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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李鸿章站在人生之巅
光禄大夫、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七十大寿庆典。
在内忧外患交织的晚清，光绪十八年算是一个太平年份。甚至可以说，大清帝国表面上看起来，呈现了一些欣欣向荣的景象。所谓的“同光中兴”，并非一味的自吹自擂。如果从1864年（同治三年）平定太平天国算起，大清以“洋务运动”为重心的革新事业，颇有成就，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科技教育等诸方面，都取得了不殊的业绩。
内政外交方面，敉平延续十三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紧接着平息了中原的捻军，西北、西南的回民起事，赶走了阿古柏收回了新疆，并在新疆建立行省，由湘军名将刘锦棠任第一任巡抚；开始放下天朝大国的身段，以“万国公法”为圭臬和洋人打交道，曾纪泽赴俄国要回了伊犁，南部和法国的战争以胜求和，划定了中越边境；东南在与日本交涉中虽然失去了琉球，但断然出兵抗击法国侵略，保住了台湾并于台湾建立行省，淮军名将刘铭传任第一任巡抚；吴长庆率袁世凯驻扎朝鲜，袁世凯脱颖而出，以“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身份行监国之实，当机立断挫败了朝鲜倒向日本的图谋。
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方面，自江南制造局设立开始，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军工厂，建成一个还算完整的近代军工体系；冶炼、开矿等产业发展迅速，电线在全国范围内铺设，京师和各大城市的通讯已由电报代替驿马；纺织、制糖等近代化的民生企业也开始涌现；第一条铁路唐胥线在1887年延续至天津，称“津沽铁路”。陆军装备有了很大的革新，军队开始告别了冷兵器时代，配备了近代的枪支和大炮；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其舰队为亚洲第一，令近邻特别是日本颇为忌惮。在人才培养方面，马尾船政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海军、陆军军校设立，并自1872年官派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开始，陆续派出留学生去欧美学习。——这样的成就还可以继续例举下去。
在帝国的中枢，即位十八年的光绪帝正值弱冠之年，他已亲政五载，年轻气盛，颇思作为。当国已三十年的慈禧太后虽退居幕后，但重大问题上有最后的决策权，仍然是帝国的实际掌舵人。
大清能有“同光中兴”之成就，在与太平军作战中涌现出来的湘淮系汉族大臣居功至伟。这些中兴名臣中，排第一的是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早在同治十一年（1873）死去，距今二十年矣；胡林翼死得更早，于咸丰十一年病殁，未能见到收复金陵；骆秉章死于1867年；沈葆桢死于1879年；光绪初年与李鸿章在政坛上不分颉颃的左宗棠于光绪十一年（1885）逝于福州；彭玉麟和曾国荃死于1890年。而张之洞的资历比李鸿章浅得多，并未指挥过咸丰、同治年间的平乱之战。
环视天下，中兴元老仅存的只有李鸿章了。他自同治元年任江苏巡抚算起，身膺封疆重寄逾三十年；从湖广总督任上晋协办大学士开始，居中堂相位二十四年；从1870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以拱卫京师达二十二年之久。淮军驻扎在全国各地特别是边塞，帝国防务几乎全仰仗淮系将士。
李鸿章在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初五出生在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东乡，中国古人记年龄以虚岁。光绪十八年正月初五，正值李鸿章七十揽揆之辰，此时的李鸿章门生故吏遍天下，太后、皇上对其倚畀之重，无以复加。其权势、声望处在人生的顶峰。他的七十寿辰，自然要大大地庆贺一番。太后、皇上以此表示对元勋之恩宠；而天下百官则要以此来表示对李中堂的爱戴之情。
李中堂的七十大寿，是清光绪十八年开年第一件国家大事。
两个月前，有朋友赠送我一套由合肥图书馆编的《合肥相国七十赐寿图》（附寿言，一函六册，竖排线装，浙江人民出版社、荣宝斋出版印行）。这套书收录了慈禧太后、光绪帝赐给李鸿章贺寿的匾额、对联以及礼品的绘图，西苑门赐寿图、恭迎赐寿图以及李鸿章的谢恩折子，文武官员和外国使节参加的寿宴图。附录的五册收录了文武百官给李鸿章祝寿的寿序、寿诗和寿联。
这套书详细地再现了李鸿章在生前享受了为人臣者最高的荣耀，读者可一窥人生顶峰的李鸿章的煊赫威势。如编者所言，“这是历史上少有的一次祝寿庆典，规模之大，规格之高，都创下了清王朝之最。”通过阅读这些官样文章，也能品味大清上层社会的世态人情，分析大清官场微妙复杂的关系，并看到当时清帝国君臣因“洋务运动”取得的一些成绩而吹嘘为“海清河晏”的自我陶醉。
慈禧太后御赐的物品有：御书“调鼎凝釐”匾额一块、“栋梁华夏资良辅，带砺河山锡大年”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方、“益寿”题字一幅、蟠桃图一轴、无量寿佛一尊、带愫貂褂一件、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大卷江绸十二匹。
光绪帝御赐的物品有：御书“钧衡笃祜”匾额一块、“圭卣恩荣方召望、鼎钟勋勚富文年”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方、无量寿尊佛一尊、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小卷江绸十六匹。
赐寿仪式在天津的直隶总督府衙门西苑门举行，文武百官聚集在此，恭迎钦差大臣和护送两宫御赐礼品的官员、太监。据本书序言《晚清官场的一场盛宴》介绍：
“恭迎仪式结束后，由九位官员骑马引导的仪仗队绕城进入总督府寿堂，御赐物品用二十二乘大轿抬着徐徐跟进，每轿由四名官兵抬杠，另有两名官员护轿。”
祝寿的官员太多，寿宴分三处摆设，分别是吴楚公所、大王庙和戈登堂，其中戈登堂专门招待外宾。
由此可见，太后和皇上对李鸿章恩宠之厚，远超对其师曾国藩。清代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如此风光者可谓满汉大臣第一人。
煌煌五册收录的寿序、祝寿诗、寿联作者，上至亲王、贝子、军机大臣，下至知州、知县，当时大清多数总督、巡抚有祝寿文字致意。若再细读这些文字，能察觉出当时大清官场的重要官员和李中堂的亲疏远近关系，从这些文字能分析出大清官场的派系、门阀，也能看出在李鸿章处于荣耀之巅，以他为首领的淮军系势力也处在鼎盛时期，而湘军系已是昨日黄花，被边缘化了。
撰写寿序的大佬中，排第一人的是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万，他一人撰写了三篇寿序，三篇文章各有侧重。第一篇官方口吻最浓，大约是代表以军机处为首的百官，由礼部尚书李鸿藻书写；第二篇代表甲辰年（1844）乡试、丁未年（1847）会试的同年，亦由李鸿藻书写；第三篇侧重张之万的私人角度，且强调了李鸿章治理直隶的功德（张之万是直隶南皮人），由上书房总师傅、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徐桐书写。
张之万和李鸿章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一起会试登第的同年，那一科张之万是状元，李鸿章是二甲十三名，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科举时代，同年之间关系是很亲密的，基本上结成荣辱与共的利益同盟，且张之万的女儿嫁给了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两人是儿女亲家。这关系是铁上加铁了，因此张之万在寿序的落款是“年姻愚弟”。
清代会试历科有响榜、哑榜之说，响榜也称“龙虎榜”，指的是那一科所取的进士日后做大官、有成就者甚多，而“哑榜”则是所取士后来没出几个大人物。1847年的会试是不折不扣的“龙虎榜”，那一榜有大学士二（张之万、李鸿章），协办大学士一（沈桂芬，1892年时已经去世），尚书二（庞钟璐、徐树铭），侍郎三（郭嵩焘、刘有铭、广凤），内阁学士三（许彭寿、袁希祖、伍忠阿），总督四（李宗羲、沈葆桢、何璟、马新贻），巡抚一（鲍源深），布政使五（孙观、黄彭年、林之望、李孟群、刘郇膏）。
李鸿章是甲辰科乡试举人、丁未科会试进士中成就最大的，因此张之万在寿序中赞美李中堂为这两届“毕业生”的骄傲，曰：“故一时受论功之爵位、蒙延世之赏者甚众，而要以公独膺五等封为荣。洎乎海内绥定，深宫加意吏治，则两科之出任方面者，殆以百数。”这个好头，是李鸿章开启的。
张之洞时任湖广总督，这位探花出身的大官有经营八表之志，目无余子，但他是张之万的族弟，老家南皮县又在李鸿章的治下。这番他恭恭敬敬地以晚辈的名义奉送寿序，并写有寿联曰：“四裔人传相司马，大年吾见老犹龙。”
军机大臣张之万对李鸿章都如此高的评价，其他官员特别是淮系或早年与李交情甚厚的官绅更是不吝溢美之词，在他们的笔下，李爵相庶几对大清有再造之功，是世界景仰的伟人。李鸿章的庐州府同乡、出身翰林、随他一起领淮军驰援上海的刘秉璋送寿联曰：
南平吴越北定燕齐二十年前人羡黑头宰相； 西辑欧洲东绥瀛海三万里外共推黄发元勋。
其他如孙家鼐、吴汝纶、吕佩芬、刘瑞芬等皖籍大佬也奉送了寿序或寿联，属于淮系的后起之秀龚照瑗、丁汝昌、袁世凯等人更是不甘落后。那些当年随李鸿章创建淮军、已经故去的宿将，则是儿侄辈送寿序寿联。如周盛波之子周家谦、周盛传之子周家驹兄弟，自称“小门生”（即父亲是李鸿章的门生）联合送寿序；张树声的儿子张华奎送了寿序。袁世凯亦以子侄辈身份撰写寿序祝寿，其在寿序中言“中外群僚，文武百官，竞为诗文，赞述勋德”之盛况，更申明他与李鸿章的关系：“世凯以通家年少，公府末吏，从事最晚，受知独深。”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叔父袁保恒和李鸿章是同辈人，彼此在剿捻中结下深厚的友谊。
淮系元勋除李鸿章外，当时尚在世的有刘铭传，在这套书中未能发现他送的文字，殊为不解。难道当时回到合肥养老的刘铭传对李鸿章这场风光寿典别有看法？
湘军系送寿序、寿联的有谭继洵、彭楚汉、陈湜、王之春和曾国藩家族专用写手王定安，而尚在人世的重要官员如陕甘总督杨昌濬、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在湘乡老家养伤的新疆巡抚刘锦棠，无一字致意。曾国藩去世后，湘系的代表人物左宗棠和李鸿章多有冲突，故李鸿章在挽左宗棠的联语中说，“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伐，惟先生知我”。这大概是原因之一。
曾国藩家族竟然无一个重要代表以一字致敬，亦是值得玩味的事情。虽然在两年前曾纪泽、曾国荃先后谢世，但曾国藩的孙辈已有成人出仕者，如其长孙曾广钧，三年前就入翰林院，且是京师有名的才子，其身份和才华，完全可以写祝寿文字的呀。曾氏家族只有曾纪泽的女婿吴永（即在庚子事变时做怀来知县，接待逃难的慈禧太后的那位）送了一副寿联曰：“茂德所绥中外禔福；长生无极饮食寿康。”这还是因为曾纪泽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李鸿章的侄子李经馥（李鹤章之子），他得叫李鸿章为岳伯父，故自称“姻世愚侄”。
一些拍马屁的官员为了凸显李中堂的丰功伟业，甚至拿曾国藩出来做铺垫。如潮州镇总兵刘世俊在寿序中说：“并称之曾、李，而不知江宁未克，公决其策。江宁既克，公善其成。湘乡所赖于我公，较公之所得于湘乡者为更多。”意思是李鸿章从曾国藩那里得到的好处不如曾国藩得力于李鸿章。如果曾氏子孙看到这些文字会作何感想？世态炎凉，一至于斯！
还有一个人的态度值得注意，他就是光绪帝的老师、李鸿章的老冤家、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翁、李两家，结怨日久。当李鸿章七十大寿时，太后、皇帝都那么重视，善于弄巧的翁同龢自然不会没有一点表示。他写了副寿联曰：“我国有大佬，是身得长生”，落款“晚生翁同龢”。作为一位状元出身的帝师，这样的文字完全是官场的应付。
乐极生悲，月满则亏，古人所言不差。七秩寿庆的第二天即正月初六，李鸿章小妾所生的最幼子李经进突发疾病而亡。是月十三日，翁同龢在日记中云：“闻合肥相国之幼子（颂阁之婿，今年十五，极聪慧），于初六日病卒，三日病耳。相国初五日寿，将吏云集，致祝之物，争奇竞异，亦已泰矣。倚伏之理可畏哉！相国笃信洋医，此亦为其所误。”颂阁即徐郙，字寿蘅，嘉定人，时任左都御史，后官至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翁同龢这段文字，读起来真使人不舒服。人家钟爱的幼子死了，他非要提及其庆寿的场面太大，连李鸿章相信西医也成为他讥讽之事。难道信中医就能救治其幼子的性命？
李鸿章的七十大寿能成为旷世盛典，我以为原因不外乎这几个方面。一是对清廷而言，李鸿章确实是忠心耿耿，劳苦功高，从咸丰三年（1853）回合肥办团练以来，李鸿章为清廷呕心沥血四十年，平内乱，搞外交，办实业，都有相当的成绩；二是如张之万寿序中言：“曩时横戈跃马之场，指挥豪俊收拾山河，重扶日月，其文经武纬与公相颉颃者，今已如星辰落落，不可多得矣。其次者，名位声望又稍出公下。惟公以鲁国灵光，岿然独存。”咸丰年间因应对太平天国内乱而崛起的诸位元勋先后谢世，李鸿章是硕果仅存者，人活得久有一个好处，最后的话语权属于他，而此时清廷又只能仰仗这根唯一的柱石；三是李鸿章很喜欢这样的大排场。比起要做圣人的老师曾国藩，他是豪杰性格，做事手腕更圆通，也不那么忧谗畏讥，名利之心比乃师重得多，因此对皇恩浩荡和百官逢迎很是受用。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前文所提到的，此时的清廷内外局势大体平静，国家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国库较为丰盈，可以为一位元勋办这样的庆祝典礼。甚至可以说，这次庆寿是清廷革新大业的一次巡礼。如果对照一下曾国藩同治九年（1870）十月十一日六十岁生日的冷清，可见二十多年来情势之变和师生二人性格的差异。
当时曾国藩办完了“天津教案”，委曲求全的他被士林唾骂，两江总督马新贻又被刺杀了，舆论指向湘军是幕后操纵者。他被钦命回金陵再做江督。回任前进京觐见太后和皇上，他的六十岁生日在北京度过的。虽然太后也赐他御书“勋高柱石”匾额，赏赐玉如意、蟒袍等物以示恩宠，但祝寿的规模很小，就是一些同乡聚在一起吃了个饭。据当天他的日记载：
黎明起，寓中拜寿者数起。是日为余六十生日。饭后少停，即出门。细雨泥泞，至长沙会馆一坐，全无一人在寓居。途次，拜客三家。自长沙会馆出，又至辰沅馆、宝庆馆、上湖南馆各一坐，三处皆有人陪谈。旋又回至西头麻线胡同，拜魏庚臣。未正始至湖广会馆，南北同乡，唱戏公请。一则督抚进京，同乡向有公饯之局，一则借此为余祝寿也。听戏至酉正，灯上时始归。夜饭后清理文件。刘省三（作者注：即刘铭传），久谈。二更四点睡。
平息太平天国起事第一功臣、膺一等侯爵之封的高官，同乡为其祝寿还是借督抚进京公饯的惯例，这动静还不如乡下一个有钱的土财主六十大寿，何等的低调。
在大清君臣为李中堂庆寿之时，东邻日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卧薪尝胆，从天皇开始，节衣缩食，扩充军备，特别是向欧洲购买先进的军舰，时时以北洋水师为假想敌，冀图在未来的交锋中一举击溃大清的海军。1892 年，日本伊藤内阁公布了建造10 万吨军舰的计划。
1893 年，日本明治天皇发布敕谕：决定在之后6 年中再从内帑中每年拨出30 万日元，并从文武官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作为造舰费上缴国库，专款专用。
李鸿章寿典的前半年，即1891年6月26日，丁汝昌亲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和“来远”等主要军舰组成的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此次访问历时40余天，访问了马关、横滨、长崎等地，受到了明治天皇的接见。此行给日本官民极大的刺激。
日本法制局局长宫尾崎三郎记述上清国军舰参观的感受：“同行观舰者数人在回京火车途中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之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同行观舰者皆卷舌而惊恐不安。”日本的《时事新报》也报道称：“舰体巨大、机器完备、士兵熟练，值得一观之处颇多。”
焉知这次晚清官场的集体盛宴过后才两年多，甲午之战中，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惨败于日本海军，樯橹灰飞烟灭。淮军则在陆战中一败于朝鲜，再败于辽东。清廷想起了边缘化日久的湘军，希望通过换将来挽回败局，刘坤一临危受命任前敌总指挥，左宗棠和曾国荃的旧部魏光焘、陈湜、李光久应召，带领仓促成军的将士赴辽东作战，于事无补。
从官员给李鸿章的祝寿文字中，可以一窥甲午淮军战败的某些原因。张华奎盛赞李中堂大人待人宽厚、提携部属不遗余力。云：“公膺疆寄三十年，未尝轻劾一属吏。”对官员来说，遇到这样的上司，是福气。但对国家来说，未必是好事。曾国藩善于培植人才，亦能量才而用之，不会因为和自己亲密的关系而将某人放在不合适的位置。如他和郭嵩焘青年时即结为好友，但知道郭不能独当一面，就告诫初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不要重用同年郭嵩焘。其对下属赏罚分明，李元度这样早年随他的同乡好友、姻亲，犯了大错照样参劾。而李鸿章不然，他更善于做人，对“自己人”过于宽厚仁慈。因此做了三十年封疆大吏的李鸿章的幕府，涌现的人才远不如曾国藩的幕府。
甲午战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清廷政治腐败，高层相互倾轧，指挥体系混乱。但李鸿章用人讲亲疏、重乡谊甚于量才适用，也是原因之一。像叶志超、卫汝贵这样品行低劣、贪财怕死的庸才，却委任那么重要的职位，无非他俩是合肥同乡。此二将统率军队在朝鲜与日军交战中，一战即溃，毫无斗志，贻羞中外。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父子代表清廷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李鸿章本人承受了千古骂名。从荣耀之巅坠入人生低谷，竟是如此之快。同光中兴的气象，也被雨打风吹去，国运从此一蹶不振。而在1892年那个早春时节，李鸿章乃至慈禧太后、光绪帝，恐怕料想不到这些吧？
1892年，李鸿章和他效忠的大清帝国都处在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幻象中。不过，这一切只是一抹回光返照。
【十年砍柴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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