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如何看城市「藏污纳垢」：禁绝不是好办法
曾国藩盛年做京官时，拜长沙府同乡、晚清理学巨擘唐鉴为师，这段为学经历对其影响很大。“理学”又称“宋明理学”，是由周敦颐开启，后由朱熹集大成的一种具有宗教性的道德哲学，讲究控制私欲而让天理得到伸张，达到“仁”的最高境界。
但曾国藩中年领兵与太平军作战，晚年晋位大学士、两江总督，在长期繁重而复杂的军事、民政管理工作中，能跳出理学的框框，认识到为政与自我道德修为是两件事，而不可混为一谈。
曾国荃带领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城（即江宁、金陵）后，两江总督的衙门自然也搬回来。对曾国藩来说，这座东南第一大都市能否经济、文化上尽快恢复繁荣，具有标杆和示范意义。
曾国藩早年的同乡好友、医术高手欧阳兆熊和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是同族，曾经在京城救治过他。曾国藩晚年发达后，欧阳兆熊的长孙欧阳伯元投靠曾中堂当幕僚，他记载了一件曾国藩坐镇金陵的轶事。
当时江宁府知府涂朗轩，名宗瀛，为理学名臣。方秦淮画舫恢复旧观也，涂进谒文正，力请出示禁止，谓不尔，恐将滋事。文正笑曰：“待我领略其趣味，然后禁止未晚也。”一夕公微服，邀钟山书院山长李小湖至，同泛小舟入秦淮，见画舫蔽河，笙歌盈耳，红楼走马，翠黛敛蛾，帘卷珍珠，梁饰玳瑁，文正顾而乐甚，游至达旦，饮于河干。天明入署，传涂至曰：“君言开放秦淮恐滋事端，我昨夕同李小翁游至通宵，但闻歌舞之声，初无滋扰之事，且养活细民不少，似可无容禁止矣。”涂唯唯而退。
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像秦淮河画舫这类行当是满足人感官享受的娱乐业，甚至可以说是色情业，和“黄赌毒”联系在一起。这个产业要维持期间，必定会有黑道人士或灰色势力参与期间。
涂宗瀛是安徽六安人，举人出身，四次至京会试都落第。直到五十岁后，“大挑一等，签分江苏知县”，大挑即是朝廷从那些老举人中选拔出优秀者来做官。他来到当时两江总督衙门所在的安庆，拜见长官曾国藩。曾国藩委任涂宗瀛“留营办理谷米局事务”（军需官），对其品德、学问很是欣赏。东南敉平后，如果没有曾国藩的保荐，很难想象一个举人能升任东南三省的首府江宁的知府。
对理学名臣涂宗瀛来说，秦淮画舫这种产业的繁荣是不符合他的价值观的。一是不利于大清朝的精神文明建设，违背理学的主张；二是从现实考量，这样的产业“藏污纳垢”，有可能引起一些治安事件，不利于首府的社会稳定。但他尊重长官曾国藩，向其禀报，准备用公权力禁止。眼看金陵城一场“扫黄打黑”的行动即将发起，曾国藩认为先要调查一番，才做决断。于是微服私访，觉得秦淮河的画舫产业呈现的是市场繁荣，并没有滋扰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不必要横加禁止。
清末民初文人黄濬评论此事道：
予幼读《史记》，初不审曹参不扰狱市之旨。涉历久之，始叹曹相国之举，真是汉家开国规模。狱市者，古人以为下流駔侩，揆其实训，乃如今日恒言，中下层社会游衍拘聚所在者，皆不必以察察为明也。文正兹事与曹参为政暗合。
汉初以黄老之术之国，也就是说为政者让民间社会自我发展，不干涉民间的生产与贸易，老百姓很快就得到了休养生息，经过秦末战乱而破败的社会呈现了欣欣向荣。萧何、曹参两代丞相都是如此为政。
《史记》和《汉书》都记载了这个故事：
惠帝二年，萧何卒。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将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於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曹参当时为齐国的相国，听到长安传来的消息，萧何丞相薨逝，他料到自己将接任大汉的丞相，提前准备行装。不久圣旨果然来了，他在离开齐国去长安前，告诫继任者“勿扰狱市”，即不要扰乱民间市场自由交易的秩序。继任者大惑不解，认为这只是区区小事，还用曹相国叮嘱？当曹参看得远，他认为狱市兼容并包，已有自发秩序，而官府任意扰乱，破坏这种秩序，那么寄食其中的“奸人”失去了生计，无可容身，那真是社会大问题。
唐朝学者颜师古在《汉书注》引《汉书音义》的一段话：
夫狱市兼受善恶，若穷极，奸人无所容窜；奸人无所容窜，久且为乱。秦人极刑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狱繁，此其效也。
其实，这种自发的、带有灰色调的市场，不仅仅是“奸民”所容，更是中下层劳动者谋生之所。高明的管理者，无论古今中外，只要不出格，就尽量不扰乱这种自发的秩序。我们知道，香港、纽约这种大都市，存在着一些由特殊团伙控制的产业，他们与警方形成某种默契，只要不过分，警方并不会主动去打击他们。水至清无鱼大约是有点头脑的统治者都明白的道理。
▲范仲淹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若干年后任山西巡抚，也深得乃兄为政之道。当时山西、河南等北方省份刚经历了“丁戊奇荒”（1877、1878年），曾国荃仰仗自己的威望和湖南骡子的霸蛮劲，向朝廷要政策、要钱粮，进行赈灾，救活了无数的山西百姓。
山西灾情稍稍缓解后，民间又起了享乐之风。沁水县令向曾国荃禀报该地在节庆日赛神、演戏又恢复了，“或一会而费中人之产，或一戏而耗百日之资”，这种浪费太惊人，准备加以限制。大概是出台类似乡民红白喜事办酒只能多少桌那样的规定。
曾国荃先是肯定“此亦为民惜财之意”，但立刻笔锋一转，“但以此为富民省钱计则可，以此为贫民糊口计，则左矣。”他洋洋洒洒写了一段：
赛神、演戏等事，最为贫苦小民之利。每见戏台之侧，其匄钱乞食者皆贫民，其肩挑贸易者皆贫民，其沽酒卖茶及一切食物用物，纷纭杂沓而叫号不绝者，皆贫民。人徒见车马喧阗，往来游宴，以为浪费足惜。不知此浪费者，皆富民之财，于贫民无与也。富民以观戏而耗财，贫民正以有人观戏而借以谋生。昔范文正公岁荒不禁竞渡，且为展期一月，日率宾客士大夫往观，夫岂不知竞渡之耗民财哉？正欲耗富民之财，使贫民借以生活耳。
▲今日山西长治市的赛神
也就是说，这种民间的大型公共活动，固然会让一些富豪浪费很多钱——反正山西土财主不少，他愿意比富、花钱是人家自己的事，不必要操心，而做小买卖或打工的贫民，获得了收入。他不好意思举自己的哥哥曾文正公的故事，而是举宋代的范仲淹（谥文正）“岁荒不禁竞渡”为例，范仲淹岂能不知道端午时节竞渡耗费民财？但正是要耗费富人的钱，来让穷人有生计。曾氏兄弟那时候就明白，市场的力量，是最靠谱的扶贫。
北宋皇佑年间，江浙一带发生灾荒。范仲淹在浙西任职，为度过饥荒，他采取了三条措施。其一：纵民竞渡。据《宋稗类钞》载：“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文正纵民竞渡”；其二：鼎兴寺庙。书中记载： “大兴工役，诸寺鼎兴”。寺庙有产业、有钱，于是诸寺招募工人，大肆装璜或扩建。其三： 修造廒仓吏舍。“又新廒仓吏舍，日役千夫”，此乃以工代赈。
从曹参到曾氏兄弟的为政之道，可以引出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官府的权力边界在哪里？理想的城市是什么样子？官府如果过于自信，认为凭借自己的权力，可以按照设计建造一个安全的、消灭一切污垢的理想城市或理想社会，注定会事与愿违，而且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后果。
【本文首发“十年砍柴”头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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