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日记中的鸦片战争：天朝不跟蛮夷一般见识

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新年， 清朝最高统治者道光帝过得不是很痛快。因为上一年和英国爆发了鸦片战争，立国两百年的清帝国从未遇到过这样强劲的对手。

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统帅义律率领舰队抵达广州海面，先用炮舰封锁广州、厦门的出海口，截断中国的海外贸易。接着挥师北上，于7月攻占浙江定海（今舟山市），将其作为英军的据点。8月，英国舰队抵达天津大沽口外，威胁京师。原本主战的道光帝，于1840年8月20日，令琦善转告英人，允许通商和惩办林则徐，并派大学士琦善南下广州谈判。

是年10月，琦善署理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琦善采取拖字决。清廷同时下令沿海各省督抚筹防出海口，并令两江总督伊里布督师浙东，着手收复定海。失去耐心的英军于1841年1月7日，攻占了虎门大角、沙角炮台，清朝守军死伤惨重。两广总督琦善擅自与义律签订《穿鼻草约》，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派兵占据了港岛。

英夷虽然很可恨，君臣上下觉得窝火。但道光帝以下，在当时恐怕对中国和英国的实力的差距，并未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更意识不到这场战争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节点。沉浸在天朝上国之梦的中国人，大多数人包括读书较多的士大夫大概也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一两次战败只是选将不精，武备松弛。只要皇帝足够重视，派出精兵强将，就可以扭转战局。北京城皇家的大年照常过得很热闹、隆重。

日后的“中兴重臣”曾国藩当时是一位三十二岁的七品小官——翰林院检讨，他拜同乡理学大家唐镜海先生为师，立志做一位儒家名臣。对这场正在进行的战争，他也没有清醒的认识。曾国藩在那一年正月初一的日记，载其去紫禁城朝贺皇帝新年的情形，详细地记述了皇帝和皇太后、皇后、贵妃、阿哥、公主过大年繁琐的礼仪、气派的场面。

这一年正月初十，曾国藩在日记中提到了鸦片战争：

上年六月英吉利豕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遽彰天讨，命大学士琦善往广东查办，乃逆性同犬羊，贪求无厌。上年十二月十五（注：是为阴历，阳历为1841年1月7日），攻破沙角炮台。正月初五报到后，又直逼虎门，正月初八报到。皇赫斯怒，于初六日通谕中外。初九日，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本日又策侍卫四人往广东，备差遣。

相比较奏折和书信，日记更能反映作者的真实想法。在曾国藩这则日记里，他对英军是蔑视而痛恨的。大概意思是说英军像野猪一样奔袭定海，军舰沿海游弋。而我大清皇帝圣恩宽大，不跟这些蛮夷一般见识，不想立刻彰显天威来讨伐他们。可是这些蛮夷给脸不要脸，像犬羊一样没有人性，贪得无厌，继续用兵，攻陷虎门。这实在太过分了，得到战报后，皇帝震怒，告诉中外，英吉利人是如何得寸进尺，命令宗室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此番前去，一定要给英军苦头吃，来显示天朝之威。“皇赫斯怒”典出《诗．大雅．皇矣》：“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意即天子怒了，乃整顿军旅讨伐，痛击敌人的侵扰。

现在读这段话，我们可能会哑然失笑，觉得连曾国藩这样的人对侵略者的认识亦如此浅薄，遑论其他人了。但如果设身处地，一个两百年来闭关锁国、有过所谓“康乾盛世”的帝国，君臣对洋人如此认识太正常了。他们觉得天朝自己关起门来，日子过得好好的，除了那些朝贡的藩属国，万里外的西洋诸国，何必和他们打交道？当然不必花功夫去了解。甫一与强敌交手，不但军事上没准备，整个统治阶层在思想上还是“天朝”的心态。我天朝富有四海，吃点亏，让点步，给对方的好处，对方总归会见好就收吧？这种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章法的做法，和英国政府战争目标明确、军事行动部署周到、外交政策清晰相比，怎么可能打赢呢？更不用说双方的军事实力相差一个时代。

没有谁是先知，今人不必嘲笑曾国藩那时候的见识。如果战败后仍然不找原因，不思进取，还想沿着老路走下去，才是后人复哀后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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