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 的 父 亲：写在先父诞辰100周年
王广生
十年砍柴按：这是大舅写的一篇纪念先外祖父的文章。
今天是先外祖父百岁冥寿。三位舅父和三位姨妈在老家相聚，一起纪念他们的父亲。伤心的是我的母亲今年年初病逝了，或许可以安慰自己：母亲已在另一个世界见到了她的父亲。
外祖父去世时，我正在读高二。他的坚韧、勤劳在我少年时对我无甚影响。而今我已人到中年，想起外祖父和我的母亲，才明白这些品质是多么的可贵。
这篇文章中所指的那条河，是外公屋门前的石马江，古称高平水，发源于隆回县的望云山，流经150华里后汇入资江。
先父王公讳立名，字顺卿，生于民国戊午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公历1918年6月5日），卒于农历丙寅年腊月十二日（公历1987年1月11日），享年69岁。
值先父百年诞辰之际，凭儿时所见所闻，拾取其为家庭、为子女辛苦、劳累一生之片断，聊表子女暨孙辈的怀念之情。
白手起家
先父兄弟姊妹七个，他排行第四。由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爷爷家里人口多，家境贫困，除三伯、五叔、六叔和姑姑上过几年私塾，大伯、二伯和先父均为文盲。先父22岁成家，先母时年16岁，婚后不及一年就与爷爷奶奶分家而独立生活。
当时，先母正怀着姐姐（编者按：即我的母亲）。分家时，先父母从爷爷奶奶处分得4升大米（“升”为量粮食的器具，“斗”的十分之一，4升相当于6市斤）、8个碗、8双筷子、1箩稻谷（约50市斤）、两口铁锅、约2亩“份子田”（“份子田”为租种地主的地，收获的粮食二分之一交给地主，该地原是爷爷家租种地主的）、临时住房一间。没有耕牛，没有农具，没有自己的地，唯一的资本就是先父一副硬朗的身板和勤劳俭朴的秉性，坚韧不拔、永不服输的意志，还有先母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内助。他们向着心中的梦想—-拥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住房和温饱的生活努力拼搏……
在先父母布满老茧的双手下，心中的梦想在一步步实现：分家五年后，添置了耕种所需的农具、耕牛和居家生活的家具，解决了一家人的温饱，并有余粮；分家十年后，除了耕种地主的近7-8亩“份子田”和我外婆的1亩多土地，还自己购买了2亩多水田，开垦了近2亩旱地，步入到村里“中上”生活水平；分家15年后，盖起了一栋4个垛子二层楼的砖瓦房和灶屋及猪牛栏等设施，这至少是20多年来我们村的第二栋新屋。
购买水田是先父这一时期最大的愿望，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在他看来，只要有了自己的土地，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一定会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土地改革后至农业合作社这一时期是父亲购买土地最多的时期。其实，北方省份1952年已开始在农村推行互助组织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湖南1949年下半年才解放，土地改革是1951年开始，1953年初结束。我的老家农业初级社是1955年才开始，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们开始贱卖土地。老家的河对面大平峡张九的儿子在西安工作，知道农村土地入社归公是大势所趋，写信给他父亲说：一担谷的田（很便宜）你不要买，一担谷一斤的肉（很贵）要多吃。可我父亲是个大字不识的老实农民，哪有这般见识，原本就一心想多买地，见土地又便宜，倾其所有在土改后至入社前买了近十亩水田。我清楚的记得买最后那丘田是“上头冲”的“梭子田”约一亩地，那已是1956年，卖主是一位中年女性，不是我们村的，我父亲很满意地买了下来。1957年农村已进入到高级社，我们家是本村最后一户被迫入社的，连同土地、耕牛、农具都入了社，归了公。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山村，两个目不识丁、白手起家又无一技之长的农民，别说是攒钱买地、砌屋，就是养活一家人已很不容易，先父母为此所付出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父亲的勤劳刚强在附近周边村子一带是出了名的，父亲去世时，一位前来吊唁的长者对我说：你父亲这一辈子干了三辈子的活还不止。是的！从我记事起到1969年我参军离家，我从来没见过父亲休息过一天，不管是大年三十、初一都没有休息过，如果是大雪天实在出不了门干活，就在家里用铡刀铡干红薯藤（喂猪用）或干豆壳（喂牛用），这或许是他认为最轻松的工作。
人们常说农民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这句话不适合我父亲，因为他总是天刚朦胧亮时已出门干活，晚上9点前还在忙活。外人很难想象我家那永远也干不完的活：田里的活、土（旱地）里的活、为了在生产队多挣工分而“修生土”（刨草皮）“烧土灰”、“拖草”、“捆草”、养猪、养鸭、酿酒、做豆腐、卖甘蔗、捕鱼、做“饼药”（酒曲）……一家十来口人，要吃要穿啊，就是小菜（蔬菜）也要比人家种的多。
耕种
父亲是种田能手，农家“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犁田、耙田、“挝（音zhua）田框”（夯实田埂防漏水）、“钩田形”（靠田埂用铁耙堆上20-30公分宽的泥巴，可能也是防漏水，上面可种绿豆或长豆角）、育秧、插秧、施肥、除虫、耗田（除草）、打禾（收割水稻）、捆草、绿肥、回冬（或称冻田，既冬天将水田翻耕灭虫沤草）……他都做得很精细，所以，他种的水稻总比别人种的长得好，收得多。
一次，大队书记路过我父亲种的责任田附近，远远看见有丘田的水稻长得特别好，就说：那丘田肯定是王顺卿种的。父亲对这样的赞美很受用，对农民而言，说他的地种得好，那是最好的犒赏。父亲不但田里的水稻、麦子、油菜、甘蔗等庄稼种得好，土（旱地）里的红薯、黄豆、高粱和各种蔬菜也种得好。
在加入农业高级社以前，我家的地分布很远很散，从西到东超过3华里，最西边是庞龙山（岩山岭对面，靠磨塘）我外婆给的一丘田和一块土，最东边是禾家田，那里有大小7丘田约3亩多，还有父亲开垦的两块土，面积足有2亩多。尽管坡度大，但人勤地不懒，父亲1955年从靠山脚的那块土里挖出一根3斤多重的红薯，挖断了一把锄头。村里的人说我父亲拿这根红薯去评奖了，其实是误传，他把红薯挂在二楼的“楼脊”上，待风吹干一些水份，冬天伴着糯米煮饭吃了。最南边是河对岸“渡口边”3丘田约1亩多，“坝边”的“裤挡田”约1亩。其它的田土离家较近。由于离家远又分散，耕种起来很辛苦，农家肥要从家里挑过去，收获的稻谷、农作物要挑回家，增加了很多的劳动量，由于离家远，收农作物时，中午一般都是我姐姐或我在现场看守，父亲下午来时给我们带中饭来。河对岸的田耕种更费力，老家前面的那条河五十年代河床宽、水流量大，且春耕和夏收正值汛期，原来过河有船摆渡，1966年修了拦河坝，渡船就废了。所以，到河对岸耕种要摆渡或涉水，耕牛农具也都要摆渡过去，收获的稻谷稻草要摆渡运过来，很费力。
单干时，父亲耕种的地在我们村里是最多的，因此，他只能起早贪黑，没日没夜的忙。后来入了集体了，出工收工的时间队里统一了，父亲应该轻松了，但为了多挣工分、多分粮食和副食、精耕细作自留地，而且随着家里人口的增多，他更加忙。
队里的粮食和副食分配一部分按人口，一部分按工分。在队里，父亲全年挣的工分是队里主要劳动力中最多的，但我家人口多，劳动力少，全队人均工分我家是最少的，到了年底不但没有分红，还要从家里拿钱交队里的欠款（粮食副食折价款）。因此，父亲想尽一切办法多挣工分，利用早晨上工前、中午休息时、晚上收工后“修生土”烧“土灰”。这是老家农村一种积肥的方式，用锄头将地上的草皮刨起、晒干，堆起来烧，烧净冷却后用“灰筛”筛出的细灰叫“土灰”，未漏下的粗土疙瘩用“禾杠”炼碎再筛，如此反复。土灰交给生产队，按“担”（约80斤）记工分，我们生产队用的土灰差不多有一半来自我家上交的。
干这种活非常辛苦，我现在想起来都害怕，又累又脏，大热的天，汗流浃背。尤其是筛灰、炼灰，没有任何防护设备，口腔、鼻孔、耳道、全身都是灰，只看见白眼珠和白牙齿，干这活大多都是晚上，我与父亲一起干。不烧土灰时，晚上也不得闲，到稻田拖草、晒草、捆草、挑草，或是早晨上工前割草、检粪，父亲带着我干，说实话，这些繁重且脏的生产劳动，我是被逼的，不是自愿的。当然，也有体惜父母辛苦的因素。
饲养
在农村，耕种主要是解决粮食，用钱主要靠饲养。我家猪、牛、鸡、鸭、鹅等家畜家禽都养，但主要还是靠养猪卖。而养猪中最辛苦、风险最大是养母猪，当然，养母猪经济效益也会好一些，但敢养母猪的家庭不多，一般人吃不了那个苦，也没有那个技术。父母从与爷爷奶奶分家后第三年起，除了办公共食堂的两年多和公共食堂解散后的一年时间，我家里没养母猪，其他时间都养有母猪。母猪每年生两窝仔猪，每窝一般为12只左右，仔猪一般养到两个月出栏时每头重约20—30斤，出栏的仔猪多数为附近村庄农户来家里买，家里没卖完的父亲挑去赶场（集市）卖，七十年代以前仔猪的单价与猪肉价格相近。我家的仔猪喂得好，长得快，皮色粉红发亮，招人喜欢，口碑好，周边人家愿意买我家的仔猪，所以不愁卖。
养母猪除了要耐心、细心，还是个技术活，父亲懂得一些家畜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技术，母猪或仔猪生病时，他会去山上采挖一些草药煮水伴在母猪食里，母猪吃药，仔猪吃母猪的奶，仔猪的病也就好了。父亲常说：母猪生崽后，家里象“打仗”一样。从母猪临产到仔猪会吃食的这些天，父母难得睡个好觉，接生、胎盘处置（如果母猪吃了胎盘就影响下奶）、防止仔猪被压等揪着父母的心，他们晚上要起来好几次，甚至守在猪栏边。仔猪出生十天左右，奶水不够吃了，这时就要加辅食了，开始是熬白米粥喂，以后逐渐增加豆腐脑、酒糟等营养品，我们那时以萝卜、红薯充饥，心里真是羡慕仔猪的伙食比我们的好多了。随着仔猪个头的增长，食量越来越大，喂养也越来越累。除了增加米粥外，每天都要磨豆腐。那时没有机械化，都是手工石磨磨，柴火煮豆浆，人工磨石膏。除了磨豆腐，还要蒸酒（做酒胚）、烤酒（蒸馏），烤酒需要大量的冷水做冷却，那时没有自来水，都是人工挑井水，技术活是父母亲做，推石磨、挑水这些粗活主要是我们的事。除了养母猪外，家里通常养两头肥猪，一头卖给食品公司，一头过年杀年猪，当然也舍不得都留来吃，一般是卖一半，自己留一半过年。老家养猪都是熟喂，由于饲养的猪多，每天要煮2--3大锅猪食，有了小猪仔后煮的猪食更多，加上酿酒、“做豆腐”，我家的煤炭、柴禾的消耗比人家要多好几倍。那个年代没车辆运输，煤、柴都是靠肩膀挑回家，煤炭要去来回70多华里的岩口铺煤矿（隆回县）或“三溪”煤矿（隆回县）购买挑回，挑柴也是去离家来回70多华里的板竹山（巨口铺往里十多里地），肩挑100多斤的担子长途跋涉，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我们兄弟还很小，这些重活都是父亲干，我们兄弟12—13岁时，就跟着父亲去70多华里以外的地方担煤、挑柴。家里煮猪食、喂猪、做饭等家务活主要是母亲做。
捕鱼
70年代前，农村物资匮乏，一般人家除了过年、端午节、中秋节等大节外，很少买肉菜，家里来了客人，多数是炒几个蛋或做点腊肉腊鱼待客，也有下碗面条打两个荷包蛋当菜招待客人的。父亲擅长捕鱼，一是为了卖鱼换钱贴补家用，二是为了加工成腊鱼招待客人。
每年从农历四月到农历九月，大部分晚上父亲都要去河里捕鱼。天快黑时，父亲将煮好的“稗子”或“二禾谷”（不饱满的稻谷）撒到“定点”的河水里喂鱼，晚上7点半左右就去捕鱼，从上游的“罩塘”到下游的“沉水塘”（六房头往大西头方向上坡处）沿河岸大约4华里，约有20个捕鱼点。一是在鱼的迴游聚集点，二是河床地形好，没有乱石钩网，水也不能太深，父亲长年在此捕鱼，经验丰富。我大约6岁开始就陪父亲去捕鱼，一是有我作伴给他壮胆，二是帮提鱼篓。每晚捕鱼的数量不等，多时3—4斤，少时不到一斤,大多数为1—2斤。捕到2斤以上的大鱼时，父母会让我第二天早晨送大路金家我姨家，请她帮卖，她家曾是开旅馆的,熟悉客源。
父亲要是第一网捕到一条“苦巴精”（鱼的名称），他认为是当晚捕不到鱼的兆头，他会很灰心，兴趣大减。
酿酒
父亲的酿酒技术很好，远近闻名，酿酒、卖酒也是我家四、五十年代的一项重要收入。家里常年至少有一口酒缸在发酵，母猪产仔期间和冬季常有两口酒缸在发酵，六十年代以后父亲也酿酒，但以自己喝为主，兼顾周围邻居少量换酒（以稻谷或大米兑换）。
父亲一辈子有喝酒的嗜好，他说喝了酒冬天不冷，夏天不热，浑身有劲，走夜路胆子大，阳气高，父亲爱喝酒，但没见他喝醉酒。
父亲酿酒、卖酒从不耽误白天干农活，一般天快黑时开始淘米（一缸酒大约22斤大米，陈粮最好，出酒率高）、蒸饭、饭熟后倒出放凉，加酒曲拌匀再放酒缸发酵，一般20天左右发酵好，加水后再放置几天即可蒸馏（老家称烤酒），冬天酒胚发酵需保暖。我母亲也会酿酒，所以在凉米饭的同时，酒的蒸馏也已开始，安好蒸馏设施后，父亲就去睡觉，由母亲烧火、挑水、换水和操作余下的蒸馏程序，一缸酒一般换4—5锅水，酒量大约在26—28斤为好。蒸馏好以后，母亲把酒装进酒桶（木制的密封带盖圆桶），就叫醒我父亲，此时大概是晚上9点左右，父亲挑着酒送去宝庆府城（现邵阳市），从北门口过资江，送到“老街”的一家店铺，父亲酿的酒品质好，长期为这家店铺供货。交完货，父亲连夜返回。从老家到邵阳市走小路来回70多华里，父亲回到家一般天刚亮，当他牵着牛扛着农具到田里耕地了，邻居才起床开门。
制售“饼药”
除酿酒外，制售“饼药”（酒曲）是我家的又一项副业，这是一项劳动强度大、持续时间久的家务劳动。一般从农历的六月至九月，持续近四个月时间。
父亲在房前屋后种有很多“饼药”草，每年在早稻收割后，父亲开始做“饼药”卖，为了不耽误队里正常出工，制做“饼药”都是利用中午休息和下午收工后的时间，“饼药”加工中最累人的活是将稻谷用碓舂成细粉，再将“饼药”草也用碓舂成碎渣，再把二者加水拌匀经碓舂成泥状，加上“饼药”引子后做成一个个圆球状的“团子”晒干，用麻绳穿成一串串象大佛珠串似的挂在竹杆上晾晒，干透后放置干燥的地方（如干稻谷上或干石灰罈子里）备用、备售。往往一次制做十来斤稻谷的“饼药”，碓舂得2—3小时，我家的碓在走廊的西头，大热的天顶着太阳，其辛苦可想而知，我现在想起来都冒汗。
父亲常在冬季农闲时节的早晚去周边方圆十余里的村镇卖。父亲的“饼药”酿出的酒好且出酒率高，熟客都愿意买。
卖甘蔗
卖甘蔗也是父亲一条挣钱的门路。单干时，父亲总要种一丘田的甘蔗，加入集体后，每年队里分的甘蔗他不舍得给我们吃，他是要留住卖钱的，而且还要从队里多分一些（另加价交钱）,窖在屋前的田里。
每年的腊月十五左右至正月十五是父亲卖甘蔗的时间，尤其是正月初一到十五比较好卖。前一天晚上准备好甘蔗，剥去蔗叶，削去根须，立着捆挷在套着“落脚”（竹子做的运输工具）的箩筐里，清早挑着去赶集市或转村庄，沿途叫卖，卖甘蔗的地点不固定，以五星、巨口铺、龙溪铺等山区乡镇及其村庄为主，因这一带不种甘蔗，小的5分—1角钱一根,大的3--4角，多数是2角左右。父亲卖甘蔗很在行，服务态度好，有时下午4点前就卖完了，但大多要天黑时才能回到家，一天下来能卖10--15元左右。
我上初一开始，父亲就要我也参与卖甘蔗。这是一件很辛苦的小本买卖，老家春节前后是最冷的季节，站在村口街头，寒风刺骨，手脚被冻得麻木发硬，客人买了甘蔗还要给他削好，那时也没有手套，双手红肿。我跟父母说：要我干什么都行，就是不想卖甘蔗，我觉得吆喝很难为情，像讨钱似的，碰到同学更不好意思，而且，去村子转卖我怕狗咬。父亲说，一不偷二不抢，怕什么？卖了甘蔗你才有钱上学。但母亲理解我，后来没有过多的逼我去。
40年代和50年代初，为了挣钱养家，父亲还利用农闲时间加工挂面卖、去隆回籴粜小麦等生意。
总之，父亲依靠自己仅有的资本—力气和勤劳，起早摸黑，为了养家、发家、让全家人有尊严地生存而拼命。
砌屋
在农村，最大的置办莫过于砌屋，这是每个男子一辈子追求的理想，但终一生未能实现这一理想的也不在少数。60年代以前,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湘中农村,要盖一栋四个跺子的二层砖瓦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40年代后期,爷爷的家境好起来,1954年,爷爷花钱并主持给五叔、六叔盖了一栋四个跺子二层的砖瓦房，格局、用料、装饰在我们附近村庄都算上乘。
父亲性格好强,从不认输,不甘居人后。决心以一已之力也要砌一栋相同的房子。父亲1955年开始备料，1956年建成一栋四个跺子的二层砖瓦楼房，这也是父亲一生引以为自豪的力作，足见父亲的能力、胆识和体力，尤其令人折服和惊愕的是砌屋所用的所有木料、砖、瓦都是父亲一个人扛、挑至工地。听我姐姐说，地盘子（砌屋的场地）的所有土方是父亲一个人挑的，所有的木料是父亲带了两个木工在“乌雨庙”（五星乡）砍伐后，父亲一个人将树木扛至河边、扎成木排，等夏季发洪水时顺水放排至家门前河的坝边，又一个人把几个木排的树木扛上岸，再扛到工地。砖瓦是从“仪馆”瓦窑买的（离家约3华里），他一个人用了一个冬天挑回工地，这些建筑材料究竟有多少吨，没人估算过，以现在的4吨卡车装载，估计10车8车是装不下的，但父亲用自己的肩膀硬生生的完成了。
相濡以沫
先妣王门张氏老孺人讳岁英，匏湾村人，与石罩村仅一山之隔，田土相连。老孺人少年丧父，姊妹4个，她最小，16岁过门到先父家，与父亲白手起家、艰苦创业29年，生育11胎，我前面的3个哥哥因当时医疗条件极差，均因病在2岁左右夭折，三妹也病故于3岁。母亲夜以继日操持繁重的家务，积劳成疾，于44岁早逝。其时父亲50岁，正值壮年。母亲逝世后，也有诸多说媒者，劝父亲续弦，一则有人照顾茶饭浆补，二则接管年幼的妹妹，但父亲一是顾虑后续者不能善待幼女，二是割舍不了与结发的深情，一直推辞不续，又当父又当娘，以一己之力，艰难支撑着这个破碎的家。
先母自幼体弱多病（1964年在邵阳专署人民医院诊断为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关闭不全，心功能三级，此病应为年轻时患有），难以承受农家重体力劳动，且子女多、饲养家畜、家禽多，家务繁重。因此，单干时，除土（旱地）里的活和田里的助草、收割等农活母亲帮着干，凡重体力活父亲不让母亲干。入社参加集体后，凡重体力活，如抗旱“车水”（用一种木制的农具将灌溉稻田的水从低处提升到高处的劳动，一般两人配合完成，长时间“车水”时，一条“水车”两班人），男劳力不够用，也要安排女劳力上，父亲在做完自己班任务轮休时又去顶母亲的班。在我们还幼小时，父亲离家前总要把水缸的水挑滿，尽量减少母亲的重体力劳动……
母亲对父亲也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父亲常说，没有你娘的细心照顾，我早就死了，骨头早就烂了。是的，那是我亲眼见所、亲身体会：1959、1960、1961年，因天灾人祸，粮食大减产，全国缺粮，据说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我们老家人们深受其难，树皮、草根、野菜都挖完了，谷糠也用来充肌，父亲因营养不良导致全身水肿，走路已没有力气，公共食堂的老秤（16两一斤）5两米饭根本吃不饱，母亲是4两米，二妹是2两米，我是3两米（相当于现在2两多一点点），母亲把二妹的那份口粮拿回家以备接待客人用，母亲和二妹吃她自己那一份，为了让父亲多吃一点，母亲又把与二妹俩人吃的这一份拿出四分之一给父亲，看到这情形，我也分餐自觉地分出四分之一给父亲吃，父亲推托不要，我说我够吃了，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没有任何油水，一天只吃两顿，晚上常常饿得睡不觉，只有过年才能见到一点油荤，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饱吃一顿白米饭。我心里明白，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不能死。
为了补充父亲的营养，母亲听人家说用稻草为燃料、烧酒蒸鸡大补身体，治疗浮肿，家里养有两只准备过年用的剦鸡，可是从那里去买酒啊？为了保口粮，政府禁止民间酿酒，后来母亲打听“下门谢家”（我奶奶的娘家，靠牌楼边）的一个亲戚家可以搞到酒，母亲去买了二斤，用包袱包着放在竹篮里趁天黑偷偷地拿回家。给父亲蒸鸡的那天晚上，母亲早早就要我和弟弟妹妹上床睡觉，她关上房门，到厨房把鸡杀好放在蒸钵里，倒上些酒，把蒸钵放在鐤锅里，下面烧稻草蒸熟，父亲就着烧酒含着眼泪吃完了那只鸡。父亲也递给母亲鸡肉，但母亲坚持不要。期间我起床帮助母亲干些活，我年龄大些，她知道我懂事，所以不用背着我，当鸡做好了，父亲开始吃时，我进房关上门上床睡觉。我知道，母亲怕父亲当着孩子的面吃不下去才这样做。
过了几天，母亲又杀了第二只鸡蒸给父亲吃。后来，不知母亲从那里买来了一只鸡，仍按上述方法做给父亲吃。父亲吃了3只烧酒蒸鸡，浮肿病也好了。
每年的春耕，是父亲最累、最辛苦的时期。在这个时间段，每天早餐前，母亲总会给父亲做一碗甜酒冲鸡蛋，一般是3个鸡蛋冲一大碗甜酒。从我记事起至母亲病危，除公共食堂期间没有条件，其余年份基本上都坚持。
父亲和母亲间没有甜蜜的语言，更没有海誓山盟，有的只是无言的关怀，自然而默默的相互尊重、体贴、照顾和相斯相守。
舐犊情深
父亲生性刚烈，为人耿直，脾气急躁，寡言少语，一脸严肃，难得有笑脸，我们兄弟姊妹都怕他。我们小的时候，看到他挑煤炭从河对面过坝时，会赶紧把走廊、堂屋挡道的凳子、物品搬开，否则，他会一脚一个踢飞，他的这种火暴脾气在我母亲去世后要好一些。
说实话，我小时候也怨恨过父亲，但长大了慢慢理解他、敬佩他。父亲真的不容易，家里这么多人，他为了这个家，吃了常人没吃过的苦，受了常人没受过的累，干了人家几辈子都没干过的活，他怎么可能不烦躁？怎么可能不发火？怎么可能不骂人？他压力太大，他要减压。他对家人也有温暖的一面，慈祥的一面，他是个负责任的父亲。
我母亲去世时，小妹不满4岁，二妹才9岁，大妹12岁，小弟刚满15岁，大弟不满17岁，我不满19岁。母亲在世时，家里的一切计划、衣着安排、人情客往、小孩管教，我父亲从不操心。
母亲出殡的那天，四面山头哭声一片。人们在为这么好的人过早去世而婉惜和悲痛，更为遗下这么多无母亲未成年的孩子心痛和担忧。6、70年代不像现在，那时经济困难，物资匮乏，衣服裤子被子蚊帐都是补丁加补丁，鞋子都是家庭主妇缝制，农家很少有买现成衣服鞋袜和床上用品的。母亲去世了，今后缝补浆洗谁来做，这么多人的饭菜谁来煮，三岁多的小孩谁来管，这么多的小孩，这么多的劳务，家里没有主妇，天真的塌了，这个家真的要散了。
面对家庭的变故，向来粗心、脾气火暴的父亲勇敢的接受了现实，既当爸又当妈，忙完家外的又得忙家里的，洗衣做饭喂猪都得自己干，还得管小孩。这么一大家人要吃、要穿、要上学，都得用钱，所以，过去开展的家庭副业、饲养一样都没有少，弟弟妹妹的吃、穿、上学读书都不比人家有娘的孩子差。父亲又操持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的婚姻嫁娶，办得热热闹闹，毫不逊色于人家。当然，这与我姐姐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编者按：外祖母去世时，我的母亲已生下了哥哥与姐姐，对诸舅与诸姨，她确实是大姐如母）。
父亲虽然是个大老粗，但并不古板固执。我姐姐上学尽管父亲开始不太同意，但在那个年代，普通农户基本没有送女孩上学的，大路金家我姨父家境殷实，人口也不多，表兄都上了学，一个是50年代初武岗师范毕业，但就是不让唯一的表姐上学。姨父听说我姐上学了，还来质问我父亲：你家是不是想出个先生？在我们那个行政村，几百户人家，有不少人家经济条件比我家好得多，但我姐是全行政村唯一读了农中的。我们兄弟姐妹除大妹上一年级时因母亲去世辍学，其他凡愿意读书者他都送读。我虽然六年级一期父亲不让我上学了，但朱自强老师和岳庞老师来家作了两次工作，父亲又让我继续上学。
我小时候体质不好，易生病，记得上小学一年级的一天，在学校发烧，父亲得知后立马来学校背我回家，还给我披上带垂子的鱼网，说是鱼网的垂子（铁制）可以避邪。
1958年家乡发生脑膜炎大流行，大弟染病，几天高烧不退，父母焦急万分，母亲一直抱着大弟用各种土法退热，父亲一夜未睡，两次去小水庙请医生。
“赋闲”广西
1982年，二妹结婚了，为了稳定父亲的情绪，不使他感到落寞，在征得父亲同意后，我和爱人把他接到南宁。记得是农历十二月去的南宁，在南宁过的春节。那段日子他过得很开心，在南宁游览了公园、动物园、南湖、邕江，看了杂技演出，逛高楼，乘电梯，他都觉得很新奇。除了星期天我们抽时间陪他，其他时间都是他自己游览。他虽不认字，不认识路牌，但他有自己的一套办法记路，他说从住宿的院子开始，每天向外扩展200—300步，不坐公交车，原路返回，逐步把路都记熟了，我的岳父母是东北人，家里常以面食为主，正对父亲的胃口。
在南宁住了一个多月后，我接他到我的部队—钦州龙门岛，在那又住了一个多月。龙门岛没有繁华闹市，但有一望无际的大海，他很感兴趣。当时，部队后勤部范部长的父亲也来部队，他是隆回县荷香桥人，与父亲同庚，隆回与邵阳语言虽有差别，但也算是较近的老乡，。他们常去看海聊天，他们觉得最奇特的是海的潮汐，上午见满满的海水，下午去就看不见了，第二天又见海水满满，这么多水流到那里去了？又是怎么流回来的？他们始终弄不明白，我跟父亲讲了潮汐生成的原理，他仍是将信将疑。
为了打发日子，父亲用竹杆做成钓鱼杆去钓鱼，但在海里钓鱼与在河里、塘里钓鱼可不一样，他没经验，大半天才钓了两条不足一两的小鱼仔。有一天他拿回几条草鱼和斑鱼，足有4—5斤，我说海里怎么钓上淡水鱼？父亲说：在他钓鱼的旁边有口大水塘，他去试钓一下，不久，来了两个军官问他，父亲说了我的名字，那军官一边与他聊家常，一边叫来了几名战士用渔网打上来几条鱼送给父亲，父亲不肯要，但他们硬要塞给父亲，我说那两个军官是汽车连的连长和指导员，那口鱼塘是汽车连养的鱼。
父亲闲不住，刚好营区周围有很多荒地，因为是机关，厕所的肥料也没人用。他说想种菜，我怕他闲着出毛病，为了稳住他，就找了锄头和桶、瓢等工具给他，又找连队要来菜种，父亲在营区周围开垦了大片菜地，种了豆角、茄子、苦瓜、辣椒、南瓜等蔬菜。他精心管理，肥料充足，蔬菜长得很好，但过了清明节后，父亲呆不住了，一定要回去，他说春耕到了，要回去耙田、做秧田，责任田荒了可惜，哪有当农民的拿钱去买粮食吃的道理？我知道他一是挂牵家里的小妹，二是春耕时节到了，一辈子忙于农耕的他是绝对离不开他深爱的土地，只好送他回家。他走时，蔬菜正在挂果，后果，后来瓜果成熟时，我让机关干部食堂炊事员去采收。
父亲不识字，更不善言辞，但他一生勤劳、正直、俭朴、坚韧、善良、诚实、守信。这些德行是我家安家立命的传家宝，后代务必传承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