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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对大清在朝鲜半岛敷衍之策的忧虑与预测

2017-03-11 十年砍柴 文史砍柴


近世湖南湘阴出了两位彪炳史册的牛人:左宗棠和郭嵩焘。

这两人是同乡,是姻亲,然而又是冤家。郭有恩于左,而左却有负于郭。两人交恶的理由众说纷纭,但据说导火索竟然是今人看来很可笑的一种争执。

同治三年(1864年)湘阴县文庙长出一颗灵芝,用现代科学很好解释,建文庙用的是一些好木材,湖南天气潮湿,多年后那些木头因腐朽而长出菌类。可在那个时候大家看作是祥瑞。于是郭嵩焘的兄长郭崑焘写信给时任广东巡抚的哥哥郭嵩焘说:“文庙产芝,殆吾家之祥。”

这句话不知怎么传出去了,另一位湘阴人左宗棠听后很不高兴。那一年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左宗棠因收复杭州及控制了浙江全局,被封一等恪靖伯。这位左大人最喜欢和人争锋,于是说:“亦为吾封爵故。何预郭家事乎?”而且写信质问郭嵩焘,争论这株灵芝到底是因为谁家而生。因这点事两位老朋友闹掰了。

郭家兄弟以湘阴文庙产灵芝应了其郭家的文运,这其实是揭了左宗棠至死都没有完全愈合的伤疤。左只是一介举人,而郭嵩焘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并曾任翰林院编修。进翰林院是天下读书人的梦想,文庙主文运,而非主战功,郭家的解释应该更合理。但谁叫他们碰上的是骡子中骡子左季高呢?这就等于一个北大毕业生,碰到一位师专毕业的老友,虽然老友的级别比自己高,可你非得比学历,那还能愉快地成为朋友么?

当然左、郭后来闹得不可开交还有其他的利益冲突。不要小看湖南那个地方的人争面子的执拗。这事过去一百二十年了,湖南浏阳又出了件类似的事。浏阳一县在中共建国后显贵尤多,1955年军队授衔有5位上将, “八大”召开时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有8名。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浏阳乡亲说起本邑大官,首推某上将。可到了80年代,耀邦后来居上,邑人便首推耀邦了。那位上将心中很是不快,对耀邦这位以前的同乡小老弟、现在的上司颇有怨怼。一旦有机会便会发酵。

今人更熟悉左宗棠,因为左指挥大军击败阿古柏,收复了新疆这块占中国版图越六分之一的土地。而郭嵩焘在另一个战场——外交场上,同样做出巨大的贡献,比起左宗棠,知道他的人却少得多。

郭嵩焘的见识和格局高出同时代的士大夫太多,不被人理解,反而被斥为“汉奸”一类。在郭嵩焘任驻英、法公使时,副使刘锡鸿暗中对郭多加诋毁,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


“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国内一些清流派谏官,纷纷上奏攻击郭嵩焘有损天朝威仪,美化了夷邦君臣和士民。郭嵩焘终究不安于位,被撤职回到家乡。回乡途中还被家乡的爱国群众侮辱,在大街上张贴标语直斥郭嵩焘“勾通洋人”。

自宋以后,只能言战不能言和的论调盛行。只要主张战争哪怕是“浪战”,战败了割地赔款,主战者仍然被公众视为英雄;而主张在谈判桌上谈判,进行适当妥协的官员,那一定是“卖国贼”。

郭嵩焘再给他的同年沈葆桢一封信中谈到办理洋务的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求制胜之术”。这需要“有循序渐进之略,期之三年五年,以达数十年之久”。说的是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其根本之策是制定长期规划,进行内政改良,以期各方面提升国力;

第二个是“了事”。“一切政教风俗,皆不敢言变更,而苟幸一时之无事,则所以了事之方,熟思而审处之,勤求而力行之。”也就是说在根本的政治制度没有得到改革、国力无大的提升的情况下,通过外交的手段,善于抓住机会把事情办成。曾纪泽从俄罗斯手里收回伊犁就是这种做法,利用俄罗斯刚刚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战,元气大伤的空档期,趁热打铁,据理力争。

第三个是“敷衍”。“事至而不暇深究其理,物来而不及逆制其萌,如是,则且随宜敷衍。然而情伪利病之间,缓急轻重之势,稍有不明,则愈敷衍而愈坐困。”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办洋务、搞外交,事情来了不去深究这件事形成的因果,危机出来了不及时在其萌芽状态制伏,只能被事态牵着走,被动地敷衍。如此,事情的真相与假象,好处与弊端,以及轻重缓急,稍微出了点差错,就越加敷衍越作茧自缚,左支右拙,坐困无计。


大清自鸦片战争以来,到1911年逊位,办洋务几乎就是这种走到哪里算哪里的敷衍。

郭嵩焘虽然只出使过英、法,但他对中国的近邻日本和朝鲜尤其关注。在英国做公使时,他密切地和日本驻英公使上野景范来往,并观察日本派驻英国的留学生,和将日本与中国做内政、外交等诸方面的比较。

郭嵩焘首先观察到日本派出的留学生经过严格选拔,外语能力比中国留学生好。而且日本留学生学习律法的最多,其次是学习机器、铁路、冶炼等工科;而中国留学生几乎都是去学习军事。郭嵩焘为此建议扩大留学专业的范围,他认为:“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

日本当时的国门刚刚被美国的军舰轰开,但知耻而后勇的日本在学习西方是全方位的,这给郭嵩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看到,西洋的财政、交通、法律、外交,无不在日本学习范围内。通过对比,他得出的结论是:


“日本仿行西法,尤务使商情与其国家息息相通,君民上下,同心以求利益,此中国所不能及也。”
“(日本)大小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泰西言者皆服其求进之勇。”
“(中国)寝处积薪,自以为安,玩视邻封之日致富强,供其讪笑,吾所不敢知也。”


在佩服日本变法图强的同时,郭嵩焘忧心忡忡,他几乎是断言日本将成为中国心腹大患,而朝鲜半岛,必然是中日角逐的最重要地区。

辞官回乡后,郭嵩焘密切注视着日本的动态,他在日记中记载与朋友如此讨论:


盖今之论者,皆谓西洋难与为敌,日本易与耳。吾观其君臣之相为警惕,而知其政教之行为有本也。诸公欲以无本之术,虚骄之气,以求胜于日本,于人于己两失之,未敢信谓然矣。


太平天国被扑灭后,清廷一些开明的督抚兴办洋务,整个国家引进了一些先进的科技,兴办了一些近代实业,国家的综合实力确实得到增强,有了名不副实的“同治中兴”之说。但郭嵩焘清醒地看到,然并卵,这些是“无本之术,虚骄之气”。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起义士兵和市民焚毁日本公使馆。郭嵩焘担心日本以此为借口,兴兵入朝,他在给朝廷的上书中言:


窃度日本旦夕必加兵朝鲜,或将朝鲜情状告知,朝鲜亦颇难为酬答;或竟不告知,则朝鲜之国危而中国之体面亦全失。臣愚以为宜下明诏正朝鲜乱民之罪,兴师讨之,移檄日本,以朝鲜乱民为逆,陵辱日使,非徒日廷之私愤。


郭嵩焘建议清廷先发制人,外交之余做好军事上的应对,“调集天津水陆之师四五千,兴兵讨之,使日本犹有顾忌以不至狡逞,即中国亦有以自处”。但当时郭已经谤满天下,成为官场的边缘人物,朝廷没有搭理他的意见。幸亏清廷驻在朝鲜的袁世凯,是位不世出的干才,当机立断,逮捕了大院君。清朝的庆军抢先于日本登陆,迅速平定了朝鲜境内的叛乱,全面掌控了朝鲜的局势,使日本找不到派兵前来“评判”的借口。


▲朝鲜壬午兵变的士兵


然而,清廷并没有长远而清晰的外交战略。加之高层权力斗争不断,很快出现了“甲申易枢”,朝鲜亲日派官员在这一年也发动了政变。一两个袁世凯这样的能吏于事无补,朝鲜问题一直在拖延,清廷上下也一直在敷衍。直到“甲午之战”爆发,清军战败,北洋水师覆灭,次年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媾和。从此,朝鲜从清朝的属国变为由日本控制,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和重要基地。中日之国势此消彼长,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这一切,郭嵩焘已看不到了,他在“甲午之战”的前三年即1891年,于苦闷中逝世。他去世后,其科甲同年李鸿章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朝廷连李鸿章的面子也不给,上谕曰:


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


大清覆亡后,赵尔丰等人主修的《清史稿》终于能对郭嵩焘作出较为公允的评价:


嵩焘虽家居,然颇关心君国。朝鲜乱作,法越衅开,皆有所论列。逮马江败,恭亲王奕䜣等去位,言路持政府益亟,嵩焘独忧之。尝言:“宋以来士夫好名,致误人家国事。讬攘外美名,图不次峻擢;洎事任属,变故兴,迁就仓皇,周章失措。生心害政,莫斯为甚!”疏传于外,时议咸斥之。及庚子祸作,其言始大验,而嵩焘已前十年卒矣。


自贴“爱国”标签的士大夫,“讬攘外美名,图不次峻擢”(不顾情势,标榜爱国,主战的声音很大,希望以此取悦于君上而得超常规的提拔)。从甲午之战到庚子事变,清廷的政局发展一直在验证郭嵩焘的判断。直到清亡以后,也依然有不少这样的人。

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初一,落寞的郭嵩焘赋诗叹息:


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


大音希声,当时几人能懂呀!


【本文首发于UC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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