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篇与与湖湘有关的古文 读进去便是中华好儿女
9月下旬的一个黄昏，我和邻县的同年陆群兄（御史在途），徜徉在常德刚刚修好的桃花源古镇。漫无边际地闲聊。我突然问他：
你说说与我们湘湖有关联的古文中，哪三篇最有名？
他沉吟未答。我自问自答：
《桃花源记》《岳阳楼记》《爱莲说》，这三篇选入中学课本的古文，我以为是最有名的。
陆群兄以为然，他也认为能够选入中学课本的古文，一定是经过历史的考验，千百年来被人吟诵。不但文字美，而且一定立意符合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历代与湖湘有关的文章多如牛毛，但论影响之大，确实没有超过这三篇。
为什么是这三篇？我当时讲了一番不成熟的想法。我以为这三篇古文，文辞之美，当然是历代文章中的翘楚，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所传达的审美、情感、价值观代表着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士人的人格培育的三个方面，若鼎之三足，三足皆具，则人能立于天地之间而不堕。完备的中国士人之人格，三者缺一不可。且这三者是相互依存，互为支撑的。
《桃花源记》：充满诗意的田园梦
《桃花源记》是陶渊明将听说的一段故事演绎而成文，他本人并没有来过沅水流域的武陵郡。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任荆、江二州刺史，武陵郡是其治下。祖、父两代都做过太守。家族的故旧亲戚，和武陵郡有联系的应当不少。
武陵渔夫闯进到一个世外桃源应当是真事。但详情如何，那些避秦时之乱的桃源人是否真的过得“怡然自乐”，陶渊明自然无法考证，只能展现一个诗人的想象，并借这个故事来讲述自己心中的精神家园，自己的田园梦。
这其实是失意的陶渊明一种不甘心，不甘心放弃对梦想的追寻。
今人熟知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大多数人能背诵他的田园诗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未必知道，靖节先生告别“误落尘网中”而去追求隐逸，其实是不得已，是相当的无奈。
陶侃出身寒微，虽然做到兼二州刺史、督八州军事的高位，替东晋守卫首都建康上游的根本重地荆州、江州，并立下了数次敉平大乱的功勋。但在门阀政治盛行的东晋，他依然为王、谢等世家大族瞧不起。王敦在发动叛乱前就很嫉恨陶侃。
到了曾孙陶渊明这一代，已败落至此，这样有才华的子孙，只能做一个摧眉折腰事权贵却俸禄低微的彭泽令。由陶渊明，我想到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王羲之在现实中即有《兰亭集序》中那样欢快惬意的贵族郊游，而陶渊明只能想象桃花源，生活中则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还不是因为出身不同嘛。
陶渊明想象的桃源，成了1700余年来中国人田园梦的经典范式。虽现实中不可得，但永不言放弃。
中华是文教之国，读书人多半有治国安邦的理想。但人生往往不如意，在蹉跎蹭蹬中，在漂泊的羁旅中，想象中的桃花源，是他自己的一种慰藉。
宋代秦少游贬谪郴州时，暮春时节，独坐孤馆，感叹“桃源望断无寻处”。而他的老师苏轼，垂老投荒，一再被贬，而有“人心安处即故乡”的达观。“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他把贬到天涯海角，亦看作像武陵渔夫那样无意中进入到风景奇绝的桃花源。
2014年，马英九的母亲秦厚修女士以92岁高龄仙逝，马英九发表了一篇饱含深情的悼文。其中写道：
数十年来，每次回忆当时妈妈灯下课子的温馨画面，就感动不已。这次妈妈在加护病房的初期，意识清楚。探病时，我背《桃花源记》给她听，背对了，她点头；背错了，她摇头。我们重温了50多年前母子共享的快乐时光。现在妈妈走了，我不敢再碰《桃花源记》，深怕自己控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
年幼的马英九随着父母来到台岛，远离故土，而且当时台岛的前途迷茫。她的母亲用《桃花源记》为其启蒙，不仅仅是因为其父母都是湖南人，《桃花源记》寄托着对故土的思念。更因为桃花源是中国人永远的灵魂之乡，精神家园，虽时空变易，却从未放弃。如禅家言：
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
附：桃花源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岳阳楼记》：超越物喜己悲的家国情怀
如果《桃花源记》中避秦之人，能走出洞口去看外面的世界。他顺着溪水进入沅江，然后从武陵城的南面经过，由沅江入洞庭湖，再坐船往东航行一段时间，便可到岳阳楼下，望见巴陵城。
与桃花源这个想象的田园梦相比，岳阳楼则是另一种文化地标，它代表着出世，代表着中国士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逃避，不沉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永远保有一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
范仲淹没去过岳阳，没有见到八百里洞庭“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清朗和“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暴雨，他对洞庭湖辽阔浩大的想象是那样逼真，我以为是他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使然。
宋代迎来了中国文化和科技最为繁荣的时期，中国士人的自主意识集体觉醒，这是和政治黑暗、乱象丛生的东晋——即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大不相同。
作为名将之后，陶渊明何尝没有给济世的雄心？如《杂诗》所言：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这才是他平生志向真实的写照。桃花源只在想象中，现实里总如他文中所言“不复得路”。他在《自祭文》中承认追求显达荣耀是人之常情：
惟此百年，夫人爱之，惧彼无成，愒日惜时。存为世珍，殁亦见思。
诗人总结自己的一生，对壮年就归隐也非真的没有遗憾。在其内心深处，仍有几分悲怆和苦涩。在结束时做了一声长叹：
人生实难，死如之何？
忧患意识和 41 32344 41 13307 0 0 5564 0 0:00:05 0:00:02 0:00:03 5563家国情怀是中国士人的传统，或隐或显地存在于其身，在陶渊明是“隐”，于杜甫、范仲淹等唐宋士人则是“显”。
杜甫这位儒家成色最足的诗人在衰朽之年流落湖湘，登上了岳阳楼。在饥寒交迫的困窘时期，他仍然牵挂着国家大事。在《登岳阳楼》中先悲叹身世之苦，“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即便如此，笔锋一转，“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惦记的仍是北部边关的战事。
杜甫落魄时难却忧国忧民之心，而在他壮年忙于政事时，又想着桃花源来排遣着俗世的痛苦与重负。
757年（至德二年）正月，安禄山被杀，二月，肃宗自彭原（今甘肃宁县）迁凤翔。四月，杜甫逃出长安，奔赴凤翔行在，五月十六日受任左拾遗。八月，肃宗下“墨制”（皇帝用黑笔亲书的诏令）准他回鄜州探家。他以这段经历写下了叙事长诗《北征》。国事是“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家境为“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他“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
而那些有机会建功立业的士大夫，要想不流俗，在忧患天下时，依然心中得有一个桃花源。
范仲淹仕途虽有坎坷，但总体而言在历代文人中是较为顺遂的。他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谥“文正”。当年以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之衔任鄜延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统兵数万在西北防御西夏，赢得“军中有一范 ，西贼闻之惊破胆”之威名。但他骨子里是一个诗人，心底里有诗意的栖息地。他有“浊酒一杯家万里”的思乡之情，也写过“浦映芦花花映浦。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的词句。
岳阳楼对湖湘士人而言更有着特别的意义。数百年来，湖南人物能走出家乡，到外面做一番事业，便可称“出得湖”。湖南三面环山，北部的洞庭湖是外出主要通道，故有此说。大概是前贤留下的《岳阳楼记》感染了历代湖南士人，近世湖南士人敢为天下先，有担当意识，为天下瞩目，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践行者。
曾国藩自28岁中进士、入翰林后，为大清朝廷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论身处何境地，他心底里有一个桃花源式的故乡。他在京师十年内做到了侍郎，春风得意。但他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勤于诗文，而且那格调完全不是夸耀功德的“老干部体”。他曾写过《岁暮杂感十首》，其三曰：
高嵋山下是侬家，岁岁年年斗物华。
老柏有情还忆我，天桃无语自开花。
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
最是故园难忘处，待等亭畔路三叉。
晚年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总督两江。他仍然在政事之余，勤读《诗经》《杜诗》，同治七年的日记载，他读杜甫《哀王孙》，“如欲堕泪”。那一刻，他只是个诗人。
附：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爱莲说》：不为利欲熏心的君子人格
《岳阳楼记》，激励人不畏艰险去做事，去尽一份对家国的责任；《桃花源记》引导人去呵护心灵的故乡，走得再远莫忘来时路。可做到这两全殊为不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事在许多人身上重演。遇到挫折时不堕落，人生得意时不忘形，是很难的。
《爱莲说》所论，便是要解决这个难题，让人如何在尘世的利欲和得失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做一个品行高洁的君子。
周敦颐出生在一个中下级官僚之家，，生前并不为人们所推崇，他不像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那些人物，或身为重臣，或文名远播。周敦颐多数时候在县主簿、州判官等中低级职位上蹭蹬，最高做过知军（约相当于一个地级市的行政长官）。可以说，周敦颐和陶渊明一样是官场的不得志者。但作为典型的宋代士大夫，周敦颐有治国平天下之志，以天下苍生为念而不仅仅独善其身。
相对于官职的卑微，周敦颐的眼光与追求超越了历史的局限，成为理学之祖，影响了一千年。而在官场这天下第一名利场内，必须要有严格的道德自律，才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黄宗羲在《宋元学案》评价道：
两汉而下，儒学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
周敦颐的一生，克服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做到了政事、道德、学问三者的高度统一。后世儒学名臣，如明代的王守仁、清代的曾国藩，无不推崇濂溪先生。曾国藩在政治舞台上机遇比濂溪先生好得多，晚年大权在握。他的处事如濂溪先生一样，“出淤泥而不染”，严于律己，是大清朝最为清廉的总督；但又不像海瑞那样偏执，他承认社会现实，对同僚与下属宽容。如此，方能成就大事业。
《爱莲说》读进去，才有立身之本，无论身处高位还是困苦之中，能保持品行的高洁。如此，方能行路千万，心中有桃花源，宠辱皆忘，不舍家国情怀。
流经周敦颐故乡道县的潇水是湘江的东源，湘江北上入洞庭。而桃花源的秦溪入沅水，沅水亦入洞庭，它们在岳阳楼下汇聚为一体。
《桃花源记》的田园梦，《岳阳楼记》的家国情怀，《爱莲说》的君子自律，千年来浇灌着中国人的品格。即使在今天，我以为把这三篇古文读进去，便可成为中华好儿女。
附：爱莲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 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本文首发“十年砍柴”头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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