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研究文章推介之十：一个案例
公益项目的成功经验我们听得多了，但“失败”故事我们听过几个？本篇是一位曾经的社区发展工作者对过往公益经历和项目实践的反观和重新看见，是她的行动经验的呈现和在行动研究方面的尝试。作者张婷婷，发展共学发起人，曾在国际发展机构工作多年。本文写于2016年，原标题为《当NGO承认错误时会发生什么？——透过文化视角反思G村发展项目》
作者说：面对错误是为了放下包袱更好向前。承认失败，可能会窘迫、会被人指责，但更有可能，令NGO和服务对象都变得更好！说出这段经历，我有些纠结。我带着对社区的想象进入公益，推进项目，项目做好了社区矛盾却加剧了；即便接受过系统的参与式理念、方法和项目操作的训练，但这些在当时却不能足够指导我去应对那些情境。
带上你的好奇，看看这是个怎样的故事。
2006年毕业时，带着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和“不了解农村社会就不了解中国，想要更真实地认识我们所处环境”的期待，我加入了某国际发展机构的青年发展项目，从事NGO至今。第一年，在贵州的县项目办公室做志愿者，那时经常往村里跑，3个人负责20个项目村，每月经常是半个月以上都在不同村里，经常加班，却很快乐、很有干劲。一年志愿服务结束后，我加入机构成为项目办官员，很受赏识，参加了很多学习培训。在社区实践，推动集体议事和练习参与式社区规划的过程中，跟着学、自己做，学到很多有关项目周期管理、项目运作的经验。刚工作那几年是让人怀念的——纯粹！看到我们工作给社区带去的改善，和村民的关系感情也在一点点增加，没有筹款的压力，没有现在行业内这么多的声音搅动人心，可以比较专注地做事。但，是否有了这些理念和操作框架，也经历过专业训练，就可以高枕无忧、照搬复制，做好社区工作了？要讲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从上图我们看到了什么？大家积极参与、投工投劳，分工协作很团结，是吧？一个快要建好的活动室，可是建完后呢？这是2008年发生的事，我在这已工作两年，负责新启动的妇女发展项目。这个项目面向我们服务的所有项目村，我们到各村做项目宣讲，征得村子同意后，选举妇女带头人／项目联络员，通过培训提升她们的能力，推进各村妇女小组建设，并依托小组开展妇女健康、农技学习活动、妇女主导的村级项目实施等等。大部分村子都响应积极，G村就是其中之一。G村坐落在贵州山区，全村92户437人，都是苗族，唐姓，年人均纯收入不足1000元，节日多，有浓厚的少数民族风情，分大寨和新寨两个自然村。（2004年机构进入村里时的统计数据）
上图是G村，右侧小砖房是大寨的碾米房，也是机构进入后支持的第一个社区项目。妇女项目实施后，新寨妇女被选为G村的妇女带头人，两个寨子成立了各自的妇女小组，组建和活动推进都很顺利。全村妇女还一起集资搞三八妇女节活动、成立刺绣小组，关系很融洽。然而，因修建村妇女活动中心的事，妇女们的关系一朝回到解放前。为什么建活动中心？因为妇女小组活动没有场地，都是在各家轮流开会活动，村委会也不能随时使用。当时只有新寨能协调出空地，况且村委会离大寨近，更便利大寨妇女的使用，于是妇女带头人跟妇女们商量后，向我们提交了在新寨修建场地的申请，机构支持了1万多，妇女集资了1万多，投工投劳建好。
建成后，大寨的妇女们却很有意见，说为什么要支持在新寨修建，自己的寨子却没有。尽管大家知道活动室是以村名义申请的，全村妇女共用，但实际上大寨的人都不去，还是新寨在管理和使用新活动室，因此两个寨子就这样渐渐疏离，妇女间集体活动和往来也少了。期间还发生一个事，项目活动之一的妇女健康学习时被叫停。后来了解到，是村委跟乡里反应我们活动不合适做，以致学习活动只能终止。我很懊恼，对于活动室，尽管做了协调，说明是集体共用的，但结果还是一样。我还曾在内心责怪妇女带头人，是不是偏心自己寨子，组织村民讨论时没做到位。但其实是我的问题，为了赶在年底完成项目进度，过程中也没适当介入和去了解讨论情况，就批准了。对于村委的反应，包括不能随意使用村委场地，我和同事们也没有积极应对，采取了回避、放之不管的态度，交给妇女们自己去处理。 这些事像当头一棒，一个村尚且如此，我们还同时做十几个、二十个村，在项目活动做成的背后，还有多少细枝末节和可能的冲突不被我们知道或被忽视？直到我离开这个地方，也一直在思考，为何没有做好？ 缺乏整全的、历史的视角去看待和理解村庄的复杂关系。社区的矛盾，原来就有。2004年机构支持村里的第一个项目修建大寨碾米房时，就留有遗憾。当时在大寨建成后，新寨也建了碾米房，但新寨建成后却因为选址不当和管理不善，废弃在那，只是为了攀比并非真实需求。在后来机构推动村里集体做苗年节活动时，也因两个寨老早前的冲突和奖品分配问题不欢而散。尽管我没有亲历这两个事，但刚到这边时，同事有跟我说过，只是那时把社区关系想得太简单，没有仔细琢磨和深究的意识。以至于妇女项目启动，我还简单地认为这是聚焦妇女的项目，跟过往历史和其他群体不会有过多关联，可以是新的开始。但实际上，村里的任何人和事哪能这么割裂来看？费孝通先生早在《乡土中国》就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每个人都是一个中心，因为所处关系与不同的人连接，像水波纹一样延展，人与人有着千丝万缕的链接。项目中的妇女，处在家庭、社区、亲戚、朋友圈子里，又如何避免？寨子间的矛盾必然会影响到家庭、影响到家里的每个人。而建碾米房，这样的攀比心理也反映到活动室修建，要么都有，要么都不建。这种心理跟是哪个群体无关，也有其文化属性。生硬操作项目运作机制和参与式，忽视对社区权力结构的了解分析。村委为什么给项目活动制造障碍，不给使用村委会？也是后来我们才了解到，一则，机构早前选择村里社区协调员时严格遵守“协调员避免村委担任”这条原则，且在没有充分与村委沟通交流，未获得村委支持理解的情况下，硬选协调员，加剧了协调员在开展社区工作时的难度。二则，妇女项目实施后，随着妇女更自主和活跃地介入村庄公共事务，村委感受被架空的危机感更加剧烈，自然会对项目、对机构产生警惕和制造阻碍。我们当时涉世未深，又过于关注项目本身，并没有意识和主动意愿去化解之前的矛盾，也不擅于与不同利益相关方打好交道，在应对矛盾中没能让寨老、老师等社区关键人物积极发挥作用，减缓冲突发生。在社区参与时我们对议事过程的很多细节和参与质量也有所忽视。虽然妇女活动室的修建是妇女带头人和妇女们讨论后提交的结果，但：
过程中的讨论质量如何？
- 参加讨论的妇女都有谁，能否代表所有妇女，让所有妇女都知道决策这事本身？
- 参与的过程是如何决策，是不是所有在场的人都表达了意见，是不是达成了真正的共识？
- 如果有人有不同意见如何被鼓励表达出来，又如何处置回应？
如果当时我有介入更多或能够推动议事过程更深，建设活动室前听到更多妇女们的意见表达，应会有更好的结果。现在回看那个过程，其实是我们太过于追求所谓的项目结果而忽略了人，忽略了人和社区组织的发展才是衡量社区成效的关键。尽管关注人，是机构一直以来所倡导的，但在需要服务这么多村子，有这么多项目的情况下，我们其实是很容易陷入繁琐的项目管理里面，为了赶进度而忽略了关系，只看项目结果有多漂亮，而没有时间也没有恰当的方法去反思自身，便不知不觉走偏，远离进入社区的初心，忽视了人的发展。我也一直在寻求解释，为什么当时我们那些成熟的工作理念方法不能帮助我去应对和规避产生的那些矛盾？也觉得很遗憾，这个项目曾经促进了社区关系的融洽，却因为我们的经验不足、处置不当和“忙”，反而加剧了矛盾，让社区的融洽变成昙花一现。直到慢慢接触到人类学，看了一些关于反思西方发展援助项目、反思参与式的书，并结合自己的实践再进行反思以后，我开始理解——深入理解社区，社区中的人、关系对于做好社区工作的重要性。这是文化视角的养成，与机构所说的以人为本、参与式赋能的理念其实一致。整全的、历史的，关注社区关系和权力结构的视角、以人为中心的，帮助更好地理解社区和人的视角，是我理解的文化视角。也是社区工作专业性的体现，对社区的人和关系的了解程度，是我们能否做好社区工作的关键和前提。社区中的人和关系，就嵌套在其所处的文化之中，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它凡人类因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及习惯。（泰勒，文化人类学）这不只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才有，任何社区都有，是在人所处的地域和生活中不断积累的。（威斯勒，文化人类学）那么，如何提升对社区文化的认知？推荐下图的框架——理解社区文化的三个核心两种表现。中间的三个部分是：伦理秩序、信仰崇拜、审美艺术，是社区文化的三个核心，具体来说：伦理秩序：如社区男尊女卑的传统、寨老、有宗族等，会帮助我们看清社区权力关系，知道谁说的算，在做项目中可以知道如何利用关键人物，规避不必要的冲突；
信仰崇拜：如了解村民为什么迷信巫术，生病要驱鬼，在推动健康观念、教育项目或许会少一点碰壁；
审美艺术：如苗族刺绣会更多选择其生活劳动场景、花草动物等，那么在做推向市场的刺绣产品时，可能要更多考虑如何在乡村审美与市场需求中找到平衡。
要理解这三个内容，往往不仅是靠快速调研和参与式需求评估所能获得的，需要我们深入观察，观察当地的节日习俗，和人生重要的成长阶段比如出生、成年、死亡等，这是乡村文化的两种最佳表现形式。比如你仔细琢磨村里的婚礼，会看到村民们自己如何分工、谁在主事、有什么管理秩序、当地的习俗和人们喜好等等，然后可能在工作中会进一步琢磨，怎么会有这些制度，为什么要听谁谁谁的，这些跟项目推进有什么关联，怎么结合起来。
五、如果再来一次，我会：
更多用访谈而非一定要参与式讨论画个什么图。进入某个人家，我会多一些唠嗑，从了解家里的亲属关系开始，知道他二大爷的某某某比干巴巴地问收入支出要有趣，信息也会更有价值，帮助我们与人更快建立联结。
多做笔记、多琢磨，看看人们说话行动的背后的文化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说，这么做？做参与式的话，也不会着急于讨论个结果，而是着重在如何调动每个人的参与，意见得到表达。比如妇女不参加不说话的原因，可能是时间不合适，有家务，家人不支持，不自信等等，那就需要有不同的应对策略而不是标准化流程。
稳扎稳打做好几个点，埋头行动之时也要多看写书，与外界多交流，避免沉浸项目本身。在行动中研究，在研究中行动。主动走进多元主体，比如政府、企业等，了解别人的诉求找到共同点，知己知彼，真正发挥NGO的协调协助作用。
总体而言，做好社区工作，当下的挑战或许更大。一方面，现在能够支持和包容员工在行动中试错，可以提供一年时间做社区调查的机构不多了，只是可惜那时候的我没有很好理解最初这一年的用意。另一方面，主流话语充斥着的要求规模化、标准化、短期成效的倾向，以及筹资困境，也容易让人聒噪，陷入一味回应资源需求的怪状。社区发展，是做人的工作，真的可以规模化，可以复制吗？我的答案是，不可以。我的经历告诉我，项目模式（涉及所需的人、财、物和技术等）不可以复制，但经验可以学习。回到错误和失败本身，我们能说社区发展，做人的工作，有绝对的失败或者成功吗？村里的活动室有人在维护和持续使用，虽然寨子间的、社区与村委的矛盾加剧了，但这也可能是村民问责、权利意识提升的表现。因此，我们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判断我们所做的事情，来定下绝对成功或失败吗？除非我们做的社区工作只关注事，而非人的发展。
如果一定要追责，内因或许源于我对高枕无忧、对自己的快速成长的信任，但更多是理念方法内化到行动，还隔着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的距离，需要更多行动。而从外部看，还有以下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 机构内部如何更好地协作，促进同事之间的信息同步，而不让忙成为彼此经验共享为团队知识的阻碍？
但在追责之外，更重要的是承认错误并从中学习。NGO承认失败和错误，可能会窘迫，会被人指责，但更有可能，是NGO和服务对象都变得更好。感谢过去的机构和社区村民，在云南取经期间遇到的乡村工作，老前辈、老师，以及我的同事和共学群友们，拓展了我对自身行动的反思和想象。
2.古学斌:为何做社会工作实践研究？
3.行动研究：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9.杨静：破茧成蝶——实务工作者生产知识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