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国的末路风景（20）：王朝惰性消融了青年皇帝短暂的勤政
万历帝清算张居正后，亲政时正值弱冠之年，精力充沛，也想有所作为。可是事与愿违，最后他躲进深宫，不见众臣，成了历史上一位最懒惰的皇帝。
让万历帝从雄心勃勃到心灰意冷，导火线似乎是因为在册立东宫这个国本问题上意见分歧，导致了彼此对立。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整个惰性已经深入到这个帝国的骨髓之中，无药可救。
明神宗万历帝被史家评价最大的特点就是懒，可这个少有的懒皇帝曾有过一段励精图治的短暂时光。他不到十岁登基到张居正辞世，这十年在贤母、严师、忠仆的共同调教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着做一个尧舜之君。但这段时间他的一切行为并不是自主的，所以算不上勤政。
现在，老师死了而且被自己清算，大伴冯保被赶到南京去了，老妈也基本不管自己了。万历帝一身轻松，自己当家作主的滋味真好，而且他已经二十一岁了，有这个能力钦裁军国大事。尤其对于那些暗地里认为自己对张居正过于刻薄的人看看，没有张屠夫，咱也不吃混毛肉，帝国在自己的治理下，将会更加强盛。
从两件事可以观察到青年万历曾经是多么想振作一番，重新找回开国时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的雄风。
一是两年内四次谒陵。明朝的皇帝除朱元璋葬在南京孝陵，建文帝不知所终，代宗被复辟的英宗削夺皇帝号葬到别处外，其余都葬在北京城北面昌平的大山中，此处紧靠着长城，是守卫都城防御北方胡骑最重要的防线。清代的李渔曾说北京周边的风水，昌平最佳，至今去昌平，以“龙脉”命名的旅馆、温泉、楼盘到处都是。
明朝皇帝选在此处作死后安葬之地，固然有风水的原因，但我以为也有激励后代子孙守卫江山社稷的成分在里面，帝国最大的威胁在北面，如果这道防线受不住，祖宗的陵寝马上沦于敌手，如何去见列祖列宗？这有点背水一战的意思，后来的崇祯帝在闯王锋镝逼近时，迟迟下不了撤离到留都南京的决心。
万历帝谒陵的同时，是为自己百年之后选吉壤，但真实的原因是想检阅武装部队。今天北京城到十三陵，走高速不到两小时就可抵达，可在那个时代，皇帝出巡到一百来公里的京畿重地，非同小可，一路要采取严密的保安措施，随行的是驻扎在皇城的御林军。皇帝很重视这支禁军，年轻人喜好谈兵弄武本来就很正常，何况皇帝是全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这一点万历帝和正德帝相仿，没事的时候跑到禁军的驻地观看操练。
出城谒陵时，大军扈从，旌旗如云，这才能体会到当皇帝的感觉，就呆在紫禁城里，整天对着太监和宫娥，批复那看不完的奏疏，多没劲呀。这也是正德帝想方设法要逃出宫去做统兵官的原因。
皇帝重视武备，本是好事，但大臣们却担心出现意外事件，万一皇帝有点闪失，谁担当得起？再说出巡频率太高也对官吏、百姓惊扰太多。按文臣的心思，皇帝最好是个可以用程序控制的机器人，整天只会在皇宫批阅奏疏，和大臣商量国事，别的一概不干。首先是兵部尚书张学颜上奏，认为皇城内的禁军由太监管理，兵部不能检阅，科道官不能监察，万一图谋不轨者哗变怎么办？
这当然是为皇帝安全考虑，但不能不说是在强调兵部的职权——明朝兵部尚书都由文官担任，权力极大，帝国内不能让一兵一卒游离于文官政府的控制之外，这种文人治军的思想其实蛮先进的。而十三陵临近蒙古草原，言官们以蒙古部落蠢蠢欲动吓唬皇帝，恳请他不要再谒陵。万历帝不像正德帝那样荒唐放肆，于是听从了臣子的建议，解散了禁军停止了谒陵。
第二件事是祈雨。万历十三年（1585）北京及周边地区久旱不雨，皇帝决定去天坛祈雨，为表示心诚，斋戒三天，并步行到天坛，并在大太阳虔诚地跪下，向上天做检查，表决心，决定要亲贤人远小人，一心扑在工作上，请求老天爷原谅。二十余天后，大雨倾盆，人们以为皇帝的诚心感动了上苍。
张居正死后，接任首辅的是山西人张四维，可首相的椅子还没坐热，就丁忧回家。快丁忧期满，重返朝廷时，张四维死在家乡。二张接连离开中枢后，申时行当了八年的首辅，和他一起在内阁的还有他的苏州同乡兼同年、后来接任他做首辅的王锡爵。申是吴县人，王是太仓人，两年都是嘉靖四十一年的进士，会试时王锡爵是第一名，殿试时申时行是头名状元，王锡爵是第二名榜眼。科举名次入了一甲，官当到首辅，这恐怕是那个时代多数读书人最高的愿望，这两人都实现了，他们可算是明朝文官制度培养的精英中的精英，既有学问才气，又有治国能力。
这申时行科场、官场都一帆风顺，少年得志的他完全有牛气冲天的本钱。可恰恰相反的是，和敢为天下先不怕别人议论的楚人张居正相比，这位吴人性格柔和，善于平衡各种矛盾。这样的人只埋头办事，对皇帝、对上司没有咄咄逼人的威胁感。因此张居正当国时，“时行以文字受知张居正，藉蕴不立崖异，居正安之。（《明史·申时行传》）”在张居正推荐下，万历六年申时行入阁。
万历帝清算张居正，是申时行做首辅后的第一个考验。张居正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申时行当然得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维护皇帝的权威，不敢自作主张。批倒批臭张居正是皇帝决定的，申时行只能执行。但申时行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小人，张居正的功勋以及张居正的知遇之恩，他并没有忘记，想尽一切办法写信给具体办案的官员，希望给张家一些人道主义的关怀，尽管效果不明显，但在年轻皇帝一定要清算张居正来立威的大环境下，申时行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他首先要保护好自己。
中国人喜欢算历史旧账，喜欢以人划线。申时行是张居正提拔的，朝廷官员普遍认为他是张的人。张居正被清算的一条罪状是钳制言路，这一下言官们扬眉吐气了，特别是那些在清算张居正这场斗争中立功的言官，更是气焰嚣张。那些曾因夺情上疏而得罪张居正的官员，恨乌及屋，觉得内阁里的申时行、许国、王锡爵以及几位尚书，都是当年张居正比较欣赏的，不应该再留在重要位置上。那位曾被廷杖的吴中行，上书弹劾申时行等人，还摆好了不怕丢乌纱帽的架势，说现在这些辅臣还把臣等张居正当年的仇人，看成了敌人。吴中行可是当年反对张居正的英雄人物，他这样一说博得了舆论的喝彩，申时行的压力可想而知。
吴中行这类不畏权势的官员，当然有值得敬重的一面，但这类人的毛病是总觉得自己真理在握，别人都是心存不良的小人。这样的君子有胆量，说话的调子也很高，可治国不能靠这样的人。万历帝不是糊涂蛋，他一方面下诏挽留吴中行这种反张英雄，来证明清算张居正的正确性；但另一方面他继续让申时行等人留在内阁，满朝大多数高级干部是张居正当首辅十余年里成长起来的，全部驱逐，就靠那些反张斗士，这政权根本没法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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