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胜人生浮沉录（下）

审查两位老帅的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主任

从此以后，黄永胜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处紧跟林彪，唯林彪之命是从。林彪让他干什么，他都无条件地去执行，并且完全按林彪的意思去办。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林彪要陷害贺龙。叶群指使人写诬告贺龙的信。康生也指使手下的人捏造贺龙搞二月兵变的材料。经过他们连续捏造并向毛泽东转送诬陷贺龙的几个材料，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在一时搞不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毛泽东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对贺龙的信任发生了动摇。他于9月13日圈阅同意调查贺龙的问题。

◆林彪与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

根据林彪的提名，中央文革让黄永胜担任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主任。贺龙专案组就归第二办公室领导，因此，黄永胜实际上是审查贺龙专案的负责人。黄永胜负责审查贺龙专案之后，按林彪的意见，不遗余力地要陷害贺龙。他觉得，自己在党的历史方面知识不够，政治手法也不如康生、江青，便把康生、江青拉来，当审查贺龙“问题”的顾问，黄永胜本人则经常与康生、江青共同商议如何给贺龙“定罪”的问题。在商议时，黄永胜不但完全按康生、江青的意见办，而且提出许多新的“定罪”方案。1967年10月，康生、江青提出，对贺龙的审查，要搞一个设想，有计划有步骤地搞。黄永胜完全同意这个意见。11月1日，贺龙专案组制定了一个《关于贺龙专案工作的设想》，强调要把所谓贺龙“投敌叛变”问题作为全案的“突破口”。接着，他们就开始了对贺龙的构陷进程。他们到处搞假证明假材料，非要给贺龙定上“投敌叛变”的罪名不可。搞了一段时间，黄永胜觉得材料差不多了，便在1968年多次研究陷害贺龙的问题。

黄永胜指派贺龙专案组工作人员在全国各地的军队干部中，将贺龙“关系密切”的老部下和与贺龙有历史上工作关系的人，分别立案审查，把这些人定为“贺龙的人”，作为“贺龙专案分案人员”加以隔离审查。在黄永胜的指使下，贺龙专案组人员对这些“分案人员”进行逼供、套供，还动用刑具，对这些人进行残酷的折磨。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被作为“贺龙专案分案人员”，受到416次审讯，他身患重病，还被拖下病床“请罪”，于1969年6月6日被折磨致死。

在黄永胜的指挥下，贺龙专案组经过一段时间的构陷，于1968年5月底，搞出了一个《贺龙专案案情综合报告》。这个报告经黄永胜批准后上报。报告中写道：“贺龙专案组去年9月13日建立，现有办案人员24名，负责审查的案犯有18名，有关案犯5名，共23名，其中省、军以上的19名（内有政治局委员2名，中央委员1 名，候补中央委员1名）。”从黄永胜批准上报的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在黄永胜的指挥下，他们陷害贺龙真是挖空心思。

1968年8月，黄永胜再次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给贺龙定罪的会。他还是请来了上次那些人。会议开始时，黄永胜就让迫害狂康生发言。会前，他们先是分头看了中央文革“一办”、“二办”专案审查小组（即主要搞贺龙专案的审查小组——笔者注）送来的关于为贺龙“定案”问题的材料。会上，他们又让专案小组的负责人就这些材料重点做了说明，然后开始讨论。由于这些材料除了捏造的，就是主观推断的，根本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因此，他们这些一心一意要害死贺龙的人自己也心虚。会上，他们为了弥补漏洞，自己内部也争论不休。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已经很疲劳的康生，挺了挺腰，用沙哑的声音说道：“贺龙的问题很多，材料很多，要把主要的问题，能定下来的都定下来。就现在的材料，起码能证明他不能当共产党员了，中央委员也不能当了，天安门他也不能上了。”江青紧接着康生的话说：“专案组的工作有成绩，就凭现在发现的材料，贺龙就是有‘二变’（这是江青发明的词汇，意思是说贺龙历史上叛变，现在又搞兵变——笔者注）”。

贺龙的冤案，就这样被黄永胜主持的专案组定了下来。接着，按黄永胜的意见，专案小组又介绍了审讯许光达、薛明的材料。刚一汇报完，江青就高声叫道：“统统列入反革命，关起来！”对这两个人的案子，仅仅凭江青的这一句话，就定了下来。黄永胜最后下定论说：按康老和江青同志的意见办。

1968年冬，黄永胜把贺龙专案组负责人叫去，当面指示：你要亲自写一份报告，提出收缴贺龙的自备药品，要求选派一名“政治上可靠”的医生去为贺龙“治疗”。这位贺龙专案组负责人很快就按黄永胜的授意，写出了一份报告，黄永胜全部圈阅同意，然后转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圈阅，报康生批准。这个报告立即得到执行，贺龙治疗糖尿病、心脏病、神经衰弱的37 种3000 多片药被全部收走。其后，在治疗中，又经常对贺龙中断或者减少必需的药物，使身患重病的贺龙失去了基本的药物保证。

1969年6月8日晨，贺龙病情进一步加重。情况报告给黄永胜后，黄永胜于6月9日上午8时，同意将贺龙送入301医院14病室“抢救”。贺龙在被送到301医院前，黄永胜指示有关人员，搞了一个背对背的会诊，规定：病人到医院后，有几个医生抢救治疗就行了，不要从各部找那么多人去。结果，病情危急的贺龙，得不到必要的抢救和治疗，于1969年6月9日下午含冤去世。

1966年12月，在江青的指使下，戚本禹叫去四川串连的红卫兵把彭德怀押回北京“监护”。1967年夏天，彭德怀被批斗，并遭到残酷的殴打。此后，中央文革小组把所谓“彭德怀案”交给了黄永胜领导的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在黄永胜的布置下，成立了“彭德怀专案组”。受黄永胜直接指挥的这个专案组，对彭德怀搞了大量诬陷材料，给彭德怀定下了“反党分子”、“里通外国”的罪名。1970年9月，黄永胜指使彭德怀专案组写了一份《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黄永胜具体指导了这个报告的写作，许多要害之处，都是按黄永胜的意见写的。这份报告的结论和处理意见部分写道：“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报告送到黄永胜处，黄永胜看后很满意，批示道：结案材料整理好后，可上报。专案组又把整理好并打印清楚的结案材料送到黄永胜处，这个材料开头处写道：“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理好呈上。请审示。”黄永胜在征求了林彪、康生等人意见后，于当年11 月3 日在报告上批示：“同意。”

有了这个材料和黄永胜的批示，造反派们对彭德怀的迫害加剧了。彭德怀的身心倍受摧残。1973年，彭德怀大量便血，最后诊断为直肠癌。1974年11月，彭德怀含冤去世。

炮制“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

黄永胜紧跟林彪，林彪也不断提拔黄永胜。1968 年底至1969 年初，中央筹备召开九大时，林彪就极力推荐黄永胜进中央政治局。黄永胜是井冈山时期的老人，毛泽东对黄永胜的历史很清楚，就现实表现来说，黄永胜也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因此，毛泽东也同意黄永胜进政治局。黄永胜顺风顺水，在1969 年4 月召开的党的九大上，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按照中央的分工，在中央政治局里，黄永胜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又兼任军委委员、军委办事组组长，不久又担任了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自然是抓军事工作的。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两国间的军事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也忙于抓战备。

黄永胜抓战备，有一条宗旨：不管国家经济力量如何，必须全面为军事服务，军事第一，一切为军事工作让路。在中央有关部门领导 40 32377 40 13047 0 0 4251 0 0:00:07 0:00:03 0:00:04 4252一起研究战备工作时，黄永胜就说过这样的话：什么计划不计划、平衡不平衡，一切为了打仗，打仗第一，打仗就不管平衡。

黄永胜抓军事工作的一个特点，是一切听林彪的，他的说法是：军队要服从林彪指挥。因此，他做任何重要决定，都直接请示林彪，有的决定，甚至毛泽东都不知道。1969 年10 月17 日，林彪在苏州做出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黄永胜接到林彪这个指示后，于10 月18日搞出了一个“ 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没有通过毛泽东就直接向全国下达了这个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一下达，全军立即行动。但全军最高统帅毛泽东却不知道这件事。全军按这个紧急指示布置完毕后，林彪才以电话记录的形式报告给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听他的秘书汇报之后，只说了两个字：“烧掉！”这件事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林彪和黄永胜联手，已经做到可以不经过毛泽东就调动全军了；二是毛泽东已经察觉到了这一问题，对林彪、黄永胜表示了不满。

庐山会议之后抵触做检讨和反省

在1970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林彪鼓吹天才论，主张设国家主席，目的是谋取更大的权力。黄永胜作为林彪手下的第一员“大将”，紧跟林彪，自然也竭力鼓吹天才论，主张设国家主席。开庐山会议时，黄永胜在北京，没有参加，但他听到庐山会议情况之后，立即让他的秘书代他起草了一个书面发言，表示支持林彪的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主张。黄永胜本以为，只要紧跟林彪，就没错，自己也会飞黄腾达。他没想到，自己这一次失算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发现了林彪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反击。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陈伯达，也批了天才论。会后，毛泽东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实际上也是在批林彪。毛泽东还要求林彪手下包括黄永胜在内的“大将”们写检查。

◆黄永胜1980.11.20接受特别法庭开庭起诉，左起：黄永胜、陈伯达、王洪文、李作鹏、张春桥在被告席上。

林彪及其手下的人慌了。吴法宪、叶群不得不于1970年10月写出检查交给毛泽东。但黄永胜却硬撑着，迟迟不写检查。直到1971年3月，才与邱会作、李作鹏分别写了一个检查。毛泽东看了黄永胜等的检查书后，于3月24日批示：“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我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可见，毛泽东还是采取争取、团结黄永胜等人的态度的。黄永胜在1971年4月又写了一个自我批评材料，与此同时，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写了自我批评材料，交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971 年4月11日写下批语：

恩来同志：

吴法宪、叶群二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毛泽东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一日

从毛泽东这个批示的口气来看，他是想把黄永胜等人的事情交给政治局处理，了结此事。但黄永胜明里向毛泽东检讨，暗中却抵制毛泽东的批评。1971年1月，在黄永胜操纵下的军委座谈会根本不批陈伯达，不批林彪的天才论，黄永胜本人也根本不检查。毛泽东发现了这一问题，于1971 年2 月19 日在一个材料上写道：“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的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黄永胜见毛泽东发现并指出了他的阴谋，便赶紧弥补，他后来组织军委办事组搞了一些活动，假装批陈。随后，在黄永胜的主持下，军委办事组于1971 年2 月28 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汇报了2 月22 日晚军委办事组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委直属院校和北京卫戍区主要负责人开会传达、讨论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的指示情况。报告说：从1月9日开始的军委座谈会，由于我们没有抓住批陈这个重点，结果会议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这是一个严重政治错误，对全军的政治思想建设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教训是非常沉痛的。我们军委办事组有几个同志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本应在军委座谈会上联系自己的错误，通过批陈进行自我教育，清理思想，但没有这样做，结果造成被动，一错再错。这几个同志在这次传达会上，对自己过去对反党分子陈伯达有迷信，上了他的当，受了骗，引用了他搞的语录等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在批陈整风运动中认真检查自己。

毛泽东于3月1日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已阅，很好。有了主动，力求贯彻。”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

但是，黄永胜明里说已经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了，实际上一直在搞封锁。他们认为，毛泽东抓一抓，也就放下了。他们不知道，毛泽东始终注意这个问题，而林彪本人一句检讨的话也不讲，中央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林彪表示不讲话，也不参加，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注意。不久，毛泽东得知黄永胜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以后两个月里一直要总参谋部封锁庐山会议真相，扣压不下发他们几个人的检讨，以致连总参二级部的领导干部都不知道黄永胜等的问题。毛泽东认定：“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毛泽东决定南下了解林彪一伙的动向。1971 年8 月中旬至9 月中旬，毛泽东巡视南方，先后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上海等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谈话，讲庐山会议问题。毛泽东在谈话中，多次提到黄永胜。一次在同刘兴元、丁盛等谈话时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那怎么得了呀？针对有人担心黄永胜兵权太重，会指挥解放军造反的担心，毛泽东说：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军下边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调不动军队干坏事。

毛泽东的谈话，一方面是对林彪的揭露，另一方面也是对黄永胜敲了警钟。但是，黄永胜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

1971年9月8日，林彪向林立果、周宇驰下达密谋杀害毛泽东的指令，但由于毛泽东的警觉，林立果的暗杀计划破产，毛泽东于9 月12日安全抵达北京丰台。林彪得知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情况后，又密谋南下广州，另立中央。南方是黄永胜长期工作的地方，特别是林彪回北京养病之后，南方的军队基本上交给了黄永胜，南方数省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中，黄永胜的老部下相当多。林彪正是出于对黄永胜的信任，他要南下广州，另立中央，就首先想到的是依靠黄永胜。对此，黄永胜是积极配合的。9 月12日，在北戴河的林彪（经叶群、林立果）与在北京的黄永胜通话几十次，密谋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的问题，按林立果的想法，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拟定的南逃名单中，黄永胜是第一名，接下来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还安排好了接黄永胜等人南下的飞机。后来，由于周恩来追查林彪调到山海关的“三叉戟”飞机的情况，林彪等自觉南下广州计划难以实现，便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

◆黄永胜1980年受审照。

就在林彪出逃的当晚，中央即对黄永胜等人进行了监视。不久，林彪死党于新野等乘直升飞机外逃被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了林彪手令、林彪给黄永胜的信。中央把这些罪证给黄永胜看时，他惊呆了。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了如何处理与林彪关系密切的黄永胜等人的问题。毛泽东表示：“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待好了就行。” 1971年9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央按毛泽东的这个意见，看黄永胜等人十天，并未处理黄永胜等人。但是，黄永胜等人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待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毛泽东等到十天后，把汪东兴叫去问：黄永胜他们怎么样了，你去问一问总理。汪东兴问周恩来时，周恩来没有回答，而是与汪东兴一起去毛泽东处汇报，告诉毛泽东：黄永胜他们现在拼命烧材料。毛泽东说：“是啊，那是在毁证据嘛。这些人在活动，这些家伙是要顽抗到底了。”周恩来表示，由他处理此事。1971年9 月24日，中央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待。经毛泽东同意，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此时，黄永胜实际上已经被隔离审查，关了起来。

1973年8月，中央决定，开除黄永胜的党籍，撤销其党内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黄永胜为林彪集团的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黄永胜被判刑后，中央有一个精神，对黄永胜这样历史上有战功的人，在生活待遇上是从优的，因此，黄永胜在狱中的待遇是很好的。但是，黄永胜心中一直不服气，有抵触情绪。由于心中苦闷，他的身体状况也一天不如一天，不久就重病缠身。到1983 年，他病得已经相当重了。中央对黄永胜的病情十分重视，派了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给他用最好的药物。无奈，黄永胜病得太重了，高明的医生和上好的药物，也挽救不了他了。1983年4月26日，黄永胜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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