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两会之声⑬｜刘红宇委员：个人破产立法急需提上日程

文/本社记者 张纯

编者按

又是一年“两会”时。

作为中国法学会所属媒体，今年全国“两会”，《民主与法制》周刊主责主业，派出主力记者，集中采访法律人代表委员，努力服务法治中国建设。

从彭真委员长为《民主与法制》亲笔题写刊名的那一天起，《民主与法制》的使命就与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任务高度契合。2002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局把《民主与法制》作为宣传人大的媒体之一，从此《民主与法制》成为报道人大、宣传人大工作的重要舆论阵地。

今年的“两会”报道，我们将秉承专业、权威、深度的理念，创新内容和形式，紧紧围绕法治中国建设的热点问题，胸怀“国之大者”，站稳人民立场，对法学法律界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展开广泛而深入细致的采访，力争以更多的鲜活报道，展示法律人代表委员的专业、智慧、境界和情怀，陪读者度过一场精彩的“春天之约”。

“充分汇总各地法院开展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及个人破产的实战经验，加强个人破产案件审结质量持续跟踪评价，加速个人破产立法。”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刘红宇

关于个人破产立法的探讨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颁行后，学术界开始研究在我国是否要规定个人破产制度这一命题。

对这一命题的研究，在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修订过程中达到了高潮，该法草案中一直保留着个人破产制度及其相应的程序设计，但正式文本中有关个人破产制度的规定被撤，从此，个人破产制度又成为理论上需要重新反思和深入研讨的问题。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刘红宇感触颇深，她告诉记者，彼时，个人破产立法引发广泛讨论，但最终因条件不成熟而未纳入立法，《企业破产法》适用对象仅限定为“企业法人”，“救得了企业却救不了老板”的窘境持续。《企业破产法》也一度被市场称为“半部破产法”。

为此，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她带来了《关于加速个人破产立法的提案》。

作为律师界为数不多的杰出女性代表，同时也是一名“老委员”，15年来，刘红宇始终秉承着“履职就是要心里时刻装着国家、装着人民”的坚定信念，累计提交95件提案，涉及教育、就业、住房、养老、食品、环境等10余个领域，其中多项提案被写进国家和北京市两级政府工作报告中。

今年两会上，刘红宇共提交了6个提案，内容涉及个人破产立法、公安机关接报案制度完善、采集首次登记户口人员DNA试点、公益诉讼、被拐卖妇女权益等多个社会广泛关注的领域。其中，关于个人破产制度是她关注的重点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刘红宇

探索：从无到全国首例个人破产清算案

什么是个人破产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当作为债务人的自然人没有能力清偿其到期债务时，向法院申请破产，并由法院依法对其财产进行清算和分配或者进行债务调整。

长期以来，公众对于“破产”的概念仅停留在企业，企业长期亏损又扭亏无望，可以通过法律的清算脱离苦海。但由于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中没有个人破产制度，个人如果没有能力清偿债务，要么隐姓埋名、恶意欠债沦为“老赖”，要么“子债父还”或“父债子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越来越多中小微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缺乏融资渠道的经营者们往往会被要求成为企业债务的担保人，此时的经营风险就被转移至经营者个人，他们因无法受到破产制度的保护而陷入窘境。另一方面，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增幅较大，居民负债消费的习惯虽然能够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但是也创造了巨额的个人债务。

“为何不给‘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一个破茧重生的机会？”在履职的过程中，刘红宇委员陷入了沉思中。

刘红宇对记者介绍，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人的创业投资、超前消费趋于常态化，居民债务压力和社会负债率高居不下，内外部的小变故都会成为压倒高负债个人的一根稻草。

如今，个人破产制度的探索再次进入民众视野。2019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其中在执行部分中指出，为了解决个人执行不能案件，需要研究推动个人破产制度及相应的配套机制。刘红宇介绍，此后，在《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等文件中多次提出要研究推动个人破产制度，完善现行破产法。

与此同时，近年来，各地都在实践中对个人破产制度进行探索，浙江、山东、四川等多地法院先后出台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等制度，从司法层面对个人债务的集中清理机制进行了探索和实践，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和经验。

202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以下简称《深圳个人破产条例》）的出台，更是首开个人破产地方立法之先河，成为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部个人破产的地方立法。

在此背景之下，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全国首位法律意义上的“破产人”产生。“2021年8月，深圳中院“梁文锦个人破产案”顺利审结，标志着我国个人破产制度进入司法运行的时机已基本成熟，个人破产立法基础日趋成熟。”刘红宇对记者介绍。

呼吁：加快个人破产立法

个人破产制度实施的一大好处，被认为是可以让创业者有尊严地失败，暂时退出市场。当然，如果他足够强大，或许有朝一日还可以东山再起。

事实上，自2006年《企业破产法》颁布以后，要求个人破产制度立法的声音就从未间断过。但上述声音都被一一否决。对此，相关方面的回应中，常常提到“实施个人破产制度的前提是，国家具有比较完备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和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目前我国这方面的制度还不完善”。

如今，在大数据时代下，从政策、司法、立法层面等方面来看，个人转移财产、恶意逃避债务的可操作性已经大幅降低，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前提已经初步具备。正如刘红宇认为，目前，财产登记制度、个人征信系统的逐步完善、互联网时代的大数据归集、各级法院智慧破产平台的设立等科技赋能法律服务的创新举措，已为国家层面立法奠定数据基础和技术基础。

因此，刘红宇建议：充分汇总各地法院开展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及个人破产的实战经验，加强个人破产案件审结质量持续跟踪评价，加速个人破产立法。同时考虑以已经纳入修法计划的《企业破产法》修订为契机，将非法人组织、自然人破产制度纳入其中，制订使用范围全面、科学系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适应经济发展需求，改变“半部破产法”的窘况。

从个人破产案件零的突破，到我国个人破产法的突破，这其中必定还有一段路需要探索。但是无论从舆论还是从实践来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个人破产制度不再是原以为的洪水猛兽，而是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的强心剂。

编辑：芦佳琪 贺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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