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探寻社区公益（上篇）

出差或旅行到一个地方，我会抽空，在早上或晚上，围着住处走走，漫无目的，在方圆大概4公里的范围走。

去偶遇布满老房子的街道，去品尝藏匿在小巷里的小吃店、路边摊，或走进拥挤嘈杂的农贸市场，听人们用当地话讨价还价，以及在市场里熟人相见时的闲聊八卦，再顺便看一看有哪些当地特产蔬果可以带回家。

好像多少感受过当地一些风土人情之后，才会有融入感、代入感。这是我与所到之处建立情感连接的一种仪式。

图：在广州偶遇的小巷

而这样走，于我，还有一个功效，就是给身体和大脑补血。在漫步中，身体得到放松和舒展，脑袋里那些散落的思考、深刻的经历，一点点呈现、串联起来，以支撑这篇文章的成稿。

这是我今年第二次来广州，之前也来过几次，感觉每次若能在办事之余，到酒楼喝个茶，吃到小店的肠粉、牛杂、甜品，沿着街边走走，再远眺一眼“小蛮腰”，就完满了。而这一次，却是为了寻访广州公益经验而来，是以学习者、探秘者的角色进入，而不只是为了完成某项任务。如此，便打开了一扇新视窗，与这里的人和事儿产生了更多连接。

本文记录了这一周，在与当地的前辈交流和实地参访4家在地机构后，我对广州公益慈善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分成上、下两篇。上篇，介绍广州公益慈善的概况，以及我为什么想了解广州的社区公益。下篇，介绍参访的四家机构，以及我对广州社区公益的感受和思考。

图：来自微信公众号“爱走路的人”

1. 广州的公益慈善概况

通过前期资料查阅及与在地前辈交流，我们了解到广州的公益慈善底蕴其实是非常丰富多元的，从类型上可分为四类，地方传统公益／慈善，官办公益／慈善，海外公益／慈善和公民公益／慈善。

• 地方传统慈善，历史比较悠久，延续过去富商回报自己的家乡或社会的传统，比如开办学校、修建宗祠、扶贫济困等。

• 官办公益慈善，包括政府或官办民间机构、基金会实施的活动，比如民政部门从过往给居民提供直接服务，转为购买社工组织服务来回应社区需求的模式，据说，从2010年开始，在广州的每个社区都会配备一个社工提供家综服务，每年给一个社区社工组织200万经费支持。

• 境外公益慈善，包括一些行业协会如国际狮子会，和境外NGO如乐施会、社区伙伴、宣明会提供资金和技术开展的一些公益活动。

• 公民公益／慈善，则更接近现代公益慈善的理念，是广州公益慈善事业改革的方向。它强调普通的公民通过志愿行动来实现公共利益或者公共价值，通过社区参与、社会组织、改善治理和培育公民四种途径来推动社会发展。

在2017年3月，《慈善法》颁布一周年之际，广州市正式启动了“慈善之城”的创建。无论是在官方报道还是民间流传中，广州慈善之城的高调建设，毫无疑问，与其深厚的慈善传统和公益实践息息相关政府、基金会、公众、媒体和民间组织都将在广州慈善之城创建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体现以下几方面：

其一：政府重视。2016年底，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第四届“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中，广州位列第四，比上一届排名第六上升了两位，在全省排名升至第一。

• 近年来，先后颁布实施《广州市募捐条例》《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办法》《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法规政策及配套制度，法治慈善制度体系基本健全。

• “政府搭台、慈善组织运作、社会参与、人人共享”的慈善事业发展机制基本健全。具体体现为，慈善项目推介和“羊城慈善为民”慈善活动平台的打造，逐年加大的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社会组织公益创投的创新等。

• 广州市慈善会慈善信息平台入选民政部首批13家全国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之一，广州透明慈善、公开慈善的氛围基本形成，在全国影响力日益加大。

其二：基金会数量排名全国第一，地方基金会发展尽头猛。截止2018年1月10日，广东省基金会数量达到962家，占全国基金会总数的15.07%，全国总计6382家。

• 资助型基金会数量增多，地方慈善基金会发展势如破竹。如广东省与人公益基金会、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在青年公益组织以及农村社区妇女服务组织的培育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以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会60亿慈善捐赠计划为代表，广东省基金会在新型捐赠模式和战略慈善探索和实践中具有很强的引领性，也对国内慈善生态带来深刻影响。

• 社区基金会的成长加快。以深圳市的最先探索为标志，社区基金会的理念和模式正在得到广东各地政府和民间的认同。如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深圳市南山区蛇口社区基金会等本土社区基金会的实践有力推动着社区慈善的创新发展。

其三：公众参与度高，媒体活跃，以中山大学为基地，培育了一批秉持公民慈善理念的引领者和民间NGO组织。

• 广州群众有济世为怀、积德行善的优良传统，而且行动迅速，经常全城动员救助弱苦。如2008年初的冰灾，广州几乎全城发动，人们自觉自愿成群结队肩背手扛各尽其力奔赴广州火车站去救助困在那里的人们。

  据《广州市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报告（2017）》发布的数据，2016年，广州志愿者人数达134万人，占常住人口数量的9.92%，有近1000万人次参与各类慈善活动，仅广州市慈善会接收捐赠款物超过3.1亿元，增幅30%。

• 主流媒体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民间媒体如NGOCN等，作为发声角色，在推动广州公众参与公益行动和推动政府治理上起到了很好的引导。国内外媒体对广州慈善事业发展也是关注度空前。慈善事业已成为广州的一种风气、态度，公众也期盼更广泛、更多元、更直接、更有效的慈善活动。

• 民间NGO在推动公民参与公益慈善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而这些组织和人才的培育发展，与广州高校学者的支持密不可分。例如，中大朱健刚老师开设的公民、社会与发展课，可算是很多行动者进入公益领域的契机。

  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后脱离中山大学，更名为广州恭明社会组织支持中心），通过人力、资金和能力建设对草根组织领导力的培养，如支持NGO人员工作经费的千里马基金，支持机构发展的过桥基金，2009年启动的黄埔草根组织领导力协力营等等，培养了一批传承广州NGO精神的领袖，他们在积极推动广州的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总的来说，广州公益慈善文化底蕴深厚，居民参与公益相较全国而言，更积极。我想肯定有它“离香港近、离北京远”，更丰富的原因。但此行我更想了解的，是广州的公益慈善，尤其是公民公益／慈善的实践经验。

因为它更强调普通的公民通过志愿行动来实现公共利益或者公共价值，通过社区参与、社会组织、改善治理和培育公民四种途径来推动社会发展。

这是我内心认同的现代公益慈善，或我所从事的发展工作所推动的事，所包含的理念。

那么，要了解广州公民慈善／公益的内涵和实践，从哪里开始？

图：来自微信公众号“爱走路的人”

2. 在广州的社区公益中探寻

在朱健刚老师的《社区公益：社区自组织化的有效推动器》一文中，提到了社区公益，说它的实质是公民慈善／公益。

他说，通过长期的公益活动培育出社区中的积极公民，以及由这些社区骨干所传承下来的社区自身的文化传统。这种积极参与形成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使不同的人所在的社区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风貌。是广州区别于北京的关键所在。社区公益，是应对当下公益市场化侵略、也是对慈善事业伦理价值的坚守。

并提醒我们要保持对公益市场化的警觉——公益市场化虽然推动了各类慈善创新或创投项目，让慈善的面目变得炫酷醒目，却可能使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群远离公众的视线，甚至成为公益人或者公益组织实现自身市场目的的工具。如果不加节制，人们很容易在众声喧嚣的所谓慈善创新的世界中忘记慈善本来的含义：出于内心的关爱，对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们给予救济和帮助。

他说社区公益，是对过分市场化的平衡，不排斥政府的介入，也不反对商业模式，它与官办慈善和公益市场化的重要的区别在于——

• 基于日常生活，强调由社区居民本身的志愿参与来实现。

• 是普通人根据社区自身的多样化需求，以小型而多样化的公益方式来回应和解决社区问题，实现社区本身的社会福祉。

• 体现公民的社区参与，强调公民权利和责任，让人们的价值观念在社区中有组织地表达出来，并反过来重塑自我价值观，进而将人们的互惠行为转换成社区的社会资本。

而广州的社区公益，也有其天然土壤。

• 一方面，人们在社区中或者由于共同利益，或者由于情感纽带，或者因为童年记忆，又或者因为共同的移民经历，已经形成了比较强的社区生活感，无论是在老城区，还是城郊外来人口聚居地，都容易形成志愿参与的气氛和传统。

• 另一方面，广州的社区立足草根，远离政治权力角逐的核心，地方政府乐见社会各方力量的介入助力社区的有效治理。

• 第三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各种问题和矛盾通过漏斗效应，逐渐渗透和转移到基层社区，这些问题政府和市场往往很难包揽解决，社区对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参与也很欢迎。

由此，我便把了解公民公益的焦点聚焦到了广州的社区公益，希望文稿的下篇，在对4家机构的实地参访记录中，发现一些共性和特色。此行，感谢青年公益行动者研习营项目的支持，感谢4家机构（广东省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广东木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广东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拜客广州）的热情接待，感谢各位老师的坦诚分享及同行伙伴的陪伴参与。预知更多，欢迎移步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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