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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道学治国的奇葩规定:每碗茶不许过五文 禁止不健康文艺作品

2017-09-25 十年砍柴 文史砍柴

                       

丁日昌塑像


常州府武进人赵烈文是曾国藩晚年重要的幕僚之一。他的《能静居日记》记录了许多曾国藩和其畅谈的内容,曾很愿意向他说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私密话,可见对其信任。


为什么曾愿意向一位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小朋友”袒露心曲呢?想想也很正常,从太平天国手中收复金陵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分别封侯、伯,曾此时总督两江并节制四省军务,勋名满天下,是朝廷在东南的柱石。但他的内心是孤独的,有些话不能和同辈官员说,也不能和李鸿章这样身居高位的门生说,甚至不能向性格刚烈的弟弟曾国荃倾吐。而资历浅又淡泊官位、见识过人、对自己尊重有加的赵烈文是最合适的私谈对象。


《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十二日载:


下午,涤师(曾国藩字涤生,赵烈文在日记中称呼他为涤师或爵相为多)来久谭,畅言学术之讹,吏治之巧。余以为甘食悦色,人性本然,圣贤亦第检束,弗使流浪。至理学则欲一切绝之,譬如潢污行潦,虽非清泠之泉,然顺其趋下之性,行之地泐,必无他患。若金城大堤严为之防,绝其去路,甚则溃土决楗,溢为横流,微则藏垢纳污,蒸成杂毒,其势必然。……而近日吏风之颓,揣窃皮相,依附影响,不勤求本职,而专索细微。如今苏藩丁下车之始,禁民间茗肆每碗不得过五文之类,比比皆是。大乱之后,垦田无力,经商无本,民间失业者至多,使非趣逐锱铢,何以自活,大吏不务活民,而竞为此不近人情之举,试问于地方风俗利弊有和关涉?此等伪徒,使之得志,流毒正未有已。师闻余言,始甚愕,继而掀髯大乐,曰渠昨刊《圣谕广训》与胡咏芝书,颁给属员,既属不伦,又特抄通扎寄我,以余素服膺公,卜度以为必中,其无识可笑类此。


这段话是师生两人在议论当时学术假道学流行,而吏治则多是投机取巧。赵烈文以水来做比喻,作为一位佛学造诣很深的儒生,他讨厌违背人性空谈理学。他认为喜欢美食美色是人的天性,圣贤只能用自律来压制这种欲望。而理学想把这种欲望全部断绝。就如污水横行,只能疏通,让其顺着沟壑流走;不能强行堵塞,如果修建坚固的堤坝硬生生挡住它,重则冲垮堤坝造成洪灾,轻则藏垢纳污,污染环境。而近来官场流行做表面文章,来博取名声,不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尽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做文章。


然后赵烈文以当时的江苏布政使丁日昌为例。此公刚刚从两淮盐运使晋升为江苏布政使。一上任就出台一系列奇葩规定,其中包括茶馆卖茶每碗不许超过五文——当时刚刚规复东南,当然要厉行节约。


赵烈文直把丁日昌这种的官员斥为“伪徒”。而曾国藩听完后,先一惊,然后大乐,赞同赵烈文的看法,还进行“补刀”,说丁日昌前不久自作主张印皇帝的语录和几年前因公殉职的胡林翼的文集,发给下属学习,并寄给曾国藩以博取上司的欢心,因为他知道曾国藩素来敬佩胡林翼,肯定赞同他的行为。


曾国藩把丁日昌这种行为看作不伦不类的荒唐之举,何也?一个省布政使,上有巡抚和总督,却私下印皇帝的语录和忠臣的文集,号召手下的干部认真学习。这就是有点不明白事理不知深浅了,甚至是犯忌的。号召学习圣上的训词和模范官员,哪轮得上一个布政使?


赵烈文的墓志铭


丁日昌,字雨生,广东人。在当时的官场中还算是一位能吏,且非常敬业。但性格急躁,很喜欢做这样的表面文章。他不久后又升任江苏巡抚。


同治七年(1868),在巡抚任上的丁日昌奏请朝廷禁止民间一些“诲淫诲盗”的书籍,朝廷准奏并诏令天下:


至邪说传奇,为风俗人心之害,自应严行禁止,著各省督抚饬属一体查禁焚毁,不准坊肆售卖,以端士习而正民心。


丁日昌这次禁书,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官书局”,刊印《牧令书》(相当于政策汇编)、《小学》等宣扬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书,希望以此来冲抵“淫邪之书”对士民的危害。禁书的范围特别广,共计156种。《水浒传》、《西厢记》是重点禁绝书目。丁氏在全省发布的饬文称:


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味风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


丁巡抚不但禁小说,而且连戏曲本子也禁了。在156种禁书之外,增加111种《小本淫词唱片目》,一些折子戏、弹词、民间小调,如《杨柳青》《男哭沉香》《龙舟闹五更》《扬州小调叹十声》《王大娘补缸》等都列入禁绝目录。


可命运给丁日昌开了个玩笑。他生了个坑爹的儿子,其行为给了老爸的精神文明建设狠狠扇了一耳光。其长子丁惠衡,最喜眠花宿柳。同治八年十月,丁惠衡和堂兄丁继祖逛妓院时,和太湖水师后营右哨勇丁徐有得、刘步标争风吃醋,大打出手。没占着便宜的丁氏兄弟叫来亲兵营,将徐有得用军棍打伤致死。


这事闹大了,丁日昌上奏自请处分,朝廷命两江总督马新贻审理此案,丁惠衡逃逸。而一心要抑制湘军势力的马新贻要追查到底。不久,丁惠衡还没有归案,马新贻却在校场检阅后回官署的途中被张汶详刺死。这就是轰动一时的 “刺马案”。朝野许多人怀疑张犯乃受丁氏父子指使,报复马新贻。此案最后不了了之。受降级处分的丁日昌正逢母亲病逝,于是借丁忧之名离开官场,五年后复起。


曾国藩对丁日昌的“假道学”看得清清楚楚,心里对其行为不以为然,但做事还得需要这样的官员,所以他一直比较器重丁日昌。这大概就是朝廷重臣和热血青年的区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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