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胡同深处，那些活着不假装的街坊们
▲早上胡同口的景象
十七年前，我搬离这个小院时，院里还有三棵需两人才能合抱的大叶杨。而今，等我再回来时，三棵树只剩下两棵，旁边人家加盖的小厨房因此得以又蚕食了一平米。北屋两间房子空空荡荡，上着锁。据说居住的孙大爷和大妈先后故去了，几个孩子承继了房子后，等着重新装修——或许，怎么析产还没确定。
真是感叹时光无情，人与树皆凋零呀。
▲回到小院，一棵大树已经被砍伐
我来北京二十四年了，这处位于东城区某胡同深处的小平房对我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是因为我在这里住了四个年头，更因为它是我和妻子两个大学毕业进京的外地人结婚后，栖身的第一处属于自己的窝。虽然曾经它是那样的简陋，没有上下水，冬天得用蜂窝煤取暖，院门口的公共厕所还是臭烘烘的旱厕所。
2008年奥运会之前，整个北京搞棚户区改造，我的那个房子被推倒，用青砖重新砌好，虫蛀的木梁和腐朽的椽子全部换成新的松木，灰色的青瓦也修旧如旧，装上了暖气和上下水。
但无论如何，它太狭窄，舒适度没法和宽敞明亮、设施一应俱全的楼房相比。我只是在暖气改造时来过一次，因为需要自己交一部分钱。我当时真的没想到自己还会回到这里，一周在这里睡上四个晚上。孩子来这边上小学了，北京中小学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东城、西城和海淀。许多家长和我一样，每周跨区过着候鸟的生活。我便从朝阳区群众变回东城大叔。
不过，再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我感觉到一种在楼房小区里少有的闲适与散淡感。这种感觉，当年结婚不久的我在这里时却一点也无。想想也不奇怪，那时候才二十多岁，雄心勃勃，虽然从乡村进城，却相信拼努力和那点才华能改变命运，能奔一个好的前景，住上大房子。这个小平房，只是暂住地，那么我和长住在这里的街坊，没必要太亲近。我的朋友，我的社交圈，和他们是无关的。甚至，我把自己看作和他们是两股道上的人。
▲后院李家种的葫芦
年过不惑，再回首来时路，明白人的贫贱富贵，皆有定数，有些不属于自己的非分之福，就不要存什么念想了。即便运气好占据一个好位置，或者挣了大钱，住上大别墅，难道就不焦虑了？过得就比还住在这胡同里的街坊更幸福？
北屋那位故去的孙大爷，耳朵背，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战争年代大炮震伤的。每天定时坐在屋檐前看《北京晚报》的他是一位离休老干部，当年随聂荣臻元帅的大军进城，是东四派出所第一任所长。另一间北屋住着小何一家三口，他比我大约大七、八岁，但在院里老人的嘴里依然是“小何”，他已下岗多年，妻子在一个国营招待所。后院两间北屋，住着是一位姓李的老交警一家，因为孩子多，北屋前的院子被他家盖了两间房，正对着我的后窗。老交警其他几个子女长大成家离开这个院子，只有一位老三和父母住在一起，似乎从来就没有工作，开了几天出租，嫌累，也歇着了。这人嗓门很大，我每每躺在床上都能听到他以一口京腔叙述白天出门看到的新奇事。他已经结婚了，有个小男孩，夏天光屁股到处跑。小何生了一个闺女，和李家老三的儿子年纪相仿。小何给自己的女儿起了好几个名字，夏天时，常见他抱着闺女轮换着叫那些名字。
他们并不觉得这样过日子很苦，哪怕是下岗或没工作，也衣食无忧，言谈间不时流露出住在皇城根的自豪。小何和李家老三，还特别喜欢养鸟和养蛐蛐。一到夏天，院子的大树上挂着的是他俩淘来的蛐蛐，叫个不停。开始我很烦，时间长了，竟然喜欢听蛐蛐的叫声。
过去的十七年，恐怕是北京建城史上变化最大的时期。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北京四环还没有开始修建，现在六环已贯通好多年了。通州，那时候还叫通县。我居住的这条胡同，向西和南锣鼓巷隔着一条街，向东过一条街便是“吃货”的圣地簋街。十七年前，这两条街，是那样的安静。南锣鼓巷一点名气也没有，远不如和它交叉的东棉花胡同，东棉花胡同里有中央戏剧学院，进出的俊男靓女很多。簋街的餐饮业刚刚起步，好些店外面的招牌写着那几年流行的“红焖羊肉”。香饵胡同北边的平房已经全部拆掉，盖上了楼房。当年从这片平房区经过一条很窄的明亮胡同，抄近道便到了交道口东大街。
不过和北京二环以外的地区相比，这一片算是变化最小的，也就是一些危房给修缮了，大的风格未变，我一进胡同，那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走过千山万水，我在北京搬了几次家，也换了好几个供职的单位，如今到了携带保温杯出门的中年，再回到这里，才明白这是我在北京的“故里”。
▲胡同深处依然是当年的感觉
一天黄昏我在院门口看见后院的李家老三，正在指挥一个年轻人停车——在胡同里能把一辆车停好可真是不容易。他还是精瘦的样子，只是两鬓已白，神情越来越像他那位做了多年交警退休的父亲。这些天没有看到他的父亲和胖胖的老母亲，估计也已身故，去另外一个世界了。看到我，他热情地打招呼：“孩子回来上学了？”开车的小伙子很酷的样子，眉眼依稀可看出是那位夏天光屁股满院走的孩子。我回了一句：
“这是您儿子李晓吧？长这么大了，工作了吧？”
“可不吗？多少年过去了呀。我们，都老喽。”
在花梗胡同一个大院的门口，有一个象棋摊，每天都有老人在那里下象棋。十七年前就是如此，只是下棋的老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昨天我回来时，看到一个穿着跨栏背心的老汉要悔棋，对局者不干，正吵吵嚷嚷，我一看，这是我隔壁大院的一位老兄，当年可是一位帅哥。和穿着随意的北京哥们不一样，他一年四季穿着很讲究，从来没见过他穿拖鞋出门。而今，也进化成一位标准的北京大爷了。
所幸的是，我们院的镇院之宝温家大妈还健在，已经92岁了，只是行动有些迟缓。我带儿子第一次来这里时，在院门口碰见她，让儿子叫“奶奶”。她一乐，说：“有日子没见了，回来啦。”
温家大妈住在东边的两间厢房里，退休后成为居委会的积极分子，那时候整个院子共用一个水表和一个电表，收水费、电费的事多由温家大妈代劳。她举止温雅，少女时代应当家境殷实。有一次，她的孙儿在读语文书，她听了他说，我小时候的《国文》课本不是这样的，于是自顾自地背起来。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搬出去另过了，和她相依为命的是一直没有结婚的小儿子。得像铁塔一样壮实，很憨厚的样子，住在厢房顶上搭建的小阁楼里。以前他骑一辆加重型二八永久自行车，现在换了一辆电动车。那天在院里碰见，我和他打了个招呼，他楞了一会，才反应过来，叫出我的名字。然后说：“回来啦。您可胖了，我差点没认出。”
一句“回来啦”让我有些许的感动，他们依然把我看成街坊。
▲城隍庙警示官吏的楹联
昨天吃完晚饭后，新闻联播还没有放完。我出门遛弯消消食，看到整个街区一条条胡同是那样安静，比我老家的小镇还冷清。路灯下只有影影绰绰的几个行人，秋风吹拂着槐树叶，哗啦啦响，一些叶子随风而逝。
胡同中间的东城公安分局原来是明清两代大兴县衙门，衙门对面是城隍庙，现在也住着人家。城隍庙山门的楹联还在：
阳世奸雄违天害理皆由己
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
此联用因果报应来警示官吏，不能徇私枉法，举头三尺有神明。不过对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恐怕没用，地狱和来世吓唬不了他们。
从大兴胡同出来，步行百米拐到香饵胡同，看到分局旁边一个安静的院落，广亮大门刚刚整修过，威严气派。这里据说居住着两人都做过人大副委员长的夫妇。大门楼隔壁有一个小院，我看到小院门口一位老太太坐在门墩上，正用微信进行音频通话，似乎说她家族的某位子侄。整条胡同只有她的声音在回荡。而与她一墙之隔的深宅大院里，却是另一个世界。她未必知道那里面住着谁，她也不需要知道。
这些率性的老街坊们，他们生活的本色就是不假装。
▲晚上不到7:30就安安静静的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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