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还是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龙门”吗?

岁月如流，一晃已是恢复高考制度40周年，距离那个因一纸高校录取单而改变我命运的夏天也有28年了。

一提到高考，我常常回忆起两幕场景。一幕是1977年的秋季，我开蒙读小学一年级。似懂非懂地听乡村的老人在议论“又可以进城赶考了”。我就读的那所条件简陋的村小，任课的全部是民办教师，最高学历为高中毕业。其中一位老师除了上课，就是呆在学校复习迎考。那年冬天，他考上了武汉一所本科院校，开启了我们那个行政村年轻人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先河，他也成为晚辈后生的人生榜样。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位本村第一位“中举”的老兄，在我的记忆中，他还是意气风发的帅气样子。算算年龄，他也快退休了。

另一幕则是1989年的酷夏，刚从水田里抢收早稻回家后的我，疲惫至极地躺倒在床上休息，听闻从县城捎信回来的人告诉我考了意想不到的的高分，所有的疲劳立刻烟消云散。我意识到从此我将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之苦，李白诗中所言“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正是当时心情的写照。

从1977底恢复高考制度开始后的第一批考生算起，有40届两个世代的年轻人参加了高考，前几届的幸运者已经或即将步入退休行列，在几乎同时开启的改革开放中，这批人无疑成为中国各个行业的骨干和领导者。至今阅读一些在位或落马高官的履历就可知道，他们大多数人是通过高考成为国家干部，然后一步步走到高位。

必须承认，在早期高考几乎是寒门子弟改变社会阶层的唯一通道，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当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寒门子弟别说考上大学，即便是考上一所大专或中专也是很艰难的。但正是这种资源的稀缺性，足以保证高考是一种淘汰率很高但货真价实的“龙门”，多数大大小小的鲤鱼在门前折戟沉沙，但只要跃过去的鲤鱼，简直就是化而为龙，一步登天。从这个角度而言，早期的高考确实有和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很相似之处，国家用最为刚性、最为公平的考试制度来遴选人才。被选上的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什么时候“高考”对寒门子弟而言的含金量衰减了呢？我以为1996年开始、1998年全面施行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和1999年高校扩招，是两大重要事件。而这两件事又是紧密相连的。只有政府将大学生就业问题甩给市场，就不必保持大学毕业生的稀缺性，而可以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高校收取学杂费和不包分配两项改革，让寒门子弟在竞争中全面溃败。——当然，随着中国的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高等教育扩大规模也是必然之举。

2003年8月初，我当时在一家中央媒体做记者，到贵州一个布依族山寨采访了一位刚刚考取重庆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小伙子，我问他你接到录取通知单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我以为是和我当年一样是兴奋。这小伙子说：愁得哭起来了。他拿着附在录取通知单后面的收费清单算了一下：

一学年的学费4500元；住宿费500元至1200元；军训服装被装费254元；军训期间伙食费144元；代收户口、身份证工本费25元；入学体检、防疫接种费57元；保险160元（自愿）；教材预收费464元；床上用品费126元。加上路费和第一个学期的伙食费，一开学至少需要7000元。 全家一年的收成也就是1500公斤稻谷，250多公斤苞谷，加上养几只家禽，全部折算还不到2000元。

小伙子几乎要放弃升学了，后来在我们的劝说下（几位记者也资助了他去重庆的路费），他鼓足勇气去报到，通过申请到助学贷款缴纳了学杂费。再后来这位布依族青年的故事，特别是他去哪里就业，我无从知道。

这位小伙考上的是985大学，而且专业不错，全家值得咬紧牙关供他上学。而对多数贫寒家庭来说，如果孩子读一所大专或者二本、三本，支出的成本和获得的收益不成比例。可近些年“985”或“211”高校中录取的农村学生（贫困生主要是农村）的比例下降得很厉害。原因主要有：这些年城市和乡村、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基础教育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无论是资金投入还是师资力量，向城市特别是一线、二线城市倾斜。在恢复高考制度后的十几年内，一个省考取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的学生分布比较均匀，不乏从县立中学毕业的农家子弟；可这些年越来越集中在省会城市几所名校内。寒门子弟从小学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了。再则因为大学毕业生不是稀缺资源，那么弱势者获得一纸大学文凭的含金量被严重稀释。多数人是现实的，如果大学毕业也很难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那么贫寒家庭的家长会认为供孩子读书不划算。

当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而是由市场来选择时，那么在中国现阶段的国情下，就业可能就是最重要的拼爹项目。

我曾经和人开个玩笑，说上世纪80年代，一个穷人家的男孩如果考上一所不错的院校，连县长、副县长的闺女想和他处男女朋友，他可能还看不上。在录取率很低的时期，一个县的县长、副县长等官员的子女，未必就能考上大学，他们往往要通过“曲线救国”，先当兵或招工，然后想办法获得一张成人或函授文凭，再慢慢转变为干部身份，比起考上正规院校的寒门子弟落后了许多。所以上世纪80年代，当一批大学毕业生（当然男性为多）分配到某县或某市时，县、市有实权、有适龄女儿的官员纷纷在这些人里面为自己选乘龙快婿。

可到了今天，这只能是一种遥远的传说。前一阵爆出一条新闻，湖南省某段姓女子，因为父母和重要亲戚是官员，她可以从一所独立学院（三本）毕业后，通过权力为其量身定做的“招考”，进入省级重要部门当公务员。而寒门子弟哪怕毕业于“211”大学，恐怕也难得到这样的机会。中国人民大学1998届毕业生伍继红成了一位生活在贫困山村的农妇，当然只是极端的个案。但我们再往深里想一下：假如伍继红的父母有个一官半职，她绝对不会沦落至此。

对199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来说，如果他的父母在二、三十年前的高考中失败，那么他想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比起父辈而言，更为艰难。——因为父母所处的阶层对孩子未来的影响越来越大。

话虽如此，我还是要强调，高考对寒门子弟而言，仍然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因为舍此而外更无路。只是一种还算上公平的考试制度对促进阶层流动的作用不断衰减时，足以引起社会管理者的深思。

【本文首发于“UC大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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