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怕见老街坊：最讨厌康有为的人为什么是他
▲许应骙、康有为一对同乡冤家
甲午战败后，次年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倡领“公车上书”，一时间声名大噪，成为呼吁变法图强的爱国士人代表。是年，康考取进士，当了一个工部主事的小官。在北京的康有为组织“强学会”，不断在士大夫中宣传变法的必要性。
1897年，德国人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强占了胶州湾。消息传来，朝野哗然，“甲午战败”的伤疤又被撕裂。光绪帝意欲振作，康有为借机而起，和学生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康有为向光绪帝上书，提出要改革政治制度，一意维新，并设计了变法的上中下三策。朝中大佬翁同龢等人对康有为很是看重，并在皇帝面前大力推荐。康进入到光绪帝的视野，他和梁启超都是文章高手，其折子情理交融，让年轻的皇帝深为触动。光绪帝指令自己的亲叔叔、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召集众大臣讨论康有为的建议。——这摆明了要重用康有为。
朝廷重臣和皇帝看重康有为这位工部主事之时，反对最力的却是康有为在朝廷的广东同乡。一位是番禺籍的礼部尚书许应骙，一位是高州籍的兵部左侍郎杨颐。番禺县和康有为的家乡南海县在清代都是广州府的附廓县，两人可谓地道的小同乡。一般而言，对这样年龄相差甚大的同乡后辈，前辈总是提携不遗余力。当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后，同为长沙府的前辈唐鉴对曾即是如此。
康有为家并不富裕，他搞变法鼓动工作，钱多半来自众筹。办强学会是如此，办保国会亦是如此。以强学保国为名，收会费和拉赞助似乎是通行的方式。于是，许应骙和杨颐便大肆渲染康有为利用保国会“惑众敛财，行为不正”。作为广东人在京师级别最高的官员，许应骙在同乡中当然一言九鼎，他要求粤东会馆，不给康有为、梁启超的保国会活动提供场所。保国会的第二次公开大会，不得不借用河南会馆召开。
在1898年1月恭亲王主持讨论康有为建议的总理衙门联席会上，翁同龢极力赞同重用康有为，而许应骙则大力反对，说这人人品卑劣，不堪重用。
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指使自己的好哥们杨深秀、宋伯鲁上奏弹劾许应骙，许应骙专门上了道《明白回奏折》进行自我辩护，并重申康有为这人用不得：
盖康有为与臣同乡，稔知其少即无行，迨通籍旋里，屡次构讼，为众论所不容。
在官场上，同乡前辈对晚辈的态度往往处在喜欢和讨厌两个极端。要么是大力提携望其回报；要么是出于成见对其处处使绊子。许应骙对康有为的态度属于后者，重要原因是两人是小同乡，许太熟悉康了，早就有深深的成见。
许应骙1832年出生，道光二十九年（1849）中举人；道光三十年才虚岁十九就中了进士，入翰林院做庶吉士，从此平步青云。康有为1858年出生，小许应骙26岁，是不折不扣的晚辈。1895年38岁的康有为中进士时，许应骙已经是左都御史，掌管天下监察大权。
许应骙对皇帝说康有为“其少即无行。”应该是康有为早年在家乡广州做的那些事，被同乡告知了许应骙。大约在许看来，康有为就是品行不端、善于自我炒作、想方设法博出位的“妄人”。
比如康有为1891年在家乡创办“万木草堂”，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托古改制。在传统儒家士大夫看来，康有为故意曲解孔子思想，在圣人经典中塞进去自己的私货，其目的是要把自己造就“儒家教主”一类的人物。
1898年“百日维新”之前，章太炎从上海到武昌拜见张之洞，张的幕友、两湖书院的山长梁鼎芬（和康有为是番禺老乡）问他：康有为办《时务报》，是否有当皇帝的想法？章太炎答曰：
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实则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
太炎先生的意思是说，人想当皇帝是不足怪的思想，而想当教主，那就是想入非非，太狂妄了。这恐怕代表当时许多士大夫对康有为的看法。
许应骙指控康有为“通籍旋里，屡次构讼，为众论所不容。”说的是康有为做了官以后，回到广州老家，为了争夺“同人团练局”引发的一件官司。
清远人张乔芬是同治七年(1868年)丙辰科进士，做过知府。后回到广东，主持南海等县“同人团练局”。康有为提出这个“同人团练局”是他两位族祖康国熹和做过广西布政使、署理巡抚康国器所办，张乔芬必须把控制权交出来，让他的大弟子陈千秋管理。而张乔芬认为康有为是胡说，这个团练局和他康家没什么关系，作为同乡的科举前辈，当然不愿意就范。
今据中山大学邱捷教授研究，康有为自称团练局是他叔祖所创办，并不可信，所谓“夺回”管理权毫无根据。县志《康国熹传》只是说创办团练“国熹之力为多”，没说由他创办。当地乡绅杜凤治日记中有大量同公局局绅打交道的记载，包括南海县西樵一带的局绅，但从未提到过康氏族人。 同治十二年（1873）四月，杜凤治曾与安良局局绅陈古樵（南海西樵人，康有为同里）说打算拜会康国器，发动西樵乡绅设局治理盗匪。陈古樵认为：“亦无益，设局先要措赀，伊乡前曾办过，因是不成，今更难。且康系小姓，族微人少，乡人恐不为用也。”再退一步说，就算这个局当初由康有为叔祖创办，二十多年过去了，作为一个公益机构，怎么就必须交回给他康家人呢？
张、康相争，双方都在朝廷找人，攻击对方没道理。张乔芬托御史余联沅弹劾康有为，康有为则托御史王鹏运弹劾张乔芬，且牵连到“庇护”张乔芬的两广总督谭锺麟（谭延闿父亲据《光绪实录》记载：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广东近年盗风猖獗。南海局报案，自光绪十四年起,至十八年止,共报盗案一千三百余起，省城西关……群盗以劣绅为窝主。……如南海县之张乔芬、番禺县之韩昌晋，皆劣迹彰著。张乔芬有弥缝窝贼手书石印传观。地方官隐忍坐视以致盗案愈酿愈多……着谭钟麟督饬该地方官设法严拏。务获渠魁张乔芬等，如有窝盗情事，即著从严惩办。
上这道折子的御史王鹏运是广西临桂人，支持维新运动并参加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显然是康有为好朋友。折子多半是由康有为草拟，王鹏运具名而已。在此折中，张乔芬被指控为窝藏群盗的“劣绅”，这是要置人于死地呀。——等于说本应保障地方治安的团练局负责人和强盗沆瀣一气。于是皇帝下诏让两广总督谭钟麟调查，两广总督谭钟麟秉公而断,为张乔芬洗脱了“群盗窝主”之名。于是康有为进一步攻击谭钟麟包庇张乔芳。
地方上这种事情，其是非曲直或许能瞒得了远在北京的皇帝，但瞒不了许应骙这种在广州城长大的京官，因为同乡会不断提供真实的信息。康有为此举在广东籍京官中，大概是惹起了众怒，再加上他以“素王”自居的狂妄，所以他在北京搞活动，除了梁启超几位弟子跟着忙前忙后，支持他的多是外省人。广东旅京士人，多数人态度是躲得远远的。许应骙以礼部尚书之尊，更是公开揭他的老底。
许应骙这样子做，康圣人当然恨得咬牙切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开启变法帷幕。接着，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康有为终于得以重用，而其对许应骙的报复也是情理之中。戊戌年五月初二（6月20日），又是宋伯鲁、杨深秀两位康有为的好友，联衔上书弹劾许“庸妄狂悖，腹非朝旨”，要求罢黜他。七月十九日（9月4日），因拒绝康党成员、礼部主事王照请求礼部堂官代奏光绪帝（主事级别不能直接上奏皇帝，奏章必须由堂官代转），光绪帝将汉尚书许应骙、满尚书塔怀布等六位礼部堂官革职。
戊戌变法失败后，许应骙得到重用，被任命为闽浙总督，署福州将军、船政大臣，坐镇东南。许应骙此人其实并不保守，1895年，许应骙堂弟许应锵提议吸引侨资修筑铁路，许应骙为之在京师多方奔走。庚子事变时，作为闽浙总督的许应骙积极响应“东南互保”，避免了福建、浙江两省免受兵祸。只是他瞧不上康有为这个人的品行。
许家是广州大族。许应骙有个很知名的孙女许广平，他的侄孙许崇智是民国时期粤军首领。
后人看历史人物，往往从其政治观点来评论其代表进步还是守旧。但现实是复杂的，在当时世人臧否人物，个人的品德与操守远比其政治立场重要。
【十年砍柴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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