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走得很艰难 但总算挺过来了
▲到底没能看到梅里雪山云层散尽
2016年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艰难的一年。我感觉尤其如此。
深秋的一个黎明，我站在云南德钦县飞来寺的一家宾馆窗前，眺望远方的梅里雪山。太阳升起来，光芒洒在山顶的云层上。白云一点点散开，但最终没有散尽，我无缘一睹神女峰沐浴圣光的胜景，但已经知足了。
看雪山之上云卷云舒的时候，我想起了许多事。我知道这是一座从未被征服过的高峰，许多登山客半途铩羽而归，而有些则殒命途中，变成冰雪下的枯骨。但没有抵达目标的登山就没有意义了吗？高原气候多变，前一刻还是风和日丽，转瞬间狂风暴雪，这算是人生无常的写照吧。生活在高原的藏人，是否因此而比平原上的人更敬畏自然，有更强烈的宿命感？
望着雪山，一大半年我经历的那些美妙的事，难熬的事，也无序地在脑海中闪回。
2015年4月，我的父亲病逝在老家。当时才四岁多的儿子跟着我回家，他还不太理解死亡意味着什么，像看热闹似地穿着孝服跟着大人送灵柩上山，学着我行礼如仪地在爷爷灵前奠酒。2016年初再随我回家过春节，大年三十，一大家十几口人围坐，他发现少了爷爷，突然冒了一句：爷爷是真的去世了吧。——令我欣慰的是，他用了“去世”而不是“死了”这个词。一桌无言。
过完年回到北京，妻子供职二十年的日本松下在北京的某公司终于尘埃落定了，投资方撤资回日本，公司解散，员工遣散。这个结局其实她早就料到了，2016年元旦他们公司放了长假，一直接连到春节，这显然是要散伙的预兆。虽说有心理准备，但最后一只靴子落地时，还是心里难受。毕竟她最好的年华奉献给松下，而且这家公司的经营状况还不算差。但资本是趋利的，利弊算计后决定撤资也无可厚非。日本人办事还算守规矩，按照中国的法律——而且是就高不就低——安置了员工。妻子回到了家，我说，没关系，反正儿子明年就上小学了，需要人照顾，你在家挺好的。
3月1日，百花次第开放的时节，我从南海的永兴岛刚回到北京。2015年5月我加入的那家新媒体公司突然遭遇重大的“乌龙事件”，几位重要的同事一下子不知道消失在何处，原来的一家超级互联网公司的投资因故一分钱都没有到账。显然，账上没钱，公司难以为继，也不可能会有哪个傻乎乎的投资者愿意给这样一家坠入火坑的公司注资。公司散伙是必然的，我是4月初在湖南望城的靖港接到股东之一的人力资源部经理的电话的，希望我能主动辞职。事已至此，夫复何言？不可能奢望什么正常离职的补偿了，我爽快得答应回京后立马写辞职信。电话那边的人说了一句，“真像是一场梦呀！”而当时，妻子失业回家的手续还没有办利落。我走在靖港的古巷里，强装笑颜与同行谈天说地，我那一刻的心情，和162年前吾湘先贤曾国藩兵败靖港时何其相似。只是我没有曾公那样肩负天下安危的重任，所以不至于想去跳河。
在家赋闲不到半个月，那家名存实亡的新媒体公司最小的股东方——财讯集团给了我一个电话，希望我留在财讯。我答应了，虽然曾想过休息半年再去找工作，但马上有一个固定的职位对刚刚失业的妻子来说无疑如定海神针。
2015年“五一”劳动节后第一个工作日，我和财讯集团签约，几个月后解约，劳动关系转至那家已经手续齐全的新媒体公司；2016年“五一”劳动节后第一个工作日，我再次和财讯集团签约。一年走了一个轮回。
我以为此番峰回路转了。6月份接到老家姐姐一个电话：老娘被村里的一个疯婆子打了，昏厥许久才醒来，住进了医院。母亲和父亲吵了一辈子的架，父亲病重那些年，全靠母亲和姐姐照顾，母亲不时啧有烦言。但父亲一旦撒手而去，她比谁都伤心。接她到北京住过半年后，又叫着要回老家。本来和姐姐一家住在镇上很好，可一个黄昏她不告诉任何人，步行回到4华里外的老宅，第二天早晨非得去菜地看看，在村口被与她有宿怨的疯婆子用木棍袭击，头部裂开缝了好几针。
我和哥哥赶回老家，疯婆子的监护人推卸责任，当地的基层政府和派出所踢皮球。在乡村，这种扯皮的事太多了，我只能劝说母亲消消气，自己掏钱治伤吧。对疯婆子又能怎样？总不能把她打一顿吧？对其监护人，即使起诉赢了，也很难执行。
母亲的难到此还没有结束。她伤好出院没多久，8月10日，那是一个周三。我又接到姐姐的电话，说送母亲去市第一人民医院看病，初步检查出她得了肺癌。
那一刻，我完全不敢相信。2015年秋天她在北京时，我带着她仔仔细细做了个全面检查，身体状况不错。后来许多人告诉我，肺癌常规体检检查不出太正常了。母亲辛苦一生，特别是照顾病重的父亲多年。父亲走后，我们兄弟姐妹想她该轻轻松松地活几年，没想到老天如此不公道。我马上给母亲和姐姐订了第二天来北京的高铁票，让姐姐陪母亲速来北京做进一步检查。然后麻烦多年的好兄长、健康时报的副总编赵安平，他帮我找到了宣武医院的胸科主任、著名的肿瘤专家支修益教授。我曾在中国控烟协会组织的宣传活动上见过两次支教授，他兼任中国控烟协会常务理事，谈吐儒雅。
8月11日即周四晚上到北京西站接到了母亲和姐姐，第二天一大早陪着母亲去了宣武医院，谢天谢地，当然主要是感谢支教授，当天老娘住进了医院。周一开始做系列检查，包括PETCT，没有奇迹，确诊为肺癌晚期。我们对母亲无法隐瞒病情，她识字，而且当过多年的赤脚医生，所住的病房里8个女患者全是肺癌。住了几天院后，她心情好了一些，对我说：“病房里几个人，我年纪最大，有些人才4、50岁。”
不幸中万幸，经过分子检测，母亲所患的是EGFR突变型腺癌，可以适用靶向药。母亲在宣武医院做了射频消融手术后，医生开了两个月的易瑞沙，便出了院住在我家。2016年5月开始，治疗癌症的几种主要靶向药价格大幅下降，以前服用易瑞沙一个月要15000元左右，现在只要7300元。但这些全是自费，加上其他费用，仍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好在我兄弟姐妹四人，如果是独生子女，又将如何呀。母亲患病住院期间，儿子问我：“奶奶得了什么病呀？”我如何对一个五岁多的儿子解释呢？只好随便说一句“小病，感冒。”儿子听后不理解地说：“小病，还要住什么院呀？”
▲母亲出院后在小区看我儿子拍球
母亲得知自己患了肺癌后，对生死的话题格外敏感。9月中旬我开车陪她去避暑山庄，看完皇家园林，特别听完介绍，咸丰皇帝死在避暑山庄时才31岁，她似乎有些庆幸地说，过去皇帝也没什么好呀，这么短命。
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一定要登上高高的台阶，去普宁寺大殿进香，我猜测母亲跪在佛像前，没准有此类的疑问飘过：我一生勤劳，与人为善，为什么得了这个病？——当然，我不便细问她在佛像前到底想了些什么。
出院后才两个月，身体状况好转的母亲又坐不住了，执拗地要求回老家。没办法，她的意愿无法违背，带着托朋友从印度捎回来的几盒易瑞沙，我把她送回老家姐姐的家。在那里，她可以和熟人聊天，可以打牌度日。
我身边有许多父母患癌症的朋友，家有癌症病人，对亲人来说，是一场心理、精力、金钱的综合考验。尽量让老太太多活些时日，过得快乐一些，也就是我们兄弟姐妹的最高目标了。
▲初冬站在岳麓书院的大成门前
今年2月底，我和几位朋友一行去永兴岛，其中就有多年好友金波。我们坐在海边，看湛蓝得如蓝宝石的海水，在最南的邮局前为对方照相。谁想到，6月29日，他倒在北京呼家楼的地铁站台上，撇下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我在东郊殡仪馆送别他时代表朋友灵前致辞：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上天安排的生与死，每个人都躲不过，名校哲学科班出身的你，想必早参透了这些。我们惟愿死者安息，生者坚强。
比起英年早逝的金波，以及几位冤死的、不便说名字的年轻人，尽管艰难，但能看到2017年阳光的我们，还算是幸运的吧。
2017年我们将遇到什么呢？谁也不敢断言，我只有这样一种信念：
哪怕风雨如磐，大道直行，吾心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