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师破圈鼻祖弗洛姆(含德语珍贵访谈)：肯尼迪教皇高参、爱因斯坦反战盟友、马尔库塞辩友、马丁布伯知己、霍妮恋人

Original 劳伦斯·弗里德曼 WorkFace柏林

收录于合集

设计排版：邓琳洁

策划审校：方曼

来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nCzsqKrkhE&t=1s

1977年Erich Fromm珍贵德语访谈视频

以下内容节选自

《爱的先知——弗洛姆传》

（The Lives of Erich Fromm）

中国友谊出版社

劳伦斯·弗里德曼（美）著

郑世彦、计羚译

节选信息有限、略经筛选

疏漏之处请谅解。

弗洛姆：

弗洛伊德之后最重要的精神分析家

Erich Fromm

1958年的夏末，一档名为《麦克·华莱士秀》（The Mike Wallace Show）的电视节目是节目《60分钟》（Sixty Minutes）的前身。华莱士与弗洛姆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访谈，介绍他是一个拥有两种“生活”的人——其一，是弗洛伊德之后最重要的精神分析家；其二，是与俄罗斯人和平共处的主要拥护者。

华莱士与《60分钟》节目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在访谈期间，弗洛姆别有风味地扩展了华莱士对他两种生活的描述：首先，他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精神分析取向的临床医生；其次，他将自己定义为一位政治活动家；再次，他是一位社会批评家；最后，他是一位致力于指导社会的作家。

弗洛姆强调，这些角色并不是相互排斥或不相干的，而是联系在一起的——通过他在面对人类看似无法超越的敌意、暴力和战争时，将自己视为一位热爱生活的先知而实现整合。

弗洛姆为他的时代，也为我们的时代铺平了道路，围绕着这条道路的是爱和他称作的“人道主义”。他的目标在于推动建立一个充满欢乐和关怀的社区，在那里，对于生活的热爱和每个人创造潜能的实现抑制住了那些压制、顺从和破坏性的力量。弗洛姆非常到位地描述道：

“这是一个培养人类——他的成长、正直、尊严和自由——的思想和情感的系统。在此，每个人都将这些品质作为他自己的目标，而不是获得某种东西的手段；这些品质培养他的积极主动的能力，让他意识到自己不是作为一个个体而是历史中的一位参与者，每个人的心中都怀揣着全人类。”

弗洛姆与弗洛伊德

Fromm & Freud

与其说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架构的反叛性拒绝，不如说是两个文明的欧洲人在心理和精神生活领域进行的一场礼貌的自由舞蹈，这两人都因为希特勒残忍和暴力的独裁主义而背井离乡。他们俩都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在海外重新界定日常存在的各种角色与需求。

此外，他们都以相似或不同的方式去寻找一个分水岭，试图将文明社会的礼仪与野蛮和大屠杀区分开来。在某种程度上，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 1930）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都是这种概念性与精神性研究的代表。

这是一场涉及两位实践派精神分析家的思维与情感的“舞蹈”，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基于特定的环境去解释20世纪的破坏性潮流。弗洛姆得出结论：爱就是解药。而弗洛伊德则没那么乐观。

跨界的精神分析师

Transdisciplinary Psychoanalyst

学术圈的失宠

弗洛姆在国内和国际公共领域的重要性，使他在许多美国学术圈中有几分失宠。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他倾向于远离教授职位，远离专业图书馆和数据库，远离美国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和写作方式。弗洛姆站在局外，窥视着他的朋友——著名的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所谓的“学术革命”。在那里，社会科学中的单元变得高度具体化，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的“语言”、专业领域、子领域和严格的研究与写作标准。

寻找

弗洛姆一生中大多数时候，都以强烈的反应去回击失望与逆境，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放弃一个专业组织，然后加入或创建另一个组织，改变他的概念与临床方法，从一段亲密的友谊（爱情）换到另一段友谊（爱情）。这其中存在着一种执拗。弗洛姆很少允许困难的处境使他动弹不得。他通常最终会为自己建立一个功能更多、更具生产性和适应性的环境设置，即使他可能会因此变得轻率、自恋和古怪。这种双重性是他生命中的一个中心主题。

无论任务多么困难，他总是可以信赖的，即使他的方式有时生硬且令人不悦。

弗洛姆的韧性和坚持离不开他愿意去承受那些重大而困难的问题——权威主义、精神分析的正统性、战争的可能性和人类境遇中的恶魔性。他的能量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基于他对现实的不满。

大体上，弗洛姆并不是完美之人，他创造了许多应对机制和多样的“生活”，他在超脱自己艰难的家庭环境之外，也给他的时代——以及我们的时代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柏林到法兰克福

马克思与精神分析

1929年，弗洛姆完成了他的训练分析，并在柏林开始精神分析实践。然而这个时候，把他当作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是更合适的，他开始关注社会无意识这个概念——一种潜在的将人们凝聚起来并促进集体精神的驱力。在获得两门学科的证书之后，他于1929年向法兰克福精神分析团体提交了一篇关于“精神分析和社会学”的论文。这篇文章的主旨是鼓励分析师对那些可以凭借经济学、政治学或社会学解释得到有效处理的问题，避免给出精神分析式的答案。但是，弗洛姆也敦促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认识到，“社会”是一个抽象概念，其底层的单位是具体的个人。最后，精神分析学和社会科学团体都必须承认“社会化的人”是关注的焦点，他既是社会的产物也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遇见法兰克福学派

融合与创造

凭借个人分析经验和对人类主体性的深刻兴趣，霍克海默（马克斯·霍克海姆，德国第一位社会哲学教授，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希望将弗洛伊德的洞见引入马克思的思想。因为想着将这两个德国犹太知识巨人的思想融合起来，霍克海默寻求一个能在这个方向上领导研究所的人选。

弗洛姆对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初步看法是，这两个人所意识到的——马克思强调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弗洛伊德对内心世界的关注——必须进行融合。最终，弗洛姆认为如果要形成共同的理论和经验的关注点，就必须同时考虑集体性社会态度、审美感、认知风格和个人行为的心理需求。

对弗洛姆而言，霍克海默迷人的性格和他广泛的跨学科的兴趣使他印象深刻。由于弗洛姆没有寻求全职的学术教授职位，他对完全成为执业精神分析师的生活也没有兴趣，所以他发现在研究所进行社会研究的工作可以为其提供经济保障。他的工作将他引入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网络，这与他作为一名学生所享受的不同。这并没有妨碍适度的私人精神分析实践。事实上，他对研究所的工作前景感到兴奋，感觉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作为社会研究者和评论家以及精神分析师。这是他获得经济保障的机会，它将有助于他发展自己对社会心理学的独特观点。可以肯定，他将参加研究所的合作项目。但从一开始，弗洛姆就认为，他会形成与这个团队有所不同的个人理论。

我们所知道的弗洛姆的线索性概念——社会性格，在他的大部分出版物中都有所呈现。最清晰的三个解释分别出现于：一篇1932年的文章《精神分析性格学及其与社会心理学的联系》（Psychoanalytic Charaterology and Its Relevance for Social Psychology）、《逃避自由》 (1941)和《为自己的人》（Man for Himself，1947)。

在一段关于社会性格本质的解释性陈述中，弗洛姆写道：“性格可以被界定为人类能量在社会化和同化过程中的活动方式……性格系统可以被视为人类身上与动物本能类似的东西。”为了澄清社会性格的本质，区别于弗洛伊德学派或现代主义关于本能与约束的范式，弗洛姆写道：

“社会生产的驱力是人类所特有的，它必须被解释为对于特定的社会条件的适应的反应，而不是作为本能的‘升华’。”

弗洛姆对世界的影响

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弗洛姆作为社会批评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活”受益于他卓越的写作能力，他能以简单而直接的著作传达精神分析学、伦理学、神学、政治学理论、社会哲学、文化创作等领域复杂的思想，而这些著作抓住了他那个时代潜在的理想和恐惧。那些从来没有听说过亚里士多德、歌德、席勒、托尔斯泰、赫尔曼 ·黑塞、爱因斯坦、罗素和其他知识巨人的读者，在弗洛姆那清晰明了的著作中接触到了他们的思想，而且这些著作将他们置于当代世界的特定问题和焦点的背景之中。例如，弗洛姆通过这些令人敬畏的思想家来批评消费主义文化、企业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独裁主义。”

现在，这些思想家被统称为“公共知识分子”。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这个称呼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因此选择了其他被认可和被调用的术语——“社会评论员”，甚至是“社会哲学家”。虽然这些人也身处学术界，但他们的写作范围比专业化的同事更为广泛。他们对学术专业领域、同行评议的要求和仅限于“专家”的会议表示不屑。相反，他们研究跨学科的重要问题并处理普遍的人文关怀。像弗洛姆一样，许多人在避开系统性研究、跳过专业知识和原始文献的关联时，他们的写作速度很快而且很吸引人。通常，他们反复论述自己的观点，甚至在数十年后以有趣的方式重述。

在犹太人大屠杀、广岛原子弹和越南战争之后，一小部分社会评论家、学者和公职人员像弗洛姆一样在公共论坛上宣布：国家和民族主义造成的伤害多于带来的益处。他们呼吁“一个世界”和“人类家庭”，但他们当中没有几个人像弗洛姆一样清晰合理地提出这个号召，也没有人能够说服数百万的听众去重新思考他们对国家的忠诚。

肯尼迪

古巴导弹危机

1960年秋天，弗洛姆在《代达罗斯》（Daedalu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武器控制和裁军的文章，引起了总统候选人肯尼迪的注意。在这篇文章中，弗洛姆建议美国向苏联政府提出一连串的武器削减要求，最终目的是消除所有的核武器。他也呼吁美国政府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裁军署。

就职总统的10个月内，肯尼迪便提议国会建立军备控制和裁军署。肯尼迪还要求他的顾问考虑弗洛姆持续向苏联政府施压的建议。作为回应，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收集了弗洛姆关于苏联和德国政治的数篇文章，放入总统办公室的作战指示材料中。这种间接的接触一直持续到1962 年，那时古巴导弹危机差一点导致了核战争。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次危机之后，肯尼迪很快就与弗洛姆通电话了。后来在1963年6月，在美国大学的一次重要演讲中，这位总统明显放弃了他一贯的鹰派冷战言论，并且强调与苏联和平公共处以及核裁军的必要性，以此作为避免全球性毁灭的手段。

显而易见，许多作战指示文件和与“局内人”的私人对话促成了这些演讲。但是，肯尼迪的推理论证、他呈现的道德价值，甚至演讲当中一些特定的语言，都与弗洛姆的部分文章有些接近，特别是《代达罗斯》中的那篇文章。

教皇

占有还是存在

教皇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谈到弗洛姆是人类的一位伟大老师，评价他的《占有还是存在》（To Have or to Be ?）是一本非凡的精神著作，他还邀请弗洛姆到梵蒂冈讨论精神指导的问题。这些例子均强调了弗洛姆在学术界之外重大和持续的影响。如果他在作为学者的冒险活动中遇到困难，他的其他生活并不会受影响。

教皇若望·保禄二世*，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梵蒂冈城国国家元首——译者注

马丁·布伯

我与你

最初，里奇曼（弗洛姆的第一任妻子）是唯一的治疗师，但随着弗洛姆的精神分析训练的进展，他开始与她并肩作战。他们俩都是马丁·布伯的朋友；像布伯一样，他们确信治疗是亲密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 “ 我 – 你 ” 关系，同时它也是一种缓解深度心灵压抑的方法。

精神的追求

关于宗教

弗洛姆对精神的追求来源于他对先知犹太教、基督教神秘主义和禅宗佛教的了解。他认为，精神性是某种位于自我内部但同时超出自我和社会的东西。然而，它并不需要上帝存在这样的前提。对于弗洛姆而言，一个人精神的性质和深度决定了他对这个世界的全部倾向，塑造了他的行为举止和人际关系。……弗洛姆发现，精神性之最强烈和最基础的形式在于母亲对新生儿无条件的爱。当务之急是将这种精神延伸到所有的人类关系中。

本文参考中文版：禅宗与精神分析

作者: 铃木大拙 / 弗洛姆 / 马蒂诺

译者: 王雷泉 / 冯川

出版社: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01

禅师坚持对公案的解答，这绝不是出自一个外在的、陌生的或受外界支配的权威。正好相反，一个真正的禅师是令人极度痛苦的自我最终实现的化身。他对公案之解决的要求，实际上是自我对自身之解决的渴望与寻求的迫切要求。子弟拒绝去见禅师，则是由于自我没有能力去正视自己的严重缺乏和不足，这种缺乏与不足，会在禅师完满实现了的自我面前暴露无遗。而不去见禅师，则至少可以暂时不必在充分而不妥协的诚实中，去应付他自己内在的为了缓解与解除而进行斗争的命令。

（接上文）在以往的许多次参见中，自我所做的努力与尝试，无论是片面的、零碎的还是虚妄的，以避免已经半裸的自身暴露出来的窘迫，也避免赤裸裸的自身进一步或完全暴露的痛苦。因为对自我的这种暴露会威胁到它的生存，甚至有可能引起精神错乱或死亡。用一位近代禅师的话来说，就是“不用口，不用心，不用身体，呈现出自己来！”终于，公案的一切客观性都被完全剥尽。然而，它却仍然继续存在着，仍然没有解决，禅师如同自我本身那样，继续要求着公案的解决。节选自“人类的境遇与禅宗”《禅宗与精神分析》

弗洛姆所考虑的精神性超出了人类，同时也在人类范畴之内——是一个人内在因素的整合。最重要的是，一种真挚的精神追求包裹、保护并支撑了自我，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肯定了一个人的倾向与价值。弗洛姆曾经承认，凭借这些安定剂，“我尽己所能修复了（来自原生家庭的）伤害”。如果不是这些基本的元素，他的创造性、学术生产力以及他的政治活动可能微乎其微；我们也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埃里希·弗洛姆。弗洛姆是他自己最好的医生。

1916年至1921年间，弗洛姆在一个小组织中积极地研究了关于《希伯来圣经》的主题，这个组织由法兰克福的拉比尼希米·诺贝尔（Nehemia Nobel）领导，其成员包括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利奥·拜克（Leo Baeck）和格舒姆·索罗姆（Gershom Scholem）。在20世纪30年代，弗洛姆曾是新弗洛伊德学派集会中的中心人物，主要成员有卡伦·霍妮、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和克拉拉·汤普森（Clara Thompson).

*马丁·布伯，德国宗教哲学家、翻译家，宗教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我与你》对现代西方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已深入到哲学、神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各门社会科学之中。——译者注

*格舒姆·索罗姆，20世纪最为深刻的犹太哲学家，当代喀巴拉哲学研究的奠基者，希伯来大学第一位犹太神秘主义学教授，著有回忆录《从柏林到耶路撒冷》。——译者注

*卡伦·霍妮，德裔美国心理学家，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精神分析新法》《我们的内心冲突》《自我分析》《神经症与人的成长》等，她曾与弗洛姆有过一段恋情。——译者注。

*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美国精神病学最具创造性的人物”，纽约威廉·阿兰森·怀特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研究院的创建者之一。

*克拉拉·汤普森，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与弗洛姆、沙利文等人共同为纽约威廉·阿兰森·怀特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研究院的创建者。——译者注。

助手与遗稿保护人

Rainer Funk

弗洛姆大量的通信对于理解他的个人生活十分关键。但是在他逝世之前，他要求妻子毁掉他的所有信件。当他的遗稿保护人雷纳·方克（Rainer Funk）反对销毁他的通信时，弗洛姆缓和了下来，同意方克保存他的专业信件，毁掉所有其他信件。弗洛姆没有做出说明的是，他的许多包含私人信息的专业信件以及他所有的信件，无论是个人的还是专业的，比如写给富布赖特和里斯曼的信件，最终将被存储在不同的大学档案馆里。此外，尽管他要求毁掉所有私人信件，但他的妻子却将其中很大一部分保留了。（正文完）

活动预告

2021年1月29日

星期五

柏林 9：00 北京 16：00

本站邀请到柏林弗洛姆研究中心

Rainer Funk博士

弗洛姆的遗稿继承人

做客WorkFace柏林站

与大家开展云端对话

……

还有哪些有关弗洛姆的好奇？

统统满足你！

Rainer Funk

Dr. Rainer Funk,

Head of the Erich Fromm Institute in Tübingen

•THE ERICH FROMM STUDY CENTER

•弗洛姆研究中心

The activities conducted by the Erich Fromm Study Center serve the aim of conveying and further developing the sociopsychological thinking of Erich Fromm. Taking a humanist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as its basis, it is concerned with investigating and probing 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conditions for the success of humans and society, as well as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corresponding findings to course contents and research projects.

弗洛姆研究中心开展的活动旨在传达和进一步发展Erich Fromm的社会心理学思想。以人文科学为基础，关注于调查和探索人类和社会良性有利的心理和社会条件，以及将相应的发现应用于课程内容和研究项目。

中心负责人：

Professor Dr. Thomas Kühn, who holds the Erich Fromm Endowed Professorship 弗洛姆荣誉教授

Dr. Rainer Funk, Head of the Erich Fromm Institute in Tübin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