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制度恢复45周年”系列报道之二｜王利明：关于“七七级”的独家记忆

文/本社记者 王涵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2022年第25期

     编者按

1977年，注定是要被铭记的一年。这一年12月，570万不同出身的考生走进考场。从此，他们的命运出现转折，一个国家的命运也因此改变。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中国法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1977年，北京大学法律系、吉林大学法律系、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率先招生，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法治建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法治人才。时至今日，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已有45年。而我们身边的很多法律人，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高考故事，这些回忆见证了中国高考的历史变迁，触摸着中国高考的改革脉搏。

从1999年实行了“3+X”科目改革到2002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一次实现全面网上录取，同年北京市进行了自主命题的尝试，再到2003年开始部分高校自主招生试点改革，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全面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最后到新高考改革，高考制度迈向新时代……

毫无疑问，恢复高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相信随着新高考在选拔评价人才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必将在新时代更加显现。

“高考制度恢复45周年”系列报道之二

王利明：关于“七七级”的独家记忆

本社记者 王涵

        197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发生的许多事，都成为时代的符号和缩影。这年，邓小平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呼吁，让停摆了11年的高考制度重新开启，成为一代人命运的转折点。王利明也搭上这趟列车，成为他口中自豪的“七七级”大学生，人生轨迹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考试　　1960年2月，王利明出生在湖北省仙桃市沔城回族镇。15岁时，他从沔城中学高中毕业，成为一名插队知青。平日里在田间地头劳作，感到迷茫时，他就拿起身边能够找到的书读起来，不曾放弃对知识的执着。后来，在插队的农村，王利明还当上了小学代课老师。　　1977年，高考恢复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忽如一夜春风来。无论是在田间劳作的青年，还是在工厂里忙碌的工人，都为之惊讶和激动。这个消息传到王利明插队的村庄时，大家都对此将信将疑，毕竟已经停滞十多年，消息的真假让人怀疑。王利明最初也没当回事，并没有认真备考。　　一个月后，王利明的一位中学老师写信给他，在信中叮嘱：“你在中学的班里是尖子生，有基础，有希望，你要认真准备，一定要参加这次高考，抓住这难得的机遇。”王利明回信表达了自己的顾虑，由于放下数理化等知识已经有几年了，手头也没有教材，复习资料不足，不知该如何准备。但王利明是幸运的。这位中学老师很快回信，并随之寄来几本以前的中学教材，再次鼓励王利明抓紧备考。也正是因为这位老师的坚持和鼓励，才让法学界在日后多了一位颇有建树的学者。　　就这样，王利明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向生产队请了假，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出门。饿了啃点红薯，吃点炒饭，醒了就看书，困了就睡觉。就这样过了半个月，王利明走上了考场。　　对于这场人生重要的考试，王利明现在还历历在目。据他回忆，当时他所在的考场有很多位置都空着，看来有不少人最后都放弃了。　　王利明虽然准备考试的时间并不充裕，但以他高中时候的底子，加上那半个月夜以继日的备考突击，艰难通过了这场考试。王利明回忆起这场考试的题目，仍然记忆犹新：“第一天的政治考题，第一题是解释‘四人帮’，我看到题目心里一下子有了底气。语文主要是翻译荀子的《劝学》，并写一篇命题作文‘学雷锋的故事’。”因为王利明的古文基础好，所以语文答题对他来说毫无困难。难的是数学，由于荒废多年，即便很简单的数学题，对王利明来说都很难。王利明后来听一位招生的老师说，他的数学成绩确实一言难尽，但好在语文出色，把总分拉了起来，才被录取。　　直到进入大学，王利明跟同学们聊天时才知道，大家都有相似的经历，靠着往年的积累和临时抱佛脚，应付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　　据了解，1977年实际参加高考的考生为570万，最终录取率只有不到5%，成为中国高考史上录取率最低的一年。在法学领域，当年全国只有北京大学法律系、吉林大学法律系、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3个院系恢复招生。　　王利明正是考入了这为数不多的法学院系，成了湖北财经学院第一届法科生。“我至今都记得，我正在田间除草时，一位乡村邮递员大声喊我的名字，然后给我送来一封邮件，我打开一看，是大学录取通知书，我以为自己在做梦，请身边的人仔细看了看是不是真的。大家都确认无疑，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王利明亲眼目睹了“文革”期间随意对公民私权的侵犯，给他的心中蒙上了一层灰。所以，在报考大学时，他想要为“权利”呐喊，为完善法律制度出一分力，所以毅然选择了法学专业。　　1977年，王利明成为湖北财经学院第一届法科生，他所在的班级日后被称为“中国法学第一班”。人们之所以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恢复高考那年，湖北财经学院率先恢复招收“文革”后第一批法律系学生；另一方面，时至今日，这个班出了不少法学界的名家名师（如吴汉东、黄进等人）。　　别看现在群星璀璨，可刚入学的时候，大多数人身上都保留着泥土气息。他们不仅来自不同的地方，年纪也有大有小，最小的不足18岁，最大的32岁。王利明记得开学报到时，看到有人背着行李第一次走出农村、有人挑着担子，手里还牵着自己的孩子。千差万别的人走到一起，成为同班同学，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现象。除此之外，老师们也是从农村、工厂、五七干校纷纷返回学校，开始新的使命。　　从王利明进校开始，国家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们从前习惯了小心翼翼地说话，忽然可以敞开心扉，大胆表达，对他们来说，仿佛进入了一个焕然一新的新时代。　　王利明曾多次表示，他们这代人有幸赶上了改革开放，成为改革开放的参与者，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见证者，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激情燃烧的大学岁月　　王利明刚入校时，全国上下百废待兴，学科体系、课程设置都处在重建的起步阶段。很多课程都没有教材，更别说法学专业了。法学作为受“文革”影响的重灾区，所剩的课本无几。据了解，当时的课程大多讲的是国家政策而非专业的法学知识。　　但每个同学都表现出对知识的饥渴。他们抓住一切机会给自己补课。王利明解释道，他们这一届生活在文化断裂的时代，从小学开始适逢“文革”，虽然学到了高中，但这期间不间断地停课、闹革命，实际学到的知识很少，就像一个营养不良的小孩儿。同学们重返校园后，如沙漠遇水，几近疯狂地摄取知识，以期弥补这11年间的知识亏空。　　王利明也不例外，他跟大多数同学一样，全年泡在图书馆里，读各种书，把读书当成一种享受、一种满足。那时候图书馆门口经常大清早就排起了长队，不少同学带着馒头钻进图书馆，一呆就是一整天。每个人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熄灯了还不舍得睡觉，停电了，就跑到外面的路灯下去看书，太晚了学校关门，还得翻墙回来。对于英语零基础的他们，要从ABC开始学习，每个人都揣着小本子，写上每天要记的单词，打饭、图书馆排队、散步时，都会顺手拿出来读上几遍，看上几眼。同学们的学习状态用争分夺秒来形容毫不为过。　　王利明回忆，那时候宿舍里没有报纸，他们就去外面公共橱窗栏里阅读每天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有的同学还会摘抄下来，就一些文章上发表的观点，同学们时常聚在一起展开讨论。这些行为都是自发的，没有人组织和号召，大家因为对知识的尊重和渴望而聚在一起。　　虽然大家疯狂读书，但并不是死读书，在读书后，同学们都会认真思考。对于大学时期的很多事情，王利明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候的很多故事我都记得，每次上完课，老师都会主动到宿舍继续跟学生交流，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不仅会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专业问题，还会跟学生探讨为人处事的道理，有时候甚至会跟同学争论起来。大家纷纷从自己的工作、生活经历，谈对老师讲解的各种法律问题的看法。虽然难免面红耳赤，但同学和老师争论的都是问题本身，毫无任何杂念。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专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对人生、对事业的思考和人生的智慧和阅历。”　　王利明表示，“七七级”后来无论在政界、学界还是商界，都涌现出不少杰出人物甚至领军人物的原因，和那个特殊年代、特殊风气和特殊的一代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王利明直到现在还时常怀念自己的大学生活：“那时的师生关系非常纯粹、亲密，老师们无私地传道授业解惑，不掺杂任何功利的色彩。他们充满了对教育的原始而强烈的热爱，驱使他们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学生和教育事业。”　　有一次王利明生病卧床，没有吃饭。当时教民法课的老师听说后，亲自上街买了一只活鸡，为他熬了一罐鸡汤，让独自在外求学的王利明感动得几乎要落泪。这样的师生关系，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十分自然。　　回想刚入学时，整个武汉市物资极度匮乏，每天只能吃到一点蔬菜，更别提肉了，几个月都见不到荤腥。但对于艰苦的生活条件，没有一个人抱怨。同学们因为吃过苦、挨过饿，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备感珍惜，毫不在意生活水平的高低。王利明因为家庭贫困，每个月还能从学校得到十块钱的生活补贴。这十块钱，不仅支撑了他的生活费用，他还想办法省下点钱去书店买几本自己喜欢的书。　　跟那个年代的大部分知识青年一样，王利明和同学们都有文学气息。他们经常写诗歌、散文、剧本，心中都有一个作家梦。王利明大学头两年最感兴趣的就是写诗。他还大量阅读文学书籍，经常和同宿舍的同学方世荣聚在一起讨论文学。现在王利明回头来看，虽然那些书或许无助于他专业水平的提升，但对他日后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人文情怀的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一届的同学们，不单学习知识，还都想肩负起振兴中华的责任。“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读书”并不是一句空话。为此班里还曾召开主题班会，大家展开激烈的讨论。每每回想起这些，王利明依然心潮澎湃。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当成为社会的栋梁，应当担起国家和民族的重任。　　与民法不期而遇　　回想起当时的法学教育，王利明直言：“当时的民法学可以说是一片荒芜园地，很多人根本不知民法为何物，连一本像样的民法教材都找不到。”彼时，他们在课堂上所学的民法学知识，也只不过是一些有关婚姻家庭、财产继承、损害赔偿的规定。　　而王利明走上研习民法这条路，实属偶然。　　临近毕业的时候，21岁的王利明偶然在教国际私法的张仲伯老师那里看到了一本名为《民法概论》的油印小册子，书的作者是被学界誉为“中国民法之父”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佟柔。这本在现在看来再普通不过的书，在那个专业书籍极度匮乏的年代，可是珍宝。　　这是王利明第一次看到结构严谨、体系清晰、讲解深入浅出的民法学教科书。用了一晚上时间，读完了这本书，他觉得酣畅淋漓却又意犹未尽。这本书很快要还给张老师备课用，当时没有复印设备，王利明心一横，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把这本十万字的小书硬生生地从头到尾完完整整抄写了下来。　　王利明说：“是这本小册子引导我进入民法领域，当时读完我就对民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也正因为这本《民法概论》，王利明决心“拜师”佟柔，研习民法。　　1981年，王利明通过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的考试，如愿成为佟柔的研究生。　　在王利明眼里，导师佟柔总是戴着一顶前进式鸭舌帽，穿着藏青色中式对襟上衣。走进教室后，佟老师总是把讲义放在讲台后，摘下帽子，露出一头稀疏的银发，然后就开始神情慈祥地进行讲述。　　来到人民大学，王利明经常去学校图书馆库本阅览室。接触了一批朝阳大学（人大法学院前身）的法律书籍，大概有几千册，基本上没人看，上面都是一层灰。“我从早到晚就在那个阅览室里，把这几千册书绝大多数都看完了，做了不少笔记。”与王利明经常做伴的是在宗教学与中国哲学领域“双耕”不辍的学界泰斗方立天教授。有一年腊月二十九，他们俩还在阅览室看书迟迟不肯走，最后是被馆员“赶走”的。　　王利明表示：“就是在那个时期，每天阅览大量的书籍，加上有问题就向佟老师请教，才把民法功底打好，打扎实了！”在佟柔的悉心指导下，王利明开始撰写法学论文，并在民法学理论的前沿问题研究上不断有斩获。　　1984年，王利明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选择将自己所学民法知识传授给更多的学生。　　1987年，人民大学开始招收民法专业博士研究生，在佟柔教授的指导下，王利明一边教学，一边攻读民法学博士学位。　　1988年12月，受美中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的资助，王利明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参加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学习，研究英美财产法、信托法、合同法、侵权法等领域的问题，为博士论文的写作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英文资料。1989年年底，按期回国。　　1990年，王利明顺利进行了博士答辩，当时已经身患肺癌的佟柔教授，抱病从医院来到学校，坚持参加完答辩。王利明成了新中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　　王利明始终不忘佟柔教授对他的教诲：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定地在民法学的研究道路上走下去。　　如今，王利明已经是法学领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家，而且长期参与我国民事立法工作，还培养出不少知名的民法学者。 　　回看走来的这一路，王利明确信，是邓小平同志决定恢复高考制度让他及后来的一批批年轻人，拥有了走进大学殿堂、实现大学梦的机会，具有了更多报效国家和社会的机会。正如他时常说的：“教育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

编辑：狄磊  芦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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