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那些兄姐一般的老师｜致80年代乡村教育黄金一代
▲我已记不得合影的这位同学姓名了，无意摄进镜头的那位帅哥似乎是黄斌老师
人喜欢怀旧的时候，就意味着开始变老。李方兄曾经专门撰文批评这类“怀旧党”的颓废。
不过，旧日同学坐在一起，除了一起怀念往昔共度的时光，似乎找不到更合适的交谈话题。彼此分别多年，经历、境况不同，谈政治话题，可能会争吵；谈升官发财，会成为某些得意者的成功经验分享会。唯有一起怀旧，温情脉脉，人畜无害。
今年春节回老家过年，抽空和高中的十几位同学小聚。其中有一位女生，刚刚面试过“准儿媳”，匆匆赶来。想想我的儿媳妇，不知还在哪个幼儿园，真是差距太大。她在我们的高中母校任教，我曾经暗恋过她。
高中时代我暗恋过几位女生，但都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现在想想也很自然。我考入高中时才1米39，体重38公斤。高一在重点班时为倒数第二年少者，高二调整到文科班，则成了年龄最小的。高一时我嗓子还没破，用老家一些长辈轻蔑的说法，还是一个“毛都没变全”的男娃。而女生成熟早，她们心仪的是那些孔武有力、荷尔蒙四溢的帅小伙，看我只是一个啥都不懂的小弟弟。
这位女生的哥哥，当时是我们学校的物理老师，是一位很有文艺范的业余诗人，曾经迷倒了许多女生。饭桌上，大伙追问他兄长的情况，女生说，家兄在广东做买卖，头发全白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一一回忆当年的那些青年老师，并戏谑地比较这位女生的兄长，和另一位姓蒋的数学老师，两人“筛毛”（湘中方言，“泡妞”的意思）的段位谁更高。席间，高中时代许多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被扯了出来。
我突然意识到，当年我在那所农村高中，遇到了一群堪称“80年代乡村教育黄金一代”的老师，这黄金一代，很快就风云流散，集体谢幕了。
1985年，我进入一所普通高中——新邵三中就读。新邵三中设在一个叫新田铺的小镇。南方的铺，和北方的驿有些类似，是城市之间每隔一定路程所设用来供客人歇脚、打尖的集镇。新田铺在一个狭长的盆地里，背靠雪峰山的余脉板竹山，正当邵阳城至新化城的要冲，有一条几百米长的街道，两旁多是黑瓦木板房，每天早晨店家要拆门板开业。有点现代化气息的建筑只有区公所、邮电所和我就读的学校。
▲彩色胶卷刚进小镇，二排右三红衣少年是本尊
在那个高考录取率极低的80年代，在一所普通乡村高中就读，能应届考上大学的几乎是个奇迹，大多数学生不作此想。少数读书用功的人退而求其次，希望自己通过复读一、两年考上一所专科学校，已算是祖坟冒青烟了。一般学生的想法是混个高中文凭，要么去当兵，要么去做生意或打工。
这样的气氛下，学风是很难说扎实刻苦。但这种宽松到极点的高中三年，对我个人有着深刻的影响，细究起来，恐怕一大半要归功于我遇到的那群年轻老师。
刚入校时，学校的老师年龄呈两个极端：一部分是经历过历次运动的老教师，他们多数年过半百，对几十年翻烙饼似的政治运动感受很深，课堂上多数是谨言慎语，只是偶尔才露出点峥嵘，评点一下时事；另一部分则是80年代初考入师专或师院，刚刚分配到这所高中的年轻教师。
等我升到高二，进入文科班时，学校换了一位只有三十出头的校长——其言行颇有魏晋之风。那年暑假又分来一批毕业生，加上前两年分配的，小小的一所乡村高中，一下子有了二十来名二十多岁左右、科班出身的青年教师。这些教师，多数毕业于邵阳师专、娄底师专等省内师范专科学校，记忆中好像本科只有一位。
这些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年轻教师，各个学科都有，一下子改变了整所学校的教师构成。他们像一股激流，给这所简陋的乡村高中带来了活力。在我们这些农家孩子的眼里，他们都很酷，包括数理化老师。
我们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些年轻的老师，和他们相处，可以没大没小，说话不必担心冒犯他们而有碍师道尊严。他们住的宿舍，多是夹在教室之间的一进房而被隔成两小间的其中之一。学生们可以自由地去敲门找他们，多半不是去请教什么教科书上的问题，而是去找这些见识广的兄姐“扯卵谈”，他们对来扯的学生也欢迎，如果你扯得不错、有些想法，就对你高看一眼，勉励有加。
我那位女生的兄长，并没有教过我的物理——因为我在高中只学了一年物理。但通过他妹妹，我借阅了他的朦胧诗人的集子以及三毛的书，从他那里，我才知道舒婷、北岛、顾城的大名。《神女峰》《致橡树》大概是在我高二某个夜晚背诵下来的。
这群青年教师中间，练习书法成为时尚，很快就影响到学生。我的政治老师是我同村的兄长，是我读高一那年暑假分配过来的，他的妹妹和我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同班，到高三毕业，要说青梅竹马一点不为过。这位老师的字写得可真好，是严谨而劲挺的欧体。他曾开了个玩笑，以三个名字向一个全国性书法大奖赛组委会分别递交了楷书、行书和草书三幅作品，三幅作品都获奖。我第一首向公众展示的诗，是这位老师用小楷抄录，张贴在小镇街道旁的橱窗里。我为此得意了好久，那兴奋劲超过后来自己的书正式出版。
青年教师中男性居多，也有几位女性，这些像姐姐一样的女老师，其言谈举止是女学生效仿的对象。在课堂上，年轻的女老师几乎不会批评调皮的学生，即便说一句重话，她们自己先脸红。
我因为年纪最小，个头低，这些年轻教师把我看成小孩子，而那些发育早的男生，和他们几乎是称兄道弟，勾肩搭背，一起打篮球，上街游玩。
也是通过这群老师，我知道了“人权”“法治”“民主”之类大词。
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的教学水平很难说有多高，但他们热情、真诚，对学生没有任何的功利思想。在他们读大学的四年或三年中，正是理想主义盛行的80年代初，他们把这种气质又移植到小镇的中学里来。
不过这批青年教师后来几乎全部离开了那所乡村高中，而且大多数已改行了。要么去做生意，要么去当了公务员。他们或在广东、上海、长沙，或在县城。
我想全国范围内，这一批高中教师的命运差不多吧？前些日子分别看了冉云飞和土家野夫写诗人李亚伟的长文，李亚伟也曾是80年代中期那批院校毕业的中学教青年师之一。他从南充师院毕业后分配到老家酉阳一所普通高中，学校所在的那个小镇，和新邵三中所在新田铺镇，建筑格局乃至内在的气质，应该是惊人的相似。至今还有李亚伟教过的学生回忆起他当年在讲台上的风采，读老冉、野夫两位兄长的长文，我脑海中便浮出高中时代那些年轻老师的模样来。
那次同学聚会，大家喝嗨了。一位在县城工作的同学喝完一杯酒后说：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是幸运的，我们进入高中，什么都不懂，能碰上一群那样优秀的年轻教师，是一生受用不穷的财富呀。
然后，人到中年的我们，一起为当年那群意气奋发的年轻老师干杯祝福。不论你们身在何处，我们永远想念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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