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国的末路风景（5）：言官前赴后继保护话语权
是什么造成崇祯的不幸？即“溃烂而莫可救”，笔者以为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支撑中华帝国的士人政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个政治困局，当时的皇帝和文官集团都没法破解，即使是唐宗宋祖在世，也难力挽狂澜。
▲从明代延续到清代的卧碑文：不许妄议
言官前赴后继保卫话语权
朝廷对赵参鲁的处罚并没有吓住言官们，明朝的士大夫中，很有一些骨鲠之人。赵参鲁在上疏中对张居正仅仅是影射，而紧接着三个言官，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字行之，徽州婺源人）、河南道御史傅应祯（字公善，江西安福人）、巡按辽东的御史刘台（字子畏，江西安福人），上疏批评新政，炮火一个比一个猛。尤其让张居正伤心的是，傅、刘二人是隆庆五年张居正当考官取中的进士，是不折不扣的门生。明代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近乎父子，为此张居正很愤怒地说，二百年来无门生弹劾老师，这样的事情竟然让我碰倒了。
余懋学在奏折里提出五条建议：一是“存敦大”，要对下面宽厚一些，考成法使官场之风变得十分冷酷，国家元气大伤；二是“亲謇谔”，即要广开言路，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三是“慎名器”，要赏罚分明；四是“戒份更”，不要轻易变更祖宗之法；五是“防谀佞”，内阁不要胡乱称赞司礼监太监。每一条都是针对张居正而来。
而刘台更干脆，指名道姓批评张居正，奏折的题目便是《恳乞圣明节收辅臣权势疏》，言辞十分激烈，说，“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易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盟。二百年来，既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三四年矣。”“阁臣例无印信，衔列翰林，翰林之职，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异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并进一步发挥，说巡按御史巡按各地，进行监察，不是特大的官员违法案件，一般不派出。因为挑选的人很精明强干，授予的权力较大，各地官员大多知道顾惜名义，不至于太狼狈不堪。即使是都察院对御史也是有统无属（用现在的话来说，最高监察部门对督察各地的御史是业务指导，并不是他们的直接上司），如此是为了不对御史控制太多。现在张居正用考成法控制了监察官员，权力集中于内阁，没有了独立性，负责监察的给事中、御史谁愿意冒着丢官甚至生命的危险，直言为政的过失呢？这番话和现代比较，依然有其价值。如果美国没有独立检察官制度，总统克林顿和莱温斯基那点事，独立检察官能穷追不舍么？刘台的立论法宝是祖制，就是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创立的不设宰相的制度，为了显示自己是大公无私，他还特意强调：“臣举进士，居正为总裁。臣任部曹，居正荐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私恩有不得而顾也。”
这当然也是政治上相当正确的手法。
刘台在上疏中所说巡按御史的权责，如果看过传统戏曲的人想必不陌生。许多戏曲中总有类似的情节，富小姐后花园和穷书生一见钟情，赠书生钱财上京赶考，书生高中黄榜，点了八府巡按，拿着尚方宝剑，替天子出巡，有先斩后奏之权，回来后和小姐完婚。《玉堂春》中的苏三，被洪洞县的商人买回老家做小妾，遭遇冤案，被判死刑，如果不是她在南京青楼时有过数夜情的王公子，中进士后作为御史巡按山西，她不可能苟全性命。
这样重要的监察权，现在要受到内阁的控制，搁谁也不愿意，御史们道理说得都挺好的，但不能不说有利益之争的成份在里面，屁股决定脑袋，身为言官，当然要想方设法保卫自己的话语权。
对言官们的密集炮火，张居正当然要反击，尤其是对背叛师门的学生，一定恨得咬牙切齿。
张居正和弹劾他的言官之间，处于实力极不平衡的状态。一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深得圣眷的宰相，而另一方是几个职位低、资历浅的言官，徒有一身胆气。双方交锋的胜负，估计这些上疏捋虎须的官员们事先知道自己的下场，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概还是很值得钦佩。
张居正最管用也是那时候大臣最常用的反击办法，就是撂挑子，以辞职来自证清白，同时给皇帝施加压力。皇帝那时候哪能离开他的张老师呀，自然是安慰。安慰也没用，张居正还是要辞职，并且以一种诚心诚意的语气对皇帝说，照理说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我不应该请辞，但受到了如此的非议，没法再在内阁待下去了。而且在皇帝面前伏地不起，哭得很伤心，皇帝亲自离开御座，扶起张居正，而且话说得很干脆，朕给你把刘台逮起来投进监狱。回到官邸的张居正虽然不说辞职了，但就是不出来办公，皇帝没办法，派太监带着礼物，上张居正的家中慰问。皇帝给足了张居正的面子，他见好就收，继续做他的首辅大臣。
皇帝下旨对刘台廷杖一百，充军远方。但张居正虽然恨透了刘台，就如他上疏挽留高拱一样，必须摆出一副心胸开阔的姿态。刘台不顾座师的情谊和首辅的权势，冒死直谏，博得了道义上的支持。如果因为上疏弹劾张居正而被廷杖，张居正在舆论上将会更加失分，所以他上疏皇帝替刘台求情，免了刘台的廷杖和流配，仅仅削籍回家。
但张居正心中是不会放过刘台的，他必须找一个合适的借口整治刘台，而贪赃枉法等腐败问题，往往是打击报复政敌最佳的方式，因为贪官谁都恨，因腐败被处罚没谁会同情。刘台巡按辽东时，和辽东的巡抚张学颜合不来，——明代的巡抚和巡按不合，清代的总督和巡抚不合是常态，因为谁都想说了算。而张巡抚此时已调到户部做官了，他知道张首辅痛恨刘台，便诬告刘台曾经私下里收取罪犯的罚金替人免除刑罚，张居正如获至宝呀，派御史去辽东查核，同时派自己的亲信王宗载去刘台老家江西做巡抚，搜集他在老家不法之事。这些人都是张居正授意的，他们要拼命讨好张居正，周纳罗织，何愁没有“证据”？于是刘台以贪污腐败之罪流配广西，他的父亲和弟弟都受到了牵连。刘台后来死在流放的地方，巧合的是，他恰好与张居正死在同一天，这一对冤家师生好像约好似的。张居正一死，便有人上疏替他抱不平，刘台的案件再复查，纯系冤案，当年诬陷他的官员被处分，他得以平反昭雪，赠官荫子，反正是中国传统平反游戏的老一套，没啥新鲜的。
除了控制朝廷言官外，张居正还想办法控制民间的舆论。最主要的做法是重申明太祖朱元璋的《卧碑文》，即天下百工技艺之人，都可以议论朝政，唯独不许生员（取得秀才资格的学生）谈论国事。因为他担心在朝廷对言路的钳制，会引起民间那些还没有出仕的知识分子反弹。并在万历七年，下令毁掉天下书院，首当其冲的是常州府龙城书院。后来举办东林书院的民间士人领袖顾宪成，还没有中举时曾在龙城书院学习过，龙城书院是江南一代士子们相互切磋、关心国家大事的一种象征。张居正此举，实际上是和天下士人为敌，自然也引起顾宪成这类要求广开言路的知识分子反感和抵触，也使他死后被万历帝清算、改革人亡政息具有某种群众基础。
但张居正当权时，可不顾了这么多，他用独断专行的法家手段，短时间内成功地钳制了朝野的言路，使人不能对他的改革说三道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