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下午茶丨理解中国之治,探讨学术之思
泱泱华夏,赫赫文明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
如何知行合一、开展学术研究?
本期“学者下午茶”
有幸邀请到杨爱平教授
共同探讨
中国治理之道
与背后的学术科研之思
5月26日晚,由校团委主办、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团委承办的 “学者下午茶”活动通过腾讯会议平台如期举行。杨爱平教授作为主讲嘉宾,与政管学子分享了自己对“理解中国治理之道”的独特见解,为同学们指点迷津,鼓励大家结合中国治理之道开展学术科研活动。
在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杨爱平老师从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和制度优势、中国国家治理的运作机制、中国的协商民主和民主决策四个方面对中国治理之道展开讲解。
一、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
杨老师首先肯定了同学们踊跃提问的求知态度和了解科研的决心与愿望,并阐释了选取“理解中国治理之道”这一主题的原因,强调同学们在开展科研之前,要先了解我们国家的国情、社情,理解国家政策。
随后,杨老师生动形象地给同学们讲授了“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差异与联系。“中国之制”中的“制”是“刀制”,是制度上对治国理政的理解,是静态的,涵盖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过程中建立的各方面制度体系;“中国之治”的“治”是“水治”,是各种治国理政的实践,是动态的,是各项制度实际运作的一个过程。
杨老师进一步结合十九届四中全会及《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文件精神,向同学们讲述在取得“中国之治”辉煌成就过程中“中国之制”的重要作用,阐述如何从静态的制度转化为动态的治理效能。
二 、我国制度体系和制度优势
杨老师进一步展开对我国制度体系和制度优势的阐述,讲解了我国制度体系和制度优势的组成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具体内涵,并针对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进行了厘定和介绍。
①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最大的政治优势。杨老师从纵向的历史角度分析了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又从横向上与西方国家进行比较,从而揭示出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因为她肩负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理想与使命,这与西方缺乏道义感、选票至上的政党轮替制度形成鲜明对比。
③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这也是区别于代表利益集团、金融大鳄的西方国家政党的重要方面。在疫情期间,我国的党和政府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比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都更加切合实际,更加尊重人权。
三 、中国国家治理的运作机制
在国家治理运作的机制层面,杨老师从五个方面简单讲解了国家治理运作的几个关系:
一是理顺党政关系,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实现党政合理分工;
二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营造稳定的社会秩序,凝聚起强大的社会力量;
三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政企关系的构建。以疫情期间的国企参与为例,展现了我国特色的政企关系,保证了我国疫情防控基本盘的稳定;
四是着重强调了我国集权、放权的央地关系与西方集权、分权的不同,突出我国放权的自身特点;
五是构建服务与合作的政民关系,深入浅出地展现了西方民众的价值观念和中国民众的价值观之间的区别,体现政府民众合作的重要性。
四 、中国的协商民主和民主决策
杨老师结合1990年代自身的大学生活经历,讲述了西方民主的所谓“普世价值观”背后的真实意图与“民主的霸权”。随后对英美日等西方国家民主制度做出区分,美国认为自己是所谓的“民主的心脏”,实际上也是一种美国民主的霸权。民主并不代表就是“一人一票”,杨老师以香港乱象、我国村民自治选举中的不足以及美国总统选举背后的黑幕来比较论述,给“民主的单选题”证伪。
最后从中国的“和”文化这一角度,分析中国协商民主的文化基因,从推荐书目内容出发,具体讲述了协商民主的内容、坚持协商民主的原因和协商民主的基本形态。
杨老师给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建议:一是扎实文字功底。文字能力是最基础的能力,同学们在阐述过程中,要使得文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以费孝通教授的著作为例,可以看出文字功底对于科研作品意味非凡。
二是留心生活,关注积累。要重视对生活的理解、理论的储备和政策的了解。做研究时,要立足实际,有根有据,解决社会问题。
三是多请教,多学习,多模仿,多交流。
四是脚踏实地,切莫急躁。要能坐“冷板凳”,正所谓“有志者事竟成”、“功到自然成”。 问:老师您好以“中国之治”为例我们该如何去选取研究主题与内容呢?
杨老师建议同学们:从中国之治下的具体概念展开研究。他表示研究问题要细化到具体的问题,而不是停留在研究学科和研究领域等大的问题;要分门别类,回到有操作性的具象化的问题。随后以基层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生活中的感冒的类型等有趣的例子向同学们详细讲述。
互动环节
在互动环节中,现场气氛活跃,杨老师的分享启发同学们产生了新的思考,师生间的思想碰撞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学术盛宴。
研究生2019级政治学理论专业陈春润同学问:老师您好,第一个是关于激励的问题,疫情后的激励机制主要强调基层治理方面,而不强调GDP的增长。但以往以GDP为主的激励考核机制,出现很多问题,受到学界批评,想请教老师如何转变这种考核机制。第二个是关于问责的问题,基层干部面临责任问责,压力很大,特别是抗疫期间容易面临被问责解职的风险,这时候往往会有干部保有机会主义思想进行瞒报,这种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答: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一个央地关系和集权、放权的关系,也牵扯到像压力性体制、运动式治理等学术概念和理论。基层问题的凸显,并不意味着国家宏观制度设计出现问题,往往是制度动态运作中存在问题,在动态发展变化这个阶段的机制设计有问题,根源不在基层,而是机制设计本身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基层出现选择性应付的现象,这往往是中高层机制设置上有一些问题没能理顺,导致基层治理问题治标不治本。
这需要我们同学比较深入去思考,透过问题的表征寻找其根源,基层只是映射的环节,更多地还是要解决理顺中上端存在的问题。 问:老师,在“中国治理之道”主题之下,我们的改革趋向加强集权一面,长期以来市场出现很多问题确实需要强化监管,监管的过程中是否在强化集权呢?国家渗入到社会的根基,是强劲有力的,这种渗入是促进多中心治理还是强化中央集权式的治理?疫情期间的言论监管趋严,这种监管是否有些过度,如何把握尺度?
答:这主要涉及到一个理念和技术上的问题。我们国家治国理政的理念很好,在社会治理方面提倡共建共治共享,但在具体操作的时候能否形成跨部门的协调,央地政府之间的协调,是一个有待磨合和优化的问题。很多部门基于自身层级的考核,开展管理治理,所以,现实中往往出现令人比较困惑的现象:虽然理念好,但实际政策输出结果没有预想的好。
同学们不要仅仅是简单批判,而是要去发现从理念到技术操作过程中的机制有什么问题,例如从央地政府间的协调或者是各层级利益目标的导向等角度,去思考分析相关现象与问题。
谈到多中心治理,我认为这属于一个伪命题,不适宜中国国情,实际上西方理论也只是在一段时间强调,但现在西方转向强调元治理。所谓元治理,像“朋辈的长者”,例如党委和政府在同级之中有更高的地位,其他的主体参与协同,其本身不是多中心。在研究时,不能乱套理论提出对策,不然容易形成“两张皮”,这样脱离实际的研究缺乏社会温度,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我们可以吸收借鉴治理理念中的技术层面的东西,但是所谓多中心理论整体上和我国国情不符。
国家在疫情这种特定时期,需要非常时期的集权手段,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与开放看待,建议同学们更加理性分析看待这种状况,相信国家在后疫情时代会有新的举措。
本科2017级行政管理专业肖坤瑶同学问:老师您好,很多人有问题往往要通过媒体曝光才能解决,“微博治理”等名词随之出现并逐渐兴起,很多人信任网络非官方平台并寻求公平正义上的帮助,请问如何看待第三方平台与政府治理的关系?这是否会导致民众愈发不信任官方治理?
答:这其实是最近几年都常常听到的问题:一些部门在具体政策或制度操作过程中,方式方法过于严苛,甚至存在层层加码的现象。针对网络上的舆论如何引导,对新媒体应该怎么看,我觉得应该更加包容地看待。网民有些意见有些声音,应给予更多的包容度,一部分人有点情绪有点怨言是很正常的,但需要有一个底线思维和底线尺度。
有可能网监部门面临的压力很大,倘若不按照目前的做法,就难以去控制网络不良舆论,这是当前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传染病”导致的。具体用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原则去监管,建议网监部门可以开公益课去宣讲,让老百姓了解网监部门,就不会这么紧张了。通过适当的宣传,减缓大家的疑惑。
人民反映问题的处理和第三方平台的参与,并不代表政府不受信任。有一些文章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客观,可能往往是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但很多研究认为,民众无论是对中央还是地方政府,信任度是很高的,均高于西方国家政府,只是政府内各层级有一定所谓的信任级差,这种现象也体现中西差异。
中国政府更多是在提供服务,出发点和初心都是为大家服务,民众是配合政府的;反观西方,他们有一种公民不服从政府的传统。个人局部的观点并不代表整体,这样的问题和现象需要同学们了解更多的观点和信息后,辩证地去看待。
璀璨星光下的夜晚同学们在杨爱平教授的引领下一同探讨与学习
在理解中国治理之道中
不断碰撞思想的火花
在探讨学术科研之思上不断摘取思想的繁星
有所分享与探寻便有所收获与感怀大家以笔墨书写自己的感想
脚踏实地、远望繁星
学术与科研的道路充满了鲜花与荆棘
学习与探寻的下午茶时光美好而匆匆
期待杨爱平教授带给我们更多的精彩
期待热爱学术科研的各位同学
有所成就与收获
zo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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