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传承的未来怎么走？这场大咖齐聚的研讨会干货满满！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个时刻，意义非凡。此后，杭州市将每年的7月6日，定为“杭州良渚日”。
昨天，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柴晓明、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陈野等大咖专家走进良渚，开展了一场专题研讨会。
他们从良渚申遗成功背后的故事，谈到如今遗址的传承与保护，又从良渚所处的文明高度看到未来学术的研究方向。这场关于良渚的对话，可谓干货满满。
申遗背后
此时，距离良渚申遗成功已经过去整整两年。会议现场，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回忆起一位已故的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
从上个世纪以来，一直有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说法。可彼时，在我国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中，还没有一处遗址能够证明中华文明能早到五千年前，这实为一件憾事。
时间来到2016年5月，那时良渚申遗项目还排在长长的申遗名单之后。但这处遗址具有标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大意义，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让良渚申遗成功，成为文物保护专家们的共识与诉求。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家，张忠培认为应该特事特办。于是，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他主持起草好了《关于良渚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标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建议》，且不顾病痛，执建议书拜访其恩师宿白先生，请他签字。
《瞭望新闻周刊》原副总编辑、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在现场回忆到，“先生又嘱我执建议书拜访谢辰生先生、黄景略先生，两位先生也欣然签名。先生最后签名。”这样，由四位文物考古界元老签名的建议书就完成了。
不出所料，这份建议书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并获批示，由此也奠定了良渚申遗成功的基础。
前申遗时代
追根溯源，人们对于良渚遗址的保护、利用和研究，其实在申遗成功之前就已开始。1936年，良渚遗址发现者施昕更在《东南日报》上刊登考古成果，拉开了良渚考古利用的序幕。
1950年以来，良渚考古由零星的考古遗址点发展到良渚遗址群，再到2006年发现了良渚古城遗址以及2015年发现的外围水利系统。学界对良渚的认识也随之深入，从单纯的史前考古遗址到确认为良渚文化，再到辐射半个中国的良渚文明。
而考古成果的重要性直接关乎良渚考古成果的保护管理和利用传承级别。1956年，良渚遗址成为浙江省第一批一等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以“文物特区”模式实施保护管理和活化利用工作，开启了良渚遗址全面保护利用传承的新时代。
从不断更新的博物馆展览，到一步步走进历史教科书，从考古遗址公园的建立，到文化综艺作品的传播利用。在复旦大学教授高蒙河看来，良渚遗址不断探索多样性的大遗址利用传承途径和方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良渚模式”之路，为我国考古大遗址活化利用提供了一份具有启示性、示范性、借鉴性、可复制性的经典案例。
其中，“大遗址”的概念也成为现场多次被提及的话题。严格地说，“大遗址”不是一个学术概念，而是伴随对大型古代文化遗址保护实践逐步提出、成熟的工作或管理概念。
这就不得不提起，那场起到关键作用的论坛。
2009年，良渚召开了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这次会议达成了良渚共识——走大型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路，使得良渚遗址既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也得到了合理利用——其核心概念就是，“让大遗址如公园般美丽”。
柴晓明表示，良渚遗址保护是大遗址保护的成功典范，其成功经验无疑可以为同类型大遗址的保护提供借鉴和参考。
后申遗时代
如今，进入后申遗时代的良渚古城，人们是不是都了解它和它作为世界遗产的价值了呢？我们应如何在公园般美丽的良渚古城遗址上，更好地宣传、利用、保护和传承良渚世界遗产呢？
单霁翔谈到了，在设立中国自己的“文化遗产日”（后来调整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时的奔波。他认为现在无论是全国遗产日，还是“杭州良渚日”，都是大家来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推动遗产更好地得到研究保护利用的行动。这不仅仅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节日，而且是全民的共同节日——它们的设立有利于使文化遗产真正为社会公众所共享。
柴晓明表示，目前大遗址保护面临大遗址体量庞大、价值重大，保护难度大等形势。因此需要更加注重考古调查发掘研究等基础工作。深刻认识大遗址价值，科学准确地展示阐释中华文明的历史，其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大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其次，随着国土空间规划的实施和多规合一，大遗址保护应该成为“十四五”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未来，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必须与国土空间规划相契合，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协同。
此外，大遗址的特征决定了可视性差，因此需要更加注重科技创新和价值展示阐释。良渚古城遗址展示难度大，只有不断创新展示手段，充分利用互联网、AR、VR、5G等现代科技手段，丰富展示方式，才能提升公众的参观体验。
陈野认为，作为“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三大都邑性聚落综合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良渚古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良渚文明以其独特的玉器文明、稻作文明、土筑文明以及宏大的规模、复杂的体系、森严的社会等级、统一的信仰等物质和精神文化创造，成为不亚于同时期古埃及、苏美尔等文明的区域文明形态，在人类文明进步史中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良渚文明丛书》等论著所取得的重要成果，都可以说明，良渚文明与西方文明差异显著——具有自己独特的地理环境、起始之源、形成过程和文明成就。
因此，循迹良渚文明研究，对浙地以至中华文明做全方位、全时段、全过程的“进入式”研究，从人、地两大基本要素的互动关系中观照一地文明在个体与群体、实践与经验、观念与意义、稳定与变迁之间的有机生成，追寻其历史来路、创新发展、时代价值和永恒不坠的内在精神，同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民族复兴大业高度相关。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方向明也表示，系统整理考古发掘资料，系统出版良渚及古代文明著作，及时把良渚考古成果转换，是宣传良渚文化的必要工作。良渚文明模式的本质，是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模式的本质——礼制、器以藏礼。这些，也是良渚文化考古今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议题。
来源/浙江新闻客户端、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
编辑/周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