峰的婆罗门也蠢蠢欲动，也希望被加入优惠列表。在这种特权普遍化的情况下，用预设配额来纠正种姓歧视的初衷就难以达成。另一方面，如果拒绝主流种姓进入配额优惠，大量主流种姓内的贫民就会面临更加绝望和无奈的生存危机，极有可能沦为新的弱势底层人群，造成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

平权配额制度出于好意，但是它难以缓解根深蒂固的种姓问题，反而制造出新的分裂和矛盾。这说明，在印度现有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仅从制度入手解决种姓问题是死胡同。比从表面上改造这种现象更重要的是从根源上清除滋生这种现象的土壤：发展印度落后的生产力，夯实印度的经济基础。显而易见，现代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地区，种姓的对于人们的意义远不如传统经济占主导的农村地区显著:在工业化的生产单位中，种姓逐渐成为了无关痛痒的身份，极易被更为显著的阶级属性代替。从这个角度上说，只要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不断推进，种姓作为“封建残余”也会失去渐渐滋生的土壤。

然而，印度的悖论在于，目前各个族群围绕平权配额的缠斗带来了频发的社会动乱，这对产业发展极为不利，客观上延迟了种姓制度的消亡。这次贾特人在哈里亚纳的骚乱，加上前几年帕特尔人、马拉塔人在古吉拉特、马哈拉斯特拉的示威都为这些原本营商环境较好的地方蒙上了政治风险的阴影，严重影响经济信心，甚至吓跑潜在投资者。

原本最有希望率先通过产业发展解决种姓问题的地方，却因为配额之争陷入混乱，耽误了种姓问题本身的解决。更可怕的是，目前这种围绕种姓预算配额的斗争，不仅难以磨平歧视的顽疾，还会时时刻刻提醒人们“种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影响你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