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 还能重回两湖共同省会的地位吗？
明清两代，甚至民国时期，武汉实质上是湖北湖南两省的共同省会。我把长沙看成湖南人的“第二省会”。武汉这个地位，类似六百年来，南京之于安徽人。
湖广省在明朝是帝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湖广熟，天下足”此谚一出，意味着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楚南丘陵地带的梯田，所产稻米，已然超过东南的苏、湖地区。居于长江中游有九省通衢之便利的武汉三镇，不但是湖广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长江中、上游最大的都会。
清代康熙年间两湖分省，湖南巡抚衙门设长沙（此前有短暂的偏沅巡抚，设湘西芷江）；雍正初年的两湖分闱——即在长沙设乡试考棚，湖南的生员不用再到武昌去考举人了。长沙从此成为湖南省的法定省会，武昌或者说武汉三镇，只是湖北省的省会。当然，湖广总督衙门设在武昌，其政治地位仍然高过长沙。
可是在民间，直到我爷爷那一辈，说起武汉特别是汉口，远比长沙熟悉。湘中农村的男子，外出谋生，要么向西翻过雪峰山去湘西和贵州做手艺，要么顺着资江，北上汉口。我以为，这是水运为王的运输模式决定的。
湖南有湘、资、沅、澧四水，均滔滔北流，汇入洞庭，然后与长江融为一体。而四水之间，横亘着大山。除了湘江流域的人们，资水、沅水、澧水流域的人如果运载货物，去省城长沙实在是太艰难了。
以走高速公路距长沙只有240公里的湘中重镇邵阳（宝庆府府城）为例，去长沙需要顺着古驿道，翻过龙山山脉，走到老湘乡县境内，才能顺着涟水坐船东去。行脚客背一个小包袱，都要走两、三天，如果要运载货物，即使用骡马驮，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清末民初，有一个《宝庆至湘乡路途歌》，应是在宝庆城里做买卖的湘乡商人所编，其词如下：
宝庆城墙四四方，两脚忙忙走湘乡。
鸡叫三遍呷早饭，走出东门没天光。
青龙桥上打一望，十井栏杆到山塘。
洪桥田凼打中伙，两脚忙忙走秋塘。
行到黑田天将黑，刘家老店饭菜香。
金钱银钱起眼见，路够长来人够行。
界岭听见油榨响，双脚跳到蟆蝈塘。
青树坪里打中伙，行到永丰见灯光。
永丰辣酱好口味，九里开坛十里香。
永丰下去四十里，抬头一望到虞唐。
虞唐好个桃花杏，家家都有好姑娘。
可惜身边钱财少，家中妻子饿肚肠。
虞唐过去是山枣，洙津渡口在前方。
渡口有座万福桥，提起此桥有名堂。
当年过渡徐公明，驴子下粪污船舱。
艄公怒骂徐公明，赔礼道歉难了当。
横下心来打一算，修座长桥利四方。
吃饭石匠九十九，做工石匠五十双。
中间一个是鲁班，鲁班下凡修桥梁。
走过桥梁过个坳，一路平明到湘乡。
人到家乡水也甜，一家大小喜安康。
三十吃了年关饭，明年依旧走邵阳。
从宝庆府城到今天双峰县城永丰镇要走一天；歇息一夜，第二天再走大半天才能走到湘乡县城。如果宝庆府城去长沙，刚走了一半。
湘乡商人在宝庆城做买卖，亦以毛板船贸易为主，他们最重要的出货地是汉口，而非长沙。今天双峰县（旧属湘乡县）甘棠镇龙安镇有朱家大院——曾国藩题写的“树德堂”匾额仍在。这个家族是商业世家，第一代经商者叫朱祖礼，他在宝庆府城开设“玉和祥”商店发家。道光年间，其长子朱太祥成为宝庆有名的“毛板巨商”，逐渐积攒了巨额财富。
运输货物去武汉三镇，走水路虽然有风险，但比较便捷。资江上、中游流经的宝庆府数县，盛产木材和煤炭，这是在汉口很受欢迎的紧俏商品。据《资水上的毛板船》一文介绍：
毛板船即一种木筏。这种船用未刨的松木板制成，故名毛板船。毛板船的形状是头尖，尾尖而翘。长二十四米左右，宽三米以上，最重的能装到九十吨，这种船是专门用来装煤炭的。毛板船到益阳，就完成了内河航运。在益阳另找舵师水手，再过洞庭入长江达武汉。船到武汉，先卖煤炭，然后将空船卖给拆板厂，拆板厂将船拆开出售松木板。毛板船体积大，装载多，但制作粗糙，容易出事。一艘毛板船，从造船到装煤，成本只需银洋一千元左右，若能平安抵达武汉可卖二千五至三千银洋，利润相当可观。在资水航运中，驾毛板船是最富诱惑与刺激的一种冒险行当。弄得不好连船带人翻入江里，落个人财两空。
▲顺资江放毛板船到汉口，可谓富贵险中求
对资水流域的人来说，去武汉易而去长沙难，那么对沅水、澧水流域的大湘西人来说，更是如此。今天沅水流域的商业古镇如洪江、浦市，它们的兴旺无不和武汉三镇紧密相连，沈从文笔下的“麻阳水手”“常德的船”，大半是飘过洞庭去武汉。湘中、湘西那些靠水运而繁华的小镇，多有“小南京”“小汉口”之称，而非“小长沙”。显然，在当地人的眼中，长江沿岸的汉口、南京才是大码头。
今日汉口还有“宝庆码头”的地名。这个码头是宝庆府属几个县，特别是新化、邵阳、武冈放毛板船的商人和船工打出来的。后来宝庆府籍的人来汉口谋生，自然选择此地落脚。宝庆码头包括四街十八巷，地处汉水汇入长江口一箭远的地方，是一段黄金码头。两、三百年间，宝庆商帮和徽商、江西商帮、黄商等商帮打官司加械斗争夺这个码头，来来往往很多回，宝庆人才完全站住脚跟。宝庆码头周边住的人以宝庆府的人为主，其中新化县的又最多。抗战时期宝庆码头住了5万多“宝古佬”，而当时的新化县城才3万人。新化舆地学世家邹汉勋，从其孙子邹代钧开始，就长期居住在武汉。
《湖北日报》在一篇《打出来的百年老码头》的文中如此介绍：
今年81岁的杨久英婆婆在宝庆二街住了几十年了。说到这一带过去湖南人多，一跟本地人扯皮，湖南人就越来越多，故有个不雅的说法叫“宝狗子”。如今街坊中有好多人还说湖南话，保持着一定的乡土情结。
据史载，宝庆码头是湖南宝庆人在清嘉庆初年从本地人手里打下来的，至武汉解放前的140多年间，宝庆人凭借武力不惜手段交通官府维护其利益，还建立宝庆会馆，甚至把汉阳鹦鹉洲和武昌白沙洲等地的宝庆人居住区也算码头范围。有民谣说他们，“头顶太阳，眼眸邵阳，脚踏益阳，身落汉阳，尾摆长江掀巨浪，手摇桨桩游四方。”
这“宝狗子”比起“宝古佬”还难听））抱团、爱打架、不怕事，估计是武汉当地人对宝庆人的整体印象。
邵阳乡下曾流传一首民谣，道出宝古佬去武汉三镇讨生活的艰辛与憧憬：
十二月，落大雪，
背起包袱上湖北；
湖北有个好堂客。
打起胭脂水红色，
不打胭脂也看得。
照理说，十二月已近年关，应该留在老家过年了。这个男子怎么一反常态去湖北呢？——应该就是武汉。我分析原因可能是：去要回卖毛板船和煤炭的赊账？或者那里确实有他一房老婆。武汉有家，便不是他乡了。
▲宝庆码头旧影
我们翻看清末明初历史，湖南的革命元勋，大多数和武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黄兴由长沙湘水校经堂学生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在武汉两湖书院毕业后，东渡日本。宋教仁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考入武昌普通中学堂。在校期间，他结识吴禄贞等人，并走上了反清革命之道路。
武昌起义的几位重要的策划者和领导者：孙武、蒋翊武、刘复基、熊秉坤、谭人凤、邹永成、居正，其中半为湖南人半为湖北人。可见当时虽然政治上分省二百年了，但两湖人彼此不分，武昌或曰武汉三镇在两湖人心中，就是自己的省会。
在水运时代，长沙确实没办法和武汉三镇比，长沙临湘江，湘江只是长江的支流，辐射的人口与地域很有限。而长沙自身没有好码头，船舶停泊条件还不如湘潭。
那什么时候湖南人才把长沙视为自己唯一的省会，而把武汉看作他省省会呢？应该是水运衰、铁路兴，特别是湘黔铁路通车以后的事。湘黔铁路由东向西横穿湖南腹地，将长沙与湘中、湘西联系起来，资水和沅水流域的人员和货物外出，不需要再走水路停靠汉口的宝庆码头，再扬帆东下了。而是直接走铁路到株洲或长沙，东去杭州、上海，南下广州，北去北京，武汉仅仅是北上的过路站。只是到了我读大学的上世纪80年代末，武汉的高等教育资源较之长沙，有巨大的优势。湖南优秀学子，除了北京、上海外，乐意填报武汉的高校。
自“改革开放”起，湖北、湖南两个内陆省是难兄难弟，都不可避免地衰落了。1992年邓大人南巡，在武汉对湖北主要领导的谈话，即可证明大武汉已经无法和当初并驾齐驱的上海、广州相比了。而对湖南人来说，广州的地位相当于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武汉，劳动力纷纷南下广州、深圳、东莞。今天的珠江三角洲，便有不少的社区，类似当年汉口的“宝庆码头”，积聚着湖南各市州的人。而武汉，在新一代的湖南人心中，和南昌、杭州、成都一样，完完全全是别人家的省会了。
今天的武汉比之长沙，其城市规模、产业、教育资源、交通，尚有一定的优势。但必须承认，在高铁时代，这种差距在缩小。最关键一点是，对于湖南7000万人口（比湖北多1000万）而言，已经不具备无可替代的地位了。在武汉能办的事，去长沙也能办。长沙办不了的，可南下广州，东去上海，北上北京，坐高铁都在3到6小时内。武汉，这个曾经湖南人的“第一省会”，只是过客而已。
武汉要想成为中部崛起的第一大都市，恢复到清末和民国时期在中国城市中的地位，困难重重。西有长江上游的直辖市重庆，北有中原的中心、第一人口大省省会郑州，东边的江西安徽心向上海，南面的湖南则被广东吸纳。如果武汉只有湖北6000万人做支撑，是远远不够的。且不说恢复到当年“九省通衢”的地位，只要它重新成为两湖的共同省会，有了湖北湖南1亿3000万人做基本盘，武汉还是大有可为的。这取决于两湖能否重新一体化，如清代那样，虽然分省，但湖广从经济、文化、交通等诸方面不分畛域。
武汉，做好了重新成为两湖共同省会的准备了吗？
【十年砍柴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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