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父母讲家史｜什么时候买房起屋不艰难呀?
▲我家老宅的槽门
当我们白发苍苍时，有一天在中国某个城市的客厅里，你或者我正在第N次给儿孙讲述昔日咬紧压根交首付、勒紧裤带还月供的经历。一如我们的父母，给我们讲述早年间在故乡起屋的那些艰辛的故事。
今天中国各大城市的房价固然很高，买房是压在普通人头顶的大山。可是再回想一下，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房价便宜呢？没有，什么时候都会觉得房价高。除了少数富豪，多数人买房或建房，都是要狠下一番决心的。
十二年前我在北京购买现在所住的这套房子时，价格只有今天的十二分之一。可当我把价格告诉远在湖南山乡的父母时，父亲咋舌说：我这一世没见过这么多钱。母亲虽然也觉得很贵，但她说，太平世道，买田起屋，越早越好。农村有句俗话：只有借钱起屋，哪有存够了钱再起屋？
母亲这话来自一位乡村妇女的人生经验。
在中国无论哪个时代，建房子和买房子都是老百姓人生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一项大工程。或许因为华人是农耕文明早熟的民族，比之游牧民族，居有定所是起码的要求，而建造舒适的、豪华的宅子则是人生成功的重要标准。不管有钱没钱，拥有一处住宅是中国人永恒的刚需。
大学时修《中国当代文学史》时，我很喜欢高晓声的小说，他用朴实而传神的笔调，把乡村小人物坚韧而悲伤的命运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陈奂生上城》和《李顺大造屋》又是我最喜欢的两篇。
《李顺大造屋》开篇就说：
老一辈的种田人总说，吃三年薄粥，买一头黄牛。说来似乎容易，做到就很不简单了。试想，三年中连饭都舍不得吃，别的开支还能不紧缩到极点吗？何况多半还是句空话！如果本来就吃不起饭，那还有什么好节省的呢！
李顺大家从前就是这种样子。所以，在解放前，他并没有做过买牛的梦。可是，土地改革以后，却立了志愿，要用“吃三年薄粥，买一头黄牛”的精神，造三间屋。
造三间屋，究竟要吃几个“三年粥”呢？他不晓得，反正和解放前是不同了，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确有得积余，因此他就有足够的信心。
李顺大少年时随着父母住在船上，漂泊在江南的湖泊河汊中。一个冬夜突降大雪，父母和小弟弟冻死，而他和妹妹躲在一座庙中逃过一劫。长大成人后。建造三间瓦房，成了他人生最高的目标，几乎是家族的使命。可是，翻烙饼式的政治运动让他一次次就要实现的造屋梦突然破灭，直到改革开放后，已是五十多岁的李顺大才看到了圆梦的曙光。
建造或购买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这就是李顺大以及大多数寻常百姓的“中国梦”。几乎每个普通家庭，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买房或起屋，往往是这个家庭对后代进行艰苦奋斗教育的通用题材。在无数家庭的买房或起屋史中，我们看到的是无数的李顺大，无论忍受多少的辛苦甚至屈辱，就是要把房子建起来。这似乎是上可告慰列祖，下可对子孙后代有个交待的行为。何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对皇家来说，是开国创基；对普通人家来说，就是建造房屋。
母亲年老后，在我们兄弟面前，常常说起当年起屋的艰辛史。而且不止她和我父亲这一代，她会从我的外公起屋开始说起。
我记事起，去外公家拜年时必须踩着石墩经过一条河——这条河叫石马江，是资江的支流，《水经注》中称高平水，发源于今日隆回县的望云山。——然后爬上十米左右高的坡，便进了距河岸大约50米的外公家，四个垛子（即三大间，堂屋左右各前后两进）的泥砖屋，坐北朝南，正对着石马江。正屋两边各有一个偏刷——靠着外墙垛搭建的低矮土屋，主要用来关猪牛等牲口。外公是一个总是在干活的“永动机”，一年四季板着脸，不苟言笑。我出生的时候，外婆已逝去多年。在我上小学时，外公又在老屋的东边盖了一栋半红砖半土砖的横屋。
据母亲讲述，我觉得外公盖那三大间泥砖屋，比李顺大还艰辛。外公有六兄弟，他娶上我外婆后，分家另过，本来想在曾外祖父老宅旁边一块平整的地上盖房，不知为什么被人闹黄了，不得不让他往西挪动一百米，在一个陡峭的山坡上盖房。当时已是合作社，白天需要出工参加集体劳动，每天晚上外公一个人干到子夜过后，用锄头挖土，双肩挑土，硬是平整出一块地基。盖房子的木料从哪儿来呢？外公远赴石马江的源头高平的深山里，买得上好的杉木、松木，捆成木排，然后他站在上面，放毛板船那样，驾驭着木料走近百里的水路，抵达屋基的下面，然后一根根扛上来。
土砖屋的砖头由稻田泥做成，但稻田泥必须经过无数次践踏才能均匀而有粘性，否则做成的土砖是不坚固的。母亲说当时她才十来岁，是家中长姊。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外公把她叫醒，命令她牵着一头黄牛把一个大坑的稻田泥来来回回踩熟，以被一天制作土砖的原料。然后才能吃早饭，去上学。
就是靠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外公几乎是靠自己一家人的力量，把三间有阁楼的瓦房盖好。他比李顺大幸运得多。
▲乡下起屋最隆重是上梁
母亲嫁给父亲后，有好几年全家住在县城，父亲在一家医院做负责人，兄弟姊妹四个相继出生。在弟弟出生后不久，除我父亲依然留在县城外，母亲带着四个孩子被下放到老家的生产队。当时，我的奶奶已经去世，祖父的老屋十分逼仄，无法住下这么一大家子。于是，仓促间父母决定在老家起屋，盖四个垛子。
那时候全家的稳定收入就是父亲每月的36元6毛工资，在生产队全家只有母亲一个成年劳力，每年分得的粮食都不够吃。和外公筹划多年起屋不一样，我家毫无准备突然起屋，所能买到的材料几乎是最差的。土木结构的农家屋，最重要的材料是承重的柱子、桁条、椽子、楼枕，因陋就简父亲买的是最差的，有些桁条是5毛钱一根的小杉树，楼枕多是有些弯曲的松树。土砖是请亲戚帮忙制成，正式动工后，我的外公率领几位舅父和姨妈过来做小工，同村的人也来帮忙，但将来他们家起屋时，是要还工的。木匠、砖匠的工钱，几乎都是赊着，等有钱逐年慢慢地还。
我人生的第一幕记忆便是我家这四个垛子的土砖屋竣工时的情形，那正是一个深秋，我的二舅和我一位堂姐夫带着几个人在屋顶将两边伸出、参差不齐的桁条锯齐。
听母亲说，我家那四个垛子的土砖屋，花掉的木匠、砖匠工钱不到200元，可因为大多是赊账，就像一块大石头压着父母，多年喘不过气来。等到几年后总算还清匠人们的工钱，母亲想到三个儿子将来要长大娶妻，又在四个垛子两边各加盖了一个垛子，由于手头宽裕了一些，加盖的两大间全用红砖砌成。
农家盖房，不但要耗尽一家全部的财力，而且很少有不欠账的。一家人咬牙将房屋盖好后，最难熬的是接下来几年除夕前的日子，来要账的人前脚刚走，后脚又有人跟上。原来许诺两年还清的工钱拖上五、六年才能偿还，是常有的事。这对主人家来说，需要很强的心理素质。为还起屋欠下的账，新屋竣工后就意味着这家人要过好几年的苦日子，有些自尊心强的父母为了早日还账，连孩子过年前的添一身新衣也免了，平时的油盐钱能省就省，母鸡下的蛋几乎全部卖掉换钱。
几十年前农村人建造房子的模式，其实和今天城市居民贷款买房颇为暗合。那时候农家人无法中银行里贷款，只能用自己积攒的钱，加上向亲友的借贷，来购买建房的主要材料，这就是首付；动工时找亲友和邻居帮忙，日后还工，匠人的工钱先赊账，然后逐年还钱，这相当于月供。
▲和父亲在老家院落里，身后是枇杷树和桂花树
关于农家盖房的艰辛，我推荐一本书，湖南浏阳已故的退休教师沈博爱先生（吾友石扉客之尊人）所著的《蹉跎破旧事》（此书是我任责任编辑）。这位老先生多年来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在此书中将他在乡村建造几间瓦房的前后经过以及各种花费，记载得清清楚楚。我读罢手稿时，为之泫然。
一转眼，父母最初修建的那几间土砖屋已是四十多个年头了，由于当初用材不好，动工匆促，经过风吹雨打，尽管有过修补，但还是显得破败了。前年父亲在这个宅子里去世，按老家的说法是寿终正寝。父亲故去后，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将那几间老屋推倒，重新翻盖一栋新式的楼房。她担心这件事如果在她生前不完成，她离开这个世界后，老屋一旦坍塌，兄弟几人都在外省，就没有资格再在原宅基地上建房。一旦别人占据我家的老宅基地建房，她和父亲当年的艰辛，似乎就化为了乌有。
虽然我们兄弟知道将老屋翻建，于我们而言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但这是对当年父母那种吃苦精神的一种肯定与承继。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涌进城市，在城市里艰难地供房，乡下老家的祖宅，已然成为一种精神符号。
买房起屋，自古不易。我们父母当年在乡下盖房所花费，比起如今我们在一线城市买房花的钱，好像微不足道。但时代不同，不能简单地做数字上的比较，我们要比较的是两代人的艰辛程度。
当我们了解父母当年建房时所受的累，所吃的苦，我们应当承认，在大都市里被高房价挤压的多数人，所经历的艰辛其实不如当年的父母。
【本文首发于UC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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