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无才便是德VS妇女能顶半边天

Original 2017-03-08 十年砍柴 文史砍柴

今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男人们为了“政治正确”，纷纷表述为“女生节”“女神节”甚至“女王节”。

“妇女节”的称谓有什么不好？大约让人联想到中老年妇女的形象，或者是“革命主旋律时代”的铁姑娘。没有体现女性的娇柔妩媚，便是对女性的大不敬。

其实，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女权运动的目的甚至是“国际劳动妇女节”的起源，就是要争取女性能和男性一样平等地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包括平等受教育，同工同酬，平等地参政，等等。柔弱的女性形象正是所要摈弃的，男性以“怜香惜玉”的态度来称女子为“女生”或“女神”，恭维的背后恰恰表达出一种把女性当弱者的潜意识。

今天早晨，我也未能免俗，抄写了杜甫《丽人行》中两句诗“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祝贺女同胞的节日。立刻有人指出错误，说“这诗不是歌颂劳动妇女的，而是讽刺唐代贵族妇女的”。

这位网友当年语文课一定中心思想概括得不错。老杜这首诗确实是如《杜诗详注》所言：

此诗刺诸杨游宴曲江之事。……本写秦、虢冶容，乃概言丽人以隐括之，此诗家含蓄得体处”。

但我举这两句其实是想说说，在中国古代也有女人节。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正是暮春时节，草长莺飞，杂花生树，青年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三五成群，出门踏青、赏花。《诗经》的《郑风·溱洧》云：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这首诗描绘的就是古代中国上巳节的风俗，这样的风俗不仅仅属于贵族妇女，也属于平民女子。宋代朱熹《诗集传》如此解释：

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兰水上以祓除不祥，故其女问于士曰：盍往观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复要之曰：且往观乎？盖洧水之外，其地信宽大而可乐也。于是，士女相与戏谑，且以芍药为赠，而结恩情之厚也。此诗淫奔者自叙之辞。

在道学家的眼里，自由恋爱就是“淫奔”，当然要禁止。因此宋代以后，上巳节的风俗渐渐地衰微，女子在美好的暮春也很难出门踏青了，这正是宋明理学盛行的结果。不过中国境内一些南方少数民族，如壮族、苗族、黎族，受宋明理学的影响不深，“三月三”仍然是个隆重的节日，节日期间男女山歌传情，私订终身。

在明清两代，中国女子基本上从社会的公共领域退了出来，回到封闭的家庭。“女子无才便是德”便是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明末清初的大才子张岱在《公祭祁夫人文》中说：

眉公曰：丈夫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殊为未确。

可见张岱是转引自士林前辈陈继儒（号眉公）的话，而且并不完全赞同陈的观点。眉公的原话是：

女子通文识字，而能明大义者，固为贤德，然不可多得；其它便喜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无丑事，反不如不识字，守拙安分之为愈也。女子无才便是德。可谓至言。

结合张岱和陈眉公两人的话来分析，“女子无才便是德”是用来反衬“男子有德便是才”。当时的儒学认为男人的道德品质是最重要的，人生在世有德行，自然就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才华。这话应该没什么毛病。至于女子何以“无才便是德”，陈眉公也认为女子“通文识字”“能明大义者”，是一种“贤德”，但是在那个时代，因为“不可多得”，识字的女子喜欢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那不如“无才”，反而容易安分守己。

这样的逻辑和结论，当然在今天已经大大地不合时宜。但在明代，确实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因为妇女已经回到了家庭，其社会责任是相夫教子，那么某些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技能与才华，如识字、做文章、管理政事、交际等等，确实没有什么大用处。

《儒林外史》中的鲁编修因无儿子，就把女儿鲁小姐当作儿子，从小教读《四书》、《五经》，钻研八股文章，而且教育女儿说:

“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东西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

鲁小姐写得一手好八股文章，可是有什么用呢？鲁编修常常叹息道：

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

可见在女性基本上和公共生活绝缘的时代，通行的文章之才、政事之才，没什么用，鲁小姐的八股文写得再好也不能“套现”，考上进士去做官。这类才能还可能产生副作用，那还不如没有。《红楼梦》中贾宝玉让书童给他搜罗一批传奇小说，和林黛玉一起欣赏。被薛宝钗得知后，以大姐姐的口吻对黛玉很是教训了一番。

中国新文化运动反礼教，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是呼吁妇女解放，从礼教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这个运动是和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妇女运动风起云涌的大背景是契合的。

中共的革命，旨在推翻旧秩序，那么提倡妇女解放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妇女离开家庭，像男子一样奔赴革命的阵营，是被鼓励的正当行为。无论北伐时期的广州或武汉，还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各个苏区，以及抗战时期的延安，是许多求解放的妇女向往之地。湖南新化籍女作家谢冰莹在北伐战场上所写的《从军日记》，风靡一时；与新化相邻的湘乡县大家闺秀、曾国荃的后代曾宪植，1927年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后来她成为叶帅的第三位妻子。

女子从家庭解放，从夫权、族权那里挣脱出来，直接成为组织的“女儿”，那又如何呢？娜拉出走后怎么办？众多的娜拉找到了一个更强势的“婆婆”，有这个婆婆安排她们的学习、工作甚至婚姻。她们进入到这样的公域，究竟是“解放”，还是和男人一样成为权力主导的大机器上的螺丝钉？

“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个说法当然很提气，很动人，可这片天究竟由谁来主宰却是个大问题。这句话诞生的背景是：农业生产合作社时代，贵州的一位妇女主任的易华仙提出：“毛主席都说男女平等了，女社员也应该出工，并且工分要和男社员一样多。”就这样，易华仙带领妇女和男社员一起下田犁土、插秧。

我以为，男女同工同酬并不是说男人干的工种，女人也必须去，比如下矿井挖煤。而是所有的岗位向女性开放，女性有选择去或不去的权利，在同样的岗位上，薪酬标准男女应当平等。而且女性也有回归家庭的自由。

妇女翻身得解放了，战争时期可以像庞琼花那样，和男战士一样上阵杀敌；和平年代做和男人一样犁田耙田抬石头的“铁姑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城里的女青年也获得了和男青年一样去黑龙江、山西、内蒙、云南等艰苦地区战天斗地的平等资格。这真的是一种幸福吗？在男女不平等的古代，女子不需要承担官府强制其戍边的义务，所以杜甫在《兵车行》中叹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