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师大”| 一世书痴刘世南

记者|冷欢丽 陈威 郭放 

黄闻禹 潘子虎 陈金鸿

一世书痴刘世南

2017年4月25日下午3点10分，江西师范大学瑶湖校区实验剧场，褐色衬衫加黄色针织衫，外搭棕色皮质夹克，黑色裤子，红色球鞋，刘世南一身休闲装扮。他将自己欠身安放在舞台中央的黄色沙发上，此刻他精神矍铄，讲到兴奋处，两眼发光，不时用手势配合语言。

（刘老在活动现场）

作为校图书馆主办活动《悦读师大——师大人和事，读书情与趣》第一期的首位访谈嘉宾，刘世南应邀来到新校区向广大学子分享自己的读书情趣。往常的这个时候，他会端坐在老校区图书馆六楼报刊阅览室的书桌旁，手捧一本书，或是一张报，放大镜、纸笔、尺子等工具则静静躺在一旁，以便随时取用。

刘世南，现年94岁，江西师范大学退休教师。1923年10月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市，1944年在吉安至善补习学校走上讲台，直至1989年于江西师范大学退休，在教师的岗位上辛苦耕耘45年。

除了教书育人之外，痴迷读书的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和研究学问的热忱，成为了有名的古典文学学者、古籍整理专家，现仍担任江西省《豫章丛书》整理编委会首席学术顾问，代表作有《清诗流派史》、《在学术殿堂外》、《清文选》、《大螺居诗存》、《师友偶记》等。

其中，历时15年著成的《清诗流派史》填补了清诗史的空白，受到了学界的一致好评，被称为是清诗研究的“经典性成果”。

“先生平生无任何嗜好，唯以坐拥书城读书为乐。”现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郭丹教授这样形容自己的研究生导师刘世南。

（刘老书桌，左侧堆满了各种书籍，中间散落着各种文具，圆珠笔、放大镜、用作标尺的长方形牌等，为他阅读提供了便利。）

 “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

刘世南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他的父亲是前清最后一批秀才，本可以官费去日本留学，迫于家庭阻力，最终未成。在三岁的时候，父亲开始教他认字。

“我是他第一个儿子，他前面的孩子都夭折了，于是他格外看重我。”刘世南出生后，父亲给他取名“刘嗣生”，由谭嗣同（字复生）名中二字组合得到，父亲希望他“能和谭先生一样，心忧社会，为国家贡献一切。”为此，父亲放弃了工作，一直待在家里陪伴、教育他。

到了五岁，他识字就达到了一千多，父亲开始教他读古书并且要求背诵。在父亲的教导下，刘世南熟读了《小学集注》、四书五经、《左传》等古典文学著作，且大多都能够背诵。

习完了4年的古书后，父亲又开始教他用文言文每个月写3到5篇作文。白天上学，晚上读古书，这样共坚持了8年。在这期间，他不时还会去学校图书馆看各种书籍。早在小学似懂非懂中就接触了鲁迅、胡适、顾颉刚的部分著作，了解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情况。

7岁是，有一回他坐在家门口津津有味地看着用浅近文言文写的《三国演义》。一个叫花子路过，“由于看书太过投入，直到那个叫花子凑上前来，我才意识到他，他反倒是把我给吓了一大跳。”

那个叫花子认得一些字，看出了他是在看《三国演义》，便反问：“你那么小，看得懂吗？”

刘世南自信地说：“看得懂。”叫花子不信，便提了一些问题，直到刘世南应答如流，才让叫花子心服口服。 

后来家道中落，父亲被迫去教书，刘世南读到高一也辍学了。但父亲12年来的悉心教诲，显然已为他日后走上学术道路并自学成才铺就了道路。

辗转教书仍潜心苦读

1941年，刚读完高一已经辍学的刘世南开始工作补贴家用。他在税务局做税务生，干了三年缮写公文的工作，此后长期辗转于至善补习学校、遂川中学、阳明中学、永新中学、铁河中学等，工作之余仍苦学不止，买书、借书、看书，没有一天停止过阅读。

1944年，吉安永新人陈启昌，受陶行知办学和武训义学的影响，以全部积蓄和妻子的陪嫁财物创办私立至善补习学校，邀请刘世南一同教学。

当时经费有限，学校只能提供伙食不能支付工资，刘世南欣然应允。当时学校老师只有陈启昌和刘世南两个人。从初一到高三，学生只有几十个。刘世南负责教国文、历史。

教学之外，刘世南总能抽出时间来阅读，并从北大政治学系毕业的陈启昌那里开始接触进步学者的书籍。

“陈老师比较倾向于西方的民主革命、宪政思想，看的书大多是马列斯毛之类的。那时我20岁左右，看那些书也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似懂非懂，但是无论如何也看了下去。”在至善补习学校待的那一年中，刘世南吸收了一些进步的新思想，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

物价一天天飞涨，家里毫无经济来源。迫于生活压力，一年后，刘世南辞去了至善补习学校的工作。在陈启昌的举荐下，他去了遂川中学教学。起初教的是初一国文，几个月后，由于同学们的极力推荐和学校老师的认可，只有高一文凭的他却教起了高一的国文。

当时刘世南住在一个叫做“净土庵”的废弃尼姑庵里，从净土庵到遂川中学的农场，有一条乡间小路。每天早上，刘世南就沿着这条小路，一边走一边背《淮南子》、《老子》、《庄子》…… 他似一个孤独的吟者，行吟乡间，与清晨的安谧、知识的乐趣相伴相生。

（无论何时，刘老的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微笑）

每逢寒暑假，刘世南一回到吉安老家，便要去陈启昌家里与他一起讨论时政，并经常看到从香港寄来的共产党的《群众》杂志。在开学讲课的时候，他自然地谈到延安和莫斯科的情形，这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幸好一个比他小三岁名叫胡尘白的学生通风报信，他才从遂川中学及时逃离，在吉安的一位名叫陈秋云的老师家里躲了起来。

直到1947年，在熟人的推荐下，他在吉安阳明中学（吉安一中前身）谋得教职。而阳明中学的图书馆“尊经阁”，藏有诸多经史子集，自然便成了他教书之余常待之地。

到阳明中学后，刘世南仍然旧习不改，时常在课上谈论政治问题。一年半后，迫于当局压力，他不得不又回到了至善中学（至善补习学校已更名为至善中学）继续教书，教了几个月。

1949年解放后，刘世南曾在吉安师范学校短暂地工作过一段时间。1956年，在他的要求下，教育部门调离他到了永新中学。文革后的1969年，刘世南离开永新中学来到他老伴工作的南昌新祺周，在铁河场办中学教书，直到1979年他来到师大。

（刘老在永新中学的留影）

高中生任教江西师大

1979年，文革结束，四人帮被打倒。在学生汪木兰、周劭馨、刘开汶、徐万明、唐满先和中文系教师胡守仁、余先乐等人的联合推荐下，刘世南任教于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为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那时他已经56岁，不再年轻。

到师大以后，刘世南仍痴迷读书，他背书的习惯依然。那个时候，老师大旁还有立交桥。他就每天早上到立交桥的路灯下背古诗、文选、文赋。“有一次被汪木兰老师看到，他就惊讶地说，你怎么那么早就跑到那里去读书了！”

刘世南提起这件事，眼神流露出自豪。

此时，他做学问的方向和目的也已经转变，开始关注当代各种思想的交锋。于是，他开始尝试写一些论文和专著。

在他众多专著和论文中，真正得到他本人认可的却只有三本，分别是《清诗流派史》、《在学术殿堂外》和《师友偶记》。《清诗流派史》是通过清诗来反映清朝士大夫的思想流向，《在学术殿堂外》也是写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怎样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发生转变。

其中，今年新出版的《师友偶记》是他最满意的作品，因为“它说出了我想说的话”。刘世南在该书的前言中写到，“这本书的性质，近似《国朝汉学师承记》，是学术性的，它可做现当代学术史、思想史的资料。”

（刘老在书桌前题字）

1989年，刘世南正式退休，“当时我老伴还健在，所以家里的事情都不用我去处理。我每天都在图书馆看书，其他的事情都由我老伴负责。”

2001年，夫人去世，无儿无女的他从此独自一人在江西师范大学青山湖校区生活。住处既靠近学校的图书馆和省图书馆，也靠近校医院。文学院的领导对他放心不下，怕他晚上突发疾病无人照顾，便安排了研究生到他家里居住以便及时照料。

自学者书信托学思

只有高一学历的刘世南能取得备受瞩目的学术成就，主要归功于其自学的能力和刻苦的精神。

早在初中时候，与其他孩子还在迷恋小说不同，刘世南便开始通读有关研究学术方面的书籍，并立下做学问的志向。

他说真正意识到要做学问是受了两个人的影响。

一个是钱穆。初中时候，刘世南看过一本英文杂志，上面有英汉对照的《钱穆自传》。自传中讲钱穆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他在当小学老师的期间业余苦读，写出了《先秦诸子系年》等学术著作，最终被北大聘为教授，成为了有名的大学者。这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另一个是顾颉刚，刘世南读过他的《古辩史》，顾颉刚在其中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自己是怎么做学问的。刘世南反复阅读，来回揣摩那篇文章，这在做学问方面给了他很大借鉴与激励。“那篇文章很长，我看完之后，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像他一样去做学问。”这更坚定了刘世南想要做学问的决心。

除此之外， “一事不知，儒者之耻；遭人而问，靡有余曰”，碰到问题他就向人请教。

早在阳明中学任教期间，从学校到刘世南乡下的家途经一个村庄，刘世南听闻村庄有一位以作旧诗闻名的萧先生。喜爱旧诗的刘世南立马登门拜访，跟着他学作旧诗。二人互通有无，切磋学问，二十多岁的刘世南和四五十岁的萧先生成了忘年交。

周恩来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刘世南则信奉“知识是为了解决问题，为答疑解惑而读书”。他先后与钱钟书、马一浮、杨树达、马叙伦、吕叔湘、程千帆等著名学者通过信。

在那个纯真的年代里，相比物质生活，知识分子们更看重精神世界的富足。一个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一颗颗渴望交流的心，在一笔一划中跃然纸上。于是，学者间交流、讨论、阐述个人观点的一封封书信翻山越岭，辗转各省。 

因为一个关于文字学的问题，刘世南给马叙伦寄了一封信。

马叙伦是北大的教授，除去大学者身份外，他还是书法家、哲学家、政治家。他发表在《学原》刊物上的一篇文章关于古文字提出了一个疑问：“胡”在《说文解字》里面解释是牛的下颔，古代牛的下巴叫“胡”，为什么后来就变成了“下巴”呢？为此，他研究了好久还是没有得出个答案。

当时刘世南对文字学已做过一些研究，对这个问题有独特见解的他提笔写了封信给马叙伦，提出了他的看法。后来，他得知马叙伦因向国民政府请愿被特务殴伤住院，所以就将这封信寄给在上海开明书店的叶圣陶，请他转交给马叙伦。时至今日，那封信一直没有回音，或许颠簸在时局动乱中，或许遗失在岁月变迁里。

当然，刘世南等来的更多的是学者的嘉奖和勉励。

研读过庄子哲学思想的刘世南写了一篇文章《庄子哲学发微》，将它寄给著名学者马一浮、杨树达。杨树达收到信后，看了他的文章，亲笔回信，赞许说，“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并在此后建立了长期的书信联系。而马一浮则把给刘世南的回信收在了他的全集里面。

钱钟书新作《旧文四篇》出版后，立马也给刘世南寄来一本，在寄出之前，钱钟书还用蓝色圆珠笔一一改正了书中误排的汉字与外文。

阅读与生命融为一体

“High thinking，plain life（崇高的思想，平淡的生活）”一直被刘世南视为座右铭。

他现今94岁，不会下棋，不会打麻将，物质生活非常简陋，吃的饭菜都是前一两个星期储存在冰箱里的。他不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老伴走了后，更是觉得自己“得过且过”。可是，他没有一天不在读书，不在看报，不在看各种杂志，就连生病住院也会带书去看。

“读书看报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生活的一大部分。离开这些，我都不知道要去干什么，觉得生活都没有意义了。”

（刘老所作书法）

就像钱钟书夫妇在文革中被下放到河南省罗山县，以为不可能再回到北京。

一次，杨绛问钱钟书，“如果我们永远都呆在农村，一直不能回去，怎么办？”

钱钟书沉思了一下，说：“只要有书看，就可以。”

对物质生活没有追求的刘世南也一样，“只要有书看，就可以了。”

人生自是有书痴

此恨不关功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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