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天皇即位那年，曾国藩预测日本将为中国大患
▲黎庶昌在遵义的故居
“中国之患或在俄罗斯和日本。”
这是曾国藩去世前五年的一种判断，时在同治六年九月（公历1867年）。当时沙俄帝国的主要精力还放在中亚和欧洲，与另一个正在迅速衰落的老帝国奥斯曼土耳其争夺。而日本被美国的海军军官佩林敲开国门仅14年。
在这一年明治天皇即位建立新政府，当年12月份开始“王政复古”，推行维新变法，第二年即1868年，全日本爆发了“倒幕战争”。
这句话还是曾和幕僚赵烈文聊天时所言。师生两人先从朝政谈起，对李鸿章受到朝廷的严厉批评感到不平，然后话题转到了洋务。曾国藩为此发了一番感慨：
孔言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人皆自强而已，何问他人。即洋务之棘，中国如有人焉，何患其凭凌。所谓有人，非区区文生之末，争细故也。能做事，不爱钱，不怕死，三者备，而后可为有人。
曾的这段话是一位忧国大臣痛心之言。国家和个人一样，被人欺负没什么可抱怨的，关键是在能否自强，若能自强，就不用担心 48 30522 48 14939 0 0 2363 0 0:00:12 0:00:06 0:00:06 2565 48 30522 48 14939 0 0 2040 0 0:00:14 0:00:07 0:00:07 2737辱。而办洋务亟需人才，这种人才不是在文字上争高低、耍嘴皮的能耐，而是品行和能力皆好：能办事，不爱钱，不怕死。
此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帝国已经受了两次大辱，施加者是英、法两国。所以当时清廷朝野的士民，最惧怕的是这两个国家，而作为两江总督，管辖包括上海在内的长江下游，打交道的洋人也主要来自这两国。但曾国藩对法国似乎有不同的看法，赵烈文的日记中记载：
师因告余今日有佛兰西传教人，称美其称曰司铎，吾近观洋人气殊衰减，来中国者似亦皆无聊之人，或将替乎。余问俄人有边事否？师曰：“不知，中国之患或在俄罗斯和日本。”余曰：“日本或为盗窃而已，未必有大兴作。”
英法两国是最早侵略中国的列强，派出的外交官和传教士较早，也数量最多。由于有治外法权，来中国可以做上等人，被清廷的官员当作大爷供着，自然趋之若鹜，难免鱼龙混杂，既有为宗教献身的人，更多的是贪图富贵的“无聊之人”。佛兰西即法兰西，白天曾国藩见到的法国天主教司铎，估计是言行很不得体，让曾大人打心底里瞧不起。
俄罗斯一直对中国蚕食鲸吞。最近的一次是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沙俄趁火打劫，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俄国先后侵占了中国东北和西北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因此中国士大夫对俄罗斯是警惕的，所以赵烈文问老师俄国人是否挑起边衅。但对一点峥嵘还没有露出、他们眼中的“蕞尔小国”日本，却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当曾国藩把日本和俄罗斯并列为中国之大患时，赵烈文还认为日本只可能重复类似明代那种倭寇在东南沿海抢掠的行为，不可能对中国有大动作。
▲明治维新时的日本
对世界局势的判断，赵烈文到底不如老辣的曾国藩。也怪不得赵烈文，当时中国有几个人能把日本当回事？日本的“明治维新”还在娘胎里。当时恐怕日本人自己也想不到国势会在二十多年内迅速崛起，并在1894年战胜了老大帝国清朝。
两年后曾国藩奉命去处理“天津教案”，委曲求全搞得里外不是人，落得个“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受到了一生最大的侮辱。如果没这件事，他或许能多活几年。他打交道的是盛气凌人的法国人。但历史证明，在曾国藩死后，给中国带来最大灾难的是俄罗斯和日本两国，而与列强的战争中，唯一没有在战场上输掉的是与法国在越南的战争。
曾国藩的门人和幕僚在此后的三十年，成为办理洋务的中坚力量。他的衣钵继承者李鸿章自不待言，而与法、日打交道中，他的两位门人李兴锐、黎庶昌出力甚多。中法战争后，李兴锐参与中国与越南的边界勘定。本来李兴锐已经被朝廷任命为第一任驻日公使，但因为足疾严重，改派了曾门四大弟子之一的黎庶昌。
1881至1884年和1887至1889年，黎庶昌先后两度以道员身份出任中国驻日本国公使凡6年，他对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很花了一番功夫进行调查了解，与日本朝野人士广交朋友，并把情况及时汇报到清廷。他能坚持维护国家尊严，机敏果断地处理日本出兵朝鲜事件，维护了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使日期间，尽力保护旅日华侨正当权益，也注重睦邻友好关系，所受外交礼遇厚重。
▲天津教案毁了曾国藩的英名
可是清帝国日薄西山的大势，不是几个能吏可以改变的。曾国藩本人不行，他的弟子更不行。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27日，曾国藩领衔上奏，请清廷对“派遣留学生一事”尽快实施。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这是曾国藩践行培育人才以自强的一贯主张，也是他辞世前最后一个重大政治举措，然而于清廷而言，有什么用处呢？
【本文为今日头条签约文章，首发“十年砍柴”头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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