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陈建湘案：一个「权力重度中毒者」的中年崩溃

Original 十年砍柴公号文史砍柴 2018-11-24

▲资江穿城而过的新化县城

“十一”长假期间，我回到离北京1700公里的湘中故乡，住在竣工不久的新楼里。父母俱亡，庭院荒芜。每日坐在楼上，晒着秋天温煦的阳光，闻庭前馥郁的桂花香，百无聊赖中刷手机看新闻。

《财新》记者季天琴采写的《警察病人陈建湘》就是我在老家楼上认认真真地读完，读罢唏嘘不已，几多叹息。

陈建湘所在的新化县和我老家新邵县相邻。我和他是同一年出生，成长的环境是那样的相似。都有一个对儿子寄予厚望、当乡村医生的父亲，也都有一个威严、信奉“棍棒下面出好人”的母亲。当然，人各有命，同胞兄弟的人生都是不一样的，陈建湘犯下这样的大罪，用一句“一意孤行、咎由自取”足可概括。但我以为结合其个人成长的小环境和时代背景，以及基层公安这个行业背景，分析陈建湘案，有一定的社会学的价值。

报道将陈建湘称之为“病人”并非一种比喻，警方委托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对陈建湘认定陈建湘有抑郁症，但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和受审能力。而其辩护律师则要求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重新做一次精神疾病类司法鉴定。争议焦点是这个“病人”病到何种程度，是否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司法的归司法，我不想多饶舌，我想探讨的，是这个少年时豪情万丈的湘中男子，其病的根源是什么，何以一步步发展到今天？

对权力的敬畏与憧憬深入我们那代乡村少年的骨髓

这篇报道披露的一个细节让我略觉震撼，可又很能理解。1992年，复读三年的陈建湘考上了大专（当时我在兰州大学读大四），已被娄底师专录取。可让今天一些年轻人难以理解的是，他央求父亲托门子将他的档案调入中专录取档的湖南省司法学校。舍大专而去读中专，这人脑子是不是有病？但若了解那个时候中国的社会环境和乡村少年的心思，就很释然了。陈建湘不想做一个教书匠，他想当警察，所以宁愿不读大专而去降格读中专。

读到这一段时我在想，假设陈建湘当年读了娄底师专，也许他现在是一位优秀的中学教师，待遇和社会地位一点不比一个基层警察差。在今天的中国，公共财政供养的人员（台湾所言的“公教人员”）中，群体最大的有两类，一是教师，二是警察（军队多是要退役的，不是终生职业）。教师的职业上升路径除了当教导主任、校长等行政职务外，其专业职称的途径更为广大老师看重，一位优秀的中学老师是很吃香的，家长对其很尊重。而在警察序列，往上走的路径却窄得多，几乎除了升职别无他途，一个职位低微的资深警察，没人会把他太当回事。陈建湘便是很典型的例子。

可在1994年陈建湘中专毕业入警时，情形却不一样。那时候一个联防队员都比乡镇中学的老师威风，甭说在编的警察了。老师在上世纪90年代被欠薪在中西部地区是普遍现象。一位乡村青年，一旦穿上警服，在社会上的“含金量”便陡升，几乎有“朝为田舍郎，暮挎小手枪”的荣耀感。对老百姓来说，警察是直接可以管他们的，警服是国家权力最直观的标识。

有“合法伤害权”——即让人害怕而生尊敬，可说是我们那代乡村少年所理解的权力本质。那么警察和教师，选择哪个职业？对男孩子来说，毋庸置疑是前者。

我的弟弟在小时候，做游戏时，喜欢将一顶软帽里面用硬纸壳顶成大檐帽的样子，戴在头上对小伙伴说：“我是公安局的。”被哥哥姐姐奚落为“蹦子脑壳”。

小孩子有样学样，游戏是成人世界的折射。癫狂者就像小孩一样，分不清游戏和现实的区别，就如金庸小说中疯掉的慕容复，靠深爱他的阿碧叫了许多小孩来陪他玩复国后当皇帝的游戏。我曾写过一篇《活在做官狂想中的老同学》，亦是一个小小的标本。

地域文化加大了对权力的迷恋和“蜜汁自信”

少年心事当拿云，小孩子有许多不切实际的人生梦，是很正常的事。但多数人随着年岁的增长，在父母、师长的教导下，或者自己学会观察分析，往往会从梦中醒来，明白自己能吃多少碗饭，老老实实谋生。穷人想当皇帝，那是会让人笑话的。

可是有一类人，却往往不承认自己的先天劣势，比如出身、能力或者说不清道不明的运气，坚守一种“蜜汁自信”，不愿意梦醒，而是埋怨上天不公，怀才不遇。

这类人，我们湖湘大地更多。不知道各位是否还记得一件陈年往事否？2007年朝阳医院一位患重病的孕妇李丽云因为同居男友肖志军拒绝签字实施剖宫产，从而导致她和胎儿死去。李丽云是湖南邵阳人，肖志军是湖南衡阳人，两位对未来怀着梦想的湖湘儿女成为同命鸟，来到北京“谋前程”。肖志军谋的前程不是打工挣一份工资养家，这位初中毕业的下岗工人是来北京找“中组部”的一位亲戚，想谋一份官职。——在正常人看来，这就是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笑话。

肖志军和陈建湘，大概是属于性格差不多的人。

在湖南这样的人比较多是有历史、文化背景的，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地方病”。自“洪杨起事”到1949年，约一百年内，华夏大地两番江山鼎革，期间湖湘大地人才辈出，一次次引领潮流。许多人是“屌丝逆袭”，民间流传许多前辈的故事：某某大人物就是附近村的，原来只是个放牛的，或者某某二十多岁还在给人帮厨。等等。众多这样的乡前辈，激励着当地青少年，多有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之期许，相信“将相本无种”，不愿意认怂，认命。对少年人来说，这是好事，但若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平庸的现实，则带来的是怨天尤人，是痛苦与绝望。

季天琴的报道中说：陈建湘的父亲1992年因一桩医疗事故赔偿事主约1000元。在当年从学校写回来的家书中，陈建湘这样劝慰父亲，“只要有人来振兴门楣，你就是幸福、值得豪迈的，等到有天我以一个合格的政法干部荣归故里时，我相信那人也只能自叹弗如。”

“政法干部荣归故里”可以说是陈建湘学生时代一种自我期许，是他追求的人生目标。这种目标有现实的利益企求，也有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作为一位能管人的警察，既能为自己谋取利益，让妻儿衣食无忧；又能光耀门楣，以慰高堂父母。甚至在不谙世事的学生看来，穿上警服，对老百姓就有“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的巨大能量。

这当然是自不量力，可对23岁从一所中专毕业而当了警察的陈建湘来说，沉醉这种自我人设中而浑然不觉。更可悲的是，他的心理年龄，大概是永远停滞在读中专时。

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对异常好面子的人来说难以承受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说：“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

人到中年多数人有这种清醒，坦然接受现实。可于陈建湘，年少时自我期许和现实落差太大，再加上他是个特别要面子的人，这种难堪几乎是致命的。

中国人好面子，地处湘中的新化，更是如此。好面子并不是贬义词，而是讲义气，重人情的一种表现。在山高路陡、猛兽出没、需要人们相互帮忙才能生存的山区，居民往往更讲义气。邵阳和新化曾是宝庆府两个相邻的大县，两地人都是强悍好斗，但地处山区的新化人比地处丘陵、附廓府城的邵阳人更讲义气。用我们当地一句话来说，新化县多这样的人：“和你好，愿意割下脑壳给你垫座；和你搞拗（闹翻）了，屙尿也不朝你那边。”这种性格褒之是爱憎分明，性格直爽；贬之则是一根筋，不知变通。

陈建湘的为人处世，我以为可为这句话做精确的注解。

他的性格和处事方式，注定在官场上混不好。从警23年，不断被边缘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若不是一位好心副局长主动舍我一个最低档次的可笑副中队长，我一世赤膊。”这让自视甚高的他不堪忍受，而由此滋生的自卑又使他对外表现出异常的自尊，以维护自己的面子。所以他愿意“帮死忙”——答应给人家去做办不到的事，工资低微却给人递烟是180元钱一包的“和天下”，朋友和老同学吃饭抢着买单。也只有在辅警面前他尚能维持一份身处体制内的“尊荣”。

理想和现实的落差，让他难以正常的心态和家人、同事相处，又只有以打牌赌钱、出入娱乐场所来麻醉自己。如此恶性循环，直至心理崩溃，脾气更加暴戾，患上抑郁症，将和别人的小矛盾上升为不共戴天之仇，最后匪夷所思地以最残酷的方式报复仅仅有过小纠纷的人。在他杀完一位无辜者后，还对他挟持开车的辅警吹嘘自己“像不像世界第一杀手”。这是病入膏肓的“权力中毒者”或“暴力中毒者”的无意识表演。

陈建湘当然只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但透过这一个案，还是可以多多少少反映基层警察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健康问题。对警察这一职业，体制内的期许、社会的评价和警察自我认知是不匹配，甚至是冲突的。对体制来说，希望他们是全能的、忠诚的社会稳定机器；而整个社会对警察评价分歧甚大，不少人因为部分警察的不良表现对这一群体畏惧但评价不高；身处警队的警察个人，自我认知也不尽相同。有人仅仅把它当成一份职业，有人感受到一种维护社会安定的职业荣耀感，也有人以此谋利。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陈建湘年轻时那种当警察可以光宗耀祖的想法越来越不靠谱，即使想藉此为自己谋私利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简言之，一身警服带来薪酬外的“红利”越来越薄了。主要原因是公民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和执法不断规范化，普通警察靠“了难”“提篮子”自肥风险很大。对新化这种地处湘中的贫困县来说，难度更大了。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其实也是不同的省区之间、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法治环境竞争，小地方的法治环境不好，有能耐和想法的年轻人用脚投票，去法治环境相对好一些的一、二线城市，县城和三、四线城市的产业也就更加凋敝。靠“提篮子”来挣钱，僧多肉少，像陈建湘这种被边缘化的老警察可能连喝汤的机会都捞不着。

又回到前文所说的，人数庞大的基层警察，工作压力大，可向上的通道很窄。一个县那么多警察，有几个能做到副科级派出所长？而现在警察这个职业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几乎完全和职位挂钩。不像学校，资深的好教师，除了工资外，可以名正言顺地补课挣钱。那么，普通基层警察的职业愿景在哪里？由此带来的心理压力不但伤害自己，也可能伤害其他社会成员。

这是个宏大的话题，此文不便展开讨论。

读季天琴这篇报道，我不时地自我观照。谁没有过自命不凡的时候？想当年我考上大学时，也有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的豪情。可到今天，再回到故乡的庭院里，豪情已是烟消云散，才明白不可奢求太多，给父母养老送终，将孩子抚养成人，就算得上成功的人生了。

对中年人来说，认命甚至认怂，不是件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