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的天空下我们长成这个样子｜写在邓公二十周年忌日

不管自己是否乐意承认，我这代70年代初（可能也包括60年代末）出生的人，成长的每一个重要节点，都和邓小平有莫大的关系。可以说，我们是在小平的天空下长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1997年2月20日，正是一场春雪过后，天气比现在冷得多。我住在北京东城的一个古老的大杂院里，隔壁邻居是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北京”老任。我推门出去，见他站在院内的大杨树下，手拿着便携机收音机。收音机里播出哀乐，见面后寒暄一句，他说：“出大事了。”我问：“啥事？”“老爷子走了。”“哪个老爷子？”“还有哪个老爷子？最大的那个老爷子呗。”

我明白了，小平逝世了。此前坊间传了数次他病危的消息，93岁高龄辞世，不意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人们工作、生活正常，远非我童年记忆中毛主席逝世后，偏远山乡的人都以为天要塌下来的情形。小平对中国的贡献，也许就包括“国丧”期间国人仍然有正常而平稳的生活吧。

我是“文革”实质上破产那一年出生的，即林彪外逃、正副统帅公开分道扬镳的1971年。自那以后，毛真正进入他的风烛残年，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接下来的5年，可以看作是一位政治家的“垃圾时间”。尽管他在最后一刻都牢牢地控制权力，但以后的政治运动更像是一种“表演”，如“反右倾翻案”“批评批孔”。对我来说，这童年时的滑稽剧几乎没留下什么影响。

1977年秋天，我入学。已是“英明领袖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抓纲治国”成为我们刚刚识字后的“关键词”。那天冬天，恢复高考，我所读的村小，一位民办教师考上了武汉钢铁学院。在老人的眼里，就是“开科赶考”，靠读书可以跳出农门了。

1978年，“改开”开始。读二年级后的我们，所用的语文课本也大变样了，前几课不再是领袖的语录，而是《春天来了》《辛勤地劳动》等比较符合小孩子心智的课文。

1979年春天，对越战争打响。直到八十年代法卡山、老山和者阴山之战，南疆的血与火是童年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最重要的养料。徐良的故事广为流传，《十五的月亮》《望星空》《血染的风采》成为“主旋律”三部曲。

1981年冬天，家乡分田到户，实行联产责任承包制，1982年，吾乡大丰收，几乎所有的农户一日三餐有白米饭吃了。

1982年秋季，我上初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标语刷在学校的墙上。80年代中期，刑事案件上升，离山村不过二十公里的邵阳市，在大人的口中，几乎是“恐怖的地狱”，传说黑社会的人剁手指，挑脚筋。相伴而生的是最高层下令的“严打”。我中学时代一个深刻的记忆就是市镇上经常出现邵阳中院院长签发的判处死刑的布告，最末那个红勾好威风哟。一个布告读下来，枪毙十几个或几十个太正常。——不过，红勾也没有吓住正处在青春期的豆子鬼们。

1987年，家里买了黑白电视机，“韶峰牌”，有缘观看了87版的《红楼梦》，陈晓旭成为心中永远的女神。1988年春节联欢会是我观看的第一次春晚，也是无可替代的春晚。印象最深的是程琳的《思念到永远》和毛阿敏的《思念》，当然，还有当时谁也能卜其大贵的某位歌唱家所演唱的《我们是黄河泰山》。

1988年高考落榜，复读一年后于1989年考上了兰州大学。那一年，对我而言，国家不幸个人幸。发生的事不必赘述，邓公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不必赘述。

1991年过完暑假回到学校，似乎觉得校园气愤有点变化，原来苏联发生了“八一九事件”，紧接着是苏东剧变。学校也隐隐有“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之感。那几年毕业的师兄师姐分配得不好，经济也不太景气。

1992年，已经退休的邓公南巡，几个月后看到了名曰《东方风来满眼春》的长篇通讯，但料不到这篇通讯和本人命运的联系。

▲1993年的北京，第一次申奥失败

1993年夏天大学毕业，因为小平南巡的催化，过了一年，效果终于显现，就业简直是太容易了。全班30名毕业生，120多个单位来人或来函要人，我分配到北京一家国企。

1995年，相信当时“依法治国”的说法，考公务员进了司法部。

网上流传一个邓公著名的视频，他说他希望活到1997年，去香港自己的土地上看看。上天兑现了一半，他确实活到了1997年2月19日，但却没能让他多活哪怕半年，看到香港回归。香港回归前，两首歌很流行：艾敬的《我的1997》和罗大佑的《东方之珠》。艾敬这位东北大妞唱着歌从关外走进关内，一路向南走：

我十七岁那年离开了家乡沈阳
因为感觉那里没有我的梦想
……
1997快些到吧八百伴究竟是什么样
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hong kong
1997快些到吧让我站在红勘体育馆
1997快些到吧和他去看午夜场
1997快点儿到吧八百伴衣服究竟怎么样

那时候的年轻人对香港是那样憧憬与向往，哪想到多年后，这些人成了香港人讨厌的买光奶粉的大陆客，而东北青年离开黑土地一路向南则是加速度的。

1997年9月，十五大刚刚结束时，我恰好陪着司法行政系统一位先进典型坐火车去济南，那一列车，几乎是参加十五大山东代表团的专车，一路上车厢的广播里反复放着两首歌：《春天的故事》和《走进新时代》。

邓公离开这个世界二十年了，在他走后的这二十年里，中国还是在延续他指定的道路，甚至可以说后来的执政者都受惠于他的余荫。1997年7月香港回归；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2008年举办奥运会；2011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等，那件大事和邓公无关？这个国家的政府和百姓都在放纵地追逐财富。1997年邓公去世时，我在朝阳门南大街司法部的大楼上往东一看，除了蓝岛大厦外，几乎是一片棚户区，现在这里是高楼林立，寸土寸金。

不能否定，邓公逝世后的二十年内，中国和大多数中国人过得还不错。但是，也不能否认，贫富差距加大，公职人员贪腐不断创纪录，公民的基本权利所得到保护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这些，难道不也是邓公的遗产么？

过去的四十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二十年从1977年小平成为中国实际上最高掌权者开始，江河解冻，万物复苏，中国慢慢地告别僵化的计划经济和极左时代。那一年我背上书包上小学一年级。这个二十年，作为一个山村长大的孩子，我是受益的，能凭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分配到首都。第二个二十年仍然是没有小平的小平时代，我在这个大都市里打拼，见证这个城市的巨大变化。借用另一个小平的话来说，没有辜负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也没有辜负我。我们这一代，许多人成功地变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接下来的二十年呢？中国的命运会怎样，我个人的命运会怎样？不敢做判断。我只能相信人心向善，世道向好。但愿二十年后，我还没有老年痴呆，那时候，作为小平天空下长大的人，回首往事，或许能更为公允、客观地评价小平和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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