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一位小学老师：他入土时是一位老农

上个月，老家一位族叔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来京旅游。我出面张罗了一个饭局，召集在京的族人和亲戚一起吃了个饭。另一位在京工作的族叔也应邀参加，两位族叔是堂兄弟，见面分外亲切。

老家的族叔生了四个女儿后，千辛万苦逃计生，生下了第五个孩子，终于是一位续接香火的儿子，如今这位满崽已大学毕业在长沙工作，为人父了。在北京工作的那位族叔自然只能生一胎，是位闺女，现在他也当外公了。我笑言，在老家作田的叔叔比起在北京工作的叔叔辛苦太多了，唯一的补偿是儿女多。

席间说起故乡往事，我问了句：“张淑财老师故去好几年了吧？”在北京的族叔回答说已经有三年了，殁时还不到七十岁。张老师是北京族叔的亲姐夫，患有多年的糖尿病，如果不是北京这位族叔不断给他寄药、寄钱，恐怕寿数更短，早就化作一抔黄土了。

张淑财是我的小学老师，是我四年级、五年级的班主任，把我送进初中（那时候小学是五年制）。他的妻子我叫“毛姑”。两人的婚姻是我母亲做的媒，因此两家来往密切，等他做了我的老师后，对他从“毛姑爷”改口为“张老师”。

张老师的家在一队，我家在七队，张、李两族毗邻而居，世代通婚。他那一支的男人，大多身材高大，在湘中乡村很是打眼。张老师高而瘦，腰有些佝偻，远远望去，像一只仙鹤。他的两腮亦瘦得如斧削一样，嘴唇上留着两绺八字胡。他从部队复员后不久，成了大队小学校的民办教师。——和中国那个时代无数的村小一样，复员军人是民办教师的一大来源。一个农家子弟高中毕业（有些地区初中毕业亦可），当过兵见了些世面，如果在部队里入党更是政治可靠，那么进村小教书不用下田日晒雨淋就能挣壮劳力的工分，是比普通农民稍微好一些的人生际遇。

现在回想起来，张老师教学水平很难说有多好。我们村小一共五位老师全部是民办教师，也很难评价谁比谁强多少，能够管住一帮孩子教他们识几个字，学会算数，就是很好的教学成就了，大多数家长对孩子没有太多的奢望。五位老师中，张老师当过兵出过远门，又最有煞气，镇得住调皮的学生，这可能是他当小学校的校长缘故吧。他教的课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他爱讲当兵时的见闻，说他的战友中有一位从大山里走出，从未见过汽车。第一次坐上解放牌卡车时，惊呼 “这牲口跑到这么快，一天要吃多少草料呀？”

大概是在我考上大学前后，村小被撤掉，合并到四里地以外的乡中心小学。张老师似乎在中心小学教了不长时间的书，便被褫夺了民办教师的身份，原因很简单——他违反了“计生”国策，生了两个女儿后，又生了个儿子。

在那个年代，“计生”政策的残酷不仅是经济处罚甚重，扒房牵牛是寻常事，更可怕的法律层面的行政处罚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对“计生”无效。违反“计生”政策的人在支付经济处罚后，他在体制内几乎所有向上走的机会都会归零，其付出的机会成本是没有限度的，有公职的直接开除公职，更别说还想日后在体制内晋升了。

张老师人生最大的收益就因为“超生”失去了。在2000年前，全国范围内解决民办教师问题，只要达到一定的教学年限、经过简单的考试与培训，绝大多数转为公办教师，由财政支付工资，退休后有稳定的一份养老金。而张老师只能以一位农民的身份终老。

曾经有几年，中心小学的教师不够，学校聘张老师做了几年代课教师。后来他觉得给的钱太少，就不干了，干脆回家一门心思种田。——我揣度还有一个理由他没有明说，原来同一所小学的民办教师，其他都转成公办教师，而他这位曾经的校长却还在代课，面子上也挂不住。

糖尿病对一位要干体力活的农民来说，某种意义上比绝症还可怕，只是苦了我那位壮实、勤劳的族姑。再后来，他们的儿女长大了，日子开始变得宽裕。而病魔大概还有郁闷不平损伤了他的健康，他能活到近七十岁，在乡亲们看来，已经是奇迹了。

据说他在家当农民时，多次和人聊天说起自己当校长的那所村小出了文理两位状元。理科状元是同村的一位兄长，1984年才16岁，以湖南省理科第一名成绩考上了北大。而“文科状元”，则是对我的溢美之词了，我高考很侥幸取得了全县文科最高分，和那位全省理科状元的兄长实在不在一层次。不过，对一所存续才二十多年、只有五个班级的村小来说，实在是可以大书特书一笔的，张老师有资格吹这个牛。

在张老师故去三年后，“人口老化成为一个被热议的社会话题，各类专家纷纷出主意如何鼓励生育，试图力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颓势。张老师在另一个世界，是否知道这些呢？

有人说过，一架强大的国家机器一点点偏差，许多人的一辈子就可能被耽误。张老师的人生故事，在那个年代，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