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哥的就得替小弟扛事 | 析王定安挽曾国荃
清光绪十六年（1890）十月初二，一等威毅伯曾国荃殁于两江总督任上，寿终六十七岁。
这样一位勋高位隆的大佬去世，自然有不少的达官显贵和门生故吏送挽联。海量的挽联多以夸赞曾国荃的功勋和曾氏一门的荣耀为主，其中有一副挽联却不同，写得颇有意趣：
张侯夺秩为陈汤，杯酒惜穷途，谓我无官有两子；
严帅作堂款杜甫，客窗编野史，报公盛德在千秋。
挽联的作者王定安，当时的职衔为“江苏候补道”。王定安，字鼎丞，宜昌府东湖县（今宜昌市夷陵区）人，十三岁考中秀才，同治元年和兄长一起中举，时年二十七岁。同治四年以教习叙知县，分发江苏。当时湘军刚刚规复东南，百废待兴，颇有文才和吏才的王定安入了曾国藩的法眼。自此，王定安在曾氏兄弟幕府二十余年，被曾家昆仲特别是曾国荃所倚重，被称为曾府的文胆。
这副挽联上下联都用典故来叙述他和曾国荃亲密的主宾关系，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张侯夺秩为陈汤”，用的是汉代的典。陈汤年轻时学识渊博通文采飞扬，但家中贫穷靠乞讨借贷为生，被人瞧不起。他跑到长安希望求一官半职。初元二年（前47年），汉元帝下诏让大臣举荐人才，富平侯张勃向朝廷推荐了陈汤。在等待分发时，陈汤之父去世，得到丧报的陈汤为了做官，隐瞒消息而不回家奔丧。在以孝治国的中国古代，这是大罪。被人告发后朝廷谴责张勃举荐不当，削减了其食邑二百户。而就在这当口张勃去世了，朝廷给他的谥号为缪侯。名与实爽曰缪，这不是个好谥号。陈汤也被拘捕下狱，后来他再次被人举荐，得到赦免，任命为郎官。进而出任西域副校尉，和西域都护甘延寿一起出奇兵灭了与西汉王朝相对抗的匈奴那支单于，建立了功勋。“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牛气冲天的话，就是他说出来的。
“严帅作堂款杜甫”用的是唐代的典。杜甫晚年落魄时，入川投奔早年的朋友、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严武。严武接济了杜甫，并助他修建了草堂，使漂泊不定的杜甫有过一段安宁而稳定的岁月。
王定安在联中提到曾国荃为了保举他而受到了牵连，却反过来设宴安慰王定安，免官不要紧，你有两个好儿子呀。——古人说有儿万事足。书生只能在客舍里编写野史，让恩公千古流芳以报答其盛德。
王定安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一生著述甚丰，但主要的著作是记述曾氏兄弟和湘军的功业。如《湘军记》二十卷，《曾子家语》六卷，《宗圣志》二十卷，《两淮盐法志》一百六十卷，《求阙斋弟子记》三十二卷，《曾文正公大事记》四卷，《平回记事本末》十卷和《曾忠襄公年谱》。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湘军记》，这部书是曾国荃为了维护曾氏兄弟和湘军的高大形象，请王定安出马撰写，带有公关软文性质。此前，湖南大才子王闿运（字壬秋）写有《湘军志》。此公恃才傲物，湘军诸大佬多不入其眼，《湘军志》一出，就捅了马蜂窝。湘军大佬特别是曾国荃、郭嵩焘极为不满，认为这家伙完全在胡说八道，曾国荃恨不得将其擒拿暴揍一顿。湘军大佬所不满者主要是，《湘军志》为文恣肆，专喜讥贬。对于重要将帅，笔锋所及，常流露不足之感，或涉讽刺，或近揶揄。此外还有因爱憎之见影响写实，对重要人物如江忠源、李续宾、杨岳斌等弃而不书，对重大战役如围攻金陵轻描淡写。《湘军志》在众怒之下不得不被毁版。曾国荃等人认为要请一位重量级写手出来写一部书以正视听，与曾氏兄弟及湘军关系密切、且有史才的王定安担当了此任。王定安从光绪十三年（1887年）三月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九月，三年时间，历游五省，写成了《湘军记》。梁启超比较王闿运和王定安的两本著作曰：
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郭筠仙、意城兄弟尝逐条签驳，其家子弟汇刻之，名曰《湘军志平议》。要之壬秋此书（即《湘军志》）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
曾国荃在临死前一年，为这本书写了序言，赞其才华而对其际遇抱不平：
鼎丞少负异才，不谐于俗，由州县历监司，所至树立卓卓。及承召问，摄藩条世，且希其大用，谓勋名可翘足待。而顾齮龁于时，偃蹇湖山，行且以著述老，人多惜之。然鼎丞不穷其著书必不能工且赡，信今传后，如此觥觥也。
那么王定安为何受到处罚？曾国荃为他吃了什么挂落呢？得从曾国荃任山西巡抚说起。
光绪三年，曾国荃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其倚仗的王定安随其入晋。曾国荃一到任就遇上了“丁丑奇荒”，三晋大地大旱许久，几无收成，饿殍遍地。曾国荃利用了自己的威望和凭借一股攻城作战的蛮劲，向朝廷和太后要政策，要钱粮，开展了颇有成效的赈灾工作，活三晋百姓无算。王定安是赈灾和善后的重要助手，据民国时期的《宜昌县志》记载：
晋有饥馑洊臻，疮痍未复，定安陈善后三策。一曰清厘荒地。令州县先就有主之田，酌给籽种，假贷牛力。如无人地亩，则按亩清查，另立册簿。如实属绝户，待至今年秋后不归，准令本户近支承种，次及远族，无人方准同甲同村或他处客民领种。其承佃之法，由官给予印票。或值本户归来，应俟明年播种之时，方许认回。倘耕至五年，本户不回，许承为永业。一曰编审丁册。自雍正四年各直省并丁于地，独山西一隅办理多歧。乾隆年间，屡次推广，犹未能改归一律，有全未归并者二十余州县，有量归十分之二、三者十余州县。晋民有无田之课，州县有赔粮之缺，官民交困。应另立料丁细册，按里按甲分户查明，原额丁口若干，现存丁口若干，其缺额之丁，无丁之粮，应核实酌减。至于有丁之粮，则归之于地，以地永久之赋。一曰均减差徭。晋省差徭之重，倍于正赋，有阖县里甲通年摊认者，有分里分甲限年轮认者。应饬州县，除各项大差持有传单，勘合循照常例支应外，其本省军差饷差委员向无定例者，均应送通饬条款办理，概不准借端苛派。至于虚粮、粮认差之弊，一律湔除。减核之后，仍令阖县按粮均摊，不许分里分甲，此莞彼结，亦不准飞洒诡寄，张冠李戴。国荃据以入奏得旨，谕允。岁省民钱百余万缗。
因此王定安被曾国荃保举，步步高升，任冀宁道道员（太原、汾州、潞安、泽州四府及辽、沁、平定三州的监察长官），并曾署理过山西按察使和布政使。在这样重要的位置上，又是巡抚最信任的人，难免在经办钱财时有谋私的情节——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潜规则。
光绪六年（1880）七月，曾国荃的侄子曾纪泽奉命出使俄罗斯，为要回被俄国占领的伊犁与沙俄政府进行艰难的谈判。清廷做好了和、战两手准备。新疆由左宗棠和刘锦棠等人负责防务，曾国荃奉旨率军赴山海关，加强关内外之军备，以应对沙俄对东北的入侵。
光绪七年，张之洞接任山西巡抚。这位探花出身的“清流派”健将，有经营八表之志，眼高过顶，非常强势。他就任山西最高军政长官，第一件事是要立威，而立威往往是从反腐败开始，特别是要收拾前任巡抚倚重的官员，如此，全省上下也就服服帖帖了。
在晚清那样的政治生态里，如果真要查，没几个高官是经得起查的。经查：原山西布政使葆亨葆亨把持藩库，滥放库款，曾一日放款60万两，使山西的总兵罗承勋、参将王同文等人贪欠公款达75000余两。冀宁道台王定安在山西代理布政使时，曾于一日中放款30余万两，亦为私自滥发之款。二人还将公款存放票号，专为私人之用。
张之洞上奏朝廷，这些人包括王定安受到了处分。不过从情节来看，王定安也就是私自放款，将公款存在私人的票号里，不算严重。曾国荃等一些湘军系官员为之大为不平。山西布政使方大湜是胡林翼的门人，湖南岳阳人，他受命查这个案子，据王定安后来写的诗《怀方菊人方伯大湜》述：
投井纷下石，罗织成覆盆。公时膺按验，钧考不辞繁。款目析锱铢，卷簿穷阅繙。浮议竟无证，舞文宁非冤。携册白大府，罗缕诉且论。赫赫中丞威，勃然怒髯掀。执册投之地，盛气同炰燔。
“浮议竟无证，舞文宁非冤。”很可能是王定安为自己开脱，但查来查去没什么实质性证据大概是事实，张之洞对方大湜所查的结果很不满意，“勃然怒髯掀”。方大湜不安于位，也被御史所劾，最后辞官归里。
张之洞甫任晋抚严厉反腐，除了立威外，也应该是朝廷默许的对山西官场湘军系势力的一次大清除。光绪八年，因两广边境与法国起冲突，曾国荃奉调为两广总督，备兵应战。是年七月二十一日朝廷发出上谕，以御史李肇锡劾奏滥保道员王定安，曾国荃被革职留任。这就是王定安在挽联所言的“张侯夺秩为陈汤”。不过九帅劳苦功高，朝廷还得用他，这种处分不久后便撤销了。
曾国荃仍然没有忘记罢官回乡的王定安，一有机会他就为这么老部下找出路。光绪十年，曾国荃调任两江总督，两江是湘军系的老地盘。光绪十五年，王定安写完了《湘军记》，曾国荃便把他以江苏候补道的身份留在身边，想瞅机会给个差使。曾国荃逝后，刘坤一第二次回任两江总督，这可是湘军的老哥们。光绪二十一年，王定安被授安徽凤颍六泗兵备道，总算又得到了实职，三年后病逝于任上。在光绪二十一年刘坤一赴辽东代替李鸿章接任对日战争总指挥时，张之洞以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其实就是替刘坤一照看摊子），他竟然没有再找王定安的茬。大概是此一时彼一时，十五年前要借王定安立威，而今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了。
像曾国荃这样哪怕自己受处分也要力挺小弟的高官，并不多。在官员群体里，这大概算得上美德吧？
【“十年砍柴”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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